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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传统思想精粹解读系列之八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
—— 习近平
近来，“知行合一”和“经世致用”成为了社会上的热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这两个词的解释虽然不尽相同，但它们的内涵却无太大差别，都是指将学到的东西用在生活和工作中，也就是今天所强调的“躬行实践”。那么，这种实践思想究竟发端于何时，是怎样发展和演变的，其现实意义又是什么呢？
实践思想的历史源流
据《宋史·理宗纪》记载，宋理宗曾下诏说：“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其大意是说：孔子所秉承的“道”，从孟子之后就没有传人了，北宋大儒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人，既有真知灼见，又能实际践行，他们深入探索孔子的学说，为断绝已久的儒学正宗重立宗旨。宋理宗的观点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但他称赞周、张、二程“真见实践”，确是“实践”一词在现存文献中的最早出处。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实践”一词虽然晚在宋代才出现，但中国人重视实践的思想和传统却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发端了。儒家创始人孔子就曾经说过：“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意思是：一个人，虽然熟读《诗经》三百篇，但主持政务不能治理好国家，负责外交不能赋诗以表意，那他即使读了再多的诗篇，又有什么用呢？春秋时期，政治家和学者们经常引用《诗经》的句子，或作为政策依据，或作为外交辞令。孔子以《诗经》授学，不止是为了培育学生的文化修养与道德情操，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学以致用，在遇到以《诗经》对答的正式场合时，不至陷入“无以言”的窘境。这是孔子时代的“实践思想”。
孔子之后，学者聚徒讲学的风气日渐兴盛，形成了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阴阳家等诸多学派。各派学者虽然主张不同，但都希望将自己的学说用于治世安民、富国强兵，西汉史家司马迁说他们“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反映。战国时期，这些奔走于列国之间，游说诸侯与权臣的学者，都是关注世道治乱，愿以其所学改造国家与社会的入世者，由于他们力求将自己的学说应用于现实，所以非常重视实践精神。像墨子就主张“口言之，身必行之”，要求做到言行一致。《礼记·中庸》有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将学习与实践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荀子更是提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进一步强调了实践的意义。
先秦诸子之后的人们同样也非常重视实践精神。汉代重视经学，汉儒就“以《春秋》决狱，以《禹贡》治河，以三百篇（指《诗经》）当谏书”，将其应用于现实生活中。在今天看来，我们当然会觉得汉代的学者们迂腐甚至可笑，但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经学应该是那个时代我国最先进的知识体系了。汉代的儒者能将学术思想用于政治生活，以之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确实是学以致用的体现。
自宋代开始，儒学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宋代学者在精研孔孟之学的同时，也普遍能将自己理解的儒家宗旨施展于治民理政、教书育人之中。宋儒中的佼佼者，如周敦颐、张载、程颢、朱熹、陆九渊等，在担任官职时都表现出了很强的治民理政能力，为同时代的人所称赞。对他们来说，“知”当然是很重要的，但“知”后的“行”尤为
要紧。
到了明代，继承陆九渊思想体系的学者阳明先生—— 王守仁，更是极其强调“知”和“行”的统一，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在他看来，“知”和“行”是一体两面的，没有先后高下之分，与“行”分离的“知”，不是真知。这就是著名的“知行合一”学说。这种理论针对的是当时能知不能行、不知而妄为的坏风气，推动了知识分子将自身的理念、知识付诸实践。
