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梦想形式的诗歌

　　关于诗歌，人们已经做出了各种各样的界说和表述。有些界说和表述，也是精彩而有意义的。而在我心目中，诗歌不是别的，它是一种梦想的形式。
　　因为是一种梦想的形式，它便一直陪伴在我们的身边，在我们的精神世界中潜滋暗长，不断地散发着芬芳、播撒着能量。因为是一种梦想的形式，所以我们看到，尽管诗歌在现代生活中遭遇着种种困窘，诗人也遭受到来自现实的挤压，但无论如何，诗歌依然是高悬于我们头顶的日月星辰，它抚平我们的忧伤，慰藉我们的心灵，照耀着我们前行的道路。
　　因为是一种梦想的形式，诗也常常被誉为最高、最精粹的艺术形式。每个民族都有属于自己的诗人。人们常常念及那些发光的名字，吟诵着他们的那些不朽的诗篇。因此，一个国家，可以少一些官员，但不能没有代表民族形象的诗人;可以没有华丽的宫殿，但不能没有铸造民族魂灵的诗篇。
　　在此，有一点需要说明的是，我们对诗歌的梦境和梦幻性质，应取广义而非狭义的理解。为此请先看几个熟悉的诗歌例子：
　　霓为衣兮风为马，
　　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
　　—— 李白《夢游天姥吟留别》
　　何当共剪西窗烛，
　　却话巴山夜雨时。
　　—— 李商隐《夜雨寄北》
　　像梦中飘过 一枝丁香地
　　我身旁飘过这女郎
　　—— 戴望舒《雨巷》
　　目击众神死亡的草原上野花一片
　　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
　　—— 海子《九月》
　　在以上几个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到，李白的《梦游天姥吟留别》从题目到诗句都充分显示了它的梦幻色彩，戴望舒的《雨巷》在诗里写到了用以作比的梦中意象。因此我们可以说这两首诗与梦有关。而其他两个例子呢？从表面上，我们没有看到“梦”的字眼，但李商隐诗歌那别开生面的想象，海子诗句“远在远方的风比远方更远”因抽象反而更增添了虚幻神秘色彩的比拟，不是都同样向我们展示了梦幻般的想象世界吗？因此，我们不能从狭隘的意义上，以有无“梦”的字眼作为评判一首诗是否具有梦想色彩的依据，而应该认识到：梦想性、虚幻性，正是诗歌本质意义上的一种普遍属性。
　　诗歌是以陌生化的语言而搭建起来的一个形式的王国，是对峙于既存现实世界的另一个世界，这个世界就是精神的世界、情感的世界。这个世界具有虚拟性、虚幻性的特点，因此这个世界也可以叫做想象的世界、梦幻的世界、理想的世界。举例说，从古代的屈原、曹植、陶渊明、李白、杜甫、陆游、辛弃疾等人，到现代的郭沫若、艾青、徐志摩、戴望舒、舒婷、海子等人，他们都通过自己优美动人的诗歌作品，建造了这样的想象世界、梦幻世界。
　　自然，诗人由于经历、艺术个性等方面的差异，其所建造的世界会显出不同的特点：有的偏于写实，有的偏于浪漫。有的体现了艺术的肯定性，有的体现了艺术的否定性，还有的是肯定性和否定性共存于一体。如白居易的《卖炭翁》更多地体现了艺术的否定性，它通过“两鬓苍苍十指黑”“心忧炭贱愿天寒”的描写控诉了现实、否定了现实。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则主要体现的是艺术的肯定性，它通过想象建造了一个令人迷醉而向往的理想世界。而杜甫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则是否定性和肯定性并用，它既有对“茅屋为秋风所破”的不合理世界的描摹与揭示，同时也有在此基础上生发出来的“安得广厦千万间”的高贵情怀和伟大理想。
