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旱逢甘霖，医改带来了卫生信息化前所未有的机会。这个沉寂太久的行业正鼓足士气，在拐点之上迎接全新考验。
　　“……请5月8日乘坐NW029航班和9日乘坐3U8882航班与该患者同机的乘客速与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联系。”
　　5月12日，北京。一大早，2000多万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用户收到了这么一条短信。此前一天，我国内地确诊了首个甲型H1N1流感病例。
　　5月13日，第二个病例确诊。
　　以解决看病贵、看病难为主要民生诉求的新医改，赶上了这样一个特别的开始。
　　
　　特殊的开端
　　4月初，医改方案一经发布，立即引发了各方关注。正当此时，甲型H1N1流感忽然暴发。作为这场阻击站的主力部门，卫生部门在疫情直报系统、应急指挥系统、视频会议系统、各地区域卫生信息平台等信息手段立体支撑下，及时发布各种信息，让公众心态平静，从容应对。
　　这与2003年形成了巨大反差。恰恰是2003年的SARS危机，让中国卫生部门认识到，信息化的薄弱是应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一大软肋。卫生部门和社会各界猛然警醒: 卫生信息化是一场无法回避的攻坚战。
　　“卫生行业信息化的春天即将来临。”早在一年前，中华医院管理学会计算机专业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李包罗便有此预言。这位在卫生信息化领域扎根近30年的老专家，见证了中国卫生信息化的整个演变。
　　在中国之外，卫生行业信息化的浪潮同样汹涌。早前，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就职演说中就明确提到，将在未来5年投入500亿美元，用于建设覆盖全民的电子健康档案（eHR），以减少医疗费用，降低医疗事故。
　　如果说，2003年的“非典”疫情使得中国卫生行业信息化遭受了一场突袭，彻底暴露了重大疫情信息不能互联和及时汇总的重大缺陷，那么2009年开启的医改大幕则是对卫生行业信息化的一场有准备的“手术”。接下来，卫生信息化必须解决的问题是: 各级卫生管理机构、医疗机构、病患的信息化需求在哪; 如何来满足; 该走什么样的路？
　　
　　突破区域协同
　　“301医院在这儿，堵了一大截。”出租车司机大多不爱拉这趟活儿，更愿意绕道而行。每天早上9点不到，北京五棵松桥东的常规性堵车就开始上演，前往301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的车辆已经把医院门口围了个水泄不通。为疏通交通，有关部门专门为301医院辟出两条特殊车道，大大小小的车辆塞在门口，一片嘈杂。
　　幽长的走廊，大厅里黑压压的一片，有人带着被褥在座椅上沉睡正酣，有人拿着备好的午餐席地而坐，有人拽着挂号单横冲直撞……这一幅场景，让人立刻联想起了火车站。实际上，这只是北京儿童医院的一个日常场景。
　　不仅仅是在北京。上海的瑞金医院、中山医院、新华医院等这些顶尖医院都是门庭若市，凌晨排队挂号的场景比比皆是。而社区医院和社区服务中心往往是门前冷落车马稀。这种医疗资源的失衡制约了卫生医疗制度可及性: 均等化的目标，也造就了今天广为诟病的“看病难，看病贵”。
　　是不是只要将钱投入到社区，就能够让老百姓不上大医院，而去社区看病？“显然不是。老百姓所要的是真正可靠、触手可及的优质医疗资源以及信息资源。要解决这种失衡，首先要做的是合理规划医疗资源，让资源不仅仅局限在三甲医院之上，而是要有纵向、横向的融通，打通经络，一气呵成，实现共享。”李包罗说。
