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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现代文明与科技为人类提供生活便利的同时，带来了严重的生态问题，西方生态批判理论也应运而生。其中对生态问题讨论和反思较为深入的主要有西方深层生态学以及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浅层生态学不同的是，他们并不将生态问题的解决寄托于在知识、技术、工具等具体方面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关注生态问题背后的价值观、意识形态的重塑以及制度、体制、生产关系、组织结构的优化。现代生态关怀与批判虽以西方话语为主导，但不可否认的是，东方古老思想在现代生态关怀话语中并不能缺席，应该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化蕴含着丰富的生态思想，对于现代生态危机在意识形态上有很好的矫正作用，但由于时代的变迁，古老思想需要经过辨析和现代诠释才能为现代人理解和接受;另一方面，立足中国现实的生态问题，传统生态思想较之西方生态思潮更契合中国民众的意识形态。在中国传统生态思想中，最为重要的一支就是道教生态思想，而《太平经》的思想更是道教生态思想中最为重要的部分。《太平经》将天下不得太平之气的状态称之为“病”，并就解决天下生病的问题上形成了独特的医世思想体系，其中气论和身国同构观是表现《太平经》医世思想生态关怀的核心范畴。医世思想蕴含了系统协调、运动场性、一体共生等现代科学内涵，可与现代西方的生态批判理论就对自然宇宙的看法形成对话与讨论。同时，植根于中国本土传统思维形态下的《太平经》医世思想，更能够唤起中国人对于自然生态的重视和尊重。
关键词：生态关怀;中西会通;《太平经》;医世思想;气论;身国同构观
在现代社会中，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都共同面临着生态恶化、环境污染的问题。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全球性亟待解决的共同主题，全人类都在寻找解决危机的方法。与西方生态批判理论相比，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我国传统道家、道教思想在重塑人们生态环保理念方面无疑更具有可行性，更切近中国民众的群体意识，更符合中国的现实。
一、现代西方生态关怀话语辨析
现代社会的全球生态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西方的生态批判理论也应运而生，例如生态伦理学、生态社会学、生态女权主义、深层生态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等等。其中对生态问题讨论和反思较为深入的主要有西方深层生态学以及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浅层的生态学不同的是，他们并不将生态问题的解决寄托于在知识、技术、工具等具体方面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关注生态问题背后的价值观、意识形态的重塑以及制度、体制、生产关系、组织结构的优化。
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 是20世纪70 年代在西方兴起的，主要针对生态危机而进行的哲学反思和环保运动，其代表人物有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Arne Naess），美国学者德韦尔（Bill Devall ） 、塞申斯（ George Sessions） 、加里·斯奈德（ Gary Snyder），澳大利亚学者福克斯（War?wick Fox）等。深层生态学是西方生态哲学领域和环保运动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与生态女性主义（ ecofeminism） 、社会生态学（ social ecology） 和生物区域主义（bioregionalism）成为西方有影响的四支激进环境主义。
深层生态学强调对人们现有的生活形态、意识观念的深度追问1和反思，其核心思想是去“人类中心主义”2。深层生态学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3：第一，人类中心主义在经验上站不住脚，人类并不是宇宙的中心;第二，人类中心主义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征服与控制自然的逻辑是造成生态危机的基本观念;第三，仅仅限于人类的道德体系是利己主义的、独断的、不公正和不合乎逻辑的;第四，人类中心主义只是 一种人际伦理而非生态伦理，是狭隘的“道德”;第五，人类中心主义与明智的开放性理论也不和谐。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又称生态社会主义，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中最有影响的思潮之一，是从生态危机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组织方式进行批判，并提出生态社会主义的制度构想。其代表人物有法国学者安德列·高兹（Andre Gorz）、美国学者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和J. B.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加拿大学者威廉·莱斯（William Leiss）和本·阿格尔（Ben Agger）等。“生态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 Marxism）一词来源于本·阿格尔，他在1979年《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第一次运用了“生态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擅长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对社会发展状况加以分析，从而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的异化消费1、人的物化、工具理性2、技术中性论3等加以批判。例如威廉·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一书序言中曾说道：“控制自然这一观念是自相矛盾的，它既是其进步性也是其退步性的根源，研究它的历史起源和后来的演变，可以揭示这一观念的内在矛盾。”4他们都拥有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以及建立社会主义的信念，如本·阿格尔所说：“如果允许矛盾的逻辑自由地发展，即允许它以本能的方式发展，那么资本主义的灭亡最终会发生。”5他们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有着天然的联系，也有所不同。例如本·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中将“生态危机”取代了 “经济危机”，认为前者正是催生激进社会变革的动力。他说：“我们的中心论点是，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经济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经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6“我们要证明新的危机趋势可以产生一系列新的需求，这些新的需求然后又可以提供进行激进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动力。”7另外，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书中从自然和文化的角度，运用“协作”范畴对传统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建。