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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农红军在被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长征路上，仍孜孜不倦地学习。红军长征出发时，中革军委曾下令：“严格检查文件担子，非经批准不得超过规定数目。”可是，许多干部、红军指战员宁可少带别的东西，却舍不得将心爱的书籍丢掉。毛泽东从于都出发时许多东西精简了，却带了一个书挑子，藏着他珍爱的书稿（如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以及自己的手稿《农村调查》等）；成仿吾的小背包里，带着瑞金仅有的一本德文版《共产党宣言》和其他书籍；彭德怀带着毛泽东赠给他的列宁的《两种策略》和《“左”派幼稚病》；董必武、徐特立、谢觉哉等带了《共产党宣言》、《中国革命基本问题》、《土地问题》等书。有些文化战士带着左联文艺团体出版的革命书刊，宣传队员带着苏区的油印小册子和手抄剧本。徐特立将他的一匹小马驮了书，自己却步行。中央纵队第二梯队司令员何长工见他老掉队，嚷道：“你又迟到半小时，给你的马不骑，驮那么多书，这不行！……我要烧你的书。”徐特立急了：“烧书！烧不得，你可以批评我，但不能烧书，你想当秦始皇呀！”最后，何长工让步了，叫警卫战士每人替他背两本书，化整为零，把徐特立的100多本书带到了陕北。这些“嗜书如命”的老革命家和红军指战员，在任何艰难的情况下，都不忘读书和学习，反映了他们热爱革命理论和文化知识的高尚情操。
长征路上，红军面临形势之险恶，战斗之频繁，行军之艰难，生活之困苦，都是前所未有的。然而，红军指战员们却利用行军、作战、宿营的间隙时间来勤奋学习。长征初期，毛泽东病后身体虚弱，行军时常坐担架，但他即使躺在担架上，仍不时拿出马列著作等认真地阅读。当时曾和毛泽东一起行军的刘英回忆说，毛泽东在长征路上读马列著作很认真。看书的时候，不许别人打扰他，他默默无语，还不时用笔在书上圈圈画画做记号。有时他甚至通宵达旦地阅读。有一天，天下大雨，毛泽东随身带的小被毯被雨淋湿了。宿营时，来看望毛泽东的贺子珍见此情状，便向邻居借来一个火炉为毛泽东烘烤被淋湿的毛毯。贺子珍外出时，要毛泽东照看一下炉子上烘烤的毛毯，正在看书的毛泽东嘴里嗯嗯地答应着。可是，当贺子珍回来时，闻得满屋的焦糊味，发现炉上的毯子已被烧了一个洞。可是，毛泽东仍在埋头看书呢，他似乎已忘掉身旁的一切。董必武亦嗜书成癖。长征时虽已带了不少书，但沿途仍不断找书看。有次行军休息，董必武见同行的成仿吾正在整理背包里的书，便说：“仿吾同志，借本书给我看好吗？成仿吾问：“董老，你要什么书？”董必武笑道：“高尔基的什么都可以。”成仿吾便从背包里抽出一本给他。董必武就兴致勃勃地阅读起来。许多红军指战员不但阅读自己所带的书，还在沿途买书、借书阅读。在遵义，一些红军指战员不买别的东西，却到书店去购书。据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载：“遵义城有书店三家，间有上海、南京之杂志，出售此三家书店之新旧书籍、铅笔、抄簿，均售卖一空。”徐特立向当地藏书人家和图书馆借得《遵义府志》、《续遵义府志》等书，并将借得的《三通》（《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送毛泽东翻阅。据红五军团参谋长陈伯钧的日记记载，他在沿途借阅的书刊即有《石达开日记》、《淞沪抗日画史》、《墨索里尼与法西斯蒂》及《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红九军团司令部文书林伟在长征日记中写道：“1936年5月31日，午饭后，我们在神父那里借来不少《东方杂志》、《世界知识》等刊物阅览。”其他红军干部也有途中借阅图书杂志情况的记载，阅毕后及时归还原主。
长征途中，为了供给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学习，红军出版机构克服印刷困难，因陋就简，出版了不少书刊。如出版《步兵操典》、《红色战士读本》等书籍及《红星》报、《前进》报等报刊。
这些书籍报刊，是广大红军指战员的精神食粮，同时也是对沿途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的重要材料。长征途中，红军指战员们携带、搜集、出版和阅读的书刊种类较多，大体有如下5种：
