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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发展和公众对博物馆教育功能认识的加深，人类在面临与自然日益隔绝的困境之时，也认识到博物馆对连结人类与自然的重要作用，而博物馆教育是加深人与自然连结的重要手段，也是人类城市化进程的重要标志之一。在此时代背景下，博物馆教育呈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趋势，教育理念日益多元并影响教育实践活动，博物馆教育也在传播知识之外开始承担文化引领、产业支撑等更加多元的作用。在机遇与挑战并存的时代，博物馆要平衡资源分布、夯实理论支撑，以更好地发挥多元教育功能。
关键词 城市化 博物馆教育 多元
根据200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的最新定义，博物馆是“为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的非营利性机构。”[1]可见博物館教育已经逐步成为当代博物馆最为重要的社会功能之一。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文化的日益多元，博物馆的数量、形式随之转变，公众所关注的社会问题和教育目标也发生变化。在此背景下，博物馆教育理念和博物馆发挥教育功能的具体方式都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在诸多类型不同、形式各异的博物馆中，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因其内容贴近教育热点、主题兼顾自然与人文等特征，而在教育领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自然科技类博物馆教育的转变与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整个博物馆教育的现状与未来，极具研究价值。
1 城市化背景下的自然科学类博物馆与教育
1.1 城市化进程加深自然科学类博物馆与公众关系
人类社会发展的显著趋势之一即城市化。城市伴随着农业的高度发达而产生，以人口密度、象征功能和城市规划为主要特征[2]，通常承担着贸易、手工业、政治、军事等社会功能。城市化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下，居民不断从农村向城市地区迁移的过程[3]。近代以来，世界各个地区都呈现出明显的城市化趋势：21世纪初世界上接近一半的人口长期生活在城市中，据预测到2030年城市人口将达到总量的60%[4];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城市人口数量远超于此，如英国有将近9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5]，2014年北美地区城市人口比例达到81%，欧洲城市人口比例达到73%[6]，2019年新加坡城市人口比例达到100%，日本达到92%，澳大利亚达到86%[7]。城市化进程的突飞猛进，将原本小规模聚居于自然环境中的人集中于某一较为固定的区域之中，这意味着人类生活在一个与以往所生活的自然环境截然不同的、高度设计改良过的、为人类所支配的环境中，自然往往被认为是可消费的[8]。
可见城市化进程的直接后果之一即加深了人类与自然的隔绝，现代社会中的人对自然界的依赖日益减少，失去了很多感知自然、理解自然的机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自然缺失症、环境污染、缺乏人文情怀等不良后果屡见不鲜。尽管人类的日常生活已不再像祖先一样依赖于自然，但人类依旧需要一个途径来连结城市生活与自然环境，以此了解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博物馆恰逢其时地承担起沟通城市居民与自然界的“桥梁”“窗口”作用。据统计，在今天全球超过55 000座博物馆的内容涵盖自然、科技、历史、艺术等多个领域，并面向普通公众、专业工作者、学生等不同人群，因此城市居民可以根据不同需求在不同的博物馆中重新亲近自然、切身体验，并免受舟车劳顿之苦和时间不足的限制。
1.2 博物馆的发展与教育转向
博物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机构，对人类文明的保存、展示与传承起着源远流长且日新月异的作用，其自身也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社会体系的完善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而不断发展、变化，并且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公众生活中。我们可以从公元前三世纪的缪塞昂学院（Mouseion）甚至是更远古时期人类出于自然崇拜、宗教信仰、经济积累等需求而自然产生的收藏行为中追溯到博物馆的起源，但这种出于生存本能的收藏行为和现代意义上博物馆的收藏行为有本质的不同。出于对藏品本身价值的肯定和某种个人兴趣而收藏物品的行为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这也被认为是现代意义上博物馆的起源[9]，私人藏品汇聚的珍宝柜（Curiosity Cabinet）随着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思潮所推动的思想解放逐渐向公众开放，在其影响下大英博物馆（1753）、卢浮宫（1793）等一批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这一时期博物馆大多专注于藏品的数量及稀缺性，收藏以及基于藏品的研究是其主要功能[10]。
随着人类思想的日趋解放和科学革命所带来的科学技术爆发式发展，以及为了宣传展示科技成果、推动世界贸易而举办的各种博览会的盛行，兼具收藏、展示与推广教育使命的博物馆开始出现，自然科技类博物馆也随着科学技术的诞生与发展应运而生，如1857年建立的伦敦科学博物馆、1930年向公众开放的纽约科学与工业博物馆等[11]。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即与自然、科学、技术有某种关涉的博物馆，通常包括科学博物馆、科学与技术博物馆、自然博物馆、科学史博物馆、科学中心以及地质、天文等专业博物馆。根据《世界博物馆2018》统计，在全世界共55 000座各类博物馆中，自然科技类博物馆约有8 000座。自然科技类博物馆诞生的社会背景，即科学技术的爆发式发展极大地提升了社会生产力和公民生活水平，科学技术成为极具推广价值的信息，人们迫切地需要向公众展示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应用效果，并将这些成果尽可能推广以进一步提升科技成果的利用率、提升社会生产力。如1851年在伦敦举办的万国工业博览会展出了影响世界发展历程的轨道蒸汽牵引机、高速汽轮船等，极大地激发了参观者对工业成就的赞叹和对相关领域知识的探索热情，其获得的18余万英镑利润被用于购买位于南肯辛顿的土地建设科学和艺术中心，博览会中的大部分展品在展会结束后在南肯辛顿博物馆展出，这是伦敦科学博物馆的前身。随着展品数量的不断增加，1909年科学类展品被单独展示于以科学教育为主要目的的伦敦科学博物馆，其余展品则展示于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块土地上还建立了大英自然历史博物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诞生以来，通过展品陈列、公开讲座、互动性展陈等多种方式，向观众传授相关知识、理念。如伦敦科学博物馆保存并展示了大量在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医学等自然科学领域和工业领域有重大历史价值的陈列品，让观众得以了解各学科的发展历程和最新进展;位于荷兰莱顿的布哈夫博物馆（Museum Boerhaave）最为引人注意的展品就是按比例还原的解剖剧场，不仅生动还原了以往解剖课的开展形式和生理学的发展历程，也是今天向观众进行公开讲座、播放教育影片的绝佳场所。 社会的发展和观念的转变，也推动博物馆的形式、使命发生转变，博物馆的社会功能迎来了由收藏、展示到教育的转变。19世纪末，史密森博物馆学会的古德（G. Brown Goode）提出了“教育性博物馆”理论[12]，在一定程度上为20世纪博物馆的教育转向奠定了理论基础。