　　共享，正是新医改给卫生行业信息化提出的最重要的命题。
　　目前，在北京的东城区和西城区，上海的长宁区、闵行区和闸北区，广东的江门、佛山和珠海等市，南京的江宁区，重庆的南岸区，沿海的厦门和大连，以及科技部在2007年启动的包括解放军总医院在内的4家区域医疗信息协同试点科研项目中，以“区域医疗协同”和“医联共同体”为特征的区域卫生信息化已经悄然兴起，与新医改的重大政策趋向形成鲜活的互动。
　　区域医疗协同在很大意义上是在探索“建设公共服务信息平台”。这一平台将所辖医院的信息系统链接，以就诊患者个体为蓝本，建立电子诊疗信息档案，跨医院对患者临床信息进行共享。
　　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医院新华医院的胸科诊室里，记者体验了上海“医联工程”下的信息交换共享集成平台。通过这一平台，能够查询到患者在上海其他三甲医院的诊断结果、用药情况、出院记录以及影像资料等信息。
　　“区域医疗卫生协同惠及了三方: 医院间可实现医疗资源与信息资源的共享，病患可以在不同医院间进行流动，政府可采集数据成为行政依据。”新华医院CIO孟丽莉一边操作一边解释道。
　　随着采访的深入，记者发现，区域医疗卫生协同其实承担着更为重要的任务——以区域为突破点，进而实现国家层面的卫生信息资源集中规划和管理——这是信息化支撑医改目标全面达成的基本途径。
　　但是，实现区域协同只不过是完成了一次基础设施建设。在这个基础设施上，跑什么内容呢？
　　
　　强攻eHR
　　“区域医疗卫生信息网络的关键部件是居民电子健康档案(eHR)，它是核心，是若干信息的集中点与汇总点。”李包罗这样评论。
　　如果说医疗卫生信息协同给予了互联的纽带，那么居民健康档案就是纽带上的每一个结，是打通“任督二脉”的关键。利用居民电子健康档案，实现对居民健康管理过程的科学与规范的记录，这是一项覆盖个体从出生到临终关怀全生命周期的工程，将对人群的关注从事后救治转移到了事前防控上，从对疾病的诊治转移到对健康的关注之上，实实在在地落实到“以人为本”的核心。
　　每每谈论到居民健康档案，专家们就习惯用“毒奶粉”事件进行佐证。在“毒奶粉”见诸报端之前，各家医院已经陆陆续续接纳过多个肾结石儿童。通常情况而言，肾结石不该在该年段的儿童中出现。而如果建立居民健康档案，一旦该病症发病率在某一地区突然上升10倍甚至百倍，就很容易被发现，从而迅速响应，赢得救治时间。
　　据悉，北京年内将选择朝阳、西城和顺义三个区率先试点，为居民建立电子健康档案。电子健康档案将记录居民的基本信息、就诊和用药、检查记录等; 大型医院之间将首先联网共享居民健康档案。去大医院看病时，患者只要提供一个ID号，其家庭成员情况、病史、历次诊断等情况均可在不同医院共享。预计到2010年，电子健康档案将覆盖北京市18个区县，按照居民自愿建档的原则进一步推广。
　　而在上海，通过实施医联工程，第一批23家三甲医院已经可以共享病人的电子病历; 接下来，上海将继续推进“大医联工程”和“大卫生工程”。其中正在积极酝酿的“大卫生工程”，计划在3年后，将在全市各级卫生机构之间实现全面联网和有关信息的全面共享。
　　其实，居民健康档案的建立并不是有了医改方案后才开始行动的。在过去3年的时间里，饶克勤就一直专注于居民健康档案规范与标准的研究，从概念模型、业务模型、信息模型三方面对其进行定义与论证。他表示，这是一场没有任何可用经验的挑战。
　　2007年，上海市长宁区在全区191个医疗机构、社务卫生服务中心和站点进行部署，建立以居民电子健康档案为核心的公共卫生信息系统。2000年，大连市也建立了132万份居民健康档案。但问题随之而来，一方面，过去上门采集的信息无法激活，一度成为“死档”; 另一方面，公共卫生信息系统与医疗机构系统的脱节，导致了无法采集病人的诊疗信息、数据标准不统一、无法实现数据的共享等问题，成为建立电子健康档案的一道坎。