1、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党和红军的思想理论基础，党和红军干部为了批判给中国革命和长征途中带来严重危害的“左”的、右的错误思想，他们认真阅读了马恩列斯的一些重要著作。例如，毛泽东在长征途中阅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刘伯承阅读并向指战员推荐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等，陈伯钧阅读了布哈林的《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向应向红军战士介绍了马克思在经济生活贫困中坚持撰著《资本论》的感人事迹等。为在长征途中正确执行党的农村政策，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罗荣桓组织红军战士学习毛泽东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红一军团第一师党总支书记萧锋在长征日记中记载他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说：“1934年10月29日，夜里，抓紧时间看了遍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按书中的标准打土豪，可没收可不没收的，就不要没收，绝不能侵犯中农的利益。这样，群众就欢迎。千万不能到了白区就乱来。要宣传红军的政策，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否则要犯错误。”
2、政治、军事著作和党的决议文件。长征途中，党和红军面临着尖锐复杂的军事、政治斗争，因此，红军干部们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阅读了诸多军事著作：如《步兵战斗条令》、《骑兵战术》、《军事问答》、《武装暴动》、《革命与战争》、《参谋工作》等；阅读的政治著作：如《工人阶级反法西斯主义》、《革命领袖传》等；阅读党的决议文件：如《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告全体红色战士书》等。
3、历史文艺作品。长征沿途虽然行军战斗十分紧张，但红军指战员们是热爱生活，富有革命乐观主义、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的群体，他们为了增长知识，了解社会，鼓舞斗志，陶冶情操，总是“忙里偷闲”，喜爱阅读中外文史典籍。如毛泽东“暇时手执唐诗”，翻阅鲁迅著作和《遵义府志》、《三通》等。林伯渠等阅读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绥拉菲摩维支的小说《铁流》等，陈伯钧阅读曹雪芹的《石头记》、高尔基的《初恋》及《历史名将言行录》等。
4、文化课读物。许多红军战士出身贫寒，未能上学或识字不多，为提高他们的政治文化水平，毛泽东当时提出具体要求：“战斗员要做到认得三百字，要懂得许多革命问题的普遍道理。”为此，红军各部把党的政治主张、政策编成识字材料，如《中国工农红军读本》、《革命三字经》等，供广大红军战士学习。关向应在《二六军团长征政治工作总结报告》中曾说：“战士按照红色战士读本，利用时间上了一些政治课……。”这种寓政治教育于文化课的做法，是红军文化学习的一个显著特点。
许多连队还因地制宜，自制教材，进行文化学习。如有些战士背上背着识字牌，牌上写的字就是行军的内容（如写“渡河”、“打运动战”等），易学易记。周恩来对此颇为称赞：既行军打仗，又能识字，战斗不忘学习，这个办法好。有的连队编出《十问十答歌》，教战士们学习政治和文化。红军宣传员陈靖还编了《行军不忘学习》的快板诗。许多战士口袋里装着一支小木棍，当行军休息时，取出小木棍在地上写字、学文化。教育家徐特立说：“那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呀！”周恩来、蔡畅等还亲自教警卫战士学文化，徐特立教长征女战士学拼音学文字，有些年轻的女战士调皮说：“这是外国字，我们不学！”徐特立耐心地说：“这是我们创造的拼音文字，是我们自己的，应该学习。将来我们的条件改善了，外国的语言文字也要学习嘛！”
宿营时，有些连队还举行识字游戏晚会，教唱识字歌，办识字展览，搞识字测验和学习比赛，并给优胜者颁奖。
