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在建立在模式化认知基础上的“生态文化地图”上，一个区域生态文化的影响力与该地区生态文艺的发展程度有着密切的关系。东北地区生态文化的“失语”状态，也要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传统生态文艺的匮乏。但是，中国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特质的差异——前者更具生态性而后者更具人文性，前者更注重建立物我互构基础上的生态审美模式而后者更倾向物我对立基础上的批评反思，决定了特定区域现代文化的发展未必能自动补救传统生态文化的不足，要发展东北地区的生态文化离不开对传统文化中生态质素的吸收。
　　[关键词]东北地区；生态文化；生态文艺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426（2014）02-0075-02
　　谈到东北的生态文化，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尴尬的现状：东北似乎只有生态环境，却缺少生态文化。东北文化在模式化了的全国文化地图上，较有代表性的只有两个类型：从新中国成立到上个世纪80年代的工业文化，和以二人转为典型的乡土文化。但是，提及生态文化则无甚可表，似乎只有一片缺少诗性审美价值的“白山黑水”。东北地区的旅游业在全国范围内相对不算发达，也部分地要归因于这种生态文化地图的模式化认知。其实任何地区的生态环境都有其特色；经济、社会和文化可有发达与不发达之别，生态环境却不存在这样的分别。然而，模式化的认知从何而来？
　　一、生态文艺对生态文化的促发作用
　　生态环境是一个自然的范畴，它进入文化的认知，必然地要经历一个被现象学称之为“对象化”的过程。所谓“对象化”即是对事物的体验和认知总会构入体验和认知者的意识加工，“事物不是思维行为，但却在这思维行为中被构造……它们在本质上只是以被构造的方式表现它们为何物的。”[1]生态文化是人对自然进行诗性观照而建构的，因此对于生态环境来说，它被赋予是某种人文的价值；而一旦这种赋予在特定的文化群体中形成共识，人的诗性观照就具有了某种群体性的意向，文化的、人文的认知成了生态/自然的“先验主观性”。这在传统上是通过生态文艺或生态化的文艺来完成的。在生态文化地图上，湘、楚、蜀地借瑰丽崎崛而闻名，甘陕和西北地区的大漠因雄奇壮丽而出色，江南的白水因清逸秀美而著称，这些生态文化认知除了基于自然客体即区域生态环境本身的特质之外，还包涵了文化史上长期积淀的人文因素，它们承载和寄托了中国审美文化中特定的诗性追求，并得到了大量的文艺描绘和支撑。例如楚地川泽的瑰丽和神奇，与楚骚的浪漫抒情传统和超现实想象特征有着密切的精神联系；西北边塞是汉、唐士人建功立业的豪迈情怀的寄寓；江南风物的清秀、精致因同构于“温文尔雅”的儒生理想而大量见诸于诗词……总之，如果一个地区的生态文化拥有较大的影响力和辐射圈，则一定是“美不自美，因人而彰”，这个地区也必然具备较深厚的人文传统积淀和较丰硕的生态文艺积累。以江南地区为例，“江南好风景”虽似乎历代为人称道，其实却并不是自古而然，江南生态环境被纳入士人审美的视域中至少是东晋以后的事。在先秦两汉，中国的文化中心集中在北方的中原一带，“吴越”不过是蛮荒之地。直至东晋，随着晋室的南迁而“与江南山水迅速融为一体”[2]，江南地区的文化才发达起来，并在近古逐渐于人文领域里略超越了北方。而江南生态文化地位的确立，也正是与这个过程相伴随的。
　　由于在古代东北地区的文化发展长期滞后于中原和南方，因此传统文化、特别是传统精英文化的积淀比较薄弱。这就造成了东北地区独具特色的生态环境一直没有被赋予相应的人文价值和诗性品质，即使有所赋予，也没有在全国范围形成持久的辐射力，其影响要远远小于甘陕、中原、江南、湘、楚、蜀等生态文化强势地区。从某种程度上说，东北的生态文化处于“失语”的地位。
　　二、生态化：中国古典文化的独有特质
　　但是，现当代以后，东北文化发展迅速，东三省是否可称“文化大省”虽尚有争议，却至少并没有什么瓶颈的限制使东北必然长期地在文化方面处于劣势了。那么，能否期待东北的生态文化随着文化的发展而自动建构起来，就像东晋以后在本属蛮荒之地的吴越自动形成了江南生态文化一样？未必如此简单。当代文化的模式不同于古典文化模式，对自然生态的审美观，也发生了范式上的改变；我们或可期待东北文化随着区域的整体发展而生成独一无二的特质，而这其中却不一定包含着生态文化。
