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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在建筑行业安全管理的背景下，通过文献分析提出了建设项目管理者领导风格（家长式领导和辱虐式领导）对建筑工人乐观偏差和乐观偏差对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影响假设，并构建了理论模型框架，从而为建设项目管理者加强安全管理提供了新思路，并进一步丰富了建设项目安全管理的理论研究。
关键词：建设管理;领导风格;乐观偏差;不安全行为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0.04.026
0 引言
建筑业是一个安全事故高发的行业，据英国健康与安全执行局统计，三分之一的工作场所死亡事故发生在建筑工地，其死亡及受伤率超过所有行业平均水平的四倍，是造成工人伤亡人数最高的行业。而建筑工人作为建设工程的主要实施者以及安全事故的主要受害者，其在施工现场的安全问题成为每一个建设项目管理者所关心的问题。据众多有关建筑安全事故的调查结果显示，建筑工人的不安全行为是造成现场事故的最主要原因。因此，有必要针对导致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基于认知行为理论，从认知偏差的主要形式——乐观偏差的中介作用视角，探究建设项目管理者领导风格对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影响，并构建理论模型，为辅助建设项目管理者制定更有效的安全管理策略提供依据。
1 概念分析与研究现状
1.1 管理者领导风格
管理者领导风格是指领导者或管理者在对其下属实施管理活动过程中，采取的某种较为固定的管理行为模式。目前学术界关于领导风格的研究较为丰富并总结形成了各种领导风格模型，本文结合中国领导文化具有较为浓重的人治色彩，以及传统的建筑施工行业作为研究背景，选取辱虐管理领导风格和家长式领导风格展开进一步讨论。
家长式领导最早由Redding（1990）提出，其通过长达20年的对华人家族企业的研究，指出这种领导风格在华人家族企业中普遍存在。来自台湾大学的郑伯埙教授在整合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将家长式领导定义为“在一种人治的氛围下，显现出严明的纪律与权威、父亲般的仁慈及道德廉洁性的领异方式”，并提出了目前国内家长式领导的三元理论：仁慈领导、德行领导和威权领导。众多学者研究表明家长式领导会对员工态度、行为和绩效产生显著影响，具体到三个维度则有一定的不同。除此之外，也有实证研究表明家长式领导对组织绩效、组织文化和社会资本产生影响。
辱虐型领导是指在组织情景中，领导者对下属在情绪和物理上实施持续的非善意对待的领导行为，该理念由Tepper（2000）最早提出。辱虐型领导是一种负向型管理，实证研究表明，当员工在组织团队中遭受领导的辱虐管理时，他们会产生负面的情绪，并引发一些偏差行为，并且不会进行积极的活动。因此只有拥有较强的心理抗压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员工才可以应对辱虐型领导。
1.2 乐观偏差的概念
乐观偏差的研究主要起源于认知偏差，在20世纪60、70年代，一些关于交通事故和健康问题等方面的研究发现多数人对未来事件的预测是有乐观倾向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乐观倾向往往是不切实际的。20世纪80年代初，Weinstein最先采用“乐观偏差”（Optimism bias）这个概念来描述这种现象，并把它界定为“人们认为积极事件更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而消极事件更可能发生在他人身上”。关于乐观偏差测量已经由较为成熟的量表，方法主要分为直接比较法和间接比较法两种。关于乐观偏差的影响因素主要分为个体因素和事件特征，如个体的过去经历、刻板印象、情绪、性格、事件的普遍性/特有性、积极性/消极性，严重性/非严重性以及事件发生的可能时限等。
1.3 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
建筑工人的不安全行为一般指工人在施工作业的准备和实施过程中，自愿或受到其他因素干扰而未能按照有关安全规定要求的违规操作。这里的自愿是指工人在知晓相关安全规定且能遵守相关规定的前提下故意表现的不安全行为。受其他因素干扰是指工人因外部原因，未能知晓全面且准确的安全规定或疏忽遗忘规定而产生不安全行为。因此这里可将不安全行为归为两类：一类是意向行为，即明知故犯;另一类是非意向行为，即注意失效和记忆失效。对不安全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已经做了很多工作，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可将影响不安全行为的因素分为个人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其中个人因素又可细分为知识因素、生理因素、心理因素，外部环境因素可分为物理环境和组织环境。知识因素主要指缺乏正确的安全观念和安全知识，生理因素主要指工人的疲劳度，心理因素体现在低估风险和高估个人能力两个方面，物理环境主要指外部安全条件的欠缺，组织环境包括安全氛围、管理者的观念方式等。对于不安全行为的预防和管理，比较主流的方法是以ABC（Accident-Behavior-Consequence）模型为原则的行为安全管理（Behavior Based Safety，BBS）。BBS实施的流程是：“定义关键行为—建立行为安全管理組织—行为观察、收集数据—行为分析—安全行为交流、信息反馈—不安全生产行为纠正—安全行为、事故减少”，其中行为分析环节就是利用ABC模型对行为前因、过程、后果进行分析，从而对不安全行为实施有效的干预和管控。对于不安全行为的产生机理，被多数人认可的是基于认知行为理论对不安全行为产生的解释。该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是认知的产物，不安全行为的产生是因为认知的过程及结果产生了失效和偏差，进而导致行为上的偏差。