　　大量优秀诗歌作品为我们展现了人性的世界、合理的世界、理想的世界。这样的世界具有明显的乌托邦色彩。但乌托邦也有着化为现实的极大可能性：它通过影响人的精神，进而可以转化为人的改造现实的力量。

诗歌梦想形式的诸种类型

　　梦的境界有高低大小之分，而诗人通过诗歌所做的梦也有高低大小之分。这种差异和区分，与人的地位的尊卑高低却是没有关系的。
　　著名心理学家荣格的重要贡献在于，他在弗洛伊德发现“个人无意识”的基础上，进而发现了人的“集体无意识”。他认为真正的艺术品便源于对“集体无意识”即原型的呈现。荣格对诗人是颇为青睐和看重的。在他眼里，诗人是那种“在实际上说出了多于自己所知道的东西”的人。他指出，“一部真正的艺术作品的特殊意义在于：它避免了个人的局限并且超越于作者个人的考虑之外”。据此我们可以这样认为，诗人以诗的方式，既从个人主体意识出发同时又超越个人意识所创作出来的蕴含着的“集体无意识”的诗作，便是具有梦想功能的诗作，它们以不同形式表达着对人的生存、命运的关怀。这些作品引发读者的回忆和体验，其优秀之作更会深深震撼读者的心灵，“在这一瞬间，我们不再是个人，而是整个族类，全人类的声音一齐在我们心中回响”（荣格语），这就是共鸣。这样的作品不胜枚举，从古到今汇成了源源不断的诗的河流。从具体内容看，则千差万别，各有侧重。为了便于把握，我从手法或风格方面尝试着举出如下几种常见的类型：
　　一、神话型。荣格指出，构成集体无意识的内容的，即是所谓的“原型”，而表达、呈现原型的一个主要方式是神话。不同的地域、民族都有自己的神话。这在古代作品中表现得更加明显。如曹植的《洛神赋》，对洛神形象有精彩描写：“其形也，翩若惊鸿，婉若游龙。荣曜秋菊，华茂春松。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飖兮若流风之回雪。远而望之，皎若太阳升朝霞;迫而察之，灼若芙蓉出渌波。”这篇诗赋总体上采取神话形式，曲折地表达了作者的理想追求。在美丽的洛水女神身上，蕴含着作者关于理想人格、理想国度、理想君臣关系等多方面的寄托。这种理想追求是曹植的，也是许多人的。又如现代诗人郭沫若的《凤凰涅槃》也是以神话形式表达了作者对一个浴火重生、脱胎换骨的美丽中国的热切期待。类似曹植、郭沫若这样的作品，可谓大气度的、具有非同一般的梦想功能的作品，其主题之明确，思想之深刻，蕴含之深厚，意象之浑然，境界之深远，手法之高妙，言辞之优美，均令人叹服。
　　二、记梦型。虽说诗歌的梦想形式是就诗歌的普遍想象属性而言，但诗人的一个个真切、具体的梦境却也不可忽略，甚至是首先需要关注的。每一个人都有做梦的经历和体验，而诗人的梦境往往是真善美的集中体现，是人性自由伸展的领地。无论是在和平年代，还是在动荡岁月或战争年代，诗人的梦想不仅浮现于脑海，也常常在他们的笔下流淌出来。需要注意的是，诗人在动荡岁月或战争年代的 “记梦”“言梦”之作是特别感人的。宋代两个大诗人陆游、辛弃疾生逢南北分裂的乱世，梦里都在想着国家统一的事情，他们的“记梦”“言梦”之作就留下了这样的记录。如陆游的诗词：“僵卧孤村不自哀，尚思为国戍轮台。夜阑卧听风听雨，铁马冰河入梦来。”（《十一月四日风雨大作》）;“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关河梦断何处，尘暗旧貂裘。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身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诉衷情》）而在辛弃疾的词里，既有“梦回吹角连营，沙场秋点兵”这样的英雄壮烈之梦，也有“梦回人远许多愁，只在梨花风雨处”这样的儿女情长之梦，但二者又是统一的，统一于“待重整乾坤事了”的赤子之心、家国之梦。 　　三、颂歌型。