20世纪70年代，以“全球化的世界观、满足社会需求的研究、不断适应社群的活动，以及对个人及社会发展有所贡献的方法、研究和实践”[13]为目标的新博物馆学应运而生，丰富并完善了传统博物馆的“收藏-研究-展示-教育”的功能定位，将博物馆的工作归纳为“收藏-保存-跨学科研究-展示-观众参与的教育活动”，并倡导博物馆作为社会文化的象征应关注地方社群，应与当地社会文化协调互动[13]，博物馆工作的中心逐渐实现由“物”到“人”的转移，更加关注观众的需求、当地的文化。1984年美国博物馆协会发布《新世纪的博物馆》（Museums for a New Century）报告，指出“若典藏品是博物馆的心脏，教育则是博物馆的灵魂”;1990年，时任美国博物馆协会首席执行官Edward H. Able认为“博物馆第一重要的是教育，事实上教育已经成为博物馆服务的基石”[14];1992年，美国博物馆协会推出《卓越与平等：博物馆教育与公众认识》（Excellence and Equity： Education and Public Dimension of Museums）指出教育应该是博物馆公共服务的中心;2010年，美国博物馆联盟（The American Alliance of Museums， AAM）发布《美国博物馆的卓越性》（Characteristics of Excellence for U.S. Museums）报告关注博物馆的公共责任，指出博物馆需坚持公共服务者的角色并将教育置于核心位置。与此同时，博物馆教育也不再以建构具体的知识体系为目标，而是将“在公众中建立文化、历史和社会的认同感”作为宗旨[15]，这意味着博物馆不仅真正开始重视教育，也开始关注博物馆教育的目标、形式及内容，一系列理念和措施应运而生：如美国结合K-12教育和STEM教育理念，重视启发式教学和即时评价，通过适合不同年龄儿童的展览、参与式互动等博物馆项目来培养少年儿童的创造性和发散性思维，以及综合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其根本目标在于助力培养创新型人才;新时代对博物馆资源的创新运用，则使博物馆成为培养艺术修养、提升综合素养的重要平台，如《我在故宫修文物》等纪录片的走红让博物馆成为年轻人的时尚，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慈善舞会也成为时尚界的盛事。
新博物馆学的萌芽及发展，本质上与博物馆机构的发展阶段协调统一。博物馆起源于人类天然的对新鲜事物的关注和收集行为，围绕“物”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并最终收集、保存了大量的物质遗产，建立起各具特色的博物馆建筑，保存了人类文明的过往，是珍贵的文化资源。在此基础上，如何利用博物馆资源成为新阶段的主要议题，新博物馆学围绕博物馆的使用者——公众所提出的诸多理念，是博物馆发展新阶段的重要议题，也是博物馆以人为中心、以教育为主要目标的重要原因。
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由此所造成的人类与自然的隔绝，客观上为博物馆的存在与发展创造了客观需求;博物馆自身的起源与发展，一方面是城市化发展的产物，另一方面也因其自身所具备的形式多样、内容多元、便捷可达、主题鲜明等特征，成为城市中必不可少的文化机构，承担着连结人类与自然、教育公众的使命。
2 博物馆教育的多元化趋势
博物馆承担教育功能之初，通常是借助馆藏文物、历史文献、展陈设计、环境布置等博物馆所具有的独特的资源，通过藏品标签、展览讲解等形式，向参观者传达某些信息，是博物馆向观众传播知识、施加影响的过程。同时，博物馆教育在整个社会教育体系中，通常承担着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补充者的使命，与其他教育形式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独立的，各司其职。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需求的不断转变，博物馆教育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2.1 教育理念引领博物馆教育的多元发展
博物馆作为教育理念的践行者、教育活动的实践者、教育思想的传播平台，在教育理念的引领下不断调整自身的运行理念、展陈方式乃至建馆目标。教育理念的转变，直接影响着博物馆教育的发展方向和实践形式。
回顾教育理念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教育内容在不断丰富，如西方教育传统中从“三艺”（文法、修辞、辩证法）到“四艺”（算数、几何、天文、音乐）增加了人对世界的观察和感知;布鲁纳主张教育的目标是使人学会探索世界、使用知识，而非单纯的知道知识[16];怀特海则主张适当的教育都应该包含文学、科学和技术，这是对人对世界感受的强调和对人类全面发展的强调[17]。同时，教育方法也在不断丰富，如孔子以一对一的启发诱导教育为主，《论语》就是记录孔子与其弟子的交流内容;苏格拉底则通过“助产术”的诘问-助产-归纳-定义四个步骤引导学生思考、锻炼学生能力，但也是一对一的理论传输;近些年兴起的教育人类学则是將关注点放在“受教者”的典型代表，如德国教育学家博尔诺夫主张要从个体所处文化被创造的历史进程中以及个体与文化、与历史的关系中来考察个体，从需求出发来理解文化、探讨教育;项目式学习、情景式教学等理念被提出并获得广泛关注[18];我国对教育方法、特别是对儿童群体教育的关注日益加强，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方针来丰富传统的课堂教育方法：1984年4月，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第一次使用“素质教育”一词，并指出“一个时期以来，不少地方把基础教育办成了单纯的升学教育，这就导致了重视智育，而忽视德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的偏向。基础教育不能办成单纯的升学教育，而应当是社会主义公民教育，是社会主义的公民的素质教育”[19];1999年，国家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正式将素质教育上升为国家意志，“唯知识”的教育理念不再占据主导地位;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强调促进学生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的有机融合，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以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树人的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一系列政策方针，都表明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国际关系日趋复杂、人与自然关系日益受到关注的时代，仅仅以升学为目的、以知识传输为主要方式的传统教育理念已不再满足社会发展的趋势和国家、社会、公众的多方需求，教育理念的转型势在必行。 近年来，随着公众对教育理解的加深和对认知理解的转变，博物馆教育也呈现出多元的趋势。1999年，Lakoff和Johnson在《肉身的哲学：具身心智及其对西方思想的挑战》（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中首次将认知科学划分成第一代认知科学（The First-generation Cognitive Science）和第二代认知科学（The Second-generation Cognitive Science）[20]。第一代认知即无身心智（disembodiment）的认知科学，基于英美分析哲学的传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秉持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思想，将身体和感官完全分离，以计算机科学、心理学、语言学、哲学等学科为中心学科，依据计算机隐喻，将认知视为抽象的、无身的符号推理和计算的过程。相较于第一代认知，第二代认知科学主张认知是具身的（embodied）、情境的（situated）、发展的（developmental）和动态的（dynamic）[20]，人的感觉经验和思想被紧密地结合起来，强调身体对于认知和心智发展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环境、身体、心灵的动态统一，环境因素通过身体而作用于认知和心智[21]。第二代认知科学的提出，一方面肯定了身体与环境的重要价值，呼唤公众对教育过程中环境、互动、感官、体验等元素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对传统教学关系进行了反思，曾经教与学被视为单向的传授，教师可以拿着“画笔”在儿童心灵这张“白纸”上任意描绘，学生是知识的承载者与接收者，而具身认知则提示我们身体经验、理性思维和环境因素都可以影响个体的知识建构过程。
