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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刚过，陆兰沁打电话给我，告诉我她妈妈去世的噩耗。我感到很突然，很难过。但是一位101岁的老人，总有归途，但她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陆兰沁的妈妈就是我们敬爱的陆璀同志。她为新中国奋斗了一辈子，是一代女杰。我是通过对国际友人的研究工作认识她的。
我阅读介绍埃德加·斯诺和海伦·斯诺的有关书籍，知道他们同情中国革命，支持中国学生运动。当年埃德加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海伦在燕大听课，燕大的学生领袖黄华，北大的学生领袖黄敬，清华的学生领袖姚克广（姚依林）经常在斯诺家开会，分析形势，筹划对策，组织宣传活动，斯诺夫妇知道他们进行这些活动的重大意义。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北京学生1935年12月组织学生上街游行，那就是有名的“一二·九”运动，斯诺以外国记者身份跟随采访。他注意到走在前列的陆璀，当时她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是清华大学学生救国委员会委员。斯诺见她英姿飒爽，拿着大喇叭对大众发表演说。游行队伍到达宣武门，进不了城门，陆璀发现破旧的城门槛下有个大缝，她苗条的个子可以从这里钻进去，于是她冒着生命的危险钻进去，把插在城门上的大闩子拉下了，可是两扇大门还是紧紧地被铁丝缠住，无法开门，正在着急之时她被警察逮捕了，被送往警察所拘留。斯诺知道后，以外国人的身份到警察所探望她，她用警察听不懂的英语跟斯诺讲，说她是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抵抗日本侵略，呼吁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坚决不做亡国奴。斯诺被这个21岁的中国姑娘的正义呼唤和她敢作敢为的英雄气概所感动，立刻给《纽约先驱论坛报》写了一篇报道，称她为中国的“贞德”（15世纪法国著名的民族女英雄圣女贞德），发表在1935年12月17日该报上。海伦·斯诺也非常同情学生运动，在各方面支持和配合埃德加·斯诺。后来国民党政府颁布“维持治安紧急办法”，派出军警逮捕爱国学生，清华大学地下党负责人姚克广立即设法把陆璀送到斯诺夫妇家中（盔甲厂13号，今中安宾馆原址），他们把她隐蔽在家中十多天。后来陆璀受命赴上海，斯诺夫妇用小汽车亲自护送她到前门火车站，见她安全上车了，才放心离去。
陆璀始终与埃德加和海伦保持着联系，特别是与海伦，保持着信件往来。海伦不止一次说，埃德加和她是中美人民友谊之桥的最初搭桥者，也是终身搭桥者。陆璀给她送过一件毛衣，她非常喜欢这件毛衣，在接待客人时总穿在身上。海伦1997年在美国康涅狄克州麦迪逊住了一辈子的木屋里逝世，黄华、何理良、龚普生同志专程前去参加追悼会，陆璀托他们带去她的怀念和祈祷。
陆璀在清华大学上学时，受进步思潮的影响，开始她的革命生涯，并从此走向国际舞台。1936年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陆璀担任上了宣传部部长。她作为全国学联代表，出席在日内瓦和纽约召开的世界青年大会。她抵达纽约时，1936年11月12日的美国《工人日报》刊登消息和她的照片，标题是中国的“贞德”女英雄为和平的使命来到纽约了，文章的副标题写道，这位22岁的学生领袖说中国人摆脱日本的枷锁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以后她一直在欧美一些国家宣传抗日救国。1939年她到加拿大27个城市访问演讲，并为白求恩大夫率领的援华医疗队和国际和平医院募捐。回国后，她在延安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和苏皖边区工作。1947年到新中国建立，她代表解放区妇联，担任国际民主妇联书记处中国书记。这期间她还代表中国妇联出席在布达佩斯、哥本哈根、巴黎、华沙等地举行的国际妇女大会和世界和平大会。
