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41年8月，抗日战争硝烟弥漫，上海仍处于“孤岛”时期，商务印书馆以“涵芬楼藏版”之名印行《孤本元明杂剧》，初版四百部，除馆方“坚持勿售”之手工纸本五十部外，其他机制纸本三百五十部于数月内即销售一空。
　　《孤本元明杂剧》依据《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整理校订而成，“择其久未行世者，刻本六种，钞本一百三十八种，一律以聚珍铅字排印”。自1938年郑振铎于坊间书肆发现沉埋已久的《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想方设法代教育部购藏，并极力促成出版之事始，至由张元济亲自主持，郑振铎参与选目、校订，曲学专家王季烈和编辑姜殿扬整理校订，函牍往来三年有余，其间克服了因战争导致的邮路不畅、校订者和主持者先后持续重病、商务印书馆劳资纠纷加剧导致的罢工运动等困难，终于使这部戏曲界学人翘首企盼的珍贵戏曲选本得以推出，创造了现代出版史上戏曲文献整理校订的佳话。
　　上海图书馆藏《校订元明杂剧事往来信札》原共七册，2018年1月由商务印书馆合并为一函六册，以线装形式出版，书名题签出自古籍版本学家、目录学家、书法家，上海图书馆馆长顾廷龙之手。该书即为张元济、郑振铎、王季烈等人及相关机构为整理出版《孤本元明杂剧》的往来信札专集，由上海图书馆研究馆员胡坚博士整理。信札时间起自1938年6月22日，止于1941年12月10日，所收手迹、录副共约四百七十件，形式包括函、契约、校例、须知、笺、表、条议、清单、书目、提要、样张、说帖、说明等，其中大部分均为首度公布。这些信札记录了商务印书馆作为一个现代意义上的文化出版机构，对珍贵戏曲文献整理、校订、编印、出版和发售的全过程，完整而生动地再现了其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古籍整理出版的风貌；同时，其侧面反映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生活与时局世态，是研究中国出版史、文学史和社会史的宝贵原始资料。
　　《校订元明杂剧事往来信札》的出版将有助于学界加深对《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和《孤本元明杂剧》的研究，有助于学者们挖掘从《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到《孤本元明杂剧》的出版过程和诸多出版细节，并考量其在古籍出版史上的特殊意义。
　　笔者谨以本书的相关通信为中心，梳理《孤本元明杂剧》书名商定的前前后后。

二

　　1938年6月22日，郑振铎在致张元济的信中说道：
　　菊生先生：
　　承关心元曲事，至以为感！书款已汇出，但至今未到。惟在限期届满之前，已由暨大诸友先行垫付款项。现此书已取回，暂存敝处，乞释念！先生摄印一份事，已作函“教部”，谅必可得允许。千元之款，将来拟印作为钞录一份之费用。惟将来商务出版此书時，须用“教育部”或“国立编译馆”或其他国家机关名义；又出版时，盼能赠送“教部”五十部以便分送各国。此事想均不难办到也。
　　专此，顺候公祺！
　　振铎拜上
　　而这套郑振铎发现并代教育部购藏，认为“须用‘教育部’或‘国立编译馆’等国家机关名义”出版，并且可以用作国礼“分送各国”的书即是当时被称作“‘也是园旧藏’元明杂剧”的国宝级戏曲文献。凑巧的是，在此之前的6月9日，张元济正在为与这部“奇书”失之交臂感到惋惜、给傅增湘写信的时候，郑振铎却正好在给他写信，希望商务印书馆能影印此书：