他认为：“技术、财产、权力、文化规范，以及由此展开的自然、生物、化学过程都以具体的、历史的、有条件的方式积淀在特定的协作模式之中。”8“协作范畴是一个明显的介入点，从此出发，我们可以深入到对历史唯物主义观念加以修正的计划之中，以此来有效地清理文化、社会劳动和自然界之间的辩证关系，劳动在这种辩证关系中是被视为调节因素的。”9 比较以上两大思潮，无论是西方深层生态学还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都坚持以一种深层次的视角思考环境问题，所不同的是，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上前者主张去“人类中心主义”，而后者仍未放弃“人类的尺度”。另外，西方深层生态学没有为我们指出具体的社会远景与愿景，而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并对社会主义的变革充满期待。就西方深层生态学及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讨论的内容和方法论来看，二者具有客体向度和主体向度上的不同侧重：西方深层生态学比较偏重于主体向度的生态关怀，依靠的是主体意识转变与道德修养，从而保护生态与环境;而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比较偏重于客体向度的生态关怀，是基于现实的、历史的、群体利益的客体维度，认为要保护环境和生态需要对社会结构进行根本改变。
二、现代生态关怀语境下中西思想资源汇通
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全球性亟待解决的共同主题，全人类都在寻找解决危机的方法。有学者提出应借鉴古老的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国道家和道教的生态思想，认为“中国道家的深层生态学为当代人类战胜日益加剧的生态危机提供了独特的思想识度”1。
统观生态批判方面的中西思想资源，一方面，西方生态批判理论对于我们有着借鉴意义，尤其是其对于现代性问题的剖析鞭辟入里，但其理论需要经过“中国化”的过程，要适应中国的实际，克服理论上的“水土不服”，才能洋为中用;另一方面，我们不可忽视本土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优秀思想如道家、道教的生态学思想，但其思想需要经过“现代化”，需要经过辨析和现代诠释，才能古为今用。
西方生态批判理论中的深层生态学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是有借鉴意义的，但是从其研究的背景、条件和结论来看，都有其特殊性，不能拿来直接为我所用。例如中国历来强调人的价值和实践理性，那么去“人类中心主义”能否真正可行？再如，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张建立以社会和政治变革克服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而反观中国当下，已经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了，却依然存在着生态环境问题。因此，生态批判问题还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每一个国家的国情、传统、物质条件、意识形态等都不同，每一个国家解决问题的途径必然不尽相同。我们可以做的是，在分析当前人们物质和精神状况的前提下，参考西方生态批判理论，然后回到具体实践中寻找切实可行的出路。
西方的学问传到中国，似乎都有着水土不服的经历和阶段，都需要与中国人的思想意识相结合，与中国某阶段的实际相结合，与中国的普通民众接上地气，经历“中国化”的过程。从历史上来看，无论是佛教的中国化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其过程之曲折无疑都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中国本土的传统意识和价值观念是西方生态批判理论在中国传播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背景和底色。重视中国本土的传统意识和价值观念，意味着在生态问题上我们有必要回到传统文化中去寻找潜藏在中国人群体意识中的生态理念，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将古代的生态思想直接拿来作为实践的指导。古人和今人，所处的时代不同，有不同的语境和境遇，因此，中国传统生态思想需要我们进行现代诠释。
许地山先生在《道教史》一书中曾经指出：“从我国人日常生活的习惯和宗教的信仰看来，道的成分比儒的多。我们简直可以说支配中国一般人的理性与生活的乃是道教的思想;儒不过是占伦理的一小部分而已。”2鲁迅先生1918年在给许寿裳的信中也曾说过：“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1如今，一个世纪的光景快过去了，“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的说法也未显过时2。在中国大众文化当中，道教、中医、养生、武术等还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有必要对传统道教思想范畴进行生态理念的萃取、凝练和现代诠释。如此，本国的传统思想资源、现代的范畴概念诠释结合对现实环境恶化问题的关注，将会真正引起民众对于生态环保问题的重视与实践。
三、生态视域中的《太平经》医世思想体系及范畴
《太平经》是道教最早的一部重要典籍，吸收了先秦道家、阴阳、方仙、医家等的思想，发展出道教独特的思想体系。《太平经》以“太平”为理想、以“乐生”为主旨，在医学的思维方式之下，将天下不得太平之气的状态称之为“病”，并就解决天下生病这一大问题而发展出医世思想之体系，对“天下为何会生病”“如何能不生病”“为何能够医好”“由谁来医”“如何来医”等问题进行了解答，其中蕴含的道教气论思想、道教身国同构观与现代生态整体观、系统论和共生思想不谋而合。植根于中国人群体意识中的道教生态，对于唤起人们的生态关怀、环境保护态度和行为有很好的价值与作用。下面分别就《太平经》中的医世思想体系和概念范畴的生态价值进行论述。
（一）《太平经》中的医世思想体系
1.《太平经》“医世”思想的病症观
《太平经》一书以“太平”为题，追求天地人的时空动态和谐之美，具体言之就是“太平之气”。在医学的思维方式之下，《太平经》将天下不得太平之气的状态称之为“病”，这种天地人之“病”又具体表现在人之病与天地之病两种，如人的脏腑受损、精神不调、言行失当、病虫害、风不调、雨不顺等。依后文“医世”思想病理观来看，天地病与人病的关系其实是一种病，但在具体的症候表现上却各异：“天地病之，故使人亦病之，人无病，即天无病也;人半病之，既天半病之，人悉大小有病，即天悉病之矣。”3“夫人有病，皆愿速较为善，天地之病，亦愿速较为善矣。”4
天下的人生病，其症候表现为：“疾病连年，不离枕席，医所不愈，结气不解。计念之，日夜羸劣，饭食复少，不能消尽谷，五藏不安，脾为不磨。是正在不全之部短气，饭食不下。家室视之，名为难活。”5
不守道德、违背忠孝仁义也会病：“得善应善，善自相称举，得恶应恶，恶自相从。皆有根本，上下周遍。”1
浮华也是病：“外学多，内学少，外事日兴，内事日衰，故人多病，故多浮华。浮者，表也。华者，末也。”2 天下无病的状态就是天地、阴阳、日月、星辰、万物、人民都能够“各居其所”、交互而不互扰。在《太平经》中把这种天下能够安平无病、阴阳相得、天地人和谐交互的中和“无病”的状态称为“天地中和之心”“天心地意”“天地意”“天地人和悦”。“当合三统，阴阳相得，乃和在中也。古者圣人治致太平，皆求天地中和之心，一气不通，百事乖错。”3
2.《太平经》“医世”思想的病理观
探究人为何会生病，根本原因仍在于精神外散不能内守，导致阴阳失调，缺失中和。《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说：“精神内守，病安从来？”4《太平经》中亦持相似的观点：“精神消亡，身即死矣。”5“天地之间，凡事各自有精神。”6“人有一身，与精神常合并也。形者乃主死，精神者乃主生。常合即吉，去则凶。无精神则死，有精神则生。常合即为一，可以长存也。常患精神离散，不聚于身中，反令使随人念而游行也。”7
人病和天地病均是天地之气的不调所致，人的病气会影响天地，天地不调和的病气也会影响人;人病得治则天地病就会得治，天地无病则人亦不会生病。“故天文正，天亦正;地文正，地亦正;人文正，人亦正;天地人俱正，万物悉正。人者，万物之长也。人失职被伤，不以寿死，万物亦随之，天地亦尔。邪气大作，病人不绝天年。”8