　　“居民健康档案不可一蹴而就，这将是卫生信息化一直面临的课题，但一旦破解，它将提高人群的生命质量。”大连市卫生局信息中心副主任林红十感慨道。
　　
　　背 景
　　卫生信息化首次被写入医改方案
　　历时3年的激烈讨论和不断修改，在社会各界翘首期盼下，新医改方案尘埃落定。4月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到2020年，基本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普遍建立比较完善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和医疗服务体系、比较健全的医疗保障体系、比较规范的药品供应保障体系、比较科学的医疗卫生机构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形成多元办医格局，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
　　一个最引人关注的变化在于，《意见》把基本医疗保障定义为向全民提供的公共产品，全新地解释了基本医疗保障的性质，相应地明确和强化了政府在基本医疗卫生制度中的责任。
　　要让医疗保障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共产品，强大的卫生信息化是最重要的基本设施之一。“医改必定是中国卫生行业信息化的分水岭。”卫生部信息统计中心主任饶克勤说。
　　动作非常连贯。4月7日，新华社受权发布了《医药卫生体制改革近期重点实施方案(2009～2011年)》。在新医改方案中，信息化成为了“四梁八柱”中不可或缺的八柱之一。纵观卫生行业信息化30年的发展史，被 写入改革方案，提高到如此地位，尚属首次。
　　
　　卫生信息化之推倒樊篱
　　
　　横亘在卫生信息化进程中的传统“老大难”问题，并不会因为新医改方案而自行消亡。
　　在一些人看来，医改带来的是卫生行业信息化的全民狂欢。
　　“这个行业太复杂，建设内容、规范标准和部门利益都不是能够轻易解决的。”饶克勤表示，这将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面对机遇，他保持着冷静和清醒。
　　4月28日，卫生信息化领域的专家齐聚上海，等待2009年区域卫生信息整合高峰论坛的召开。当晚的饭局上，大家就迫不及待地讨论、争论开来。热闹的氛围之下隐藏着一丝担忧。有人感慨，我们需要时间。
　　国家的政策有了，但该如何执行？用信息化来进行流程再造，难度并不亚于一次体制的变革。
　　“这是一次系统的推倒藩篱运动！”一位专家认为，这样的口号并不夸张。
　　
　　樊篱一:
　　体制之困
　　管理与体制问题不仅是卫生行业信息化的阻碍，也是本次医改所面临的最为艰巨的任务。
　　“一个媳妇，多个婆婆”是卫生行业管理机构上最为鲜明的写照。目前中国管理医疗卫生的部门，除了卫生部以外，还涉及到科技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民政部、财政部、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环境保护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质检总局、国家安监总局、国家发改委等十几个国家部委，它们都管理着医疗卫生中的一部分工作。
　　2008年大部制改革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改由卫生部管理，迈出了“大卫生部”改革的第一步，但业界呼声最高的医疗服务、医疗保险等职能范畴，最终没能划归卫生部旗下。