5、报刊读物。报刊是红军指战员们平时爱看的一种读物，即使在最艰苦的草地里也是如此。当时，红军在长征途中出版的报刊，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要有《红星》报（红军总政治部主办）、《战斗》快报（红一军团主办）、《战士报》（红三军团政治部主办）等，红四方面军主要有《干部必读》、《红色战场》、《不胜不休》，红军大学有《红炉》等，红二方面军主要有《前进》、《战斗报》等。此外，红军指战员们在征途中还不时阅读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报刊，如《大公报》、《申报》、《北平晨报》、《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和军事杂志等。
长征途中，红军指战员们热爱读书学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支革命军队的政治本质与特征。然而，在残酷的流动的战争环境下，书刊之携带、搜集和阅读条件毕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许多他们想要看的书刊无法找到，即使随身携带的书刊，也因征途环境之险恶而难以保存，有些书刊便在途中丢失了。例如，红军在通过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时，为了打破敌人企图把红军歼灭在湘江地区的如意算盘，红军不得不忍痛丢卸许多携带的物品，以便轻装前进。文艺宣传干部李伯钊携带的书籍就是在渡江时丢失的。
大渡河是红军在长征途中遇到的又一天然险阻，红军政治干部汪东兴便是在渡河时把心爱的书籍丢失了。他回忆说：“大渡河水流急浪最大，我长征出发时身上带的几件‘宝贝’都在这里丢掉了。……不小心手一松，皮包掉到河里去了，皮包里面有我的行军战斗笔记，还有地图和几本书。其中有一本书，是我最喜爱的，里面介绍了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的由来， 怎样纪念等等，这都是对政治工作很适用的资料。”
另外，转战途中遇到的一些意外情况，也使长征战士的图书丢失不少。例如，成仿吾藏在背包里的《共产党宣言》、 歌曲集等书，就因驮背包的小马走散而丢失了。彭德怀谈到毛泽东送给他的两本书丢失时说：“书一直带到陕北吴起镇，我随主席先去甘泉十五军团处，某同志清文件时把它烧了，我当时痛惜不已。”
长征途中红军指战员们的书籍虽有丢失，但他们那种热爱书籍、 热爱文化、热爱学习的精神却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书籍是文化知识的载体，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工农红军是有着崇高理想而集合在一起的革命群体，他们为“要理智地、自觉地、有效地投身于革命，就必须学习”。
应该指出的是，红军指战员们在长征中不仅自己刻苦学习，而且还关心沿途中群众的文化教育生活。湖南通道县保存下来的中央红军长征时写的8条标语中，就有“喂！农夫也要识字啊”这一条。中央红军途经贵州锦屏县者蒙时，便将《红军识字课本》等书赠送给了当地群众。《课本》文字通俗，易学易记，深受群众欢迎。有个少年杨鸿炳，读了后即萌生了参加红军的愿望。在遵义，徐特立将自己心爱的《共产党宣言》赠送给了热情帮助红军工作的进步青年徐选华。中央纵队干部王首道，路过云南沾益县泽济时，将《革命领袖传》、《土地问题》等书赠送给了当地学校教师和学生代表，勉励他们为提高当地的文化教育而努力。中央红军经过威信、镇雄、楚雄等地时，将《红军读本》、《平民》翻印，供他们学习。镇雄坡头村医生李松明则将红军留下的医书作教材，为当地农民治病。红二方面军长征路过甘肃武山洛门时，将他们的一架风琴送给了洛门小学，表达他们对当地孩子们学习生活的关怀。