在全新教育理念的引领下，博物馆教育呈现出多元发展的趋势，在不同的语境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首先，博物馆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场域，发挥着学校教育实践活动开展空间、交流平台、社会工具等多重作用。许多国家已经把博物馆列入国家课程标准，以此来加深学校教育和博物馆教育的联系与互动：英国在1988年制定了“国家课程”（National Curriculum），明确主张博物馆教育和学校课程紧密结合，并于1999年推出“博物馆和美术馆教育计划”以推动博物馆服务学校的全国项目;德国充分利用境内6000余座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场馆，通过有针对性地设计教育方案、培训教师等方式开展场馆教育;法国在2007年发布的《当今的科学教育：着眼于欧洲未来的教育改革》报告中将学生学习兴趣下降的原因归于传统的演绎教学法（Deductive Approach）的枯燥，主张给学生提供科学观察和实验的机会、指导他们学习并构筑自己的知识的归纳教学法（Inductive Approach）即“基于解答疑问的科学教育”（Problem-based Learning）的发展;澳大利亚在2014年发布的《STEM：澳大利亚的未来》报告中明确推进学校、博物馆、社区等机构的合作。在国家政策的引领和国外教育理念改革的双重影响下，我国诸多学校依托于博物馆，也开展了丰富多元的教育活动，形成“课堂讲授 博物馆巩固”的教育模式，例如2017年版《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对博物馆资源的应用提出要求，指出学校和教师应充分开发各种校外课程资源，利用博物馆实现“将原来的‘三维目标’，即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发展为‘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即唯物史观、时空史观、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家国情怀。”[22]《奇妙博物馆》《博物苑》等博物馆主办的杂志面向不同的读者群形成了较为广泛的影响。自2013年2月《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发布并提出“逐步推行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设想以来，研学旅行也成为我国近些年的社会热点，愈发受到公众的关注和认可，社会影响日益扩大;2014年8月，《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则首次明确了研学旅行要纳入中小学生日常教育范畴;2016年12月，教育部等11部门发布《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指出研学旅行是促进书本知识和生活经验深度融合的重要途径，在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博物馆、科技馆等场馆作为研学旅行的重要目的地，发挥了重要的社会价值，截至2020年8月，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超过1600个，诸多博物馆均在此列。博物馆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搭档”，发挥着完善学校教育、巩固学校教育成果的作用，这是博物馆教育多元化的一个方面。
第二，博物馆教育的多元化趋势也体现在博物馆教育作为社会教育体系的独立一环的价值日益得到认可，开始脱离学校教育、家庭教育而独立发挥其独特的作用。例如，芬兰于2020年9月正式废除小学和中学阶段的课程式教育，转而采取实际场景主题教学来综合培养学生的知识水平和综合能力，加深学生对社会实际情况的了解;近年来中国各地兴起了研学旅行的热潮，博物馆作为研学旅行基地能够有效激发参与者的兴趣、加深其对相关领域的了解;博物馆还能够为不同领域的人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如欧洲委员会成人终身学习委员会专门设立了博物馆学习项目（The Learning Museum），旨在為相关领域人员建立一个永久的平台，提供参与、学习博物馆知识的机会[23];博物馆还在关心残障儿童等特殊群体等方面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如伦敦科学博物馆（London Science Museum）每年都面向5～14岁视力障碍儿童举办“视觉发现日”活动，通过声音表演秀、沉浸式故事体验等呈现不同的主题;美国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Brooklyn Children Museum）为孤独症儿童设立感官活动室，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与西奈山伊坎医学院的西弗孤独症中心（Seaver Autism Center at the Icahn School of Medicine at Mount Sinai）合作开发了面向5～14岁孤独症儿童的探索之旅（Discovery Squad Tours），通过探索博物馆、挖掘化石等体验活动来帮助孤独症患者融入社会;美国史密森学会则为所有特殊儿童开设了“博物馆的早晨”感官友好项目，通过预约在周末上午为特殊儿童家庭预留专门的参观时间和参观空间;中国的首都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等大型博物馆则已经开始尝试提供手语讲解;上海博物馆在长期致力于打造无障碍博物馆空间的同时，近年来开展多项无障碍活动，如2019年以“浮槎于海：法国凯布朗利博物馆藏太平洋艺术珍品展”为契机，举办了一系列面向肢障、听障和视障人士的特展无障碍课程，2020年向长宁区特殊职业学校提供陶俑彩绘课程，2021年推出无障碍导览等。 2.2 时代发展为博物馆教育设定多元化目标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公众对博物馆教育理解的日趋深入，博物馆教育被赋予了更多的时代使命，在传播知识之外开始承担起文化引领、产业支撑等多元任务。
首先，博物馆教育在传播知识之外，还具有文化传承与保护、文化引领、文化自信建立等多元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一环，具体来讲要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强化重要文化和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强文物科技创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和考古中国工程，开展中华文化资源普查，加强文物和古籍保护研究利用，推进革命文物和红色遗址保护，完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制度。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加强世界文化遗产、文物保护单位、考古遗址公园、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加强各民族优秀传统手工艺保护和传承。同时还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优化城乡文化资源配置，推进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场馆免费开放和数字化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除了传统的收藏、展示功能外，博物馆被赋予了文化保护与传承、文化遗产的当代应用与创新性发展、公共文化服务等全新职能，博物馆教育则成为发挥上述职能的重要途径，也成为国家文化建设、文化软实力提升的重要环节和重要参考指标。