《太平经》中认为：“夫天地人本同一元气。”9天地人是同根而一气贯通的。在一气贯通的天地间，阴阳二气交和而成中和之气，乃生人，人为万物之长，最为贵。“人生乃受天地正气，四时五行，来合为人，此先人之统体也。此身体或居天地四时五行。”10人受天地正气而生，身体居天地之间顺应四时五行。
人是天地之子，是万物之长。如果人能够处天地间而自正，天下万物都能够随之而正;人如果失职，不光自己被伤且不能长寿，万物乃至天地也会随着人的不正而遭殃，“邪气大作”。“人乃天地之子，万物之长也。”11
3、《太平经》“医世”思想的医疗观
医世的对象是整个天下，不能随随便便地治标，医治天下需要治本，治本就在于要合天心、理和气、安民意。“合于天心，事入道德仁善而已，行要当合天地之心，不以浮华言事。”1“天道神灵及人民相得意，相合与心，而至诚信不相得意则相欺。”2
若要做到不失天心，就要做到对天地日月天下苍生事事洞察、处处随顺。“故古者圣贤旦夕垂拱，能深思虑，未尝敢失天心也。故能父事皇天，母事皇地，兄事日，姊事月，正天文，保五行，顺四时，观其进退，以自照正行，以深知天得失也。”3
人法天象地，遵循道德仁义而行事，天下就会太平;反之，就会承负灾祸，远离安泰。天下失治的责任，不可归咎为一人，甚至先人的善恶之行对后世之人都有影响;同样，天下得治的功劳也不是君王一人的，而是人人有责。“帝王民臣俱善，则使天无灾变。”4“夫天高且明，本非一精之功德也。帝王治得天心，非一贤臣之功。”5“夫治不调，非独天地人君之过也，咎在百姓人人自有过，更相承负，相益为多，皆悉坐不守实所致也。”6“今先王为治，不得天地心意，非一人共乱天也。”7
天下人的心意，也是医世的根本。《太平经》中非常重视“民”之意。“帝王所以能安天下者，各因天下之心而安之，故得天下之心矣。”8民意安，则六方气顺，太平气而可得。“即仰而呼皇天，诚冤诚冤，气感动六方。故致灾变纷纷，畜积非一，不可卒除，为害甚甚，是即失天下之人心意矣。终反无成功，变怪不绝，太平之气，何从得来哉，故不能致太平也，咎正在此。”9
民是天下的根本，是社会政治的根本。治国之道，要以民为本，民是国家之大急。“故治国之道，乃以民为本也。无民，君与臣无可治，无可理也。是故古者大圣贤共治事，但旦夕专以民为大急，忧其民也。若家人父母忧无子，无子以何自名为父母，无民以何自名为君也。”10
君、臣、民的关系也是要“三合相通”的，好比天地阴阳交感之和气，君象天，象父;臣象地，象母;民象子，象和，三者“共治成一事，共成一家，共成一体”11，缺一不可。
《太平经》医世的医疗路径从根本上说是以身为本，通过理身而达到治世的目的。得天心安民意，就要求在社会生活中的每个人都能够各安其分，各司其职，正心诚意。如果君、臣、民、父、子、弟子，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扮好自己的角色，能够治身调心，以身为本，以内正外，那么整个社会的风气就会焕然一新，善气愈发浓厚，恶气自然消除，天下之气得以调治，太平盛世自然会实现。忽视了吾身的修养，就等于放弃了天下的治理。“人命近在汝身，何为叩心仰呼天乎？有身不自清，当清谁乎？有身不自爱，当爱谁乎？有身不自成，当成谁乎？有身不自念，当念谁乎？有身不自责，当责谁乎？复思此言，无怨鬼神。”1
（二）《太平经》医世思想范畴中的生态关怀
支撑《太平经》医世思想体系的核心范畴有两个：气论思想和身国同构观。这两个思想与西方深层生态批判理论所支持的整体观、系统论、一体共生思想等有着不谋而合之处。而医世思想及其范畴更能够贴近中国民众的思维模式和群体意识，唤醒人们的环保意识和行动。
1.气论思想
气论思想是《太平经》医世思想的重要范畴。李养正说：“汉代推阴阳而言灾异的学说，既是当时认识和对待自然灾异的学说，也是以阴阳消长而论朝政的理论。《太平经》承袭了这种宗教思想，认为阴阳之道，要在合和，贵亦在合和，也就是阴阳要调和，均衡。由于阴、阳这两个概念可以应用在任何事物的属性上，所以不论自然界还是社会的变化、发展，都是阴阳合和则吉祥，谬庚则灾异。”2《太平经》的气论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宇宙气化生成论、天地人三气相通论和理气致太平论。
首先，宇宙气化生成论。《太平经》以“元气”“阴阳”“天地人”“精气神”等范畴勾勒了关于气化生成的宇宙大图景。“天地开辟贵本根，乃气之元也。欲致太平，念本根也。” 3“睹天微意，然易者，乃本天地阴阳微气，以元气为初。”4“惟天地亦因始初，乃成精神，奉承自然，生成所化，莫不得荣。因有部署，日月星辰，机衡司候，并使五星，各执其方，各行其事。云雨布施，民忧司农事，元气归留，诸谷草木蚑行喘息蠕动，皆含元气，飞鸟步兽，水中生亦然，使民得用奉祠及自食。”5 其次，天地人三气相通论。《太平经》认为，元气恍惚自然，共凝成天;分而为二，成地;天地、阴阳施生成人。在一气化生而来的天、地、人，从根本上来说是一气贯通的。“夫天地人本同一元气。”6“元气怳惚自然，共凝成一，名为天也;分而生阴而成地，名为二也;因为上天下地，阴阳相合施生人，名为三也。”1
在这天地人三气共理之中，《太平经》中把天比作父，地比作母，人比作子。“夫天地中和凡三气，内相与共为一家，反共治生，共养万物。天者主生，称父;地者主养，称母;人者主治理之，称子。父当主教化以时节，母主随父所为养之，子者生受命于父，见养食于母。为子乃当敬事其父而爱其母。”2
人是天地间的枢机，应当尊上爱下，守道循德。而且守道德积善，本身就是顺应了宇宙气化的规律，和精气、顺四时。“守道德积善，乃究洽天地鬼神精气，人民蚑行万物四时五行之气，常与往来，莫不知其善者矣。”3“太阴、太阳、中和三气共为理，更相感动，人为枢机，故当深知之。皆知重其命，养其躯，即知尊其上，爱其下，乐生恶死，三气以悦喜，共为太和，乃应并出也。”4“三统共生，长养凡物名为财，财共生欲，欲共生邪，邪共生奸，奸共生猾，猾共生害而不止则乱败，败而不止不可复理，因穷还反其本，故名为承负。夫天道无心，遭不肖则乱，得贤明则理。”5
最后，理气致太平论。《太平经》中“致太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理顺阴阳之气以致和谐。在《太平经》中，有借“气”来说明社会政治理论：“夫治者有四法：有天治，有地治，有人治，三气极，然后跂行万物治也。”6基于《太平经》的气化宇宙生成论，天地人均是由元气化生而来，所以在医治天下大病承负的时候，与其说是治病，不如说是调气，调顺天地宇宙万物之气。理顺了阴阳善恶之气，也就理顺了君臣民，治好了社会的大病。“元气与自然太和之气相通，并力同心，时怳怳未有形也，三气凝，共生天地。天地与中和相通，并力同心，共生凡物。……男女相通，并力同心共生子。三人相通，并力同心，共治一家。君臣民相通，并力同心，共成一国。此皆本之元气自然天地授命。凡事悉皆三相通，乃道可成也。”7“元气自然，共为天地之性也。六合八方悦喜，则善应矣;不悦喜，则恶应矣。状类景象其形、响和其声也。太阴、太阳、中和三气共为理，更相感动，人为枢机，故当深知之。皆知重其命，养其躯，即知尊其上，爱其下，乐生恶死，三气以悦喜，共为太和，乃应并出也。”8
道教中，气论思想是极为重要的。例如南北朝道教学者陶弘景（456—536）在《真诰·甄命授》中讲：“道者混然，是生元气。元气成然后有太极，太极则天地之父母，道之奥也。”9其实在道教正式兴起前，气论思想已经得以酝酿。例如《老子》中有“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专气致柔，能婴儿乎？”（《老子·第十章》）。《庄子》中就有大量讨论气的文字，如“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庄子·大宗师》）、“通天下一气，圣人故贵一”（《庄子·知北游》）。东汉王符（85？—163）在《潜夫论·本训》中说：“道德之用，莫大于气，道者，气之根也，气者，道之使也，必在其根，其气乃生，必有其使，变化乃成。”1其实儒家对于气论学说的态度并不是回避的，相反他们也能善用气论的思想为其所用。例如孟子（约公元前372—约公元前289）曾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王夫之（1619—1692）也曾言：“夫人之杂气一动，开人之‘知巧果敢’，以闭天之纯气，则其散而更散者，害延不已，于是攻战杀戮之气动于两间，而天受其累。”（《庄子解》）这一观点与《太平经》中的气论思想不谋而合。
2.身国同构观