2 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构建
根据上述相关理论文献的回顾，不安全行为产生的原因是工人认知过程及结果的失效和偏差，而乐观偏差作为认知偏差的主要类型，其定义与不安全行为影响因素中的心理因素重合，故本文以乐观偏差作为中介变量，研究建设项目管理者领导风格对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影响模型。 2.1 家长式领导对员工乐观偏差的影响
家长式领导中的三个维度（仁慈、德行、威权）虽然在行为目的上相同，但在内涵上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在面对不同的维度的家长式领导风格时，员工的乐观偏差也应当有所差别。张敏在其研究中指出仁慈领导、德行领导能显著改善员工的消极情绪，并提升其积极情绪，而威权领导则具有相反的作用。Ali等的研究表明员工会对具有较强威权领导风格的领导产生敬畏心理，从而降低内部动机，更容易产生负面情绪。陈瑞君在其研究中证实乐观偏差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且存在自动化、无意识的内隐特点。Lench考察了个体的情绪状态对乐观偏差的影响，结果表明个体无论处于积极情绪还是消极情绪，都具有一定的乐观偏差，且处于积极情绪的个体表现出较大程度的乐观偏差。
综合以上分析可得出研究假设：建设项目管理者的家长式领导风格对建筑工人乐观偏差有正向影响。
2.2 辱虐式领导对员工乐观偏差的影响
Tepper等的研究发现，感知到辱虐管理的员工降低了组织承诺，增加了工作家庭冲突和心理压力的困扰，对当前职业发展的期望更低，从而离职倾向更加强烈。王丹在对4个煤矿共计306份矿工的问卷数据分析之后，实证得出辱虐式领导能显著增强工人消极情绪，进而减弱建筑工人的乐观偏差。从以上文献回顾来看可以提出以下假设：建设项目管理者的家长式领导风格对建筑工人乐观偏差有负向影响。
2.3 建筑工人乐观偏差对其不安全行为的影响
乐观偏差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乐观主义或者说盲目乐观，并且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其定义是“人们趋向于认为好事发生在自己身上，坏事发生在他人身上的一种心理期望”。已有研究表面决策者的乐观偏差是导致建设工程项目成本超支、进度延误和利润未达标的主要原因之一。林宏莉在对建筑工人认知偏差与不安全行为关系研究中发现认知偏差于不安全行为有着显著的联系，乐观偏差作为认知偏差的一种也因此对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有着影响作用。在任玉辉将不安全行为影响因素的心理因素概括为两个：低估风险和高估个人能力，也即建筑工人对施工风险和个人能力存在乐观偏差，因此本人提出假设：建筑工人乐观偏差对其不安全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2.4 理论模型框架的构建
综合以上关于建设项目管理的领导风格对建筑工人的乐观偏差的影响，以及乐观偏差对不安全行为影响的文献分析，可以得出如图1所示的理论模型框架。图1中建设项目管理者领导风格的家长式风格对建筑工人乐观偏差有正向影响，辱虐式有负向影响;建筑工人乐观偏差对其不安全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3 结语
本文在建设项目安全管理和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相关的研究基础上，结合认知行为科学理论和心理学中认知偏差的概念，创新地引入乐观偏差作为研究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中介变量，重点分析了建设项目管理者领导风格（家长式领导和辱虐式领导）对建筑工人乐观偏差及不安全行为的影响。在文献分析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建设项目管理者领导风格的家长式风格对建筑工人乐观偏差有正向影响，辱虐式风格对乐观偏差有负向影响;建筑工人乐观偏差对其不安全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假设，并构建理论模型框架，从而为后续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Haslam R A，Hide S A，Gibb A G F，et al.Contributing factors in construction accidents[J].Applied Ergonomics，2005，36（4）：401-415.
