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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中信是四川人，几十年来著作颇丰，至今已出版《风流板板桥》《匪妻》《失语的村庄》《红尘书》等二十余部作品，并在国内各类报刊发表作品逾三百万字。刘婧、周毅的《张中信大巴山文学地理书写研究》一书，从文学地理学视角对张中信的创作进行整体性的研究，是一部具有开拓意义的研究著作。该书以“勾勒大巴山”“开掘大巴山”“守望大巴山”“超越大巴山”的结构谋篇布局，体现出“四个大巴山”层层递进的独特书写视角。
一、精准的概括与勾勒
在“勾勒大巴山”一章，两位学者立足于张中信作品地理景观的呈现与地理空间的建构这两个角度，具体分析了其运用“非虚构”手法所陈列出的大巴山自然与人文景观，和以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描绘出的审美层面的大巴山文学地理空间。张中信生于四川，为蜀地强大的现实主义传统所影响，并且追求展现“原汁原味”的大巴山风貌，所以无论是切实可感的自然风景，还是底蕴深厚的人文景观，都在他既客观又形象的文字描写中鲜活起来，寄寓着其深沉的原乡情怀。关于地理空间的建构，两位学者根据张中信的“山水情结”将其数十部著作进行了归纳，其中主要有以野茶灞为核心的乡村空间和以成都为代表的都市空间，二者体现了乡村与城市的互构关系。
在分析张中信笔下的自然景观时，论者先总述了“他对于自然景观的艺术呈现与他所受到的地理环境滋养密不可分”这一论点，继而在总体罗列大量自然景观的基础上，将其分为“景点游历型摹写”和“乡土回忆型刻画”两类进行具体阐释，体现了较为精准的概括能力。通过引用张中信《通江书》和《童话时光》里的文本细节，两位学者分析了其“非虚构立场”和寄寓于自然风物之中的人文情怀，并评价其描摹“地理景观”的良好实践实现了作品景观“还原”与文学“审美”的双重要求。各类地理景观的再现构成了张中信地理空间的一部分，而无论是乡村、城市、河湖、山地、峡谷、溶洞、革命旧址还是文化遗迹的地理空间建构，都体现出其对大巴山真诚恳切、爱恨交杂的情感，也与其自身的地理感知和地理基因有着根本联系。关于乡村空间与城市空间的互构互立，两位年轻学者指出，“其作品中乡村空间的建构也必然要借助都市空间的成立才能获得根本意义上的完型”。
二、缜密的逻辑与分析
在第二章“开掘大巴山”中，两位学者通过分析张中信作品的地理基因激活与地理感知调用，总结出了其创作的两个基本特征：外向维度的景观抒写和内向维度的原乡情结。由于张中信在主动选择与潜在影响的双重作用下开掘出了自己的“大巴山”地理基因，再加上其敏锐自觉的地理感知，所以他“对于故乡的每一次触及与抚摸，都加深了对于自己所坚守的那片土地的真挚爱意”。正是基于地理基因与地理感知的协奏，张中信形成了自觉、成熟且典型的地理叙事和真实性与审美性并重的地理想象，从而既能在塑造人物形象时细腻、深刻地把握人物特点，又能精确地以大巴山地区独特的方言、山歌等一系列非物质文化景观来凸显大巴山的地理特质。
两位学者首先从张中信所处的外在环境入手，全面剖析了他身上复杂地理基因的各类源头。从其散文与诗歌中对大巴山山水的赤诚表达可以看出，秦巴地区的自然环境与张中信的地理基因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关联。而大巴山人文环境的熏陶，无论是“大巴山作家群”的榜样还是大巴山人民的品格，以及从古已有之的文人传统延续到家族内部的文化基因，都强化了张中信的地域书写意愿，为他深厚的家乡地理基因在作品中显现埋下了伏笔。
三、细致而辩证的思考
在勾勒出大巴山的瑰丽景象并发掘出其精神内涵之后，张中信开始了其“守望大巴山”的漫漫征途。大巴山的“真”与“美”，巴山小人物强大的生命韧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灿烂多元，无不使其“更为坚定地守护大巴山、笔耕不辍地描摹大巴山”。学者刘婧、周毅将张中信笔下的小人物形象主要分为了六类：顽强抗争者、朴素劳动者、坚守原则者、多情风流者、诡秘传奇者和无奈边缘者。在举例顽强抗争者时，刘婧、周毅既提到了被老板“翻墙”后以死明志的“芬”，还描述了敢于自我抗争又常为他人打抱不平的“板娘子”，和以生命为代价进行无声之抗争的“黑婆”，举例者三、条缕分明，体现出年轻学者严谨扎实的文本细读功底，以及细致而辩证的思考力。