第二，博物馆成为展示国家形象、发挥国家作用、加强国家话语权的重要途径。为持续推进我国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国家文物局等九部门于2021年5月24日发布《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35年中国特色博物馆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博物馆社会功能更加完善，基本建成世界博物馆强国，为全球博物馆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要重点培育10至15家代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引领行业发展的世界一流博物馆。这意味着博物馆的运营形式、博物馆资源的挖掘与利用、博物馆教育项目的设计和实施等均为博物馆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得到集中的发展与完善，成为引领国际博物馆事业发展、规范国际博物馆行业标准的有力声音。
第三，博物馆开始承担支撑产业发展、传承产业文化、完善产业结构的作用，并以博物馆教育为途径向公众传播相关理念。2021年5月1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推进工业文化发展实施方案（2021-2025年）》，提出通过五年努力，工业文化支撑体系基本完善，理论研究与应用实践进一步深入，工业文化新载体更为丰富，初步形成分级分类的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体系和分行业分区域的工业博物馆体系;打造一批具有工业文化特色的旅游示范基地和精品路线，建立一批工业文化教育实践基地，传承弘扬工业精神;推动工业文化在服务全民爱国主义教育，满足并引领人民群众文化需要，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等方面發挥积极作用，推动形成工业文化繁荣发展的新局面。达成上述目标的途径之一即博物馆教育，通过博物馆资源、博物馆课程设计等手段传播相关文化，以期建构完整的工业文化支撑体系。
由此可见，博物馆教育的目标、对象、形式相较于以往均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在传播知识之余，与国家形象、社会文化、产业发展等多方面因素有了深度关联，在诸多方面和领域发挥了重要影响。
3 面对挑战与机遇的中国博物馆教育
在社会发展与时代变迁的共同影响下，我国博物馆行业正处于国家重视、公众关注、多方支持的历史机遇中，正经历着快速发展与剧烈变革，被赋予了诸多社会价值与历史内涵，是当下最为引人关注的文化领域之一。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博物馆行业得到极大发展，数量快速增加，类型日益多元，博物馆教育日趋受到各方的关注和认可。与此同时，受理论建构不够完善、博物馆建设者对相关领域了解不够深入等诸多影响，中国的博物馆也面临着同质化严重、分类混淆、教育实践活动主题不明缺乏深度等问题。可以说，中国的博物馆教育，正与中国博物馆行业一起，在面对重大历史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一定的挑战。应对挑战、把握机遇，我国的博物馆需要关注一系列问题：
第一，客观认识差距，平衡博物馆资源分布，推动博物馆更好地发挥教育功能。博物馆资源分布的不平衡，首先体现在中外博物馆数量的差距上。尽管我国博物馆行业近些年来发展迅速，但不能否定的是历史基础薄弱，人均博物馆数量与欧美国家有较大差距。据统计，2019年我国每25万人才拥有一座博物馆，而美国在2014年就达到了每9 300人拥有一座博物馆，英国在2002年则达到了每26 400人拥有一座博物馆。根据西方国家经验，在城市化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通常平均10万人左右会拥有一座博物馆，历史文化悠久的国家和地区甚至可以达到1～2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我国目前博物馆总数虽然较大，但相对于超过14亿的人口总量而言，我国人均博物馆数量与国外存在很大差距，这直接造成了公民参观博物馆的机会较少、博物馆难以提供针对性的服务等问题。其次，我国博物馆资源分布的不均衡也体现为城乡差距大、博物馆集中于城市。我国博物馆整体分布呈“东南密西北疏”的分布格局，并且呈现出东部多于中部、中部多于西部的“梯度化”特征，集中分布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市域博物馆密度分布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24]。博物馆分布的空间特征，造成城市居民能够更加便利地进入博物馆、享受博物馆资源及其提供的相应服务，而乡村居民想要接触博物馆则要付出更多的时间、经济成本。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博物馆的影响力相对局限于城市中，对乡村地区的影响则小的多。博物馆既是城市化进程的产物，又在城市中发挥着远大于乡村地区的影响力，可以说对城市文明的塑造与发展有较大影响力。然而根据国家统计局2021年5月11日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我国城镇人口比例为63.89%，可见农村人口依旧是我国重要的人口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文化的重要构成。博物馆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于城市，难以辐射至乡村地区，这造成其对国家文化的影响力相对有限，客观上限制了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发展。再次，我国博物馆资源分布的不均衡也体现在博物馆课程设计水平、从业人员专业水平等“软实力”的不均衡。尽管我国博物馆数量众多，但也存在私人博物馆与公立博物馆、社区博物馆与国有博物馆等不同性质、不同规模博物馆之间的差距。以自然科技类博物馆为例，中国科学技术馆、上海自然博物馆等大型博物馆，展教面积均过万平方米，年接待观众人次逾百万，拥有视觉媒体系统、网上博物馆系统等技术体系，还拥有实验室、研究室、教育活动点、探索中心等为教育服务的硬件设施，并结合博物馆特色资源、衔接学校课程内容，自主开发多学科、多形式的教育课程，拥有自己实力雄厚的教学科研团队。仅以北京为例，各区均有自己的科技馆，却往往面临着展品匮乏、创新性不足、专业人员流失等问题，甚至以开设观鸟、机器人等课外培训班为主要工作内容，与其他类型的校外培训机构难以区分。我国博物馆资源分布的不均匀、辐射范围的集中，客观上造成博物馆教育很难与国家教育很好地融合，特别是九年义务教育依旧延续学校教育为主的现状，更毋庸说在更多领域、更多方向发挥多元教育功能。因而，加强博物馆建设、平衡博物馆资源分布是我国博物馆发展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第二，夯实博物馆教育实践活动的理论基础，明晰不同类型博物馆教育实践活动的特征、优势和目标，努力建成多层次、多维度、多方向、协调统一的立体博物馆教育实践体系。博物馆教育作为独立的教育实践类型，在文化引领、产业支撑乃至国家形象上都发挥着自己的价值，如中国科学技术馆的“华夏之光”展厅，系统介绍中国古代辉煌灿烂的科技文明，让国内外观众了解到除“四大发明”之外中国古代还有众多影响巨大的科技发明创造，这是对外传播形象、对内树立文化自信的有力途径;东方红农耕博物馆依托洛阳的中国一拖厂址，全面展示中国现代农耕机械设备的发展历程，同时呈现农耕文化对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影响，通过工业旅游这一新运作模式，以农业机械为切入点向公众传播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工业化历程以及悠久的农耕文明。