　　也是园元曲发现后，几得而复失者再。但此绝世之国宝，万不能听任其流落国外。故几经努力，费尽苦心，始设法代某国家机关购得（价九千元）。现已付定洋千元，俟款到即可取书。从此，此国宝乃为国家所有矣。在文化上看来，实较克一城、得一地尤为重要也。而在此国难严重之际，犹能节省抗敌的急需而购藏此书，实足表示政府方面之有办法，之对文化事业的关心。此书购妥，一重心事可放下矣。闻潘博山先生言，先生对于此书亦至为关切。知保存国宝，实人同此心。不知商务印书馆方面有影印此书之意否？因此种孤本书如不流传，终是危险也。
　　抗战时期不惜倾囊收购流散古籍、屡屡“劫中得书”的郑振铎，与毕生编印古籍、认为“为古书续命”事关国脉的张元济一拍即合。沟通之后，张元济负责与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驻港办事处联络，郑振铎负责与教育部商洽。
　　经过二人历时十个月的努力，1939年3月22日，商务印书馆总管理处驻港办事处在致郑振铎的函件中，应允了教育部于先前订立契约之外的两点补充意见，双方终于就筹印“也是园旧藏”元明杂剧之事达成了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自1938年6月始至签订最后的补充协议，各人各方信札和契约言及此书的出版方式均为“影（景）印”，只是“版式及售价由商馆决定，但其中若干种已有流行之本，印否亦由商馆决定”。直到补充意见达成后，张元济读完郑振铎移交的前半部书后，1939年4月24日在邀请王季烈整理“也是园旧藏”元明杂剧的信中才谈及具体的拟出版形式，认为必须整理一番方可出版，已经有了用《奢摩他室曲丛》款式排印的念头。王季烈在收到邀请函之后，4月29日即写信应允承担整理校雠事，并针对出版形式提出了建议：“鄙意其中原本清楚可照相石印者，当然以石印为宜（省校对且存原本面目）；至不能石印者，则用排印，此则曲白之分别、正衬之断定却须细心考覆。”认为可以区别曲本情况处理，清楚者石印，除此之外可以排印。张元济收到王季烈的回信后，与商务同人商量再三，认为只能采用排印形式：
　　此书钞笔不精，校改之字多系盖面，又旁注之字亦甚不匀称，即刻本亦不见佳，多有校改旁注之字。与同人商酌再四，只能排印，即用前印《奢摩他室曲丛》行款，似尚雅饬。印成之后，篇幅可比原本约减三分之一，售价亦可较廉，未知卓见以为如何？原书钞本曲白正衬有若干种竟打成一片者，即刻本亦参差不齐，现拟排印，所有行款只可改归一律，与奢摩他本同一格式，惟校改之字、补入之长段如何安顿，应请裁酌见示。
　　并列举了几项理由，至此终于确定了此书的出版形式。从目前已知的信函中可以看出，张元济应该与郑振铎沟通过排印出版事宜，郑振铎也不反对，只是根据王季烈《董秀英花月东墙记》的试校样，与二人对校例进行了细致的讨论。这也就是校订元明杂剧的原始，也是后来重新拟定书名的根本原因。 　　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从郑振铎发现曲本，到他写作出《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一文之前，虽然此书源于明初赵琦美之脉望馆，赵琦美对其有大量校语众所周知，虽然基本确定只印孤本及罕见之本、不印流行之本，但所有涉及此事者在信札中商讨出版事宜时均以“‘也是园旧藏’元明杂剧”或“也是园元曲”等称之，乃由于此书“因也是园得名”，钱曾《也是园藏书目》曾对这些曲本加以著录，黄丕烈为其编制过《也是园藏书古今杂剧目》；且此书的编次也是在原目的基础上“稍变其例”，“以留将来增减伸缩之余地”。
　　1939年11月1日，本书的初校员（实际上相当于现代意义的责任编辑）姜殿扬在给张元济的信中谈及郑振铎新作、发表于开明《文学集林》第一辑之《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言语间充满赞叹和钦佩之意：
　　菊公钧鉴：