歌唱我们美丽的山川风物，歌唱这块土地上的人和人们的劳动，这是古往今来许多诗歌作品所不断表达着的一个主题。南北朝时期的一首很有名的民歌《敕勒川》就属于此类：“敕勒川，阴山下，天似穹庐，笼盖四野。天苍苍，野茫茫，风吹草低见牛羊。”这样牧歌情调的作品如天籁之声，从人的心里流出，又流进每个人的心里。这是民间无名氏的作品，其天然不加修饰的风格胜过无数文人作品。这是颂歌型作品之一种。还有一种常见的颂歌型作品，是歌唱天翻地覆的巨变的，如歌唱新中国的作品，歌唱改革开放的作品等等。我们可以举胡风的长诗《时间开始了》为例。这首长诗可以称之为最早涌现的一首歌唱新中国的史诗性作品，它发表于1949 年11 月20 日《人民日报》，仅《第一乐章：欢乐颂》就占据了《人民日报》整整一大版。我们读其中一个小片段：“今天/ 为了你的新生/ 我奉上这欢喜的泪/ 为了你的母爱/ 我奉上这感激的泪// 祖国，我的祖国/ 今天/ 在你新生的这神圣的时间/ 全地球都在向你敬礼/ 全宇宙都在向你祝贺// 雷声响起了/ 轰轰轰地在你头上滚动/ 雨点打来了/ 哗哗哗地在你头上飘舞。”全诗的风格就是如此，可谓想象丰富，气势恢宏，语言大开大合，感情激越奔放，节奏铿锵有力。这样的作品对读者的情绪有着极大的感染力。这是天时地利齐备、可遇而不可求的一首颂歌型大作品。
　　四、否定型。不要以为只有颂歌型作品才有肯定的力量，一些否定型作品看似从反方向用力，实则具有同样强大的建构力量。闻一多的诗篇《死水》就是明证：“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这里断不是美的所在，/ 不如让给丑恶来开垦，/ 看他造出个什么世界。”这是对不合理的旧中国的断然否定。否定之后，又该怎样建构呢？同样是闻一多，他在另一首诗《一句话》中做出了有力的回答：“等到青天里一个霹雳/爆一声：/‘ 咱们的中国！’”
　　五、比喻型。比喻是诗人常用的手法，是日常语言转换为诗歌语言的桥梁。艾青的《我爱这土地》将自己化身比喻为一只鸟，在一番柔情似水的表白之后，升华出了感人至深的句子：“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 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对土地的爱就是对祖国的爱，这是艾青诗歌里常常出现的旋律。而舒婷的著名诗作《祖国啊，我亲爱的祖国》也属于比喻型：“我是你河边上破旧的老水车/ 数百年来纺着疲惫的歌/ 我是你额上熏黑的矿灯/ 照你在历史的隧洞里蜗行摸索/ 我是干瘪的稻穗;是失修的路基/ 是淤滩上的驳船/ 把纤绳深深/ 勒进你的肩膊/—— 祖国啊！”这里用的是博喻。一系列新鲜而准确的喻体，从多个方面和角度表达着对特殊时期的祖国的深挚爱恋。
　　六、象征型。象征是比喻的深化或高级形式。郭沫若的《凤凰涅槃》既是以神话素材入诗，同时也是运用象征手法。比较有名的象征型作品，还可以举出梁小斌的《中国，我的钥匙丢了》：“中国，我的钥匙丢了。/ 那是十多年前，/ 我沿着红色大街疯狂地奔跑/ 我跑到了郊外的荒野上欢叫，/ 后来，我的钥匙丢了。”这里的“钥匙”就是一个典型的象征意象。诗人敏感地将这样一个小小的意象与“中国”这样一个大的意象并置，更加强化了它的象征色彩。象征方式深化了诗的主题内涵，表现了一代青年的失落与迷茫，以及在失落中不失进取，在迷茫中苦苦寻找的执着精神。