　　“各自为政，缺乏统一协调，如果要改革，最先改革的应该是管理部门。”北京大学人民医院信息中心主任刘帆直言，新一期《南风窗》中提出的“医改需先改政府部门”的观点直抵问题要害。
　　林红十表达了相同的担忧，他给出了更为具体的例子。“如果医保能够由卫生部门管理，那么普及医疗保险和实行一卡通的实时支付在操作上会简单很多。如今，医疗保险归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管理，但一卡通又由卫生部推行，必定会产生矛盾。”
　　这是医改带来的新问题与新担忧，与此并行的还有沉积多年的信息孤岛、烟囱式以及电线杆式的旧有信息系统。
　　就医院层面而言，其信息化的建设一直处于闭门造车的情况，医院本身成为了一个个的信息孤岛。如今，政府主导的区域医疗协同虽然通过行政能力强行打破孤岛局面，但医院间的利益究竟应该如何协调？
　　“双向转诊”是活生生的例子，从下转上容易，但从上转下就极为困难。一旦医保一卡通推行、病人可随意流动时，双向转诊的推行可能变得更为困难，老百姓们将一窝蜂地涌向大医院。
　　此外，从对“非典”疫情的防控中催生而出的烟囱式以及电线杆式的信息系统，直接从各个数据源抓取数据到最终目的，中间不留任何缝隙，但部门间的各自为政、条条管理同样使得系统只能满足某个部门的特定需求，无法考虑基层在提供所需数据时的实际产生过程。
　　这只是个开始。
　　
　　樊篱二:
　　理念之旧
　　在以后的系统建设中，卫生信息化建设的理念必须从“IT和业务驱动”转变为“为人服务”。
　　“这次医改方案中提出的以人为本思想，将成为卫生行业信息化建设理念的一次转型。”饶克勤肯定，卫生行业传统的信息化建设理念将在这次医改中遭到冲击。
　　在医院，各部门往往根据自己情况走封闭开发的道路，随意性强且无计划，临床、病案、统计、人事、设备、医药和财务等相关科室间的数据互不衔接。由于资料的来源和考虑问题的角度不同，对于同样的事情，拿出的数据却不尽相同。这种各取所需的状况也发生在各个医疗卫生相关部门里。
　　在信息化发展的初级阶段，“按需建设”的理念为医院乃至整个卫生行业提供了业务支撑。到目前为止，我国90%的三级医院、70%以上的二级医院的所有收费窗口业务都实现了电脑操作，而疫情直报系统也加快了突发性公共卫生响应速度。但当信息化发展到整合、共享阶段时，理念急需来一次革新。
　　按照饶克勤的观点，在以后的系统建设中，卫生信息化建设的理念必须从“IT和业务驱动”转变为“为人服务”。而这一理念又需要在决策层、管理层和执行层（包括IT企业在内）等多个层面做自上而下的贯彻，信息化的建设是一部分人在做，但信息化的使用是所有人都在参与。因此，各个部门的人员都应该具备最基本的信息化意识。
　　“要怎么贯彻？”刘帆并不乐观，他最大的担忧在于: 决策部门目前还没有确定的思路，仍然在探索之中，这使得执行部门也不敢轻举妄动。
　　刘帆表示，在信息化的推进上，资金、技术都不是关键的因素，最主要在于政府领导的理念是否科学和具有前瞻性，这样才可能出台具有指导意义的决策。
　　但现实情况是，卫生部门还处在对自身定位的摸索阶段。对哪些有所为、哪些不可为、亟须建立哪套系统来抓取数据、什么样的数据能够提供行政依据等问题，决策层还没能厘清。
　　
　　樊篱三:
　　人才之匮
　　卫生信息化领域对专业人才的渴求在最近几年日显突出。这类人才既要懂医疗，又要会IT，被称为HIT（Healthcare IT，医疗IT）人才。中国培养HIT人才机制的严重缺乏，将成为危险的短板。
　　在国外的医学教育中，医学信息学是一项基础学科，1950年于美国开始起步，目前已经在国外各大医学院中普及。反观中国，医学与信息学交叉的学科远未普及，还只是研究生教育里个别老师的行为。在本科教学阶段，该学科内容通常揉杂在管理学或公共卫生学科里，没有自成一派。缺乏系统的教育，就无法给整个卫生信息化带来批量的“上岗”人员。
　　当HIT人才需求愈发旺盛时，从医生职业上半路出家做IT的人成为了一种趋势。