新中国建立后，她积极参加全国妇联工作，是第一任全国妇联国际部部长。“文革”后，她担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1991年，黄华领导下的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成立，她和朱子奇同志都是顾问。我退休后也参加友研会工作，陆璀和朱子奇同志经常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因而认识，有了交往。2009年11月，海伦家乡犹他州塞达城市长、南犹他州大学校长杰拉尔德·谢拉特邀请我们出席该城建立158周年暨海伦·斯诺雕像揭幕，我代表友研会去了，陆璀老人因疾病缠身，不能前往，她在电话里口授一封信，让我带去，信中说了她对海伦的了解和感谢，最后说：“我认为为她竖立雕像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不仅表达了人民对她高尚品德、对理想的追求和杰出的贡献的肯定和赞美，表达了对她作为坚强女性的永久的怀念，而且也必将激励人们，特别是年轻后来者，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不断努力。” 我把这封信亲自交给了谢拉特市长。
陆璀从事国际活动，与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期间支援我们的许多国际友人有着密切交往，结为好友。除斯诺夫妇外，她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有密切往来。自从1947年在延安认识，她们的交往就没有中断过。斯特朗1948年返美，在上海她将随身不离的一件战斗武器——一台小巧的银色打字机留下给陆璀，后来陆璀把它带回延安交给了党组织。1958年，斯特朗第5次来到中国，在中国度过了她的最后12年。陆璀一家和斯特朗同住在台基厂大街一号，今天全国友协的大院里，可谓朝夕相处，在一起互诉衷肠，共享她们奋斗的成果。
另两位是格兰尼奇夫妇，他们1936年至1937年在上海创办刊物《中国呼声》，宣传中国抗战。陆璀从北京逃到上海后，得到格兰尼奇夫妇的很多帮助，他们的家成了陆璀的庇护所。他们最后一次重逢是1979年秋季。陆璀参加全国友协会长王炳南率领的代表团访问美国。在波士顿时，格兰尼奇夫妇为代表团举行百余人参加的招待会。这次会见，陆璀甚为感动，记忆深刻，她说：“当他们用微微颤抖的手热烈地拥抱我这个已满头银发的‘中国小妹妹’时，我不禁激动得热泪盈眶。”
还有一位是安布德大夫，他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一名军医。1945—1946年两次到山东解放区工作，在援华救济物资的分配上，与国民党政府激烈斗争，为山东解放区获得过一批面粉及其他物品。他曾营救过受伤的美国飞行员。陆璀是1946年在山东临沂认识安布德大夫的。当时她患脊椎病，卧床不起，安布德大夫知道后，马上通过关系，安排了两架“蚊式”小飞机，把她和陪同她的弟媳周舜英，各乘一架飞机，从临沂送到青岛治疗。陆璀描写，“两架小飞机在空中并排飞行，像两只小艇在水上滑行似的，我和弟媳可以隔窗相望并挥手致意。半小时光景就到了青岛，安大夫亲自到机场来接我。”1991年安大夫和夫人苏菲亚第六次访华，他们又见了面。安大夫将当年在山东拍摄的大量我军队和群众的照片及其他珍贵史料赠送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陆璀重复毛主席说过的话：“所有为我们做过好事的人，我们都不应该忘记他们。”