　　郑振铎君新撰《跋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一篇，都三万余言，在开明《文学集林》第一辑出版。丁君索到小样一分，已经郑君校正一过，属就便附呈请政。晚翻览一过，穷源探本，博采旁征，逻辑之广，可云无遗。目录之学非逐种实地、心、手目三者交营，终是肤泛落空。郑君此跋经躬亲审校，经验中毫发不放松，分析记述出来，本末釐然，从也是园而上溯脉望，亦极合理，脉望亦有目可稽，且有校欵年月，为初藏之祖也，其后递有增损，不止于也是园，以“也是”名，置后来藏家于何地？诚所未允，此跋得正名之义矣。凡事求其大体有着而已，赵校欵识有行书、有正楷，校文有疵谬，乃另一枝节问题。
　　信中，姜殿扬认为“从也是园上溯脉望，亦极合理”，因为“脉望亦有目可稽，且有校欵年月，为初藏之祖也”，如果仅以“也是”名之，那么实际上是对后来藏家的不尊重；同时，还说“此等曲本与其谓为‘孤本’、‘内本’，无宁诮为‘禁本’”，对郑振铎正名之义深以为然。
　　从目前发现的信札中，我们无法得知张元济对姜殿扬此番论述的态度，但1939年11月10日，姜殿扬在致张元济的信中提到：“今日郑跋已有单行小本散出，此与销路宣传甚有关系”，并向他提请“不知能多散千百本否”。从这一细节可以间接看出，张元济和商务印书馆至少对郑跋是持肯定态度的，而且《孤本元明杂剧》前期的公开宣传是以郑跋的“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之名进行的。
　　但1940年7月之前，双方似并未直接沟通过书名，只有一段涉及书名的小插曲。1940年3月20日，张元济将一份编定百五十种之目录寄予王季烈，嘱其核定。不巧的是王季烈此间“旧恙大发”住院，4月6日由他人代笔写了回信，为“于校刊杂剧一事，恐有始无终”道歉，并将此前收到的《校印也是园曲丛总目》寄呈。值得注意的是，王季烈在此目录上勾掉“校印也是园曲丛”几字，旁改为“孤本元明杂剧”，并在总目之名下加了“涵芬楼校印也是园藏本”的小字。这里很有趣，可能因为顾忌王季烈的病情，此后二人若干封信函往来再未提书名事宜。
　　1940年7月25日，张元济因患腹疾，嘱咐商务印书馆代拟书信一封，除寄送排成曲本三种外，正式与王季烈就书名一事进行沟通：“再书名‘孤本’两字，拟依郑振铎君所见，易为‘脉望馆’三字。”同样凑巧，在接下来王季烈致张元济的信函中未见其对此事的回应。所以，8月12日，张元济在给王季烈的信中再次提及书名事，并简单陈明了理由：“前嘱馆中函陈拟用‘脉望馆’三字代拟定‘孤本’二字，缘此时不欲发售预约，不能将全部书名发表。在此数月之中，或有人将我所选印者忽然印出数种，则於‘孤本’二字，于出书之时不免有所抵触。未知卓见以为可否，敬候示遵。”说出了自己的担忧。
　　王季烈很快将自己的观点记录在《破窑记》校样上，8月14日寄回，这就是由丁英桂单独录出递呈张元济的“三不妥”附注笺：
　　标题“孤本”二字改“脉望馆”一节，鄙意觉未尽善。此杂剧为脉望馆、绛云楼、也是园诸家所递藏，而非脉望馆之刊本。仅举脉望馆不足以赅诸藏家，一不妥也。脉望馆所藏杂剧不止此数，今仅选印百余种，而仍冠以“脉望馆”之名，二不妥也。书名当使人人易知，方可畅于行销。脉望馆去今已有百年，惟藏家及研究板本者熟知其名称，普通喜杂剧传奇之人未必知也，不惟“孤本”二字之足以使人注意，三不妥也。请诸君再细酌之。
　　烈
　　右录《破窑记》校样上王君九先生附注
　　王季烈从此本递藏诸家、选印情况和书名通俗与否三个角度分析了为何改“孤本”为“脉望馆”并不妥当。可能久久没有收到张元济的回信，8月27日王季烈又写了一封自述近况的信，随意聊天道，“杂剧名称日前与贵同年张双南谈及，渠亦谓‘孤本’二字相宜”。9月3日张元济方才回信，信中说自己近日因叠患感冒和腹泻，未能及时回复，9月1日收到由翰怡兄（刘承幹）转交的信件得知王季烈近日血压增高，同时致以道歉并问候；对于之前“承示元明杂剧标题宜用‘孤本’二字，准当遵办”。至此，《孤本元明杂剧》这一书名终于得以确定。

三

　　从以上《孤本元明杂剧》书名商定的过程可以看出，张元济先生作为一位杰出的出版家，如何在特殊時期，妥善处理原本和“善本”、一般读者和研究者、编辑和研究者，乃至研究者之间的关系。