明朝晚期，很多学者和从政者又陷入空谈理论的误区，面对现实中的弊病，他们往往手足无措。明亡清兴后，有一批学者总结教训，认为明朝之亡与欠缺实践能力有很大关系。为矫正其弊，他们提出了“经世致用”的口号，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就是这些学者中的代表人物。顾炎武曾痛斥那些只会空谈的学者：“书生徒讲义理，不揣时势，未有不误人国家者。”有鉴于此，顾氏自己的著作如《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日知录》等，都力戒空谈，力图为当时社会提供鉴戒与帮助，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这种“经世致用”的精神，与先秦以来学者主张学以致用、重视实践的优良传统是一脉相承的。
由此可见，注重实践、知行合一、经世致用是我国自古以来的珍贵思想财富。具备这种思想的人具有“坐而言，起而行”的作风，他们既有“达则兼济天下”的志向，又能将自己学到的知识投诸济世安民的践行活动之中，为国家与社会付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在什么样的历史时期，这种思想的拥有者都是值得尊重的。
实践思想的内涵与价值
如前所述，我国古代实践思想包含了“强调践行、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等多方面的内容，这几个方面在内涵上有互相重合之处，也有各自的特性，如果就每一项单独解释，前后难免会有重复。为求理解的透彻与简明，我们可以从下述两个方面来探讨实践思想的内涵： 首先，实践思想的意义在于“经世致用”。总的来说，我国古代的学者所掌握的知识，无论修身养性，还是富国强兵，其最终目的都在于借助知识“致君行道”，力求解决现实社会中的各种矛盾，构建一个完美的理想世界，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达则兼善天下”，也即清初学者提出的“经世致用”主张。儒家之所以能够在与其他各家的竞争中最终取得决定性优势，也是因为儒家在广泛吸收各家之长以后，形成了一个在当时涵盖范围最广、可行性最强的思想体系与知识体系，依从其理念，利用其知识，能够有效推动国家与社会的发展进步。即使是看似虚之又虚的宋明理学，其目的也在于指导学者淬炼心性，使其人能够体会孔孟之道，最终以实现“内圣外王”的完美人格为期许，归根结底仍是以知识指导实践的学术，其他学派更不例外。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让知识服务于社会”。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知道来自推论、冥思与典籍的知识是否正确，是否具有现实价值，知识体系也就不会变成空中楼阁。
其次，实践思想的关键在于“知行合一”。我国古代的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虽然整体上是倾向务实的，但毋庸讳言，其中“形而上”的部分也很容易引导学者陷入空谈。这就导致了很多学者虽然知识丰富，说起历代典章制度沿革头头是道，谈论心性天理口若悬河，但却严重欠缺实践经验，更不知道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是否适用于当前社会。清初思想家颜元也批评明末儒者，说他们“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这些明儒正是能“知”不能“行”的典型。只有把“知”和“行”联系起来看待，而非视为孤立的存在，才能正确地发挥知识的力量，也才能做到以实践检验知识的真理性，并反过来改造自己已具有的
知识。
言至于此，我们可以对实践思想的内涵给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总结了。这种思想的要点，其实在“躬行”二字，也即人们通过实践获取、检验、改造自己对外界的认识，亦即知识，再以这些知识为指导，推动实践活动的进步。所谓经世致用、知行合一，其意义皆在于此。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我国古代的实践思想，其实也是一种朴素的实践论。
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实践思想的内涵所在，其价值自然就显而易见了。简而言之，实践思想能够有效推动人们将知识与行动结合起来，在实践中总结出一定的知识，并借助知识指引新的实践，由此推动认识世界、适应世界、改造世界的进程。在我国历史上，一代代知识分子投身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实践，尤其是在济世安民、富国强兵的问题上呕心沥血，而不崇尚许由洗耳、接舆狂歌式的避世情怀，是与实践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实践思想的现实意义
作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实践思想不仅对古代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于当代仍有其正面意义。
首先，实践是检验知识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最好方式。在工作中，我们时常会遇到新的知识、概念和理论，许多看起来很有道理，也有实用性，但是否真的有助于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呢？对其进行检验的最好方法，就是把“知”和“行”联系起来。通过实践，我们就可以清楚地明白哪些知识、概念和理论是真理，具有现实意义，可以推广和普及，使其成为社会发展的助力;而那些没有取得预期成果，甚至造成一些不良后果的，则证明“知”并不适合“行”的要求。南宋诗人陆游曾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就是这个道理。