陆璀与国际友人保持着终生的友谊，还有罗森大夫和夫人海伦一家也值得一提，这是个友谊代代传的一家人。上世纪30年代开始，罗森夫妇就关心和支持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压迫、求解放的斗争，积极募集医疗用品，经由宋庆龄在香港设立的保卫中国同盟，运往我抗战前线的解放区。罗森是一位世界有名的耳科大夫，他的治疗方法有突破和创新，治愈过数以万计的耳聋病人。他曾九次访华，考察，参观，作学术报告，与我国医学界进行交流。最后一次是1981年11月，不幸因动脉血管瘤在北京猝然逝世。在吴蔚然大夫的帮助下，他的骨灰就葬在北京友谊林的一棵树下。他的儿子约翰是儿科大夫，夫人玛格丽特，女儿朱迪对中国也非常友好，为中美医学和妇女交流作出过贡献，他们经常来中国，也去看望埋着父亲骨灰的那棵茁壮成长的大树。
陆璀与之交往的国际友人很多，我不可能在此一一罗列。
盔甲厂13号是斯诺夫妇1935年10月至1937年11月居住过的一个庭院，斯诺夫妇在那里住了两年零一个月，进行过许多活动，最有意义的是他们分别从这里出发，去陕北采访毛主席及中共其他领导人，了解我军民生活，回来后两人在这里整理材料，分别写成了《红星照耀中国》和《续西行漫记》两本传世之作。旧的房子解放后被拆除了，在原地上盖起了一座新楼，这就是今天的中安宾馆。宾馆的经理郝光宁很有思想，她重视这段历史，把中安宾馆打造成为一个革命教育场所，在客厅里陈列着斯诺夫妇的书籍，播放录像，走廊和房间里都挂上有关斯诺夫妇的图片。住过这里的中外旅客都意外地了解了这两位美国友人对中美人民友好所作出的贡献。
郝光宁经理特别重视陆璀老人与斯诺夫妇的一段经历。2011年12月，她就让我带着她前往陆璀老人家作专门拜访，告诉她为纪念斯诺夫妇这个旧址的恢复情况。陆璀很高兴，马上在一张纸上为她写下祝词，并将人民日报出版社再版她的书《晨星集》送给我们，签上她的名字，笔迹豪爽，苍劲有力，有如其人。2014年5月15日，我们又由陆兰沁带着去北京医院看望她老人家。我们在一起又照了像，她那笑咪咪的表情，使我们相信，她一生都活得很愉快，她光辉的一生留在这笑咪咪的脸上，留在人们的心坎上。
2015年3月1日
作者系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副会长
陆兰沁的妈妈就是我们敬爱的陆璀同志。她为新中国奋斗了一辈子，是一代女杰。我是通过对国际友人的研究工作认识她的。
我阅读介绍埃德加·斯诺和海伦·斯诺的有关书籍，知道他们同情中国革命，支持中国学生运动。当年埃德加在燕京大学新闻系任教，海伦在燕大听课，燕大的学生领袖黄华，北大的学生领袖黄敬，清华的学生领袖姚克广（姚依林）经常在斯诺家开会，分析形势，筹划对策，组织宣传活动，斯诺夫妇知道他们进行这些活动的重大意义。在地下党的领导下，北京学生1935年12月组织学生上街游行，那就是有名的“一二·九”运动，斯诺以外国记者身份跟随采访。他注意到走在前列的陆璀，当时她是清华大学的学生，是清华大学学生救国委员会委员。斯诺见她英姿飒爽，拿着大喇叭对大众发表演说。游行队伍到达宣武门，进不了城门，陆璀发现破旧的城门槛下有个大缝，她苗条的个子可以从这里钻进去，于是她冒着生命的危险钻进去，把插在城门上的大闩子拉下了，可是两扇大门还是紧紧地被铁丝缠住，无法开门，正在着急之时她被警察逮捕了，被送往警察所拘留。斯诺知道后，以外国人的身份到警察所探望她，她用警察听不懂的英语跟斯诺讲，说她是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抵抗日本侵略，呼吁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中国人坚决不做亡国奴。