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国学者卢梭曾指出：“人生当中最危险的一段时间是从出生到十二岁。在这段时间中，还不采取摧毁种种错误和恶习的手段的话，它们就会发芽滋长，及至后来采取手段去改的时候，它们已经是扎下了深根，以致永远也把它们拔不掉了。”对教育子女而言，最要紧的莫过于接受系统而正规的学前教育。在初涉文化知识的阶段，如何端正心思、凝聚意念、一丝不苟地识字读书，已成为不能绕过的成长门槛。
　　古代中国，最理想的人生模式当属“修身、齐家、治國、平天下”。修身，堪称家教的重要内容。齐家，则是家教所要达到的理想目标。
　　最讲究子女家教的窗口，当属历代文人潜心撰写的信笺与家书。比如，周公旦的《诫伯禽书》、司马谈的《命子迁》与欧阳修的《诲学说》等等。此外，还包括颜之推的《颜氏家训》、朱柏庐的《朱子家训》乃至近代的《曾国藩家书》等。毋庸置疑，不同历史时期的家教，都面临同一大主题：如何成功地接受全面而严格的思想与文化哺育。
　　首先，古代中国家庭，率先摸到了“德育”的主心骨。德，恰恰提高了每位博学者的精神高度与深度，它代表着每位年轻人的本性，一般指孝悌忠信、礼义廉耻与仁爱和平等。
　　蜀汉名臣诸葛亮，非常喜爱自己的小儿子，同时，又对他的成长充满了担忧。他在给兄长诸葛瑾的信中写道：诸葛瞻今年八岁，聪慧可爱。我担心他过于早熟，最后成不了大器。可见，诸葛亮十分重视子女的早期教育问题，他担心儿子“早慧”，更愿意他大器晚成。
　　诸葛亮曾在《诫子书》中写道：“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显然，诸葛亮教育儿子的主心骨，莫过于“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看得出，德，已经变成了哺育子女成长的传家宝。
　　其次，世人大多倾心于子女读书的“勤”字。
　　南北朝时期，学者颜之推，曾在《颜氏家训》中明确写道：“自古明王圣帝，犹须勤学，况凡庶乎。”这触碰到子女教育的一大主题，那就是“勤于读书”。
　　在颜之推心目中，“幼而学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学者，如秉烛夜行，犹贤乎瞑目而无见者也”。即使到年老时再学习，也要胜过至死不学无术的“花花公子”或者“浪荡鬼”。假如每个人从孩童时代就勤奋好学，那么，每位求学者的生存状态确实与众不同——“与善人居，如入芝兰之室，久而自芳也;与恶人居，如入鲍鱼之肆，久而自臭也。”求学时代，读书的目的很清楚：“读书学问，本欲开心明目，利于行耳。”无非渴望开阔眼界、拓宽心胸，然后洞悉事理、行为达通。
　　再次，家庭教育难以剔除“博”的境界。
　　古代教育的根本问题，恰在“德”与“勤”之外，强调了如何突破求学的症结，那就是跨入“博学”的领域。孔子“传道、授业、解惑”力图跨越三道门槛：首先，推崇做人的德行;然后，如何涉足“言语”;第三，才囊括“政事与文学”。所谓“言语”，代表着待人接物的能力。所谓“政事”，代表着生活与工作的实践能力。所谓“文学”，代表着自身的知识、才艺与技能。孔子传授知识的最高境界，不但有高深的道德，而且能勤奋读书、学有所长，并且更注重厚积才能、造福四方。正如《颜氏家训》的告诫：“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

　　清代诗人郑板桥有个“怪脾气”，他重视读书，却看不起“读书为做官”的世俗想法。他对弟弟说：“我不在家，儿子由你管束，要长其忠厚之情，驱其残忍之性，不得以为幼子而姑纵惜也。”“家人儿女，总是天地间一般人，当一般爱惜，不可使吾儿凌虐别人。”
　　郑板桥不放心儿子的成长，就把孩子带回自己身边，经常教育。“明好人之理”“爱天下农夫”……儿子的进步变得格外迅速。
　　显然，每个人的好学与渊博，等于感恩家庭、报效社会的通行证。自从孩提时代起，许多中国家庭都在子女教育这个选题上，倾注了莫大的心血与殷切的期望。
　　（选自《河北日报》2018年12月2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