其次，作为社会教育体系的重要一环，对我国开展全民终身教育、提升公民综合文化素养有重要推进作用。全民教育、公民综合素养提升的基础是“全民”，即让博物馆的影响力超出所在城市的地理限制，向周边乡村乃至全国辐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线上博物馆成为一种趋势，几乎所有博物馆网站的建设都日趋丰富、完善。中国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北京自然博物馆、中国科学技术馆等一大批行业领先的博物馆开始线上博物馆建设并相继投入使用，这让博物馆的影响超越了地域和时间的限制。中国科学技术馆承办制作的《科普大篷车》栏目、诸多博物馆发起的流动博物馆行动，都主动把博物馆资源送到曾经难以到达的地方，将其影响力不断扩大。第三，作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补充与实践平台，博物馆在深化对学校教育的理解、拓展家庭教育的实践范畴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中国科学技术馆每月设定两个主题，针对不同年龄的青少年开展不同内容的品牌教育活动，既涉及到目标观众需要关注的社会热点，也与他们在学校所学的课程内容有一定的相关性;很多家庭也将去海洋馆、天文馆作为假期家庭出游的必选内容。在新时代背景下，面对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快速发展、慕课（MOOC，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等新博物馆资源利用形式和博物馆教育开展形式的兴起，博物馆成为影响力更大、面向观众范围更广的教育资源与教育形式，发挥着持续的作用。如天津博物馆是国内第一家正式开设慕课的博物馆，2017年与南开大学合作推出了博物馆慕课课程，包括精品文物视频课程、天津人文的由来等，同时还搭建在线教育平台对慕课进行线上推广，天津市试验中学、天津市梅江中学等诸多学校已进驻平台;湖南博物馆、苏州博物馆等一批博物馆也结合自己的馆藏特色，推出慕课课程，将其影响力扩展到线上的万千网友。
抓住歷史机遇，博物馆加强与家庭、学校、社区的多元合作，开展多元的博物馆教育实践，以此来支撑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和个人的全面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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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城市化 博物馆教育 多元
根据2007年国际博物馆协会（ICOM）的最新定义，博物馆是“为教育、研究、欣赏的目的征集、保护、研究、传播并展示人类及人类环境的物质及非物质遗产的非营利性机构。”[1]可见博物館教育已经逐步成为当代博物馆最为重要的社会功能之一。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文化的日益多元，博物馆的数量、形式随之转变，公众所关注的社会问题和教育目标也发生变化。在此背景下，博物馆教育理念和博物馆发挥教育功能的具体方式都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在诸多类型不同、形式各异的博物馆中，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因其内容贴近教育热点、主题兼顾自然与人文等特征，而在教育领域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因此自然科技类博物馆教育的转变与发展趋势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整个博物馆教育的现状与未来，极具研究价值。
1 城市化背景下的自然科学类博物馆与教育
1.1 城市化进程加深自然科学类博物馆与公众关系
人类社会发展的显著趋势之一即城市化。城市伴随着农业的高度发达而产生，以人口密度、象征功能和城市规划为主要特征[2]，通常承担着贸易、手工业、政治、军事等社会功能。城市化即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的影响下，居民不断从农村向城市地区迁移的过程[3]。近代以来，世界各个地区都呈现出明显的城市化趋势：21世纪初世界上接近一半的人口长期生活在城市中，据预测到2030年城市人口将达到总量的60%[4];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城市人口数量远超于此，如英国有将近90%的人口生活在城市中[5]，2014年北美地区城市人口比例达到81%，欧洲城市人口比例达到73%[6]，2019年新加坡城市人口比例达到100%，日本达到92%，澳大利亚达到86%[7]。城市化进程的突飞猛进，将原本小规模聚居于自然环境中的人集中于某一较为固定的区域之中，这意味着人类生活在一个与以往所生活的自然环境截然不同的、高度设计改良过的、为人类所支配的环境中，自然往往被认为是可消费的[8]。
可见城市化进程的直接后果之一即加深了人类与自然的隔绝，现代社会中的人对自然界的依赖日益减少，失去了很多感知自然、理解自然的机会。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自然缺失症、环境污染、缺乏人文情怀等不良后果屡见不鲜。尽管人类的日常生活已不再像祖先一样依赖于自然，但人类依旧需要一个途径来连结城市生活与自然环境，以此了解自己赖以生存的自然。博物馆恰逢其时地承担起沟通城市居民与自然界的“桥梁”“窗口”作用。据统计，在今天全球超过55 000座博物馆的内容涵盖自然、科技、历史、艺术等多个领域，并面向普通公众、专业工作者、学生等不同人群，因此城市居民可以根据不同需求在不同的博物馆中重新亲近自然、切身体验，并免受舟车劳顿之苦和时间不足的限制。
1.2 博物馆的发展与教育转向
博物馆作为一种社会文化机构，对人类文明的保存、展示与传承起着源远流长且日新月异的作用，其自身也随着人类文明的发展、社会体系的完善和城市化进程的推进而不断发展、变化，并且越来越深入地参与到公众生活中。我们可以从公元前三世纪的缪塞昂学院（Mouseion）甚至是更远古时期人类出于自然崇拜、宗教信仰、经济积累等需求而自然产生的收藏行为中追溯到博物馆的起源，但这种出于生存本能的收藏行为和现代意义上博物馆的收藏行为有本质的不同。出于对藏品本身价值的肯定和某种个人兴趣而收藏物品的行为起源于文艺复兴时期，这也被认为是现代意义上博物馆的起源[9]，私人藏品汇聚的珍宝柜（Curiosity Cabinet）随着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思潮所推动的思想解放逐渐向公众开放，在其影响下大英博物馆（1753）、卢浮宫（1793）等一批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这一时期博物馆大多专注于藏品的数量及稀缺性，收藏以及基于藏品的研究是其主要功能[10]。
随着人类思想的日趋解放和科学革命所带来的科学技术爆发式发展，以及为了宣传展示科技成果、推动世界贸易而举办的各种博览会的盛行，兼具收藏、展示与推广教育使命的博物馆开始出现，自然科技类博物馆也随着科学技术的诞生与发展应运而生，如1857年建立的伦敦科学博物馆、1930年向公众开放的纽约科学与工业博物馆等[11]。自然科技类博物馆即与自然、科学、技术有某种关涉的博物馆，通常包括科学博物馆、科学与技术博物馆、自然博物馆、科学史博物馆、科学中心以及地质、天文等专业博物馆。根据《世界博物馆2018》统计，在全世界共55 000座各类博物馆中，自然科技类博物馆约有8 000座。自然科技类博物馆诞生的社会背景，即科学技术的爆发式发展极大地提升了社会生产力和公民生活水平，科学技术成为极具推广价值的信息，人们迫切地需要向公众展示科学技术的最新成果、应用效果，并将这些成果尽可能推广以进一步提升科技成果的利用率、提升社会生产力。如1851年在伦敦举办的万国工业博览会展出了影响世界发展历程的轨道蒸汽牵引机、高速汽轮船等，极大地激发了参观者对工业成就的赞叹和对相关领域知识的探索热情，其获得的18余万英镑利润被用于购买位于南肯辛顿的土地建设科学和艺术中心，博览会中的大部分展品在展会结束后在南肯辛顿博物馆展出，这是伦敦科学博物馆的前身。随着展品数量的不断增加，1909年科学类展品被单独展示于以科学教育为主要目的的伦敦科学博物馆，其余展品则展示于维多利亚和阿尔伯特博物馆。