[2]Redding S G.The distinct nature of Chinese capitalism[J].The Pacific Review，1996，9（3）：426-441.
[3]郑伯壎，周丽芳，黄敏萍，等.家长式领导的三元模式：中国大陆企业组织的证据[J].本土心理学研究，2003，（20）：209-252.
[4]Tepper B J.Consequences of Abusive Supervision[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0，43（2）：178-190.
[5]Raivio T L.Abusive supervision and subordinate supervisor-directed deviance：The moderating role of traditional values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revenge cognitions[J].Journal of Occupational &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2011，83（4）：835-856.
[6]Weinstein N D.Unrealistic optimism about future life event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1980，39（5）：806-820.
[7]陈瑞君，秦启文.乐观偏差研究概况[J].心理科学进展，（11）：148-153.
[8]任玉辉.煤矿员工不安全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及预控研究[D].北京：中国矿业大学（北京），2014.
[9]张敏，张一力.任务紧迫时个体情感网络嵌入与团队情绪能力的关联机制研究——基于家长式领导的调节作用[J].财经论丛，（5）：76-84.
[10]Ali E.Akgün，Keskin H，Byrne J.Organizational emotional capability，product and process innovation，and firm performance：An empirical analysis[J].Journal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2009，26（3）：103-130.
[11]陈瑞君.不同情境中乐观偏差及其影响因素[D].成都：西南大學，2012.
[12]Lench H C，Ditto P H.Automatic optimism：Biased use of base rate information for positive and negative events[J].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2008，44（3）：0-639.
[13]王丹.辱虐管理对矿工不安全行为的影响研究[J].经济与管理，2012，（10）：67-72.
[14]Ansar A，Budzier A，Lunn D.Does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lead to economic growth or economic fragility？ Evidence from China[J].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16，32（3）：360-390.
关键词：建设管理;领导风格;乐观偏差;不安全行为
中图分类号：F24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11/j.cnki.1672-3198.2020.04.026
0 引言
建筑业是一个安全事故高发的行业，据英国健康与安全执行局统计，三分之一的工作场所死亡事故发生在建筑工地，其死亡及受伤率超过所有行业平均水平的四倍，是造成工人伤亡人数最高的行业。而建筑工人作为建设工程的主要实施者以及安全事故的主要受害者，其在施工现场的安全问题成为每一个建设项目管理者所关心的问题。据众多有关建筑安全事故的调查结果显示，建筑工人的不安全行为是造成现场事故的最主要原因。因此，有必要针对导致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影响因素进行深入的研究。本文基于认知行为理论，从认知偏差的主要形式——乐观偏差的中介作用视角，探究建设项目管理者领导风格对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影响，并构建理论模型，为辅助建设项目管理者制定更有效的安全管理策略提供依据。
1 概念分析与研究现状
1.1 管理者领导风格
管理者领导风格是指领导者或管理者在对其下属实施管理活动过程中，采取的某种较为固定的管理行为模式。目前学术界关于领导风格的研究较为丰富并总结形成了各种领导风格模型，本文结合中国领导文化具有较为浓重的人治色彩，以及传统的建筑施工行业作为研究背景，选取辱虐管理领导风格和家长式领导风格展开进一步讨论。
家长式领导最早由Redding（1990）提出，其通过长达20年的对华人家族企业的研究，指出这种领导风格在华人家族企业中普遍存在。来自台湾大学的郑伯埙教授在整合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将家长式领导定义为“在一种人治的氛围下，显现出严明的纪律与权威、父亲般的仁慈及道德廉洁性的领异方式”，并提出了目前国内家长式领导的三元理论：仁慈领导、德行领导和威权领导。众多学者研究表明家长式领导会对员工态度、行为和绩效产生显著影响，具体到三个维度则有一定的不同。除此之外，也有实证研究表明家长式领导对组织绩效、组织文化和社会资本产生影响。