同时，张中信作品中对于方言、山歌、号子、传说等非物质文化景观的描写彰显出大巴山独特的风土人情和人文气息，以及其对大巴山所怀有的赤子深情和在理性层面的自省与追求中所形成的地理思维。“号子所指的是劳动号子”，开头点出说明对象，并深入浅出地说明其定义与作用：“这是一种由劳动人民创造的民间歌曲形式，能够真实地反映劳动者高亢的劳动激情与现实中的劳动状况”。后论及川渝地区的“川江号子”，并将论述焦点逐渐引至张中信的文学书写上。“首先，作者擅以文学语言描写劳动场景中的喊号场面，刻画勤奋、精干的巴山劳动人民形象。”正式的点评阐述由此开始，第一个论点单刀直入，简洁明了。而后是张中信描写号子的原文例证：“咳哈”“哼呀”的放排汉子粗野的号子声，排山倒海般在鬼驴子滩回响着，震荡着。”引文后是两位年轻学者细致的说明分析：“从作者的描绘中，仿若能够听到放排汉子们鼓足劲，在奔流的河水中整齐划一地呼喊的声音，其势排山倒海，试与滚滚涛声一比高下。”分析之余，接着补充原文对前文论点的不同侧面进行说明。整个论证过程举例得当、阐述细致，达到了严丝合缝的效果。
四、从民族到世界的眼光
在最后一章“超越大巴山”中，两位学者对于张中信文本中的地理思维与地理观念中的自审与追求进行了深入探讨。据两位学者看来，张中信的地理思维不仅体现在重视挖掘独属于大巴山的地理特性，并善于呈现丰富的地理景观和地理意象，还尤为注重以精确的方位和动态的地理景象来营造时空确定感。而其对于母地的自审意识则体现在并不回避巴山土地上发生的任何事，无论是真善美还是假恶丑，都坚持以尊重原貌来代替二元对立的价值倾向。这种清醒的自审意识促进了张中信更深层次的追求，即大巴山書写源于大巴山却超出大巴山，具有了“从民族到世界”的广阔意义。
刘婧、周毅认为，张中信一直在自觉寻求着大巴山的地理与文化定位，在“世上没有第二个大巴山”的观念引领下，他深深爱着这片土地，因而在《失语的村庄》中从不吝惜对大巴山地理环境的溢美之词。但随着对其大部分作品中展现出的大量绣像式人物进行深入剖析，他们发现，张中信对于大巴山人情人性中的劣性也并不避讳，而是以一种审慎的内省意识对其进行生动的揭示与批判。这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悯之情不仅能引发人们更深广的共鸣与深思，还使大巴山书写更具超越意义，逐渐从民族走向世界。
总而言之，《张中信大巴山文学地理书写研究》一书眼光独到、材料翔实、论证严密、视野开阔，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兼有学理性与审美性的学术著作。大巴山作为全书的线索，勾连起文学与地理、作家与学者，并将《张中信大巴山文学地理书写研究》的成书过程逐次呈现：地理因素通过作用于作家而影响文学，文学又通过作家之手描绘地理图景。通过梳理世界文学发展形势，从多元语境挖掘张中信创作的独特意义，两位学者以期大巴山书写成为诠释民族、接轨世界的地域书写范式之一！
一、精准的概括与勾勒
在“勾勒大巴山”一章，两位学者立足于张中信作品地理景观的呈现与地理空间的建构这两个角度，具体分析了其运用“非虚构”手法所陈列出的大巴山自然与人文景观，和以魔幻现实主义手法描绘出的审美层面的大巴山文学地理空间。张中信生于四川，为蜀地强大的现实主义传统所影响，并且追求展现“原汁原味”的大巴山风貌，所以无论是切实可感的自然风景，还是底蕴深厚的人文景观，都在他既客观又形象的文字描写中鲜活起来，寄寓着其深沉的原乡情怀。关于地理空间的建构，两位学者根据张中信的“山水情结”将其数十部著作进行了归纳，其中主要有以野茶灞为核心的乡村空间和以成都为代表的都市空间，二者体现了乡村与城市的互构关系。
在分析张中信笔下的自然景观时，论者先总述了“他对于自然景观的艺术呈现与他所受到的地理环境滋养密不可分”这一论点，继而在总体罗列大量自然景观的基础上，将其分为“景点游历型摹写”和“乡土回忆型刻画”两类进行具体阐释，体现了较为精准的概括能力。通过引用张中信《通江书》和《童话时光》里的文本细节，两位学者分析了其“非虚构立场”和寄寓于自然风物之中的人文情怀，并评价其描摹“地理景观”的良好实践实现了作品景观“还原”与文学“审美”的双重要求。各类地理景观的再现构成了张中信地理空间的一部分，而无论是乡村、城市、河湖、山地、峡谷、溶洞、革命旧址还是文化遗迹的地理空间建构，都体现出其对大巴山真诚恳切、爱恨交杂的情感，也与其自身的地理感知和地理基因有着根本联系。关于乡村空间与城市空间的互构互立，两位年轻学者指出，“其作品中乡村空间的建构也必然要借助都市空间的成立才能获得根本意义上的完型”。
二、缜密的逻辑与分析