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块土地上还建立了大英自然历史博物馆。自然科技类博物馆诞生以来，通过展品陈列、公开讲座、互动性展陈等多种方式，向观众传授相关知识、理念。如伦敦科学博物馆保存并展示了大量在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医学等自然科学领域和工业领域有重大历史价值的陈列品，让观众得以了解各学科的发展历程和最新进展;位于荷兰莱顿的布哈夫博物馆（Museum Boerhaave）最为引人注意的展品就是按比例还原的解剖剧场，不仅生动还原了以往解剖课的开展形式和生理学的发展历程，也是今天向观众进行公开讲座、播放教育影片的绝佳场所。 社会的发展和观念的转变，也推动博物馆的形式、使命发生转变，博物馆的社会功能迎来了由收藏、展示到教育的转变。19世纪末，史密森博物馆学会的古德（G. Brown Goode）提出了“教育性博物馆”理论[12]，在一定程度上为20世纪博物馆的教育转向奠定了理论基础。20世纪70年代，以“全球化的世界观、满足社会需求的研究、不断适应社群的活动，以及对个人及社会发展有所贡献的方法、研究和实践”[13]为目标的新博物馆学应运而生，丰富并完善了传统博物馆的“收藏-研究-展示-教育”的功能定位，将博物馆的工作归纳为“收藏-保存-跨学科研究-展示-观众参与的教育活动”，并倡导博物馆作为社会文化的象征应关注地方社群，应与当地社会文化协调互动[13]，博物馆工作的中心逐渐实现由“物”到“人”的转移，更加关注观众的需求、当地的文化。1984年美国博物馆协会发布《新世纪的博物馆》（Museums for a New Century）报告，指出“若典藏品是博物馆的心脏，教育则是博物馆的灵魂”;1990年，时任美国博物馆协会首席执行官Edward H. Able认为“博物馆第一重要的是教育，事实上教育已经成为博物馆服务的基石”[14];1992年，美国博物馆协会推出《卓越与平等：博物馆教育与公众认识》（Excellence and Equity： Education and Public Dimension of Museums）指出教育应该是博物馆公共服务的中心;2010年，美国博物馆联盟（The American Alliance of Museums， AAM）发布《美国博物馆的卓越性》（Characteristics of Excellence for U.S. Museums）报告关注博物馆的公共责任，指出博物馆需坚持公共服务者的角色并将教育置于核心位置。与此同时，博物馆教育也不再以建构具体的知识体系为目标，而是将“在公众中建立文化、历史和社会的认同感”作为宗旨[15]，这意味着博物馆不仅真正开始重视教育，也开始关注博物馆教育的目标、形式及内容，一系列理念和措施应运而生：如美国结合K-12教育和STEM教育理念，重视启发式教学和即时评价，通过适合不同年龄儿童的展览、参与式互动等博物馆项目来培养少年儿童的创造性和发散性思维，以及综合运用知识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其根本目标在于助力培养创新型人才;新时代对博物馆资源的创新运用，则使博物馆成为培养艺术修养、提升综合素养的重要平台，如《我在故宫修文物》等纪录片的走红让博物馆成为年轻人的时尚，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慈善舞会也成为时尚界的盛事。
新博物馆学的萌芽及发展，本质上与博物馆机构的发展阶段协调统一。博物馆起源于人类天然的对新鲜事物的关注和收集行为，围绕“物”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并最终收集、保存了大量的物质遗产，建立起各具特色的博物馆建筑，保存了人类文明的过往，是珍贵的文化资源。在此基础上，如何利用博物馆资源成为新阶段的主要议题，新博物馆学围绕博物馆的使用者——公众所提出的诸多理念，是博物馆发展新阶段的重要议题，也是博物馆以人为中心、以教育为主要目标的重要原因。
城市化进程的不断推进，以及由此所造成的人类与自然的隔绝，客观上为博物馆的存在与发展创造了客观需求;博物馆自身的起源与发展，一方面是城市化发展的产物，另一方面也因其自身所具备的形式多样、内容多元、便捷可达、主题鲜明等特征，成为城市中必不可少的文化机构，承担着连结人类与自然、教育公众的使命。
2 博物馆教育的多元化趋势
博物馆承担教育功能之初，通常是借助馆藏文物、历史文献、展陈设计、环境布置等博物馆所具有的独特的资源，通过藏品标签、展览讲解等形式，向参观者传达某些信息，是博物馆向观众传播知识、施加影响的过程。同时，博物馆教育在整个社会教育体系中，通常承担着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的补充者的使命，与其他教育形式之间的关系是相对独立的，各司其职。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类需求的不断转变，博物馆教育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2.1 教育理念引领博物馆教育的多元发展
博物馆作为教育理念的践行者、教育活动的实践者、教育思想的传播平台，在教育理念的引领下不断调整自身的运行理念、展陈方式乃至建馆目标。教育理念的转变，直接影响着博物馆教育的发展方向和实践形式。
回顾教育理念发展历程，可以发现教育内容在不断丰富，如西方教育传统中从“三艺”（文法、修辞、辩证法）到“四艺”（算数、几何、天文、音乐）增加了人对世界的观察和感知;布鲁纳主张教育的目标是使人学会探索世界、使用知识，而非单纯的知道知识[16];怀特海则主张适当的教育都应该包含文学、科学和技术，这是对人对世界感受的强调和对人类全面发展的强调[17]。同时，教育方法也在不断丰富，如孔子以一对一的启发诱导教育为主，《论语》就是记录孔子与其弟子的交流内容;苏格拉底则通过“助产术”的诘问-助产-归纳-定义四个步骤引导学生思考、锻炼学生能力，但也是一对一的理论传输;近些年兴起的教育人类学则是將关注点放在“受教者”的典型代表，如德国教育学家博尔诺夫主张要从个体所处文化被创造的历史进程中以及个体与文化、与历史的关系中来考察个体，从需求出发来理解文化、探讨教育;项目式学习、情景式教学等理念被提出并获得广泛关注[18];我国对教育方法、特别是对儿童群体教育的关注日益加强，也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方针来丰富传统的课堂教育方法：1984年4月，原国家教委副主任柳斌第一次使用“素质教育”一词，并指出“一个时期以来，不少地方把基础教育办成了单纯的升学教育，这就导致了重视智育，而忽视德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的偏向。基础教育不能办成单纯的升学教育，而应当是社会主义公民教育，是社会主义的公民的素质教育”[19];1999年，国家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正式将素质教育上升为国家意志，“唯知识”的教育理念不再占据主导地位;2010年，《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强调促进学生德育、智育、体育、美育的有机融合，提高学生综合素质以实现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树人的根本任务，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一系列政策方针，都表明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国际关系日趋复杂、人与自然关系日益受到关注的时代，仅仅以升学为目的、以知识传输为主要方式的传统教育理念已不再满足社会发展的趋势和国家、社会、公众的多方需求，教育理念的转型势在必行。 近年来，随着公众对教育理解的加深和对认知理解的转变，博物馆教育也呈现出多元的趋势。1999年，Lakoff和Johnson在《肉身的哲学：具身心智及其对西方思想的挑战》（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中首次将认知科学划分成第一代认知科学（The First-generation Cognitive Science）和第二代认知科学（The Second-generation Cognitive Science）[20]。第一代认知即无身心智（disembodiment）的认知科学，基于英美分析哲学的传统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兴起，秉持笛卡尔的身心二元论思想，将身体和感官完全分离，以计算机科学、心理学、语言学、哲学等学科为中心学科，依据计算机隐喻，将认知视为抽象的、无身的符号推理和计算的过程。相较于第一代认知，第二代认知科学主张认知是具身的（embodied）、情境的（situated）、发展的（developmental）和动态的（dynamic）[20]，人的感觉经验和思想被紧密地结合起来，强调身体对于认知和心智发展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环境、身体、心灵的动态统一，环境因素通过身体而作用于认知和心智[21]。第二代认知科学的提出，一方面肯定了身体与环境的重要价值，呼唤公众对教育过程中环境、互动、感官、体验等元素的重视;另一方面，也对传统教学关系进行了反思，曾经教与学被视为单向的传授，教师可以拿着“画笔”在儿童心灵这张“白纸”上任意描绘，学生是知识的承载者与接收者，而具身认知则提示我们身体经验、理性思维和环境因素都可以影响个体的知识建构过程。
