那时候，贺兰还叫贺小兰，扎着两个羊角辫，永远冲在我们的最前头，大大的书包随着她的肩膀摇摇晃晃。夕阳下，每片有她脚印的土地，都掀起了一层土浪。
　　七八岁的年纪，对情感的表达还只有简单的哭和笑。而贺小兰几乎带着特异功能，随时能带动大家进入“笑”的世界里，忘记烦恼。她比我大一岁，我视她为最好的朋友，更视她为精神的领袖。
　　[一]正值油菜花开的时节，我和贺小兰约好去看油菜花。我俩偷偷从家里出发，兵分两路到达目的地。可在我刚踏入花海时，右脸就传来深深的刺痛感，一只黄色飞行物从眼前掠过——我被大蜜蜂蜇了！
　　我摸摸被蜇的地方，那块皮肤热热的、火辣辣的。我反应过来，哇哇大哭起来。贺小兰在五秒内赶过来，脸蛋被稠密的油菜花刮得通红。她皱着眉，一只手拉着我的胳膊，防止我挠脸，另一只手捧着我的脸，仔细看了看。还没等我说话，她又一阵风地跑开了。
　　她是嫌我“破相”了，不理我了吗？我觉得委屈，眼泪流得越来越汹涌。
　　“怎么哭得更厉害了？”贺小兰竟然回来了，她往我的脸上贴了一块又糙又凉的东西，气喘吁吁地说，“没事儿，我奶奶说了，被蜜蜂蜇了的伤口用树皮捂一会就不疼了。”
　　我重重地点头，贺小兰说没事，我就相信会没事。回去的路上，我看到被贺小兰撕下一块树皮的梧桐树，棕褐色的树干上露出一片触目惊心的白，看得让人心疼。
　　我问她：“明天树皮会长好吗？”
　　贺小兰点点头。我摸了摸已经消肿的脸颊，放心地回了家。
　　[二]贺小兰开始束起马尾、穿上牛仔裤的时候，我仍甩着羊角辫跟在她身后。大家都在豆蔻年华里抽枝拔节，亭亭玉立起来。唯有我未被时光眷顾，一米五的身高，风一吹就倒的身板，说话时还会露出两个牙豁，到处被人喊着“黄毛丫头。”
　　这个时候，都是贺小兰站出来，为我赶走所有的恶意。有时候，她还会为我和男孩子打架。
　　大家都说贺小兰是我的“保护者”，只要我被欺负了，平日里开朗活泼的贺小兰就会变得凶狠起来。其实，我不太明白贺小兰为什么会这样，但想到她是在保护我，心里就觉得温暖。
　　贺小兰不仅为我驱走“嘲笑者”，还为我的身高操碎了心。吃鸡蛋、跑步、打篮球……几乎所有能用来长高的方法，贺小兰都要我用一遍。那份关怀和坚持，就连我都忍不住调侃：“贺小兰，其实你是我的亲姐姐吧？”
　　好在，14岁那年，我的脑垂体终于苏醒，在后来的时间里，我逐渐赶上了贺小兰。她笑得很得意：“不枉我为你收阳光集雨露，努力了那么多年。”
　　我和贺小兰约定考进同一所高中。填写志愿那天，我们专门到梧桐树下许了愿，对着已经有水桶粗细的树干双手合十，希望接下来的三年时光，大家继续做好朋友。
　　可开学的时候，我在数十页的分班名单里一个字一个字地找，愣是没看到“贺小兰”三个字。
　　贺小兰搬家了，一声不吭地去了隔壁的H市。
　　我愤怒地給她打电话。电话里，她支支吾吾地解释，爸妈因为要调到H市上班，只好安排她去H市的XX学校住校读书。
　　“为什么不能提前告诉我？”我不信她的话，决定要找她当面问个究竟。
　　[三]两个月后，做足思想准备的我，经过50公里的颠簸，终于来到了贺小兰的学校。那时，她正在上体育课。
　　我站在操场外面，努力在人群里搜索她。
　　有一个班级似乎在做跑步测试，一排女生站在那，做出起跑的姿势。随着哨声响起，女生们都冲了出去，唯独一个女生后知后觉地慢了半拍。
　　我认出来，她是贺小兰。
　　贺小兰永远都不服输，即使开始时慢了，她也会在后面把握机会努力超越。经过我的位置时，她没有发现我，只是喘着粗气，一心一意追赶着。我沉默地望着她，忍不住皱起眉头：只不过两个月而已，她怎么瘦得这么厉害？
　　跑完800米的贺小兰坐在离我不远的地上，有个女生和她打招呼：“贺兰，我们先去另一边的沙地了。”
　　贺小兰没有站起来，只是对她笑笑，还带着点茫然，似乎没从刚才的奔跑中回过神来。
　　“小兰！”我叫出口时才想起来，在这个学校里，她叫“贺兰”。
　　我不明白，她为何要离开所有熟悉的人，用陌生的名字，在陌生的地点，开始陌生的生活。
　　贺小兰并没有如我预想的一样惊喜地站起来，她依旧坐着，认真地盯着地面。直到我走到她面前，她才抬起头来。我能感觉到，她看到我很开心，但是又很不安。
　　我亲爱的小兰，你怎么了？
　　也许是我的表情满是疑惑，她似乎想到了什么：“你看到我跑步了？呀，给你看到我丢人的一面了。没办法，起跑的时候走神了，只好靠后面的速度补上来。”
　　我扑哧一声笑出来，这也能走神？贺小兰跟着笑起来，似乎也被自己逗乐了。
