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回说到胡适，纯属偶然，别无玄机。马年春节沪上空城寂寥，一口气补看完《唐顿庄园》四季36集后无事可干，便去书店淘书。放眼望去，忽然发现两本题为《胡适谈国学》、《胡适谈人生》的新书，好奇之下，顺手就拿来做了题目。
　　胡适头戴国学大师桂冠，谈国学自然名正言顺。近百年前，经陈独秀推荐由蔡元培聘为北大高薪教授时，胡适还是个26岁的毛头小伙，第一学期开的课即为自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探讨国学之驾轻就熟，不难想见。可一个哲学博士大谈人生，又会有怎样的讲究？及至把书买回读完，才明白这不过是出版商玩弄标题党的一个噱头，编辑把胡适早年的一些短文杂谈演讲汇编成册，再冠以“胡适谈人生”的醒目书名，于是“国学大师”转身成了“青年导师”。
　　这年头世事维艰、人生迷茫，所以开导人生、指点迷津便成了热门营生。我经常看到一些矫情名流次级富豪下等学者在微博上兜售人生格言警句，有时一天拉屎似的拉出好几十条来，赚得不谙世事的青粉忙不迭地点赞，这就难怪出版社要把适之老夫子拉出来吆喝赚银子。殊不知，千百年来流传至今的人生格言从来不是刻意所为，而是伟人大家历经艰难成就伟业心路历程的自然流露，世上哪有靠流水线批量生产格言警句的，如此装逼卖拐不误人子弟才怪！
　　不过，于我而言，因两本小书引发了对胡适的兴趣倒也算意外收获。我特意找出了一本放在书柜里25年未曾读过的《胡适传》认真读了一遍（好玩的是，还有同样年代久远的《周作人传》及周著《苦茶随笔》等也闲着没有读过），结果眼前呈现了一个此前不甚了解的胡适。
　　三岔路口
　　对于胡适，学生时代的印象，无疑一直属于负面的批判对象。他的两句名言：“大胆假设，小心求证”、“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我们当时虽然没有完全弄清其含义，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也是屡屡作为反面靶子出现的。而对他全部著作的彻底封杀，致使我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从知道他的思想发展轨迹和文笔风采，现在的年轻一代怕是更加不知其为何人。
　　现时回头再看胡适的一生，不能不说颇具戏剧色彩。他幼时早慧，少年远行，青年爆名，晚年飘零，终而于郁郁寡欢中猝然离世。作为一代宗师，胡适死后在海岛尽享哀荣；作为反动文人，胡适在故乡大陆被批得狗血淋头，如此悲喜无常的遭遇，实可用“吊诡”来形容。
　　按我的分析，在精神世界里，胡适其实从来没有轻松过。他成名太早，风头太健，而风光无限之时，往往人言可畏之日。这一点，想来胡适早已心知肚明，所以时不时会主动跳将出来，倒苦水，装可怜，博同情，顺便也为自己开脱辩解一番。
　　“我在这三岔路口，也曾迟回了三年；我现在忍着心肠来谈政治，一只脚已踏上东街，一只脚还踏在西街，我的头还是回望着那原来的老路上！伏庐的怪我走错了路，我也可以承认；燕生怪我精神不贯注，也是真的。我要我的朋友们知道我所以‘变节’与‘变节而又迟回’的原故，我不能不写一段自述的文章。”
　　期期艾艾，絮絮叨叨，写这番话时，胡适不过30出头，当属人生事业起步的上好岁月，他却老男人似的，用了一个《我的歧路》把自己安放在“三岔路口”，活脱脱道出了一种左顾右盼的无奈。这里，胡适确在真诚地检讨自己“在思想文学与政治之间”的摇摆不定，可他哪里知道，“歧路”二字恰好成为自己毕生命运的真实写照。
　　造化弄人
　　不说别的，单看下面这一段——