斯诺被这个21岁的中国姑娘的正义呼唤和她敢作敢为的英雄气概所感动，立刻给《纽约先驱论坛报》写了一篇报道，称她为中国的“贞德”（15世纪法国著名的民族女英雄圣女贞德），发表在1935年12月17日该报上。海伦·斯诺也非常同情学生运动，在各方面支持和配合埃德加·斯诺。后来国民党政府颁布“维持治安紧急办法”，派出军警逮捕爱国学生，清华大学地下党负责人姚克广立即设法把陆璀送到斯诺夫妇家中（盔甲厂13号，今中安宾馆原址），他们把她隐蔽在家中十多天。后来陆璀受命赴上海，斯诺夫妇用小汽车亲自护送她到前门火车站，见她安全上车了，才放心离去。
陆璀始终与埃德加和海伦保持着联系，特别是与海伦，保持着信件往来。海伦不止一次说，埃德加和她是中美人民友谊之桥的最初搭桥者，也是终身搭桥者。陆璀给她送过一件毛衣，她非常喜欢这件毛衣，在接待客人时总穿在身上。海伦1997年在美国康涅狄克州麦迪逊住了一辈子的木屋里逝世，黄华、何理良、龚普生同志专程前去参加追悼会，陆璀托他们带去她的怀念和祈祷。
陆璀在清华大学上学时，受进步思潮的影响，开始她的革命生涯，并从此走向国际舞台。1936年全国学生救国联合会在上海成立，陆璀担任上了宣传部部长。她作为全国学联代表，出席在日内瓦和纽约召开的世界青年大会。她抵达纽约时，1936年11月12日的美国《工人日报》刊登消息和她的照片，标题是中国的“贞德”女英雄为和平的使命来到纽约了，文章的副标题写道，这位22岁的学生领袖说中国人摆脱日本的枷锁对世界和平至关重要。
以后她一直在欧美一些国家宣传抗日救国。1939年她到加拿大27个城市访问演讲，并为白求恩大夫率领的援华医疗队和国际和平医院募捐。回国后，她在延安中共中央华中局、新四军军部和苏皖边区工作。1947年到新中国建立，她代表解放区妇联，担任国际民主妇联书记处中国书记。这期间她还代表中国妇联出席在布达佩斯、哥本哈根、巴黎、华沙等地举行的国际妇女大会和世界和平大会。
新中国建立后，她积极参加全国妇联工作，是第一任全国妇联国际部部长。“文革”后，她担任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副会长。1991年，黄华领导下的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成立，她和朱子奇同志都是顾问。我退休后也参加友研会工作，陆璀和朱子奇同志经常来参加我们的活动，因而认识，有了交往。2009年11月，海伦家乡犹他州塞达城市长、南犹他州大学校长杰拉尔德·谢拉特邀请我们出席该城建立158周年暨海伦·斯诺雕像揭幕，我代表友研会去了，陆璀老人因疾病缠身，不能前往，她在电话里口授一封信，让我带去，信中说了她对海伦的了解和感谢，最后说：“我认为为她竖立雕像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不仅表达了人民对她高尚品德、对理想的追求和杰出的贡献的肯定和赞美，表达了对她作为坚强女性的永久的怀念，而且也必将激励人们，特别是年轻后来者，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了解和友谊不断努力。” 我把这封信亲自交给了谢拉特市长。
陆璀从事国际活动，与反法西斯战争和抗日战争期间支援我们的许多国际友人有着密切交往，结为好友。除斯诺夫妇外，她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有密切往来。自从1947年在延安认识，她们的交往就没有中断过。斯特朗1948年返美，在上海她将随身不离的一件战斗武器——一台小巧的银色打字机留下给陆璀，后来陆璀把它带回延安交给了党组织。1958年，斯特朗第5次来到中国，在中国度过了她的最后12年。陆璀一家和斯特朗同住在台基厂大街一号，今天全国友协的大院里，可谓朝夕相处，在一起互诉衷肠，共享她们奋斗的成果。