在全新教育理念的引领下，博物馆教育呈现出多元发展的趋势，在不同的语境中发挥着不同的作用。首先，博物馆是学校教育的重要场域，发挥着学校教育实践活动开展空间、交流平台、社会工具等多重作用。许多国家已经把博物馆列入国家课程标准，以此来加深学校教育和博物馆教育的联系与互动：英国在1988年制定了“国家课程”（National Curriculum），明确主张博物馆教育和学校课程紧密结合，并于1999年推出“博物馆和美术馆教育计划”以推动博物馆服务学校的全国项目;德国充分利用境内6000余座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场馆，通过有针对性地设计教育方案、培训教师等方式开展场馆教育;法国在2007年发布的《当今的科学教育：着眼于欧洲未来的教育改革》报告中将学生学习兴趣下降的原因归于传统的演绎教学法（Deductive Approach）的枯燥，主张给学生提供科学观察和实验的机会、指导他们学习并构筑自己的知识的归纳教学法（Inductive Approach）即“基于解答疑问的科学教育”（Problem-based Learning）的发展;澳大利亚在2014年发布的《STEM：澳大利亚的未来》报告中明确推进学校、博物馆、社区等机构的合作。在国家政策的引领和国外教育理念改革的双重影响下，我国诸多学校依托于博物馆，也开展了丰富多元的教育活动，形成“课堂讲授 博物馆巩固”的教育模式，例如2017年版《普通高中历史课程标准》对博物馆资源的应用提出要求，指出学校和教师应充分开发各种校外课程资源，利用博物馆实现“将原来的‘三维目标’，即知识与技能、过程与方法、情感态度与价值观发展为‘历史学科核心素养’，即唯物史观、时空史观、史料实证、历史解释、家国情怀。”[22]《奇妙博物馆》《博物苑》等博物馆主办的杂志面向不同的读者群形成了较为广泛的影响。自2013年2月《国民旅游休闲纲要（2013-2020年）》发布并提出“逐步推行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设想以来，研学旅行也成为我国近些年的社会热点，愈发受到公众的关注和认可，社会影响日益扩大;2014年8月，《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若干意见》则首次明确了研学旅行要纳入中小学生日常教育范畴;2016年12月，教育部等11部门发布《关于推进中小学生研学旅行的意见》，指出研学旅行是促进书本知识和生活经验深度融合的重要途径，在促进学生健康成长和全面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博物馆、科技馆等场馆作为研学旅行的重要目的地，发挥了重要的社会价值，截至2020年8月，全国中小学生研学实践教育基地超过1600个，诸多博物馆均在此列。博物馆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搭档”，发挥着完善学校教育、巩固学校教育成果的作用，这是博物馆教育多元化的一个方面。
第二，博物馆教育的多元化趋势也体现在博物馆教育作为社会教育体系的独立一环的价值日益得到认可，开始脱离学校教育、家庭教育而独立发挥其独特的作用。例如，芬兰于2020年9月正式废除小学和中学阶段的课程式教育，转而采取实际场景主题教学来综合培养学生的知识水平和综合能力，加深学生对社会实际情况的了解;近年来中国各地兴起了研学旅行的热潮，博物馆作为研学旅行基地能够有效激发参与者的兴趣、加深其对相关领域的了解;博物馆还能够为不同领域的人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如欧洲委员会成人终身学习委员会专门设立了博物馆学习项目（The Learning Museum），旨在為相关领域人员建立一个永久的平台，提供参与、学习博物馆知识的机会[23];博物馆还在关心残障儿童等特殊群体等方面发挥了不可取代的作用，如伦敦科学博物馆（London Science Museum）每年都面向5～14岁视力障碍儿童举办“视觉发现日”活动，通过声音表演秀、沉浸式故事体验等呈现不同的主题;美国布鲁克林儿童博物馆（Brooklyn Children Museum）为孤独症儿童设立感官活动室，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American Museum of Natural History）与西奈山伊坎医学院的西弗孤独症中心（Seaver Autism Center at the Icahn School of Medicine at Mount Sinai）合作开发了面向5～14岁孤独症儿童的探索之旅（Discovery Squad Tours），通过探索博物馆、挖掘化石等体验活动来帮助孤独症患者融入社会;美国史密森学会则为所有特殊儿童开设了“博物馆的早晨”感官友好项目，通过预约在周末上午为特殊儿童家庭预留专门的参观时间和参观空间;中国的首都博物馆、浙江省博物馆等大型博物馆则已经开始尝试提供手语讲解;上海博物馆在长期致力于打造无障碍博物馆空间的同时，近年来开展多项无障碍活动，如2019年以“浮槎于海：法国凯布朗利博物馆藏太平洋艺术珍品展”为契机，举办了一系列面向肢障、听障和视障人士的特展无障碍课程，2020年向长宁区特殊职业学校提供陶俑彩绘课程，2021年推出无障碍导览等。 2.2 时代发展为博物馆教育设定多元化目标
随着时代的发展和公众对博物馆教育理解的日趋深入，博物馆教育被赋予了更多的时代使命，在传播知识之外开始承担起文化引领、产业支撑等多元任务。
首先，博物馆教育在传播知识之外，还具有文化传承与保护、文化引领、文化自信建立等多元功能。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一环，具体来讲要深入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强化重要文化和自然遗产、非物质文化遗产系统性保护，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加强文物科技创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和考古中国工程，开展中华文化资源普查，加强文物和古籍保护研究利用，推进革命文物和红色遗址保护，完善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制度。建设长城、大运河、长征、黄河等国家文化公园，加强世界文化遗产、文物保护单位、考古遗址公园、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名村保护。健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加强各民族优秀传统手工艺保护和传承。同时还要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优化城乡文化资源配置，推进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美术馆、博物馆等公共文化场馆免费开放和数字化发展。在这样的背景下，除了传统的收藏、展示功能外，博物馆被赋予了文化保护与传承、文化遗产的当代应用与创新性发展、公共文化服务等全新职能，博物馆教育则成为发挥上述职能的重要途径，也成为国家文化建设、文化软实力提升的重要环节和重要参考指标。