长征路上，红军面临形势之险恶，战斗之频繁，行军之艰难，生活之困苦，都是前所未有的。然而，红军指战员们却利用行军、作战、宿营的间隙时间来勤奋学习。长征初期，毛泽东病后身体虚弱，行军时常坐担架，但他即使躺在担架上，仍不时拿出马列著作等认真地阅读。当时曾和毛泽东一起行军的刘英回忆说，毛泽东在长征路上读马列著作很认真。看书的时候，不许别人打扰他，他默默无语，还不时用笔在书上圈圈画画做记号。有时他甚至通宵达旦地阅读。有一天，天下大雨，毛泽东随身带的小被毯被雨淋湿了。宿营时，来看望毛泽东的贺子珍见此情状，便向邻居借来一个火炉为毛泽东烘烤被淋湿的毛毯。贺子珍外出时，要毛泽东照看一下炉子上烘烤的毛毯，正在看书的毛泽东嘴里嗯嗯地答应着。可是，当贺子珍回来时，闻得满屋的焦糊味，发现炉上的毯子已被烧了一个洞。可是，毛泽东仍在埋头看书呢，他似乎已忘掉身旁的一切。董必武亦嗜书成癖。长征时虽已带了不少书，但沿途仍不断找书看。有次行军休息，董必武见同行的成仿吾正在整理背包里的书，便说：“仿吾同志，借本书给我看好吗？成仿吾问：“董老，你要什么书？”董必武笑道：“高尔基的什么都可以。”成仿吾便从背包里抽出一本给他。董必武就兴致勃勃地阅读起来。许多红军指战员不但阅读自己所带的书，还在沿途买书、借书阅读。在遵义，一些红军指战员不买别的东西，却到书店去购书。据陈云在《随军西行见闻录》中载：“遵义城有书店三家，间有上海、南京之杂志，出售此三家书店之新旧书籍、铅笔、抄簿，均售卖一空。”徐特立向当地藏书人家和图书馆借得《遵义府志》、《续遵义府志》等书，并将借得的《三通》（《通典》、《通志》、《文献通考》）等书送毛泽东翻阅。据红五军团参谋长陈伯钧的日记记载，他在沿途借阅的书刊即有《石达开日记》、《淞沪抗日画史》、《墨索里尼与法西斯蒂》及《东方杂志》、《小说月报》等。红九军团司令部文书林伟在长征日记中写道：“1936年5月31日，午饭后，我们在神父那里借来不少《东方杂志》、《世界知识》等刊物阅览。”其他红军干部也有途中借阅图书杂志情况的记载，阅毕后及时归还原主。
长征途中，为了供给广大红军指战员的学习，红军出版机构克服印刷困难，因陋就简，出版了不少书刊。如出版《步兵操典》、《红色战士读本》等书籍及《红星》报、《前进》报等报刊。
这些书籍报刊，是广大红军指战员的精神食粮，同时也是对沿途群众进行宣传教育的重要材料。长征途中，红军指战员们携带、搜集、出版和阅读的书刊种类较多，大体有如下5种：
1、马克思列宁主义著作。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党和红军的思想理论基础，党和红军干部为了批判给中国革命和长征途中带来严重危害的“左”的、右的错误思想，他们认真阅读了马恩列斯的一些重要著作。例如，毛泽东在长征途中阅读了恩格斯的《反杜林论》，刘伯承阅读并向指战员推荐斯大林的《列宁主义概论》等，陈伯钧阅读了布哈林的《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向应向红军战士介绍了马克思在经济生活贫困中坚持撰著《资本论》的感人事迹等。为在长征途中正确执行党的农村政策，红一军团政治部副主任罗荣桓组织红军战士学习毛泽东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红一军团第一师党总支书记萧锋在长征日记中记载他学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说：“1934年10月29日，夜里，抓紧时间看了遍毛泽东同志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按书中的标准打土豪，可没收可不没收的，就不要没收，绝不能侵犯中农的利益。这样，群众就欢迎。千万不能到了白区就乱来。要宣传红军的政策，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否则要犯错误。”
2、政治、军事著作和党的决议文件。长征途中，党和红军面临着尖锐复杂的军事、政治斗争，因此，红军干部们结合当时的实际情况，阅读了诸多军事著作：如《步兵战斗条令》、《骑兵战术》、《军事问答》、《武装暴动》、《革命与战争》、《参谋工作》等；阅读的政治著作：如《工人阶级反法西斯主义》、《革命领袖传》等；阅读党的决议文件：如《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告全体红色战士书》等。
3、历史文艺作品。长征沿途虽然行军战斗十分紧张，但红军指战员们是热爱生活，富有革命乐观主义、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的群体，他们为了增长知识，了解社会，鼓舞斗志，陶冶情操，总是“忙里偷闲”，喜爱阅读中外文史典籍。如毛泽东“暇时手执唐诗”，翻阅鲁迅著作和《遵义府志》、《三通》等。林伯渠等阅读法捷耶夫的小说《毁灭》、绥拉菲摩维支的小说《铁流》等，陈伯钧阅读曹雪芹的《石头记》、高尔基的《初恋》及《历史名将言行录》等。