《太平经》医世思想中另一个重要的范畴就是“身国同构观”，意指将治身与治国相联系，将治国比拟为治己身，这也是道家和道教共有的重要理念。《老子》中非常重视将“身”之治与“国”之治相连。例如王弼本《老子》第54章中说：“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2这段话一方面告诉我们，由身至国都是用同样的东西来修，是一以贯之的修行路径;另一方面告诉我们要从整体性上下功夫，即要了解和把握身、家、乡、国、天下，就要以整体的身、家、乡、国、天下特性为认识和实践的对象，“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否则不但无法探其究竟，而且根本就是“盲人摸象”。《庄子》中也有一个基本洞见，即以“治身”为本来实现“天下得治”，这是对《老子》的继承和发展。如果说《老子》“以身为天下”主要偏重于“为天下”的话，那么《庄子》更重视“以身为天下”的“以身”。《庄子·让王》中言：“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3
道教基于这些思想发展出了后来的“身国同构观”。正面具体的表述在魏晋道教学者葛洪（284—364）那里：“故一人之身，一国之象也。胸腹之位，犹宫室也。四肢之列，犹郊境也。骨节之分，犹百官也。神犹君也，血犹臣也，气犹民也。故知治身，则能治国也。夫爱其民所以安其国，养其气所以全其身。民散则国亡，气竭即身死，死者不可生也，亡者不可存也。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之于既逝之后。民难养而易危也，气难清而易浊也。故审威德所以保社稷，割嗜欲所以固血气。然后真一存焉，三七守焉，百害却焉，年命延矣。”1葛洪的身国同构观无疑受到了《太平经》医世思想的影响。
《太平经》将天下之不治比拟为人病之不治，将国之病与人心、人身之病相联系，体现了“身国为一”的观念。而《太平经》的气论思想又为“致太平”找到了解决途径，即从治身入手治理天下之病。《太平经》中基于宇宙气化论和天地人三合相通等理论，引申阐发了气化与治身乃至治世的关系。治身与治世，都要符合气的流行运化之规律，调和好阴阳之气、顺应好天地相通之气，对于个人来说能够灾悉消去、少病多寿，对于国家来说可以“君臣民相通，并力同心，共成一国”，天下得以太平。“气得，则此九人俱守道，承负万世先王之灾悉消去矣。此人俱失其所，承负之害日增。此九人上极无形，下极奴婢，各调一气，而九气阴阳调。”2“真道德多则正气多，故人少病而多寿也;邪伪文多，则邪恶气多，故人多病而不得寿也，此天自然之法也。”3 四、结语
不可否认的是，道教的气论思想以及身国同构观在表述上带有某种直观性、模糊性和神秘性，但“通天下一气”“一人之气动而天受其累”“三气凝，共生天地”等思想无疑蕴含了对天地人相互关联、系统协调、运动场性、一体共生等内容。《太平经》医世思想不但可以与现代西方的生态批判理论就对自然宇宙的看法形成对话与讨论，而且植根于中国本土传统思维形态下的《太平经》医世思想，更能唤起中国人对于自然生态的重视和尊重。
（责任编辑 张月红）
On Thought of “Curing the World” in Scripture of the Great Peace
from the View of Ecological Concern
Yang Yang
Abstract： Modern civiliz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ve brought human not only convenience， but also severe ecological problems. In response to the situation， there emerged the western ecological criticism， in which the Western Deep Ecology and Ecological Marxism made in?depth discussions and introspection about ecological problems. Unlike superficial ecological theories， they don’t expect solutions to ecological problems from concrete stop?gap measures， such as knowledge， technology and instrument， but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values and ideology behind these ecological problems， as well as the optimization of institutions， systems，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organization structures. In spite of the dominant role of the western discourses in the concern and criticism of modern ecology，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ancient oriental thoughts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On the one h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ontains rich ecological thoughts helpful to solve the modern ecological cri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y. Due to the changes of times， however， ancient thoughts can only be understood and accepted by modern people through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n the other hand， considering Chinas realistic ecological problems， the traditional ecological thoughts better tally with the ideology of Chinese people compared with the western ecological thoughts. The paramount branch of Chinese traditional ecological thoughts is the ecological views of Taoism， the most significant part of which is the views in the work Scripture of the Great Peace. In this book， every state without peaceful Qi is called illness， and it advances the unique ideological system of “curing the world”. And the core categories of the ecological concerns of this system are the theory of Qi and the mentality of “human body and country sharing the same structure”. The ideological system of “curing the world” contains modern scientific connotations like system coordination， motion field as well as integration and symbiosis， presenting discourses and discussions with the modern western ecological criticism regarding views towards nature and the universe. Meanwhile， rooted in Chinese domestic traditional thinking pattern， the thought of “curing the world” can better strengthen our attention to and respect for natural ecology.