　　趁体育老师不在，我拉着她聊了一堂课。但是我一直没有问她离开的原因，因为我好像发现了一些更重要的事情。
　　[四]我从贺小兰的爸妈那里得到了答案。
　　贺小兰从小听力不好，在中考的那个暑假后，突然更严重了——有时她能听到声音，有时她一丝声音都听不到。她曾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拒绝承认这个事实。她不愿意去医院，不愿意接受任何仪器辅助听力，更不愿意看到我们的“怜悯”，坚持要到一个没有人认识她的地方去生活。
　　“我能照顾好自己。”这是她对父母的恳求，也是最后的坚持。
　　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从小学到初中，贺小兰都坚持拉着我坐第一排，即使她有着坐最后一排的个头。也明白了那些年，当有人在我身边窃窃私语时，她愤怒的原因。她讨厌别人说我坏话时的模样，更讨厌那些声音只能隐约地传入自己的耳朵里。
　　我想抱着贺小兰哭，从小我就是爱哭包，贺小兰嘲笑过我很多次。但是现在，我什么也不能做。我只能欢喜地跟贺小兰告别，咧着嘴说，以后常来看她。 　　她说，以后你叫我贺兰吧。
　　我笑着说好，却在转身的一瞬间，泪崩在夕阳下。
　　[五]贺小兰的生日是在初秋，大地的绿意还未退尽，我早早就提着蛋糕在梧桐树下等她。经过数年生长，梧桐树的树叶已层层叠叠、枝条繁茂，曾被贺小兰伤到的地方只留下一小块褶皱，当年的伤疤慢慢被时光抹平。
　　贺小兰来了，她高兴地和我说话，分享蛋糕。
　　路过的人都说她变了，变得温柔又安静。我对贺小兰微笑，帮她把蛋糕递给每一个行人：“是啊，都说闺密长着长着，就长得像同一个人了。”
　　天色慢慢暗下来，乌云笼罩头顶，落下的雨开始有“啪啦啪啦”的响声，却落不到我们的身上，这种感觉真奇妙——大树成了我们的雨伞。
　　“听，下雨了。”我有了想作诗的欲望。
　　可没有人回应，贺小兰正专注地吃蛋糕。我的心里突然涌出一股巨大的悲伤，仿佛与她隔着遥远的距离，彼此的磁场再也影响不到对方。
　　我终于把犹豫许久的礼物拿了出来，贺小兰兴奋地打开，表情却僵住了。
　　盒子里放着一个助听器。
　　贺小兰没有再看我，转身跑开。雨在那一刻开始变大，我不知道那些落向地面的水滴里，有没有她的眼泪。
　　17岁，我在一个最美好的日子里，揭开她最深的痛。
　　贺小兰，对不起。我实在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才能保护你。
　　[六]贺小兰并没有因此怨恨我，这是我最感恩的事。
　　我仍每个月去找她，吃饭、逛街，只字不提助听器的事。只不过在说话时，我会刻意提高音量，不让她有丝毫的尴尬。当年，她竖起锋芒替我迎接所有恶意，如今，我只能以这种方式给她安全感。
　　我不能把她弱听的事情公之于众来寻求帮助，也不能请求每一位同学大声说话，我只能在网上搜集各种资料，咨询很多心理医生，希望贺小兰能变回我熟悉的那个人。
　　我“爱”上重复别人的话，所有他人和贺小兰的对话，我都会“随意”地重复一遍；我的记性也变得“不好”，常常一句话会反复说好几遍。我不知道贺小兰察觉到没有，她没拒绝，我就继续这样做下去。
　　高三下学期，我们对比各自的成绩，默契地討论起大学。我正在纠结怎么能委婉地表示，虽然我的成绩不是很优秀，但我还是想和她上同一所大学。
　　贺小兰却突然笑着说：“我们以后去同一所学校吧，所有我听不到的声音，你都帮我听。”
　　我所有的小心翼翼，在那一刻，全都放下。
　　[七]贺小兰18岁生日那天，我们又如约来到梧桐树下，用铅笔在那片褶皱上画了个大大的“十”字。十年的光阴，少年时在梧桐树上留下的印记，随着年轮一圈圈扩大；曾经像男孩一样调皮捣蛋的女孩们，也都借着彼此的光，出落得亭亭玉立。贺小兰笑着招呼行人，流利问答，我甚至觉得她的听力比我更好。
　　“去年生日没送你礼物，今年……”我吞吞吐吐地说。
　　“你送我礼物了啊。”贺小兰打断我的话，她把手放到自己的耳朵上，示意给我看，那里有一个银色的助听器，是去年我没送出去的那款。
　　“我知道你喜欢把珍视的东西随身放在书包的夹层里，我早就‘偷’了过来……”
　　我惊喜地要大叫，她却狡黠地笑着，摇摇头：“嘘……听，下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