　　实际上，张元济的古籍整理方式以影印为主，在此基础上努力恢复古籍的本来面目，《四部丛刊》和《百衲本二十四史》等即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但对于《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这样的三百年罕见之曲本，张元济并没有简单地按照郑振铎的建议采取影印的办法，而是通过亲自精读原本，分析其特点之后选择了费工费时的整理校订排印的方式。他在1940年3月14日给袁同礼的信中条分缕析地列出三项理由：“（一）全书有抄本有刻本，刻本亦不出一手，行款亦各各不同，且有眉目极不清楚者，若用影印非特毫无美观，且反令阅者多所迷闷；（二）原书经数人校过，校手或详或略，略者随笔将所校改之字蒙盖在本字之上，若用影印则原则及所改之字并为墨堆，无从辨别；详者用蝇头细楷左右勾勒，若求清晰，非用珂罗版不可；（三）抄者程度过低，致形误声误之字不胜枚举（记有一字，似是“显”字，但记不真确，总之右旁为“页”，原文竟将“页”旁写在左方，而将“显”旁写在右方，岂非笑话）。且抄手亦甚粗率，若存原式，适足以彰其劣点，而招世人之薄视。”这样的处理方式实际上一方面是将原本善本化，另一方面则极大地拓展了其读者群。除此之外，正如前文所说，张元济还考虑到成本售价问题：“印成之后，篇幅可比原本约减三分之一，售价亦可较廉。”可见其借流通以保护古籍的良苦用心。正是站在这样的立场上，他努力在郑振铎和王季烈于校例的分歧点上寻找平衡，既最大限度地尊重郑振铎“以竭力保全原书面目为上计”的整理原则，又尽可能地维护王季烈的权威意见；在馆方“责任编辑”姜殿扬与王季烈对曲本的具体意见有矛盾时，亦能采取及时有效的处理，帮助王季烈在整个校订过程中树立中心地位，此处限于篇幅不再赘述。
　　这样的大家风范也体现在《孤本元明杂剧》的定名过程中。最先张元济依据郑振铎的意见拟用“脉望馆”三字，但经王季烈命中要害的三点提醒后，又能马上谦虚接受其意见，并从始至终能在二人之间做恰到好处的斡旋工作。实际上，王季烈的“三不妥”意见本身非常精确有眼光，不妥之一尊重了此书的递藏过程，不妥之二切合本书选择一百四十四种罕见之本的出版实际，不妥之三则很是难得地站在出版者的角度，认为“孤本”更能吸引读者的眼球。
　　最后还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如果单纯从曲本的流传情况来考虑定名确当与否的话，虽然郑振铎和孙楷第当时在各自的文章或著作中详细梳理了《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的授受关系，但依然留下许多关键性的问题未能解释。学者蒋星煜在《常熟赵氏〈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的流传与校注》一文中，根据张远《无闷堂文集》对诸家流传情况做了更正与补充，认为清初常熟地区收藏钞校本元明杂剧的有三家，即钱曾、陆敕先和秦酉岩，而不仅仅是郑振铎所认为的钱曾一家。据分析，钱曾在某一时期曾同时收藏有赵琦美原本《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和陆敕先藏本，而钱曾的《述古堂藏书目》和《也是园藏书目》之所以有一剧同时两次重复出现的情况，也正是出于这一原因。钱曾同时收藏两种藏本，“其中有数本或多本误赵本为陆本，或误陆本为赵本的可能是有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1938年郑振铎等人发现并商借出版的所谓《脉望馆钞校本古今杂剧》很有可能不是赵琦美的原藏本，这种情况下，如果用“脉望馆”三字为新出版的排印本定名，就实属有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