Key words： ecological concern;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Scripture of the Great Peace; thought of “curing the world”; theory of Qi; mentality of “human body and country sharing the same structure”
关键词：生态关怀;中西会通;《太平经》;医世思想;气论;身国同构观
在现代社会中，无论是西方还是中国都共同面临着生态恶化、环境污染的问题。生态环境问题日益成为全球性亟待解决的共同主题，全人类都在寻找解决危机的方法。与西方生态批判理论相比，对今天的中国人来说，我国传统道家、道教思想在重塑人们生态环保理念方面无疑更具有可行性，更切近中国民众的群体意识，更符合中国的现实。
一、现代西方生态关怀话语辨析
现代社会的全球生态问题日益受到人们的关注，西方的生态批判理论也应运而生，例如生态伦理学、生态社会学、生态女权主义、深层生态学、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等等。其中对生态问题讨论和反思较为深入的主要有西方深层生态学以及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与浅层的生态学不同的是，他们并不将生态问题的解决寄托于在知识、技术、工具等具体方面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是关注生态问题背后的价值观、意识形态的重塑以及制度、体制、生产关系、组织结构的优化。
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 是20世纪70 年代在西方兴起的，主要针对生态危机而进行的哲学反思和环保运动，其代表人物有挪威哲学家阿伦·奈斯（Arne Naess），美国学者德韦尔（Bill Devall ） 、塞申斯（ George Sessions） 、加里·斯奈德（ Gary Snyder），澳大利亚学者福克斯（War?wick Fox）等。深层生态学是西方生态哲学领域和环保运动中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与生态女性主义（ ecofeminism） 、社会生态学（ social ecology） 和生物区域主义（bioregionalism）成为西方有影响的四支激进环境主义。
深层生态学强调对人们现有的生活形态、意识观念的深度追问1和反思，其核心思想是去“人类中心主义”2。深层生态学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批判，主要从以下五个方面展开3：第一，人类中心主义在经验上站不住脚，人类并不是宇宙的中心;第二，人类中心主义在实践上是有害的，征服与控制自然的逻辑是造成生态危机的基本观念;第三，仅仅限于人类的道德体系是利己主义的、独断的、不公正和不合乎逻辑的;第四，人类中心主义只是 一种人际伦理而非生态伦理，是狭隘的“道德”;第五，人类中心主义与明智的开放性理论也不和谐。
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又称生态社会主义，是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中最有影响的思潮之一，是从生态危机的角度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和组织方式进行批判，并提出生态社会主义的制度构想。其代表人物有法国学者安德列·高兹（Andre Gorz）、美国学者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和J. B.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加拿大学者威廉·莱斯（William Leiss）和本·阿格尔（Ben Agger）等。“生态马克思主义”（Ecological Marxism）一词来源于本·阿格尔，他在1979年《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中第一次运用了“生态马克思主义”这个概念。
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学者擅长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对社会发展状况加以分析，从而对资本主义意识形态中的异化消费1、人的物化、工具理性2、技术中性论3等加以批判。例如威廉·莱斯在《自然的控制》一书序言中曾说道：“控制自然这一观念是自相矛盾的，它既是其进步性也是其退步性的根源，研究它的历史起源和后来的演变，可以揭示这一观念的内在矛盾。”4他们都拥有着资本主义必然灭亡以及建立社会主义的信念，如本·阿格尔所说：“如果允许矛盾的逻辑自由地发展，即允许它以本能的方式发展，那么资本主义的灭亡最终会发生。”5他们与传统马克思主义有着天然的联系，也有所不同。例如本·阿格尔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中将“生态危机”取代了 “经济危机”，认为前者正是催生激进社会变革的动力。他说：“我们的中心论点是，历史的变化已使原本马克思主义关于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经济危机理论失去效用。今天，危机的趋势已经转移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6“我们要证明新的危机趋势可以产生一系列新的需求，这些新的需求然后又可以提供进行激进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的动力。”7另外，詹姆斯·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学马克思主义研究》一书中从自然和文化的角度，运用“协作”范畴对传统历史唯物主义进行重建。他认为：“技术、财产、权力、文化规范，以及由此展开的自然、生物、化学过程都以具体的、历史的、有条件的方式积淀在特定的协作模式之中。”8“协作范畴是一个明显的介入点，从此出发，我们可以深入到对历史唯物主义观念加以修正的计划之中，以此来有效地清理文化、社会劳动和自然界之间的辩证关系，劳动在这种辩证关系中是被视为调节因素的。”9 比较以上两大思潮，无论是西方深层生态学还是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都坚持以一种深层次的视角思考环境问题，所不同的是，在解决生态环境问题上前者主张去“人类中心主义”，而后者仍未放弃“人类的尺度”。另外，西方深层生态学没有为我们指出具体的社会远景与愿景，而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指出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并对社会主义的变革充满期待。就西方深层生态学及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所讨论的内容和方法论来看，二者具有客体向度和主体向度上的不同侧重：西方深层生态学比较偏重于主体向度的生态关怀，依靠的是主体意识转变与道德修养，从而保护生态与环境;而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比较偏重于客体向度的生态关怀，是基于现实的、历史的、群体利益的客体维度，认为要保护环境和生态需要对社会结构进行根本改变。
二、现代生态关怀语境下中西思想资源汇通