　　七、对比型。对比可以加大反差，收到很好的表达效果。比如“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李绅《悯农》），“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高适《燕歌行》）。有一首有名的歌《克拉玛依之歌》就是运用前后对比的手法，表现了克拉玛依在不同时期的天壤之别的面貌。也有将不同人物的精神境界和价值观念进行对比的，如郭小川《祝酒歌》里所写的：“酗酒作乐的/ 是浪荡鬼;/ 醉酒哭天的/ 是窝囊废;/ 饮酒赞前程的/ 是咱们社会主义新人这一辈！ / 财主醉了，/ 因为心黑;/ 衙役醉了，/ 因为受贿;/ 咱们就是醉了，/ 也只因为生活的酒太浓太美！ / 山中的老虎呀，/ 美在背;/树上的百灵呀，/ 美在嘴;/ 咱们林区的工人啊，/ 美在内。”这里连续用了对比手法，凸显了“社会主义新人”和“林区工人”的高尚情操和为建设祖国而无私奉献的精神。
　　以上簡略谈论了诗歌梦想世界的几种常见类型。而实际上远不止这些，比如还有夸张型、直陈型、通感型等。另外，有的诗同时兼容了几种手法，可以称之为综合型。而无论属于何种类型，都是诗人在调动自己的艺术才华，创造出独特的梦想世界，来与现实拉开距离，并最终影响于现实。

诗歌梦想功能的当下意义

　　时下，在一些场合，常常听到有人慨叹：“过去，一首诗可以使一个诗人一举成名，名满天下;而如今，这样的情形只能成为美好的回忆，而不会在现实中再发生了。”今日诗歌，无论诗人们怎样努力，也难以再现昔日的辉煌;即使一首诗手法高妙令人叹赏，也很难再产生超出诗歌和文学界之外的影响。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开始，诗的作者和受众骤减，诗歌的传播范围变得狭窄，诗的写作和阅读越来越成为寂寞的少数人的行为。这种局面迄今未发生大的改变。诗歌为什么会走到今天的地步？过去人们常常从写作者—— 诗人身上寻找原因，似乎是诗人自己不争气，造成了读者对诗歌的疏远和诗歌市场的萎缩。其实这是不公平的，诗人们对此也是难以接受的。我以为，导致诗歌退出中心、走向边缘的，是一种强大的难以抗拒的社会力量。具体说来，应是如下几个方面的因素使得今日诗歌风光不再：（一）社会转型和工业化进程所带来的对人的诗意情怀的侵吞与伤害;（二）娱乐方式多元化造成的冲击;（三）伴随诗的“载道”和意识形态功能的淡化而出现的诗与社会、大众关系的疏远;（四）在社会变革背景下，实用主义和物质至上观念弥漫于当今社会，诗歌因其物质层面上的“无用”而遭到社会和公众的普遍忽视。
　　当下的社会氛围，对诗人其实也是一种考验。有志于诗歌艺术的人，自可以静下心来写作。在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后，阅读和写作诗歌没有什么不好。超越名利，本已是一种很高的诗的境界，在当今社会并不容易达到。其实，名与不名也是相对的。在人的价值追求中，还存在着眼前效应与长远效应的关系问题。说到诗歌在物质层面上的“无用”，这就隐含着另外一个判断，即诗歌在物质层面之外可能是有用的。事实上正是这样。诗歌在精神层面上来看便是有用的。因此可以这样表述：诗歌的功能和作用是一种“无用之用”或“无用之大用”。这也正好符合我们对艺术本质的理解。任何形式的艺术，就其本质而言，都是“无用之用”。 　　在从古至今的诗歌发展链条上，承载着梦想功能的诗歌闪耀着思想和艺术的双重光芒，其价值功用可以从多个层面看出：（一）作为现实世界的对立面，梦幻形式的诗歌作品以一幅幅生动可感的图景为我们构筑了美好的精神家园，我们处身其间，获得美的享受和精神的抚慰。尽管现实总是不尽人意，但因为有梦想存在，我们对未来永远不会失去信心和希望。是的，生命是应该珍惜的，生活是值得期待的，在我们的生活路程中也是存在着不断改变不合理现实、实现理想生活的可能性的。（二）往大处说，作为梦想形式的诗歌常常发挥民族代言人、时代预言者的作用，其中有些作品是在民族的生死存亡关头发挥了号角的功能。