第二，博物馆成为展示国家形象、发挥国家作用、加强国家话语权的重要途径。为持续推进我国博物馆事业高质量发展，国家文物局等九部门于2021年5月24日发布《关于推进博物馆改革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35年中国特色博物馆制度更加成熟定型，博物馆社会功能更加完善，基本建成世界博物馆强国，为全球博物馆发展贡献中国智慧、中国方案。要重点培育10至15家代表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引领行业发展的世界一流博物馆。这意味着博物馆的运营形式、博物馆资源的挖掘与利用、博物馆教育项目的设计和实施等均为博物馆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将得到集中的发展与完善，成为引领国际博物馆事业发展、规范国际博物馆行业标准的有力声音。
第三，博物馆开始承担支撑产业发展、传承产业文化、完善产业结构的作用，并以博物馆教育为途径向公众传播相关理念。2021年5月11日，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推进工业文化发展实施方案（2021-2025年）》，提出通过五年努力，工业文化支撑体系基本完善，理论研究与应用实践进一步深入，工业文化新载体更为丰富，初步形成分级分类的工业遗产保护利用体系和分行业分区域的工业博物馆体系;打造一批具有工业文化特色的旅游示范基地和精品路线，建立一批工业文化教育实践基地，传承弘扬工业精神;推动工业文化在服务全民爱国主义教育，满足并引领人民群众文化需要，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等方面發挥积极作用，推动形成工业文化繁荣发展的新局面。达成上述目标的途径之一即博物馆教育，通过博物馆资源、博物馆课程设计等手段传播相关文化，以期建构完整的工业文化支撑体系。
由此可见，博物馆教育的目标、对象、形式相较于以往均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在传播知识之余，与国家形象、社会文化、产业发展等多方面因素有了深度关联，在诸多方面和领域发挥了重要影响。
3 面对挑战与机遇的中国博物馆教育
在社会发展与时代变迁的共同影响下，我国博物馆行业正处于国家重视、公众关注、多方支持的历史机遇中，正经历着快速发展与剧烈变革，被赋予了诸多社会价值与历史内涵，是当下最为引人关注的文化领域之一。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我国博物馆行业得到极大发展，数量快速增加，类型日益多元，博物馆教育日趋受到各方的关注和认可。与此同时，受理论建构不够完善、博物馆建设者对相关领域了解不够深入等诸多影响，中国的博物馆也面临着同质化严重、分类混淆、教育实践活动主题不明缺乏深度等问题。可以说，中国的博物馆教育，正与中国博物馆行业一起，在面对重大历史机遇的同时，也面临着一定的挑战。应对挑战、把握机遇，我国的博物馆需要关注一系列问题：
第一，客观认识差距，平衡博物馆资源分布，推动博物馆更好地发挥教育功能。博物馆资源分布的不平衡，首先体现在中外博物馆数量的差距上。尽管我国博物馆行业近些年来发展迅速，但不能否定的是历史基础薄弱，人均博物馆数量与欧美国家有较大差距。据统计，2019年我国每25万人才拥有一座博物馆，而美国在2014年就达到了每9 300人拥有一座博物馆，英国在2002年则达到了每26 400人拥有一座博物馆。根据西方国家经验，在城市化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通常平均10万人左右会拥有一座博物馆，历史文化悠久的国家和地区甚至可以达到1～2万人拥有一座博物馆。我国目前博物馆总数虽然较大，但相对于超过14亿的人口总量而言，我国人均博物馆数量与国外存在很大差距，这直接造成了公民参观博物馆的机会较少、博物馆难以提供针对性的服务等问题。其次，我国博物馆资源分布的不均衡也体现为城乡差距大、博物馆集中于城市。我国博物馆整体分布呈“东南密西北疏”的分布格局，并且呈现出东部多于中部、中部多于西部的“梯度化”特征，集中分布在大城市和中等城市，市域博物馆密度分布存在正的空间相关性[24]。博物馆分布的空间特征，造成城市居民能够更加便利地进入博物馆、享受博物馆资源及其提供的相应服务，而乡村居民想要接触博物馆则要付出更多的时间、经济成本。因而在很大程度上，博物馆的影响力相对局限于城市中，对乡村地区的影响则小的多。博物馆既是城市化进程的产物，又在城市中发挥着远大于乡村地区的影响力，可以说对城市文明的塑造与发展有较大影响力。然而根据国家统计局2021年5月11日公布的第七次人口普查结果，我国城镇人口比例为63.89%，可见农村人口依旧是我国重要的人口组成部分，也是国家文化的重要构成。博物馆的影响力在一定程度上局限于城市，难以辐射至乡村地区，这造成其对国家文化的影响力相对有限，客观上限制了博物馆教育功能的发展。再次，我国博物馆资源分布的不均衡也体现在博物馆课程设计水平、从业人员专业水平等“软实力”的不均衡。尽管我国博物馆数量众多，但也存在私人博物馆与公立博物馆、社区博物馆与国有博物馆等不同性质、不同规模博物馆之间的差距。以自然科技类博物馆为例，中国科学技术馆、上海自然博物馆等大型博物馆，展教面积均过万平方米，年接待观众人次逾百万，拥有视觉媒体系统、网上博物馆系统等技术体系，还拥有实验室、研究室、教育活动点、探索中心等为教育服务的硬件设施，并结合博物馆特色资源、衔接学校课程内容，自主开发多学科、多形式的教育课程，拥有自己实力雄厚的教学科研团队。仅以北京为例，各区均有自己的科技馆，却往往面临着展品匮乏、创新性不足、专业人员流失等问题，甚至以开设观鸟、机器人等课外培训班为主要工作内容，与其他类型的校外培训机构难以区分。我国博物馆资源分布的不均匀、辐射范围的集中，客观上造成博物馆教育很难与国家教育很好地融合，特别是九年义务教育依旧延续学校教育为主的现状，更毋庸说在更多领域、更多方向发挥多元教育功能。因而，加强博物馆建设、平衡博物馆资源分布是我国博物馆发展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第二，夯实博物馆教育实践活动的理论基础，明晰不同类型博物馆教育实践活动的特征、优势和目标，努力建成多层次、多维度、多方向、协调统一的立体博物馆教育实践体系。博物馆教育作为独立的教育实践类型，在文化引领、产业支撑乃至国家形象上都发挥着自己的价值，如中国科学技术馆的“华夏之光”展厅，系统介绍中国古代辉煌灿烂的科技文明，让国内外观众了解到除“四大发明”之外中国古代还有众多影响巨大的科技发明创造，这是对外传播形象、对内树立文化自信的有力途径;东方红农耕博物馆依托洛阳的中国一拖厂址，全面展示中国现代农耕机械设备的发展历程，同时呈现农耕文化对中华文明源远流长的影响，通过工业旅游这一新运作模式，以农业机械为切入点向公众传播新中国波澜壮阔的工业化历程以及悠久的农耕文明。其次，作为社会教育体系的重要一环，对我国开展全民终身教育、提升公民综合文化素养有重要推进作用。全民教育、公民综合素养提升的基础是“全民”，即让博物馆的影响力超出所在城市的地理限制，向周边乡村乃至全国辐射。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线上博物馆成为一种趋势，几乎所有博物馆网站的建设都日趋丰富、完善。中国国家博物馆、首都博物馆、北京自然博物馆、中国科学技术馆等一大批行业领先的博物馆开始线上博物馆建设并相继投入使用，这让博物馆的影响超越了地域和时间的限制。中国科学技术馆承办制作的《科普大篷车》栏目、诸多博物馆发起的流动博物馆行动，都主动把博物馆资源送到曾经难以到达的地方，将其影响力不断扩大。第三，作为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的补充与实践平台，博物馆在深化对学校教育的理解、拓展家庭教育的实践范畴上也发挥着重要作用。如中国科学技术馆每月设定两个主题，针对不同年龄的青少年开展不同内容的品牌教育活动，既涉及到目标观众需要关注的社会热点，也与他们在学校所学的课程内容有一定的相关性;很多家庭也将去海洋馆、天文馆作为假期家庭出游的必选内容。在新时代背景下，面对虚拟现实等新技术快速发展、慕课（MOOC， Massive Open Online Course）等新博物馆资源利用形式和博物馆教育开展形式的兴起，博物馆成为影响力更大、面向观众范围更广的教育资源与教育形式，发挥着持续的作用。如天津博物馆是国内第一家正式开设慕课的博物馆，2017年与南开大学合作推出了博物馆慕课课程，包括精品文物视频课程、天津人文的由来等，同时还搭建在线教育平台对慕课进行线上推广，天津市试验中学、天津市梅江中学等诸多学校已进驻平台;湖南博物馆、苏州博物馆等一批博物馆也结合自己的馆藏特色，推出慕课课程，将其影响力扩展到线上的万千网友。
抓住歷史机遇，博物馆加强与家庭、学校、社区的多元合作，开展多元的博物馆教育实践，以此来支撑国家文化事业的发展和个人的全面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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