其次，实践精神有助于反腐倡廉、诚信施政的实行。孔子说“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德，修道以仁”。意谓政治的要义在于以人为本，衡量人的标准在于自身的道德修养，道德修养的根本原则在于实践仁道。《周礼·天官·冢宰》提出从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六个方面考核官吏的廉德，称为六计。《管子·牧民》又提出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核心价值体系的论述。然而，当今有些从政者知行分裂，说一套，做一套，一面高喊廉政建设，一面大搞贪污腐化，败坏了党风政风，也失信于民，为人民所厌恶唾弃。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必要提倡“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以提升干部队伍的道德人文素质。这对启迪官员的道德良知，遏制贪腐之风，推行廉洁政治是有正面作用的。也只有遏制了贪腐之风，真正做到执政为民，才能取信于民，实现长治久安。
第三，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遥想魏晋时期，风流名士以清谈为风尚，被王羲之斥为“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后人更是批评两晋亡于清谈，遂有顾炎武“清谈误国”之说。因此，我们要以史为鉴，不仅要反对从政人员陷入清谈文化之中，防止他们只会“空谈大义”，更须强调从政人员应务实、实干，用所学知识和实际行动解决具体问题，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2013年3月1日，中共中央党校举行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习近平同志出席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好学才能上进。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我们的干部要上进，我们的党要上进，我们的国家要上进，我们的民族要上进，就必须大兴学习之风，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坚持实践、实践、再实践。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有加强学习的紧迫感，都要一刻不停地增强本领。这是明确要求全党同志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在实践上下功夫，就是要求我们在躬行实践方面继续深入，避免“懒政怠政，为官不为”的毛病，为国家、民族的强盛作出自己的贡献。在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中，躬行实践的思想必将继续放射出自己的光辉。
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比如，关于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思想，关于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思想，关于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思想，关于以民为本、安民富民乐民的思想，关于为政以德、政者正也的思想，关于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革故鼎新、与时俱进的思想，关于知者行之始，行者知之成的思想，关于经世致用、知行合一、躬行实践的思想，关于集思广益、博施众利、群策群力的思想，关于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思想，关于以诚待人、讲信修睦的思想，关于清廉从政、勤勉奉公的思想，关于俭约自守、力戒奢华的思想，关于中和、泰和、求同存异、和而不同、和谐相处的思想，关于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乱、居安思危的思想，等等。
—— 习近平
近来，“知行合一”和“经世致用”成为了社会上的热词。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这两个词的解释虽然不尽相同，但它们的内涵却无太大差别，都是指将学到的东西用在生活和工作中，也就是今天所强调的“躬行实践”。那么，这种实践思想究竟发端于何时，是怎样发展和演变的，其现实意义又是什么呢？
实践思想的历史源流