生态环境问题已成为全球性亟待解决的共同主题，全人类都在寻找解决危机的方法。有学者提出应借鉴古老的东方文明，尤其是中国道家和道教的生态思想，认为“中国道家的深层生态学为当代人类战胜日益加剧的生态危机提供了独特的思想识度”1。
统观生态批判方面的中西思想资源，一方面，西方生态批判理论对于我们有着借鉴意义，尤其是其对于现代性问题的剖析鞭辟入里，但其理论需要经过“中国化”的过程，要适应中国的实际，克服理论上的“水土不服”，才能洋为中用;另一方面，我们不可忽视本土文化，尤其是中国传统优秀思想如道家、道教的生态学思想，但其思想需要经过“现代化”，需要经过辨析和现代诠释，才能古为今用。
西方生态批判理论中的深层生态学和生态学马克思主义对于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是有借鉴意义的，但是从其研究的背景、条件和结论来看，都有其特殊性，不能拿来直接为我所用。例如中国历来强调人的价值和实践理性，那么去“人类中心主义”能否真正可行？再如，西方生态学马克思主义主张建立以社会和政治变革克服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而反观中国当下，已经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了，却依然存在着生态环境问题。因此，生态批判问题还需要我们认真对待，具体问题具体分析。每一个国家的国情、传统、物质条件、意识形态等都不同，每一个国家解决问题的途径必然不尽相同。我们可以做的是，在分析当前人们物质和精神状况的前提下，参考西方生态批判理论，然后回到具体实践中寻找切实可行的出路。
西方的学问传到中国，似乎都有着水土不服的经历和阶段，都需要与中国人的思想意识相结合，与中国某阶段的实际相结合，与中国的普通民众接上地气，经历“中国化”的过程。从历史上来看，无论是佛教的中国化还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其过程之曲折无疑都证明了这一点。因此，中国本土的传统意识和价值观念是西方生态批判理论在中国传播过程中不可忽视的重要背景和底色。重视中国本土的传统意识和价值观念，意味着在生态问题上我们有必要回到传统文化中去寻找潜藏在中国人群体意识中的生态理念，但这并不意味着可以将古代的生态思想直接拿来作为实践的指导。古人和今人，所处的时代不同，有不同的语境和境遇，因此，中国传统生态思想需要我们进行现代诠释。
许地山先生在《道教史》一书中曾经指出：“从我国人日常生活的习惯和宗教的信仰看来，道的成分比儒的多。我们简直可以说支配中国一般人的理性与生活的乃是道教的思想;儒不过是占伦理的一小部分而已。”2鲁迅先生1918年在给许寿裳的信中也曾说过：“前曾言中国根柢全在道教，此说近颇广行。以此读史，有许多问题可以迎刃而解。”1如今，一个世纪的光景快过去了，“中国根柢全在道教”的说法也未显过时2。在中国大众文化当中，道教、中医、养生、武术等还是人们日常生活中重要的影响因素，因此，有必要对传统道教思想范畴进行生态理念的萃取、凝练和现代诠释。如此，本国的传统思想资源、现代的范畴概念诠释结合对现实环境恶化问题的关注，将会真正引起民众对于生态环保问题的重视与实践。
三、生态视域中的《太平经》医世思想体系及范畴
《太平经》是道教最早的一部重要典籍，吸收了先秦道家、阴阳、方仙、医家等的思想，发展出道教独特的思想体系。《太平经》以“太平”为理想、以“乐生”为主旨，在医学的思维方式之下，将天下不得太平之气的状态称之为“病”，并就解决天下生病这一大问题而发展出医世思想之体系，对“天下为何会生病”“如何能不生病”“为何能够医好”“由谁来医”“如何来医”等问题进行了解答，其中蕴含的道教气论思想、道教身国同构观与现代生态整体观、系统论和共生思想不谋而合。植根于中国人群体意识中的道教生态，对于唤起人们的生态关怀、环境保护态度和行为有很好的价值与作用。下面分别就《太平经》中的医世思想体系和概念范畴的生态价值进行论述。
（一）《太平经》中的医世思想体系
1.《太平经》“医世”思想的病症观
《太平经》一书以“太平”为题，追求天地人的时空动态和谐之美，具体言之就是“太平之气”。在医学的思维方式之下，《太平经》将天下不得太平之气的状态称之为“病”，这种天地人之“病”又具体表现在人之病与天地之病两种，如人的脏腑受损、精神不调、言行失当、病虫害、风不调、雨不顺等。依后文“医世”思想病理观来看，天地病与人病的关系其实是一种病，但在具体的症候表现上却各异：“天地病之，故使人亦病之，人无病，即天无病也;人半病之，既天半病之，人悉大小有病，即天悉病之矣。”3“夫人有病，皆愿速较为善，天地之病，亦愿速较为善矣。”4
天下的人生病，其症候表现为：“疾病连年，不离枕席，医所不愈，结气不解。计念之，日夜羸劣，饭食复少，不能消尽谷，五藏不安，脾为不磨。是正在不全之部短气，饭食不下。家室视之，名为难活。”5
不守道德、违背忠孝仁义也会病：“得善应善，善自相称举，得恶应恶，恶自相从。皆有根本，上下周遍。”1
浮华也是病：“外学多，内学少，外事日兴，内事日衰，故人多病，故多浮华。浮者，表也。华者，末也。”2 天下无病的状态就是天地、阴阳、日月、星辰、万物、人民都能够“各居其所”、交互而不互扰。在《太平经》中把这种天下能够安平无病、阴阳相得、天地人和谐交互的中和“无病”的状态称为“天地中和之心”“天心地意”“天地意”“天地人和悦”。“当合三统，阴阳相得，乃和在中也。古者圣人治致太平，皆求天地中和之心，一气不通，百事乖错。”3
2.《太平经》“医世”思想的病理观
探究人为何会生病，根本原因仍在于精神外散不能内守，导致阴阳失调，缺失中和。《素问·上古天真论》中说：“精神内守，病安从来？”4《太平经》中亦持相似的观点：“精神消亡，身即死矣。”5“天地之间，凡事各自有精神。”6“人有一身，与精神常合并也。形者乃主死，精神者乃主生。常合即吉，去则凶。无精神则死，有精神则生。常合即为一，可以长存也。常患精神离散，不聚于身中，反令使随人念而游行也。”7
人病和天地病均是天地之气的不调所致，人的病气会影响天地，天地不调和的病气也会影响人;人病得治则天地病就会得治，天地无病则人亦不会生病。“故天文正，天亦正;地文正，地亦正;人文正，人亦正;天地人俱正，万物悉正。人者，万物之长也。人失职被伤，不以寿死，万物亦随之，天地亦尔。邪气大作，病人不绝天年。”8
《太平经》中认为：“夫天地人本同一元气。”9天地人是同根而一气贯通的。在一气贯通的天地间，阴阳二气交和而成中和之气，乃生人，人为万物之长，最为贵。“人生乃受天地正气，四时五行，来合为人，此先人之统体也。此身体或居天地四时五行。”10人受天地正气而生，身体居天地之间顺应四时五行。
人是天地之子，是万物之长。如果人能够处天地间而自正，天下万物都能够随之而正;人如果失职，不光自己被伤且不能长寿，万物乃至天地也会随着人的不正而遭殃，“邪气大作”。“人乃天地之子，万物之长也。”11
3、《太平经》“医世”思想的医疗观
医世的对象是整个天下，不能随随便便地治标，医治天下需要治本，治本就在于要合天心、理和气、安民意。“合于天心，事入道德仁善而已，行要当合天地之心，不以浮华言事。”1“天道神灵及人民相得意，相合与心，而至诚信不相得意则相欺。”2
若要做到不失天心，就要做到对天地日月天下苍生事事洞察、处处随顺。“故古者圣贤旦夕垂拱，能深思虑，未尝敢失天心也。故能父事皇天，母事皇地，兄事日，姊事月，正天文，保五行，顺四时，观其进退，以自照正行，以深知天得失也。”3
人法天象地，遵循道德仁义而行事，天下就会太平;反之，就会承负灾祸，远离安泰。天下失治的责任，不可归咎为一人，甚至先人的善恶之行对后世之人都有影响;同样，天下得治的功劳也不是君王一人的，而是人人有责。“帝王民臣俱善，则使天无灾变。”4“夫天高且明，本非一精之功德也。帝王治得天心，非一贤臣之功。”5“夫治不调，非独天地人君之过也，咎在百姓人人自有过，更相承负，相益为多，皆悉坐不守实所致也。”6“今先王为治，不得天地心意，非一人共乱天也。”7
天下人的心意，也是医世的根本。《太平经》中非常重视“民”之意。“帝王所以能安天下者，各因天下之心而安之，故得天下之心矣。”8民意安，则六方气顺，太平气而可得。“即仰而呼皇天，诚冤诚冤，气感动六方。故致灾变纷纷，畜积非一，不可卒除，为害甚甚，是即失天下之人心意矣。终反无成功，变怪不绝，太平之气，何从得来哉，故不能致太平也，咎正在此。”9