辱虐型领导是指在组织情景中，领导者对下属在情绪和物理上实施持续的非善意对待的领导行为，该理念由Tepper（2000）最早提出。辱虐型领导是一种负向型管理，实证研究表明，当员工在组织团队中遭受领导的辱虐管理时，他们会产生负面的情绪，并引发一些偏差行为，并且不会进行积极的活动。因此只有拥有较强的心理抗压能力和社会适应能力的员工才可以应对辱虐型领导。
1.2 乐观偏差的概念
乐观偏差的研究主要起源于认知偏差，在20世纪60、70年代，一些关于交通事故和健康问题等方面的研究发现多数人对未来事件的预测是有乐观倾向的，并且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乐观倾向往往是不切实际的。20世纪80年代初，Weinstein最先采用“乐观偏差”（Optimism bias）这个概念来描述这种现象，并把它界定为“人们认为积极事件更可能发生在自己身上，而消极事件更可能发生在他人身上”。关于乐观偏差测量已经由较为成熟的量表，方法主要分为直接比较法和间接比较法两种。关于乐观偏差的影响因素主要分为个体因素和事件特征，如个体的过去经历、刻板印象、情绪、性格、事件的普遍性/特有性、积极性/消极性，严重性/非严重性以及事件发生的可能时限等。
1.3 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
建筑工人的不安全行为一般指工人在施工作业的准备和实施过程中，自愿或受到其他因素干扰而未能按照有关安全规定要求的违规操作。这里的自愿是指工人在知晓相关安全规定且能遵守相关规定的前提下故意表现的不安全行为。受其他因素干扰是指工人因外部原因，未能知晓全面且准确的安全规定或疏忽遗忘规定而产生不安全行为。因此这里可将不安全行为归为两类：一类是意向行为，即明知故犯;另一类是非意向行为，即注意失效和记忆失效。对不安全行为影响因素的研究，国内外学者已经做了很多工作，综合前人的研究成果可将影响不安全行为的因素分为个人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其中个人因素又可细分为知识因素、生理因素、心理因素，外部环境因素可分为物理环境和组织环境。知识因素主要指缺乏正确的安全观念和安全知识，生理因素主要指工人的疲劳度，心理因素体现在低估风险和高估个人能力两个方面，物理环境主要指外部安全条件的欠缺，组织环境包括安全氛围、管理者的观念方式等。对于不安全行为的预防和管理，比较主流的方法是以ABC（Accident-Behavior-Consequence）模型为原则的行为安全管理（Behavior Based Safety，BBS）。BBS实施的流程是：“定义关键行为—建立行为安全管理組织—行为观察、收集数据—行为分析—安全行为交流、信息反馈—不安全生产行为纠正—安全行为、事故减少”，其中行为分析环节就是利用ABC模型对行为前因、过程、后果进行分析，从而对不安全行为实施有效的干预和管控。对于不安全行为的产生机理，被多数人认可的是基于认知行为理论对不安全行为产生的解释。该理论认为：人的行为是认知的产物，不安全行为的产生是因为认知的过程及结果产生了失效和偏差，进而导致行为上的偏差。
2 研究假设与理论模型构建
根据上述相关理论文献的回顾，不安全行为产生的原因是工人认知过程及结果的失效和偏差，而乐观偏差作为认知偏差的主要类型，其定义与不安全行为影响因素中的心理因素重合，故本文以乐观偏差作为中介变量，研究建设项目管理者领导风格对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影响模型。 2.1 家长式领导对员工乐观偏差的影响
家长式领导中的三个维度（仁慈、德行、威权）虽然在行为目的上相同，但在内涵上存在显著差异。因此在面对不同的维度的家长式领导风格时，员工的乐观偏差也应当有所差别。张敏在其研究中指出仁慈领导、德行领导能显著改善员工的消极情绪，并提升其积极情绪，而威权领导则具有相反的作用。Ali等的研究表明员工会对具有较强威权领导风格的领导产生敬畏心理，从而降低内部动机，更容易产生负面情绪。陈瑞君在其研究中证实乐观偏差是一个普遍存在的现象，且存在自动化、无意识的内隐特点。Lench考察了个体的情绪状态对乐观偏差的影响，结果表明个体无论处于积极情绪还是消极情绪，都具有一定的乐观偏差，且处于积极情绪的个体表现出较大程度的乐观偏差。
综合以上分析可得出研究假设：建设项目管理者的家长式领导风格对建筑工人乐观偏差有正向影响。
2.2 辱虐式领导对员工乐观偏差的影响
Tepper等的研究发现，感知到辱虐管理的员工降低了组织承诺，增加了工作家庭冲突和心理压力的困扰，对当前职业发展的期望更低，从而离职倾向更加强烈。王丹在对4个煤矿共计306份矿工的问卷数据分析之后，实证得出辱虐式领导能显著增强工人消极情绪，进而减弱建筑工人的乐观偏差。从以上文献回顾来看可以提出以下假设：建设项目管理者的家长式领导风格对建筑工人乐观偏差有负向影响。
2.3 建筑工人乐观偏差对其不安全行为的影响
乐观偏差是一种不切实际的乐观主义或者说盲目乐观，并且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中，其定义是“人们趋向于认为好事发生在自己身上，坏事发生在他人身上的一种心理期望”。已有研究表面决策者的乐观偏差是导致建设工程项目成本超支、进度延误和利润未达标的主要原因之一。林宏莉在对建筑工人认知偏差与不安全行为关系研究中发现认知偏差于不安全行为有着显著的联系，乐观偏差作为认知偏差的一种也因此对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有着影响作用。在任玉辉将不安全行为影响因素的心理因素概括为两个：低估风险和高估个人能力，也即建筑工人对施工风险和个人能力存在乐观偏差，因此本人提出假设：建筑工人乐观偏差对其不安全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2.4 理论模型框架的构建