在第二章“开掘大巴山”中，两位学者通过分析张中信作品的地理基因激活与地理感知调用，总结出了其创作的两个基本特征：外向维度的景观抒写和内向维度的原乡情结。由于张中信在主动选择与潜在影响的双重作用下开掘出了自己的“大巴山”地理基因，再加上其敏锐自觉的地理感知，所以他“对于故乡的每一次触及与抚摸，都加深了对于自己所坚守的那片土地的真挚爱意”。正是基于地理基因与地理感知的协奏，张中信形成了自觉、成熟且典型的地理叙事和真实性与审美性并重的地理想象，从而既能在塑造人物形象时细腻、深刻地把握人物特点，又能精确地以大巴山地区独特的方言、山歌等一系列非物质文化景观来凸显大巴山的地理特质。
两位学者首先从张中信所处的外在环境入手，全面剖析了他身上复杂地理基因的各类源头。从其散文与诗歌中对大巴山山水的赤诚表达可以看出，秦巴地区的自然环境与张中信的地理基因有着直接而深刻的关联。而大巴山人文环境的熏陶，无论是“大巴山作家群”的榜样还是大巴山人民的品格，以及从古已有之的文人传统延续到家族内部的文化基因，都强化了张中信的地域书写意愿，为他深厚的家乡地理基因在作品中显现埋下了伏笔。
三、细致而辩证的思考
在勾勒出大巴山的瑰丽景象并发掘出其精神内涵之后，张中信开始了其“守望大巴山”的漫漫征途。大巴山的“真”与“美”，巴山小人物强大的生命韧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灿烂多元，无不使其“更为坚定地守护大巴山、笔耕不辍地描摹大巴山”。学者刘婧、周毅将张中信笔下的小人物形象主要分为了六类：顽强抗争者、朴素劳动者、坚守原则者、多情风流者、诡秘传奇者和无奈边缘者。在举例顽强抗争者时，刘婧、周毅既提到了被老板“翻墙”后以死明志的“芬”，还描述了敢于自我抗争又常为他人打抱不平的“板娘子”，和以生命为代价进行无声之抗争的“黑婆”，举例者三、条缕分明，体现出年轻学者严谨扎实的文本细读功底，以及细致而辩证的思考力。
同时，张中信作品中对于方言、山歌、号子、传说等非物质文化景观的描写彰显出大巴山独特的风土人情和人文气息，以及其对大巴山所怀有的赤子深情和在理性层面的自省与追求中所形成的地理思维。“号子所指的是劳动号子”，开头点出说明对象，并深入浅出地说明其定义与作用：“这是一种由劳动人民创造的民间歌曲形式，能够真实地反映劳动者高亢的劳动激情与现实中的劳动状况”。后论及川渝地区的“川江号子”，并将论述焦点逐渐引至张中信的文学书写上。“首先，作者擅以文学语言描写劳动场景中的喊号场面，刻画勤奋、精干的巴山劳动人民形象。”正式的点评阐述由此开始，第一个论点单刀直入，简洁明了。而后是张中信描写号子的原文例证：“咳哈”“哼呀”的放排汉子粗野的号子声，排山倒海般在鬼驴子滩回响着，震荡着。”引文后是两位年轻学者细致的说明分析：“从作者的描绘中，仿若能够听到放排汉子们鼓足劲，在奔流的河水中整齐划一地呼喊的声音，其势排山倒海，试与滚滚涛声一比高下。”分析之余，接着补充原文对前文论点的不同侧面进行说明。整个论证过程举例得当、阐述细致，达到了严丝合缝的效果。
四、从民族到世界的眼光
在最后一章“超越大巴山”中，两位学者对于张中信文本中的地理思维与地理观念中的自审与追求进行了深入探讨。据两位学者看来，张中信的地理思维不仅体现在重视挖掘独属于大巴山的地理特性，并善于呈现丰富的地理景观和地理意象，还尤为注重以精确的方位和动态的地理景象来营造时空确定感。而其对于母地的自审意识则体现在并不回避巴山土地上发生的任何事，无论是真善美还是假恶丑，都坚持以尊重原貌来代替二元对立的价值倾向。这种清醒的自审意识促进了张中信更深层次的追求，即大巴山書写源于大巴山却超出大巴山，具有了“从民族到世界”的广阔意义。
刘婧、周毅认为，张中信一直在自觉寻求着大巴山的地理与文化定位，在“世上没有第二个大巴山”的观念引领下，他深深爱着这片土地，因而在《失语的村庄》中从不吝惜对大巴山地理环境的溢美之词。但随着对其大部分作品中展现出的大量绣像式人物进行深入剖析，他们发现，张中信对于大巴山人情人性中的劣性也并不避讳，而是以一种审慎的内省意识对其进行生动的揭示与批判。这种“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悲悯之情不仅能引发人们更深广的共鸣与深思，还使大巴山书写更具超越意义，逐渐从民族走向世界。
总而言之，《张中信大巴山文学地理书写研究》一书眼光独到、材料翔实、论证严密、视野开阔，是一本不可多得的兼有学理性与审美性的学术著作。大巴山作为全书的线索，勾连起文学与地理、作家与学者，并将《张中信大巴山文学地理书写研究》的成书过程逐次呈现：地理因素通过作用于作家而影响文学，文学又通过作家之手描绘地理图景。通过梳理世界文学发展形势，从多元语境挖掘张中信创作的独特意义，两位学者以期大巴山书写成为诠释民族、接轨世界的地域书写范式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