民是天下的根本，是社会政治的根本。治国之道，要以民为本，民是国家之大急。“故治国之道，乃以民为本也。无民，君与臣无可治，无可理也。是故古者大圣贤共治事，但旦夕专以民为大急，忧其民也。若家人父母忧无子，无子以何自名为父母，无民以何自名为君也。”10
君、臣、民的关系也是要“三合相通”的，好比天地阴阳交感之和气，君象天，象父;臣象地，象母;民象子，象和，三者“共治成一事，共成一家，共成一体”11，缺一不可。
《太平经》医世的医疗路径从根本上说是以身为本，通过理身而达到治世的目的。得天心安民意，就要求在社会生活中的每个人都能够各安其分，各司其职，正心诚意。如果君、臣、民、父、子、弟子，社会中的每个人都扮好自己的角色，能够治身调心，以身为本，以内正外，那么整个社会的风气就会焕然一新，善气愈发浓厚，恶气自然消除，天下之气得以调治，太平盛世自然会实现。忽视了吾身的修养，就等于放弃了天下的治理。“人命近在汝身，何为叩心仰呼天乎？有身不自清，当清谁乎？有身不自爱，当爱谁乎？有身不自成，当成谁乎？有身不自念，当念谁乎？有身不自责，当责谁乎？复思此言，无怨鬼神。”1
（二）《太平经》医世思想范畴中的生态关怀
支撑《太平经》医世思想体系的核心范畴有两个：气论思想和身国同构观。这两个思想与西方深层生态批判理论所支持的整体观、系统论、一体共生思想等有着不谋而合之处。而医世思想及其范畴更能够贴近中国民众的思维模式和群体意识，唤醒人们的环保意识和行动。
1.气论思想
气论思想是《太平经》医世思想的重要范畴。李养正说：“汉代推阴阳而言灾异的学说，既是当时认识和对待自然灾异的学说，也是以阴阳消长而论朝政的理论。《太平经》承袭了这种宗教思想，认为阴阳之道，要在合和，贵亦在合和，也就是阴阳要调和，均衡。由于阴、阳这两个概念可以应用在任何事物的属性上，所以不论自然界还是社会的变化、发展，都是阴阳合和则吉祥，谬庚则灾异。”2《太平经》的气论思想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宇宙气化生成论、天地人三气相通论和理气致太平论。
首先，宇宙气化生成论。《太平经》以“元气”“阴阳”“天地人”“精气神”等范畴勾勒了关于气化生成的宇宙大图景。“天地开辟贵本根，乃气之元也。欲致太平，念本根也。” 3“睹天微意，然易者，乃本天地阴阳微气，以元气为初。”4“惟天地亦因始初，乃成精神，奉承自然，生成所化，莫不得荣。因有部署，日月星辰，机衡司候，并使五星，各执其方，各行其事。云雨布施，民忧司农事，元气归留，诸谷草木蚑行喘息蠕动，皆含元气，飞鸟步兽，水中生亦然，使民得用奉祠及自食。”5 其次，天地人三气相通论。《太平经》认为，元气恍惚自然，共凝成天;分而为二，成地;天地、阴阳施生成人。在一气化生而来的天、地、人，从根本上来说是一气贯通的。“夫天地人本同一元气。”6“元气怳惚自然，共凝成一，名为天也;分而生阴而成地，名为二也;因为上天下地，阴阳相合施生人，名为三也。”1
在这天地人三气共理之中，《太平经》中把天比作父，地比作母，人比作子。“夫天地中和凡三气，内相与共为一家，反共治生，共养万物。天者主生，称父;地者主养，称母;人者主治理之，称子。父当主教化以时节，母主随父所为养之，子者生受命于父，见养食于母。为子乃当敬事其父而爱其母。”2
人是天地间的枢机，应当尊上爱下，守道循德。而且守道德积善，本身就是顺应了宇宙气化的规律，和精气、顺四时。“守道德积善，乃究洽天地鬼神精气，人民蚑行万物四时五行之气，常与往来，莫不知其善者矣。”3“太阴、太阳、中和三气共为理，更相感动，人为枢机，故当深知之。皆知重其命，养其躯，即知尊其上，爱其下，乐生恶死，三气以悦喜，共为太和，乃应并出也。”4“三统共生，长养凡物名为财，财共生欲，欲共生邪，邪共生奸，奸共生猾，猾共生害而不止则乱败，败而不止不可复理，因穷还反其本，故名为承负。夫天道无心，遭不肖则乱，得贤明则理。”5
最后，理气致太平论。《太平经》中“致太平”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理顺阴阳之气以致和谐。在《太平经》中，有借“气”来说明社会政治理论：“夫治者有四法：有天治，有地治，有人治，三气极，然后跂行万物治也。”6基于《太平经》的气化宇宙生成论，天地人均是由元气化生而来，所以在医治天下大病承负的时候，与其说是治病，不如说是调气，调顺天地宇宙万物之气。理顺了阴阳善恶之气，也就理顺了君臣民，治好了社会的大病。“元气与自然太和之气相通，并力同心，时怳怳未有形也，三气凝，共生天地。天地与中和相通，并力同心，共生凡物。……男女相通，并力同心共生子。三人相通，并力同心，共治一家。君臣民相通，并力同心，共成一国。此皆本之元气自然天地授命。凡事悉皆三相通，乃道可成也。”7“元气自然，共为天地之性也。六合八方悦喜，则善应矣;不悦喜，则恶应矣。状类景象其形、响和其声也。太阴、太阳、中和三气共为理，更相感动，人为枢机，故当深知之。皆知重其命，养其躯，即知尊其上，爱其下，乐生恶死，三气以悦喜，共为太和，乃应并出也。”8
道教中，气论思想是极为重要的。例如南北朝道教学者陶弘景（456—536）在《真诰·甄命授》中讲：“道者混然，是生元气。元气成然后有太极，太极则天地之父母，道之奥也。”9其实在道教正式兴起前，气论思想已经得以酝酿。例如《老子》中有“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四十二章》）、“专气致柔，能婴儿乎？”（《老子·第十章》）。《庄子》中就有大量讨论气的文字，如“彼方且与造物者为人，而游乎天地之一气”（《庄子·大宗师》）、“通天下一气，圣人故贵一”（《庄子·知北游》）。东汉王符（85？—163）在《潜夫论·本训》中说：“道德之用，莫大于气，道者，气之根也，气者，道之使也，必在其根，其气乃生，必有其使，变化乃成。”1其实儒家对于气论学说的态度并不是回避的，相反他们也能善用气论的思想为其所用。例如孟子（约公元前372—约公元前289）曾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孟子·公孙丑上》）王夫之（1619—1692）也曾言：“夫人之杂气一动，开人之‘知巧果敢’，以闭天之纯气，则其散而更散者，害延不已，于是攻战杀戮之气动于两间，而天受其累。”（《庄子解》）这一观点与《太平经》中的气论思想不谋而合。
2.身国同构观
《太平经》医世思想中另一个重要的范畴就是“身国同构观”，意指将治身与治国相联系，将治国比拟为治己身，这也是道家和道教共有的重要理念。《老子》中非常重视将“身”之治与“国”之治相连。例如王弼本《老子》第54章中说：“善建者不拔，善抱者不脱，子孙以祭祀不辍。 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国，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吾何以知天下然哉？以此。”2这段话一方面告诉我们，由身至国都是用同样的东西来修，是一以贯之的修行路径;另一方面告诉我们要从整体性上下功夫，即要了解和把握身、家、乡、国、天下，就要以整体的身、家、乡、国、天下特性为认识和实践的对象，“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国观国，以天下观天下”，否则不但无法探其究竟，而且根本就是“盲人摸象”。《庄子》中也有一个基本洞见，即以“治身”为本来实现“天下得治”，这是对《老子》的继承和发展。如果说《老子》“以身为天下”主要偏重于“为天下”的话，那么《庄子》更重视“以身为天下”的“以身”。《庄子·让王》中言：“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其土苴以治天下。”3