　　1948年初，中国处在历史转折关头，此时的北京正陷入兵临城下之围，已然孤城一座。蒋介石没有忘了他，派了专机来接还在北大校长任上的胡适赶紧南下；与此同时，当年与胡适同在北大的那个图书管理员毛泽东，暗中托人带来口信，也希望胡适留下，并许以北大校长和北京图书馆馆长之职。胡适还在犹豫，并非顾及毛泽东的面子，他对“共匪”可从来没有好感，而是正忙着筹备北大50周年校庆。最后，经不住老蒋一再催促，于是匆匆留了一张字条，扔下诸多同事仓皇登机出了城。
　　不可思议的是，胡适跟随老蒋到南京，却并未一同跨海去台岛，而是独自漂洋过海去了纽约当寓公。这时，当年落魄的北大图书管理员已经登上天安门城楼向全世界宣告了自己的胜利，而曾经的北大校长、名满天下的大师教授胡适此刻时运不济，为了混口饭吃，只能去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当起了管理员。真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造化弄人，让胡博士情何以堪。
　　现在，我们不必再来追寻胡适彼时心境如何，可以探究的是他对老蒋说不清道不明的态度。胡适既受人之邀，又若即若离；既感知遇之恩，又半路出走；既视之为朋友，又狐疑在心，他与蒋介石的这种微妙关系，十分典型地暴露了胡适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既依附政治又试图摆脱政治的彷徨心态。
　　后来，胡适不但当过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还出任了台湾“中央研究院”院长之职，在就职典礼上，蒋介石亲致贺词，对他褒奖有加。胡适在答辞中非但不领蒋的情，反而当场指正：“刚才总统对我个人的看法不免有点错误，至少，总统夸奖我的话是错误的。我被共产党清算，并不是清算个人的所谓道德。”对于中研院未来的工作重点，胡也不赞同蒋“反共复国”的提法，认为“我们所做的工作还是在学术上”。胡适还强调，“我的话并不是驳总统。”蒋将所受胡适之辱形容为平生“最大的横逆”，气得在当晚的日记中大骂胡适“狂妄荒谬”。
　　胡适的这种“狂妄”自傲的行状，与其说是个性使然，不如说是留洋美国，深受西方自由民主思想熏陶的结果。胡适一生反对暴力，信奉非暴力不抵抗哲学，从不主张激烈的变革，尤其深受老子“不争”哲学的影响。在处世为人上，喜欢克己中庸，说好听是宽容大度，说不好听是半吊子，没原则，做事容易虎头蛇尾。他首倡文学革命，到系统提出主张时，却变成了《文学改良刍议》；他大呼“打（倒）孔家店”，却又忙着去整理国故；他反对中国走“独裁专制”的老路，却又寄望于民主宪政的“好政府”。如此这般的矛盾、撕裂、拉扯、纠结，始终伴随着胡适不同时期的人生历程，说他摇摇摆摆一直走在“歧路上”，一点不为过。 　　毕竟书生
　　忐忑踯躅在“歧路上”的胡适，曾被蒋介石骂为“无道义，无人格”的“政客”，这恐怕是对他终身以治学为乐事的最大“误骂”。
　　胡适远在大洋彼岸通过投稿《新青年》名噪一时，误打误撞地与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等结为同好，成为革命的同路人，后来又与孙中山论战，受蒋介石赏识，是杜威实用主义的忠实信徒。胡适一生兴趣多在学术，他自诩以“不谈政治不入政”为信条，却又经不起诱惑，时时被政治纠缠而不得安分，这是他在“歧路”上游移不定的根源所在。
　　在这方面，其弟子季羡林有过中肯的评论，说胡适“一生处在一个矛盾中，一个怪圈中：一方面是学术研究，一方面是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他一生忙忙碌碌，倥偬奔波，作为一个‘过河卒子’，勇往直前。我不知道，他自己是否意识到身陷怪圈。当局者迷，旁观者清，我认为，这个怪圈确实存在，而且十分严重。”季羡林认为，胡适“一生毕竟是一个书生，说不好听一点，就是一个书呆子”。