综合以上关于建设项目管理的领导风格对建筑工人的乐观偏差的影响，以及乐观偏差对不安全行为影响的文献分析，可以得出如图1所示的理论模型框架。图1中建设项目管理者领导风格的家长式风格对建筑工人乐观偏差有正向影响，辱虐式有负向影响;建筑工人乐观偏差对其不安全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
3 结语
本文在建设项目安全管理和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相关的研究基础上，结合认知行为科学理论和心理学中认知偏差的概念，创新地引入乐观偏差作为研究建筑工人不安全行为的中介变量，重点分析了建设项目管理者领导风格（家长式领导和辱虐式领导）对建筑工人乐观偏差及不安全行为的影响。在文献分析基础上，本文提出了建设项目管理者领导风格的家长式风格对建筑工人乐观偏差有正向影响，辱虐式风格对乐观偏差有负向影响;建筑工人乐观偏差对其不安全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的假设，并构建理论模型框架，从而为后续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提供理论基础。
参考文献
[1]Haslam R A，Hide S A，Gibb A G F，et al.Contributing factors in construction accidents[J].Applied Ergonomics，2005，36（4）：401-415.
[2]Redding S G.The distinct nature of Chinese capitalism[J].The Pacific Review，1996，9（3）：426-4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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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Tepper B J.Consequences of Abusive Supervision[J].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2000，43（2）：178-190.
[5]Raivio T L.Abusive supervision and subordinate supervisor-directed deviance：The moderating role of traditional values and the mediating role of revenge cognitions[J].Journal of Occupational &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2011，83（4）：835-856.
[6]Weinstein N D.Unrealistic optimism about future life events.[J].Journal of Personality & Social Psychology，1980，39（5）：806-820.
[7]陈瑞君，秦启文.乐观偏差研究概况[J].心理科学进展，（11）：148-153.
[8]任玉辉.煤矿员工不安全行为影响因素分析及预控研究[D].北京：中国矿业大学（北京），2014.
[9]张敏，张一力.任务紧迫时个体情感网络嵌入与团队情绪能力的关联机制研究——基于家长式领导的调节作用[J].财经论丛，（5）：76-84.
[10]Ali E.Akgün，Keskin H，Byrne J.Organizational emotional capability，product and process innovation，and firm performance：An empirical analysis[J].Journal of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Management，2009，26（3）：103-130.
[11]陈瑞君.不同情境中乐观偏差及其影响因素[D].成都：西南大學，2012.
[12]Lench H C，Ditto P H.Automatic optimism：Biased use of base rate information for positive and negative events[J].Journal of Experimental Social Psychology，2008，44（3）：0-639.
[13]王丹.辱虐管理对矿工不安全行为的影响研究[J].经济与管理，2012，（10）：67-72.
[14]Ansar A，Budzier A，Lunn D.Does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lead to economic growth or economic fragility？ Evidence from China[J].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2016，32（3）：360-3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