据《宋史·理宗纪》记载，宋理宗曾下诏说：“朕惟孔子之道，自孟轲后不得其传，至我朝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真见实践，深探圣域，千载绝学，始有指归。”其大意是说：孔子所秉承的“道”，从孟子之后就没有传人了，北宋大儒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等人，既有真知灼见，又能实际践行，他们深入探索孔子的学说，为断绝已久的儒学正宗重立宗旨。宋理宗的观点是否正确姑且不论，但他称赞周、张、二程“真见实践”，确是“实践”一词在现存文献中的最早出处。
然而，需要指出的是，“实践”一词虽然晚在宋代才出现，但中国人重视实践的思想和传统却在先秦时期就已经发端了。儒家创始人孔子就曾经说过：“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意思是：一个人，虽然熟读《诗经》三百篇，但主持政务不能治理好国家，负责外交不能赋诗以表意，那他即使读了再多的诗篇，又有什么用呢？春秋时期，政治家和学者们经常引用《诗经》的句子，或作为政策依据，或作为外交辞令。孔子以《诗经》授学，不止是为了培育学生的文化修养与道德情操，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学以致用，在遇到以《诗经》对答的正式场合时，不至陷入“无以言”的窘境。这是孔子时代的“实践思想”。
孔子之后，学者聚徒讲学的风气日渐兴盛，形成了儒家、道家、墨家、名家、法家、阴阳家等诸多学派。各派学者虽然主张不同，但都希望将自己的学说用于治世安民、富国强兵，西汉史家司马迁说他们“各著书言治乱之事，以干世主”，是当时情况的真实反映。战国时期，这些奔走于列国之间，游说诸侯与权臣的学者，都是关注世道治乱，愿以其所学改造国家与社会的入世者，由于他们力求将自己的学说应用于现实，所以非常重视实践精神。像墨子就主张“口言之，身必行之”，要求做到言行一致。《礼记·中庸》有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将学习与实践放在了同等重要的位置。荀子更是提出“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进一步强调了实践的意义。
先秦诸子之后的人们同样也非常重视实践精神。汉代重视经学，汉儒就“以《春秋》决狱，以《禹贡》治河，以三百篇（指《诗经》）当谏书”，将其应用于现实生活中。在今天看来，我们当然会觉得汉代的学者们迂腐甚至可笑，但就当时的实际情况而言，经学应该是那个时代我国最先进的知识体系了。汉代的儒者能将学术思想用于政治生活，以之指导自己的实践活动，确实是学以致用的体现。
自宋代开始，儒学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度，宋代学者在精研孔孟之学的同时，也普遍能将自己理解的儒家宗旨施展于治民理政、教书育人之中。宋儒中的佼佼者，如周敦颐、张载、程颢、朱熹、陆九渊等，在担任官职时都表现出了很强的治民理政能力，为同时代的人所称赞。对他们来说，“知”当然是很重要的，但“知”后的“行”尤为
要紧。
到了明代，继承陆九渊思想体系的学者阳明先生—— 王守仁，更是极其强调“知”和“行”的统一，他说：“知是行的主意，行是知的功夫;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只说一个知，已自有行在;只说一个行，已自有知在。”在他看来，“知”和“行”是一体两面的，没有先后高下之分，与“行”分离的“知”，不是真知。这就是著名的“知行合一”学说。这种理论针对的是当时能知不能行、不知而妄为的坏风气，推动了知识分子将自身的理念、知识付诸实践。
明朝晚期，很多学者和从政者又陷入空谈理论的误区，面对现实中的弊病，他们往往手足无措。明亡清兴后，有一批学者总结教训，认为明朝之亡与欠缺实践能力有很大关系。为矫正其弊，他们提出了“经世致用”的口号，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就是这些学者中的代表人物。顾炎武曾痛斥那些只会空谈的学者：“书生徒讲义理，不揣时势，未有不误人国家者。”有鉴于此，顾氏自己的著作如《天下郡国利病书》《肇域志》《日知录》等，都力戒空谈，力图为当时社会提供鉴戒与帮助，有很强的现实意义。这种“经世致用”的精神，与先秦以来学者主张学以致用、重视实践的优良传统是一脉相承的。
由此可见，注重实践、知行合一、经世致用是我国自古以来的珍贵思想财富。具备这种思想的人具有“坐而言，起而行”的作风，他们既有“达则兼济天下”的志向，又能将自己学到的知识投诸济世安民的践行活动之中，为国家与社会付出自己的一份力量。无论在什么样的历史时期，这种思想的拥有者都是值得尊重的。
实践思想的内涵与价值
如前所述，我国古代实践思想包含了“强调践行、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等多方面的内容，这几个方面在内涵上有互相重合之处，也有各自的特性，如果就每一项单独解释，前后难免会有重复。为求理解的透彻与简明，我们可以从下述两个方面来探讨实践思想的内涵： 首先，实践思想的意义在于“经世致用”。总的来说，我国古代的学者所掌握的知识，无论修身养性，还是富国强兵，其最终目的都在于借助知识“致君行道”，力求解决现实社会中的各种矛盾，构建一个完美的理想世界，这就是孟子所说的“达则兼善天下”，也即清初学者提出的“经世致用”主张。儒家之所以能够在与其他各家的竞争中最终取得决定性优势，也是因为儒家在广泛吸收各家之长以后，形成了一个在当时涵盖范围最广、可行性最强的思想体系与知识体系，依从其理念，利用其知识，能够有效推动国家与社会的发展进步。即使是看似虚之又虚的宋明理学，其目的也在于指导学者淬炼心性，使其人能够体会孔孟之道，最终以实现“内圣外王”的完美人格为期许，归根结底仍是以知识指导实践的学术，其他学派更不例外。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让知识服务于社会”。做到这一点，我们就能知道来自推论、冥思与典籍的知识是否正确，是否具有现实价值，知识体系也就不会变成空中楼阁。