道教基于这些思想发展出了后来的“身国同构观”。正面具体的表述在魏晋道教学者葛洪（284—364）那里：“故一人之身，一国之象也。胸腹之位，犹宫室也。四肢之列，犹郊境也。骨节之分，犹百官也。神犹君也，血犹臣也，气犹民也。故知治身，则能治国也。夫爱其民所以安其国，养其气所以全其身。民散则国亡，气竭即身死，死者不可生也，亡者不可存也。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医之于无事之前，不追之于既逝之后。民难养而易危也，气难清而易浊也。故审威德所以保社稷，割嗜欲所以固血气。然后真一存焉，三七守焉，百害却焉，年命延矣。”1葛洪的身国同构观无疑受到了《太平经》医世思想的影响。
《太平经》将天下之不治比拟为人病之不治，将国之病与人心、人身之病相联系，体现了“身国为一”的观念。而《太平经》的气论思想又为“致太平”找到了解决途径，即从治身入手治理天下之病。《太平经》中基于宇宙气化论和天地人三合相通等理论，引申阐发了气化与治身乃至治世的关系。治身与治世，都要符合气的流行运化之规律，调和好阴阳之气、顺应好天地相通之气，对于个人来说能够灾悉消去、少病多寿，对于国家来说可以“君臣民相通，并力同心，共成一国”，天下得以太平。“气得，则此九人俱守道，承负万世先王之灾悉消去矣。此人俱失其所，承负之害日增。此九人上极无形，下极奴婢，各调一气，而九气阴阳调。”2“真道德多则正气多，故人少病而多寿也;邪伪文多，则邪恶气多，故人多病而不得寿也，此天自然之法也。”3 四、结语
不可否认的是，道教的气论思想以及身国同构观在表述上带有某种直观性、模糊性和神秘性，但“通天下一气”“一人之气动而天受其累”“三气凝，共生天地”等思想无疑蕴含了对天地人相互关联、系统协调、运动场性、一体共生等内容。《太平经》医世思想不但可以与现代西方的生态批判理论就对自然宇宙的看法形成对话与讨论，而且植根于中国本土传统思维形态下的《太平经》医世思想，更能唤起中国人对于自然生态的重视和尊重。
（责任编辑 张月红）
On Thought of “Curing the World” in Scripture of the Great Peace
from the View of Ecological Concern
Yang Yang
Abstract： Modern civilizatio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ave brought human not only convenience， but also severe ecological problems. In response to the situation， there emerged the western ecological criticism， in which the Western Deep Ecology and Ecological Marxism made in?depth discussions and introspection about ecological problems. Unlike superficial ecological theories， they don’t expect solutions to ecological problems from concrete stop?gap measures， such as knowledge， technology and instrument， but pay close attention to the reconstruction of values and ideology behind these ecological problems， as well as the optimization of institutions， systems， production relations and organization structures. In spite of the dominant role of the western discourses in the concern and criticism of modern ecology， the important role of the ancient oriental thoughts should not be neglected. On the one hand，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contains rich ecological thoughts helpful to solve the modern ecological crisi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deology. Due to the changes of times， however， ancient thoughts can only be understood and accepted by modern people through analysis and interpretation. On the other hand， considering Chinas realistic ecological problems， the traditional ecological thoughts better tally with the ideology of Chinese people compared with the western ecological thoughts. The paramount branch of Chinese traditional ecological thoughts is the ecological views of Taoism， the most significant part of which is the views in the work Scripture of the Great Peace. In this book， every state without peaceful Qi is called illness， and it advances the unique ideological system of “curing the world”. And the core categories of the ecological concerns of this system are the theory of Qi and the mentality of “human body and country sharing the same structure”. The ideological system of “curing the world” contains modern scientific connotations like system coordination， motion field as well as integration and symbiosis， presenting discourses and discussions with the modern western ecological criticism regarding views towards nature and the universe. Meanwhile， rooted in Chinese domestic traditional thinking pattern， the thought of “curing the world” can better strengthen our attention to and respect for natural ecology.
Key words： ecological concern; communic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Scripture of the Great Peace; thought of “curing the world”; theory of Qi; mentality of “human body and country sharing the same structur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