　　事实上，胡适一生孜孜不倦的，我简单梳理了一下，大体上有三件事，这些事只有真正的“书生”才会情有独钟，不离不弃。
　　敢为人先，力主白话写作，堪称胡适最耀眼的先锋之举。陈独秀创办《新青年》，高举“德先生”、“赛先生”旗帜，反对封建旧文化，但那时刊物用的还是文言文。《新青年》首发的第一篇白话文，是胡适用白话翻译的俄罗斯小说《决斗》，以此为发端，《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中身体力行白话文的大本营，胡适更第一个亮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并以开拓者的角色，开了一系列白话创作的先例。他创作出版了中国新文学初期的第一部白话诗集《尝试集》，翻译出版了包括都德《最后一课》以及莫泊桑、契诃夫等在内的第一部外国白话《短篇小说》集，创作了新文学史上第一个白话文散文剧本《终身大事》。胡适1919年出版的《中国哲学史大纲》，通篇用白话和新式标点，成为引领中国学术史新潮流第一人。
　　胡适热衷考据，自称有“考据癖”，毕生对文史考证如痴如醉。他对井田制考证颇有心得；他用历史演进法考证《水浒传》、《西游记》等众多古典小说，为中国古典小说研究打开了一条新路；他是“新红学”的开创人，第一个打破了穿凿附会的“红楼谜学”。直至晚年，胡适还念念不忘考证求解《水经注》，为之倾注大量热情。
　　至于他对教育的热心，也有目共睹。胡适还在十四五岁的少年郎时，为谋生曾在上海短暂执教过，及至当了北大教授后，与教育的密切关系与日俱增。他先后出任北大和中国公学等校长，后来的许多声名显赫的学界名流，如俞平伯、顾颉刚、罗尔刚、吴晗以及前面提到的季羡林等等都曾是其门生。终其一生，胡适甚至世所罕见地获得过世界35个大学荣誉博士学位。
　　“微博体”前身


　　再回到《胡适谈人生》上来。前面说过，该书收集的大多是胡适早期的一些文字，内容不外乎人生、道德、婚姻、女子、贞操、读书等当时的热门话题。放在今日，其中的思想观点会感觉太过浅显，可一个世纪之前的中国，还是辫子小脚的天下，文人墨客言必之乎者也，胡适以全新的视野旗帜鲜明地反孔反礼教，实属难能可贵。
　　给我印象尤深的是胡适明白晓畅的文风。表面上，胡适是个老成持重的旧书生，可内心却思想活跃，虎虎生气，见诸文字便通达直白，句句都是明快流畅的大白话。
　　1908年，时年17岁的胡适在《竞业旬报》上连发四文，以爱国、独立等为题力推白话。文中强调，一个人“不要靠天，不要靠人”，“不可倚靠祖宗”，而要“自己打开天下，自己创造家业”，“要自己担一分责任，努力造一个新国家”，这样“一身好了，一家茂盛了，连那祖国都好了”，“一人能独立，人人能独立，你也独立，我也独立，那个祖国自然也独立了”。这样的论述不仅句句在理，而且行文活泼好读，让人耳目一新，绝无丝毫酸腐陈旧的学究气。
　　同年胡适的另一篇言论《论毁除神佛》，在结尾处痛批当时的野蛮守旧风俗时写道：“唉！这种混账东西的行为，列位切不可学他，学了他们，便是混账，哈哈！我不说了罢！”如此神来之笔，简直是当今“微博体”的前身。
　　胡适一生著述丰富，但他的主要著作如《中国哲学史大纲》、《白话文学史》等，都属于“半部书”，只写了一半，再无下文，甚至像《四十自述》这样的回忆录也是有头无尾。胡适把这归咎为“兴趣太广”，其实兴趣广泛是一方面，骨子里还是急功近利，热衷社交，耐不住寂寞，不肯坐冷板凳，不甘于默默无闻做学问，结果就一直在学术研究和政治活动的双向“歧路上”彷徨复彷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