其次，实践思想的关键在于“知行合一”。我国古代的思想体系和知识体系虽然整体上是倾向务实的，但毋庸讳言，其中“形而上”的部分也很容易引导学者陷入空谈。这就导致了很多学者虽然知识丰富，说起历代典章制度沿革头头是道，谈论心性天理口若悬河，但却严重欠缺实践经验，更不知道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是否适用于当前社会。清初思想家颜元也批评明末儒者，说他们“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这些明儒正是能“知”不能“行”的典型。只有把“知”和“行”联系起来看待，而非视为孤立的存在，才能正确地发挥知识的力量，也才能做到以实践检验知识的真理性，并反过来改造自己已具有的
知识。
言至于此，我们可以对实践思想的内涵给出一个比较完整的总结了。这种思想的要点，其实在“躬行”二字，也即人们通过实践获取、检验、改造自己对外界的认识，亦即知识，再以这些知识为指导，推动实践活动的进步。所谓经世致用、知行合一，其意义皆在于此。毛泽东在《实践论》中说：“理论的基础是实践，又转过来为实践服务。”我国古代的实践思想，其实也是一种朴素的实践论。
既然我们已经认识到实践思想的内涵所在，其价值自然就显而易见了。简而言之，实践思想能够有效推动人们将知识与行动结合起来，在实践中总结出一定的知识，并借助知识指引新的实践，由此推动认识世界、适应世界、改造世界的进程。在我国历史上，一代代知识分子投身于政治、经济、科技、文化等各方面的实践，尤其是在济世安民、富国强兵的问题上呕心沥血，而不崇尚许由洗耳、接舆狂歌式的避世情怀，是与实践思想的影响是分不开的。
实践思想的现实意义
作为中华民族的宝贵财富，实践思想不仅对古代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于当代仍有其正面意义。
首先，实践是检验知识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最好方式。在工作中，我们时常会遇到新的知识、概念和理论，许多看起来很有道理，也有实用性，但是否真的有助于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呢？对其进行检验的最好方法，就是把“知”和“行”联系起来。通过实践，我们就可以清楚地明白哪些知识、概念和理论是真理，具有现实意义，可以推广和普及，使其成为社会发展的助力;而那些没有取得预期成果，甚至造成一些不良后果的，则证明“知”并不适合“行”的要求。南宋诗人陆游曾说：“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就是这个道理。
其次，实践精神有助于反腐倡廉、诚信施政的实行。孔子说“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德，修道以仁”。意谓政治的要义在于以人为本，衡量人的标准在于自身的道德修养，道德修养的根本原则在于实践仁道。《周礼·天官·冢宰》提出从廉善、廉能、廉敬、廉正、廉法、廉辨六个方面考核官吏的廉德，称为六计。《管子·牧民》又提出了“礼义廉耻，国之四维”的核心价值体系的论述。然而，当今有些从政者知行分裂，说一套，做一套，一面高喊廉政建设，一面大搞贪污腐化，败坏了党风政风，也失信于民，为人民所厌恶唾弃。在这种情况下，尤其有必要提倡“知行合一”的实践精神，以提升干部队伍的道德人文素质。这对启迪官员的道德良知，遏制贪腐之风，推行廉洁政治是有正面作用的。也只有遏制了贪腐之风，真正做到执政为民，才能取信于民，实现长治久安。
第三，空谈误国，实干兴邦。遥想魏晋时期，风流名士以清谈为风尚，被王羲之斥为“虚谈废务，浮文妨要，恐非当今所宜”，后人更是批评两晋亡于清谈，遂有顾炎武“清谈误国”之说。因此，我们要以史为鉴，不仅要反对从政人员陷入清谈文化之中，防止他们只会“空谈大义”，更须强调从政人员应务实、实干，用所学知识和实际行动解决具体问题，践行为人民服务的宗旨。
2013年3月1日，中共中央党校举行建校80周年庆祝大会暨2013年春季学期开学典礼，习近平同志出席并发表了重要讲话。他在讲话中强调，好学才能上进。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我们的干部要上进，我们的党要上进，我们的国家要上进，我们的民族要上进，就必须大兴学习之风，坚持学习、学习、再学习，坚持实践、实践、再实践。全党同志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都要有加强学习的紧迫感，都要一刻不停地增强本领。这是明确要求全党同志尤其是各级领导干部在实践上下功夫，就是要求我们在躬行实践方面继续深入，避免“懒政怠政，为官不为”的毛病，为国家、民族的强盛作出自己的贡献。在中华民族复兴的进程中，躬行实践的思想必将继续放射出自己的光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