4、文化课读物。许多红军战士出身贫寒，未能上学或识字不多，为提高他们的政治文化水平，毛泽东当时提出具体要求：“战斗员要做到认得三百字，要懂得许多革命问题的普遍道理。”为此，红军各部把党的政治主张、政策编成识字材料，如《中国工农红军读本》、《革命三字经》等，供广大红军战士学习。关向应在《二六军团长征政治工作总结报告》中曾说：“战士按照红色战士读本，利用时间上了一些政治课……。”这种寓政治教育于文化课的做法，是红军文化学习的一个显著特点。
许多连队还因地制宜，自制教材，进行文化学习。如有些战士背上背着识字牌，牌上写的字就是行军的内容（如写“渡河”、“打运动战”等），易学易记。周恩来对此颇为称赞：既行军打仗，又能识字，战斗不忘学习，这个办法好。有的连队编出《十问十答歌》，教战士们学习政治和文化。红军宣传员陈靖还编了《行军不忘学习》的快板诗。许多战士口袋里装着一支小木棍，当行军休息时，取出小木棍在地上写字、学文化。教育家徐特立说：“那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呀！”周恩来、蔡畅等还亲自教警卫战士学文化，徐特立教长征女战士学拼音学文字，有些年轻的女战士调皮说：“这是外国字，我们不学！”徐特立耐心地说：“这是我们创造的拼音文字，是我们自己的，应该学习。将来我们的条件改善了，外国的语言文字也要学习嘛！”
宿营时，有些连队还举行识字游戏晚会，教唱识字歌，办识字展览，搞识字测验和学习比赛，并给优胜者颁奖。
5、报刊读物。报刊是红军指战员们平时爱看的一种读物，即使在最艰苦的草地里也是如此。当时，红军在长征途中出版的报刊，中央和红一方面军主要有《红星》报（红军总政治部主办）、《战斗》快报（红一军团主办）、《战士报》（红三军团政治部主办）等，红四方面军主要有《干部必读》、《红色战场》、《不胜不休》，红军大学有《红炉》等，红二方面军主要有《前进》、《战斗报》等。此外，红军指战员们在征途中还不时阅读国民党统治区出版的报刊，如《大公报》、《申报》、《北平晨报》、《东方杂志》、《小说月报》和军事杂志等。
长征途中，红军指战员们热爱读书学习，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这支革命军队的政治本质与特征。然而，在残酷的流动的战争环境下，书刊之携带、搜集和阅读条件毕竟受到了很大的限制，许多他们想要看的书刊无法找到，即使随身携带的书刊，也因征途环境之险恶而难以保存，有些书刊便在途中丢失了。例如，红军在通过敌人第四道封锁线时，为了打破敌人企图把红军歼灭在湘江地区的如意算盘，红军不得不忍痛丢卸许多携带的物品，以便轻装前进。文艺宣传干部李伯钊携带的书籍就是在渡江时丢失的。
大渡河是红军在长征途中遇到的又一天然险阻，红军政治干部汪东兴便是在渡河时把心爱的书籍丢失了。他回忆说：“大渡河水流急浪最大，我长征出发时身上带的几件‘宝贝’都在这里丢掉了。……不小心手一松，皮包掉到河里去了，皮包里面有我的行军战斗笔记，还有地图和几本书。其中有一本书，是我最喜爱的，里面介绍了三八妇女节、五一劳动节的由来， 怎样纪念等等，这都是对政治工作很适用的资料。”
另外，转战途中遇到的一些意外情况，也使长征战士的图书丢失不少。例如，成仿吾藏在背包里的《共产党宣言》、 歌曲集等书，就因驮背包的小马走散而丢失了。彭德怀谈到毛泽东送给他的两本书丢失时说：“书一直带到陕北吴起镇，我随主席先去甘泉十五军团处，某同志清文件时把它烧了，我当时痛惜不已。”
长征途中红军指战员们的书籍虽有丢失，但他们那种热爱书籍、 热爱文化、热爱学习的精神却是永远不会消失的。书籍是文化知识的载体，是人类进步的阶梯。工农红军是有着崇高理想而集合在一起的革命群体，他们为“要理智地、自觉地、有效地投身于革命，就必须学习”。
应该指出的是，红军指战员们在长征中不仅自己刻苦学习，而且还关心沿途中群众的文化教育生活。湖南通道县保存下来的中央红军长征时写的8条标语中，就有“喂！农夫也要识字啊”这一条。中央红军途经贵州锦屏县者蒙时，便将《红军识字课本》等书赠送给了当地群众。《课本》文字通俗，易学易记，深受群众欢迎。有个少年杨鸿炳，读了后即萌生了参加红军的愿望。在遵义，徐特立将自己心爱的《共产党宣言》赠送给了热情帮助红军工作的进步青年徐选华。中央纵队干部王首道，路过云南沾益县泽济时，将《革命领袖传》、《土地问题》等书赠送给了当地学校教师和学生代表，勉励他们为提高当地的文化教育而努力。中央红军经过威信、镇雄、楚雄等地时，将《红军读本》、《平民》翻印，供他们学习。镇雄坡头村医生李松明则将红军留下的医书作教材，为当地农民治病。红二方面军长征路过甘肃武山洛门时，将他们的一架风琴送给了洛门小学，表达他们对当地孩子们学习生活的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