　　中国古典文化蕴含着比现当代文化鲜明得多的生态化特质。从根源上说，中国古典文化本身就是一种生态化文化，自《易经》便已确立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将宇宙看成了一个生气灌注的有机生命整体，这个整体中的不同领域如自然、社会、人文等，都不仅是同构的，也是互动的、融一的，这便导出了中国文艺对物我互融、返于大化的生命境界的追求。而要达到这一境界，最有效的途径之一便是取一具体事物为象，再以一种“超以象外”的思维“超越了各种个体事物的具象，而感悟出不同事物最深处的一致”[3]。最适合在文艺中作为“象”被选取的莫过于自然之物，因为自然之物先于并客观上独立于人为之物存在着，本身没有确定的社会意义和人文含义，一旦被赋予了属人的意义和含义，就可以是多角度、多层次的甚至是无限的，可以具备跨范畴、跨领域的生成性，“触类旁通，无不可看，无不可感，无不能感”[4]，乃至涵括“道”这个宇宙生命整体。《易》取大象于自然（如天、地、水、火），文艺也同样偏好将自然作为人的“存意之象”。从表征上看，即是古典审美、艺术对自然的大量观照。中国古典的诗词、美术等几乎离不开从自然中起兴、取象、构境的路子，自然之物成了人心灵情感的外化或哲思体悟的触媒，乃至清人王夫之对中国古典美学传统进行总结的时候，将古诗词一个最重要的范畴——意境之“境”概括为“景”。因此，中国古典文艺的发展必然伴随着诗性的、审美的生态文化的建构。
　　中国现当代文化则受到西方主客二分的思维影响，一方面自然与人、物与我之间的有机融合被拆分，人与自然的亲和关系弱化了，现代文化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人已把自己作为一个外在于自然的对象站在外面来看自然”的文化，“看到的都是人自身的情绪情感”[5]；另一方面人类作为一个整体也在一定程度上被拆分，与个性觉醒相伴随的是文化认知和体验的个体化。这就带来了两个结果，一是现当代文艺不再像古典文艺那样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自然的观照。比较古典文化，现当代文化的生态性削弱了而人文性增强了，它更关注的是被认为可独立于生态共同体的社会、人生或被认为可抽象于自然现象的哲思体悟。二是即使同样出现了对自然/生态环境的处理和描绘，被用于社会、人文的或正面构成衬托或反面形成张力的环境背景，其含义更具有内在性、“个人主观性”、独一无二性而“没有世界的普遍性”[5]，很难像古代那样建立具有通约性的生态文化审美范式了。
　　三、生态自觉的重要性与吸收传统的必要性
　　可见，现当代文化、艺术在某一区域发展起来，并不必然地带动这一地区的生态文化。从现代到当代，东北虽涌现出诸如以萧红萧军为代表的东北作家群、马原、孙慧芬、高满堂等文化名人，但他们或者书写乡土，或者偏重于工业题材，或者创作地域性不明显的现代主义作品，很少着力于区域性生态文艺的创作和生态审美的建构。生态文艺在传统上的缺失，如不加弥补就可能意味着永久的缺失，进一步说，也可能带来生态文化上的永久性弱势。
　　因此，改变东北生态文化的“失语”现状，重新调整我国的生态文化地图，必然不是一个自动的过程而是一个自觉的过程。首先需要当代文化人具有某种生态自觉。可尝试从古典文化和古典美学中汲取生态化的质素。传统生态哲学在浑融的宇宙生命共同体中把握人的存在，并将自然之物视作宇宙的全息投射和自身心灵的外化，继承这种古老的生态智慧不仅是弥补区域性生态文艺缺失的需要，也是一种让自然“返魅”、恢复其在现代文化模式中被剥夺的诗性的美学途径。
　　参考文献：
　　[1]胡塞尔.笛卡尔沉思与巴黎演讲[M].张宪 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45.
　　[2]罗宗强.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M].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275.
　　[3][4]张法.中国美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168，169.
　　[5]寇鹏程.古典与现代——西方审美范式的演变[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5：25，37.
　　责任编辑 丛 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