另两位是格兰尼奇夫妇，他们1936年至1937年在上海创办刊物《中国呼声》，宣传中国抗战。陆璀从北京逃到上海后，得到格兰尼奇夫妇的很多帮助，他们的家成了陆璀的庇护所。他们最后一次重逢是1979年秋季。陆璀参加全国友协会长王炳南率领的代表团访问美国。在波士顿时，格兰尼奇夫妇为代表团举行百余人参加的招待会。这次会见，陆璀甚为感动，记忆深刻，她说：“当他们用微微颤抖的手热烈地拥抱我这个已满头银发的‘中国小妹妹’时，我不禁激动得热泪盈眶。”
还有一位是安布德大夫，他是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一名军医。1945—1946年两次到山东解放区工作，在援华救济物资的分配上，与国民党政府激烈斗争，为山东解放区获得过一批面粉及其他物品。他曾营救过受伤的美国飞行员。陆璀是1946年在山东临沂认识安布德大夫的。当时她患脊椎病，卧床不起，安布德大夫知道后，马上通过关系，安排了两架“蚊式”小飞机，把她和陪同她的弟媳周舜英，各乘一架飞机，从临沂送到青岛治疗。陆璀描写，“两架小飞机在空中并排飞行，像两只小艇在水上滑行似的，我和弟媳可以隔窗相望并挥手致意。半小时光景就到了青岛，安大夫亲自到机场来接我。”1991年安大夫和夫人苏菲亚第六次访华，他们又见了面。安大夫将当年在山东拍摄的大量我军队和群众的照片及其他珍贵史料赠送给了中国革命博物馆。陆璀重复毛主席说过的话：“所有为我们做过好事的人，我们都不应该忘记他们。”
陆璀与国际友人保持着终生的友谊，还有罗森大夫和夫人海伦一家也值得一提，这是个友谊代代传的一家人。上世纪30年代开始，罗森夫妇就关心和支持中国人民反侵略、反压迫、求解放的斗争，积极募集医疗用品，经由宋庆龄在香港设立的保卫中国同盟，运往我抗战前线的解放区。罗森是一位世界有名的耳科大夫，他的治疗方法有突破和创新，治愈过数以万计的耳聋病人。他曾九次访华，考察，参观，作学术报告，与我国医学界进行交流。最后一次是1981年11月，不幸因动脉血管瘤在北京猝然逝世。在吴蔚然大夫的帮助下，他的骨灰就葬在北京友谊林的一棵树下。他的儿子约翰是儿科大夫，夫人玛格丽特，女儿朱迪对中国也非常友好，为中美医学和妇女交流作出过贡献，他们经常来中国，也去看望埋着父亲骨灰的那棵茁壮成长的大树。
陆璀与之交往的国际友人很多，我不可能在此一一罗列。
盔甲厂13号是斯诺夫妇1935年10月至1937年11月居住过的一个庭院，斯诺夫妇在那里住了两年零一个月，进行过许多活动，最有意义的是他们分别从这里出发，去陕北采访毛主席及中共其他领导人，了解我军民生活，回来后两人在这里整理材料，分别写成了《红星照耀中国》和《续西行漫记》两本传世之作。旧的房子解放后被拆除了，在原地上盖起了一座新楼，这就是今天的中安宾馆。宾馆的经理郝光宁很有思想，她重视这段历史，把中安宾馆打造成为一个革命教育场所，在客厅里陈列着斯诺夫妇的书籍，播放录像，走廊和房间里都挂上有关斯诺夫妇的图片。住过这里的中外旅客都意外地了解了这两位美国友人对中美人民友好所作出的贡献。
郝光宁经理特别重视陆璀老人与斯诺夫妇的一段经历。2011年12月，她就让我带着她前往陆璀老人家作专门拜访，告诉她为纪念斯诺夫妇这个旧址的恢复情况。陆璀很高兴，马上在一张纸上为她写下祝词，并将人民日报出版社再版她的书《晨星集》送给我们，签上她的名字，笔迹豪爽，苍劲有力，有如其人。2014年5月15日，我们又由陆兰沁带着去北京医院看望她老人家。我们在一起又照了像，她那笑咪咪的表情，使我们相信，她一生都活得很愉快，她光辉的一生留在这笑咪咪的脸上，留在人们的心坎上。
2015年3月1日
作者系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副会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