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我的第一次中国之旅，和我的夫人一起，是纯旅游性质的。在那之前好几年，我们都一直想去看看这片土地。当时我们想着只有这么一次机会，就提前阅读了大量介绍中国各种历史、文化方面的书籍，以便能最大程度地享受这次旅行。在那个年代，中国还没有开始“崛起”，交通条件也谈不上发达和现代化。我们的中国之旅从香港开始，接下来一站是广州。我们并没有乘车、坐飞机，或者像马可·波罗那个时代一样骑马踏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而是先坐了一段火车。在当年那个“新界”和中国分界的火车站，我们拎着大箱小包地下了火车，过了一座桥，桥下的河水就是边界，终于，我们“步行”来到了中国！
　　第一次中国之旅令我们深深着迷，于是我们省吃俭用，在1983年又一次去了中国。回到我居住的城市，雨果的故乡贝藏松，我给我的朋友们放映了在中国拍摄的幻灯片，大家都提出让我组织一次中国之旅。这次旅行于1985年成行。1986年，我和当年一起旅行的朋友们成立了弗朗什-孔泰（我们的大区）-中国友好协会。之后那些年，我在休假期间，组织并陪同了36次到中国的旅行。此外，我们协会加入了法中友协联合会，在这个组织框架下，我应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的邀请，到中国进行了15次考察访问。如果说我的第一次中国之旅是以一种很特殊的方式步行踏上了中国的土地，那么我的第47次旅行是以一种更加特殊的方式离开了中国。那一次我代表法中友协联合会参加成都友好城市大会，有来自不同国家的20多个城市参会。在大会结束当晚，我正在准备回法国的行李，突发疾病：肠穿孔！我被紧急送往医院，并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做了手术，昏迷了两天。当我醒来，我意外地见到了对外友协的两位法语朋友从北京来到了我的病床前。这3天内我的生命体征并不乐观，但这家中国医院救了我的命。第五天，在我的保险公司的要求下，当我的身体恢复到可以转移的条件下，我被一架医疗直升机送到了香港，10天后，在一位医生和一名护士的陪同下，我安然回到了法国。现在你们知道这第47次，我是如何离开中国的了。
　　1985年，我们第一次带上了当时年仅10岁的女儿来到中国，后来她又陪我们来了很多次。她第一次来中国的时候，在上海的中国朋友家里住了一天，和这家同龄的男孩交流，一起包饺子，我们一直和他们保持着联系。3年后，上海市政府和当地出版社联系与上海市建立友好关系的城市协会，希望出版一本名为《上海与我》的书。弗朗什-孔泰中国友协及一些分支机构参与了这个项目，我们也寄去了女儿讲述她和她的中国伙伴以及她对中国的感受的文章。全世界20多个国家的友好组织都投了稿，文章用各个作者的母语并翻译成中文出版。其中收录了四篇法语文章：一位比利时作者，一位瑞士作者，剩下两位法国作者中，一位是大学生，另一个就是我的女儿，她也是所有作者中唯一的孩子。
　　当我在成都病重时，我的女儿赶来看我，在我身体情况很不好的时候，她对我说：“你要努力活下去，别忘了你曾经答应过你的外孙，要带他来中国的，你要遵守承诺。”
　　于是，2013年8月，我组织了我的第50次中国之旅，也是我的第一次“家庭旅行”，带着10位家中的亲戚，除了我女儿之外，他们都是第一次到中国。我8岁的外孙也通过这次经典线路的旅行——上海、桂林、西安和北京，很好地认识了这个国家。
　　那次旅行中的每个晚上，我的外孙都会跟我讲述他白天的所见所闻，那些好玩儿的，令人惊喜的，感到好奇的，还有一些成人不会注意到却深深地印在孩子脑海里的小东西。他的旅行日记里记录着旅途中的照片和点滴，日后每当他翻起这个日记，就会回忆起他和中国的第一次接触。
　　2014年3月
　　（刘宇婷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