　　在记者接触过的卫生信息化专家中，刘帆是最为典型的。在2006年，这位2004年临床医学博士毕业的骨科医生迎来了职业生涯中的第一次转型: 涉猎医院信息化领域。
　　通过70天的调研，刘帆摸清了医院各个部门的家底，开始实际的信息化操刀。“压力很大，一个学临床医学的小伙子突然挑起信息化的担子，很多人认定我啃不下这块硬骨头。”回忆起那段日子，刘帆感概万千。“医院里的CIO必须有三种素质: 第一，要了解信息化; 第二，要了解医院的所有业务; 第三，能够参与到战略决策中去。但现在这样的人才实在缺乏。”
　　并不是每一个半路出家的CIO都能像刘帆一样，在短时间内迅速成长。刘帆表示，因为有了医院给予的环境和领导的意愿，他才能够顺利地摸索前进。
　　这种靠自己钻研与医院培养的人才模式，单就医院而言，可能有一位实干、能干的CIO，就已足矣。但中国的卫生信息化需要的是一支强劲的队伍，就像上文所说，需要“批量”的人员。李包罗告诉记者，惟有从高等教育入手，才能建立起一支“能作战、派上用场”的专业HIT队伍。
　　
　　卫生信息化之崭新布局
　　
　　在金融危机还未触底的艰难时刻，“8500亿元扩容”的利好政策无疑给IT产业带来了光亮。据IDC分析预测，预计到2010年，我国医疗整体IT市场投资规模将达到120多亿元，而2007～2011年，我国医疗行业信息化投资规模的年复合增长率有望达到17%。
　　无论是世界级企业还是本土级企业，无论是实战经验颇丰还是初涉该领域的企业，纷纷看到了这块诱人的蛋糕。
　　一批原本对HIT没有经验的本土IT企业，开始凭借优良的背景，逐步涉水卫生信息化领域。而浸淫在这一领域多年的卫生IT企业，也在雄厚的经验之上开始了与政府、医院的新一轮的互动。英特尔、微软、思科、IBM等世界级IT企业，则一方面加快研发速度，另一方面与医疗卫生机构开展密切合作。
　　“对于卫生IT产业，医改中很可能筛掉一些利润较低的企业，扶持一些利润好的、拥有核心竞争力的企业走向高端，这对于整个行业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洗牌过程。”在记者的走访中，专家们感叹，中国本土IT企业也将面临一次内部和外部的双重挑战。
　　在卫生信息化领域里沉浮的IT企业并不少见，根据卫生部统计信息中心的相关统计，目前全国现有医疗软件生产供应商约600家。但本土级卫生IT企业数量大、规模小、力量弱的特征，往往使得规模上不去，市场打不开，市场份额与销售额保持在低水平。一些本土级企业走着靠山吃山的路子，依靠紧密的政府关系，每年凭借政府项目来养活自己。一旦项目多了，由于研发力量薄弱，常常撑得咽不下去。
　　要改变这种卫生产业羸弱的状况，医疗IT企业需要在新的投资驱动下，通过做大做强来分食这块蛋糕。
　　近年，在金融行业、零售行业已经涌现出了像东南融通、富基融通这样的企业，它们通过上市获得了跳跃性发展，随后展开一系列并购、整合来扩大企业规模。在涉及卫生领域的IT企业中，也不乏像用友、东软这样的上市公司。那么，卫生产业是否也可以复制这样一套模式？
　　金仕达卫宁信息公司的总裁刘宁并不认为。“做大做强要靠自身的经营理念和经营模式。”他表示，很多企业上市是本着圈钱的意愿，最终走进了死胡同。这种不从内部开刀、不先把自己做好的急功近利的方式，最终会把企业引到一条歧途上。
　　而再小的公司如果专注于所长的行业，做得精，挖得深，仍能称王。比如在应用软件领域，有恒生电子、信雅达; 在金融IT领域，有新利软件等，并不乏精耕行业的“隐形冠军”，这类企业的赢利能力和竞争力未必会输给那些走在聚光灯下的知名企业。
　　反观中国的卫生IT企业，它们要做大做强的首要任务是要让业务跑起来，将大量数据有效利用并安全运营，使之惠及到卫生主管部门、卫生机构和最终的百姓，这样才可能在这次机遇下迎来黄金时期，也才能在这场战役中不沉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