试想一下，郭沫若的《凤凰涅槃》，闻一多的《太阳吟》，戴望舒的《我用残损的手掌》，艾青的《火把》，光未然的《五月的鲜花》《黄河大合唱》，张寒晖的《松花江上》，田汉的《义勇军进行曲》，田间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蔡其矫的《肉搏》，李瑛的《为了祖国》，以至于离现在较近的一些作品，如食指的《相信未来》，边国政的《对一座大山的询问》，白桦的《阳光，谁也不能垄断》，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等，不是都在各自的历史阶段发挥了这样的代言、预言功能了吗？正因为此，再进一步说。（三）这样的承载着诗歌的梦想功能的作品具有铸造民族魂的重要作用，它们自身也成为了民族魂的组成部分。“屈平词赋悬日月，楚王台榭空山丘。”李白的诗句概括得太精辟了！屈原的诗歌为什么能够高悬于日月天地之间而永远存在？就是因为它已经成为民族魂的构成元素。还有杜甫，为什么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因为他能够以诗的语言“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揭示出社会矛盾动荡的根源;因为他在那样的时代能够生发出“安得壮士挽天河，尽洗甲兵长不用”的理想;因为他的茅屋被寒风吹破了，他若只是为个人哀叹一声也就罢了，可他偏偏发出了“安得广厦千万间”的绝唱，这就成了民族魂的东西。
　　在当下社会，我们提倡诗歌精神、积极传播优秀的诗歌作品，是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看当今社会中一个个忙碌的、奔走的人，正应了司马迁所说的“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现代人充满智慧、聪明绝顶，但却有越来越多的人丧失了做梦的能力;而诗歌或许有助于恢复人的做梦的能力。
　　这里，我们不妨以诗歌教育为例，来看看诗歌梦想功能的当下意义。
　　诗歌教育，是我们在关注现实也着眼于未来时所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阵地和领域。当前诗歌教育严重滞后，已经不能适应快速发展了的诗歌审美理念和诗歌创作实际。如前所述，诗歌具有恢復人的梦想的重要功能;那么，通过加强诗歌教育，把广大青少年朋友原有的、被这个功利世界所剥夺了的想象的能力、梦想的能力还给他们，该是一件功莫大焉，值得去推动的事情。拿升学考试来说，一个比较普遍的现象是，在语文试卷的作文写作中，不允许考生写诗（其常见说法是“除诗歌外，文体不限”）。仔细想想，这种一刀切的硬性规定其实是荒唐的，它阻塞了一些具有诗歌梦想能力和诗歌表达天赋的学生通过考试崭露头角的机会。现在，这种规定是到了该松动一下的时候了。笔者以为，在作文题后面，是否可以对考生做出如下的合理提示或有益提醒：“有诗歌特长的考生可以考虑写成诗歌，但要根据自己的能力慎重选择。”这样的提示便为诗歌留下了空间和余地。但是，这并不容易做到。余以为，制约这一想法变成现实的根源主要在老师那里。平时的教学中，老师不能引导和带领学生很好地做梦;那么，作文改卷时，作为评委的老师便也很难对考生的想象力做出恰当的评判。诗歌作为对创新、创造和想象力有着极高要求的艺术形式，其艺术语言迥异于日常实用语言。成人、老师的审美力和判断力面临着挑战。如果我们没有能够从本质上把握诗歌的特点和规律，便有可能对一首充满创造力的诗做出误判。
　　让诗歌帮我们做梦吧。让我们恢复做梦的能力，给心灵留下飞翔的天空。在现代人终日为俗务缠身、为物质利益奔走的时代，在这个梦想缺失的时代，拥有梦想本身即是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