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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随着当前中国的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社会经历着一次深刻的结构转型。市场经济的兴起，使单位制原有的功能逐渐退化并解体，城市社区进入了后单位制时期，并伴随着结构转型，出现新的特征。而随着商品房的快速开发建设，隔离社区被广泛建设，中国一些城市的空间结构呈现出类似国外的碎片化特征，加之人口的快速流动、户籍制度等多种原因导致居住分割现象开始出现，逐渐形成陌生人社区。与单位制时期的熟人社会不同的是，陌生人社区具有高流动性、空间结构分异、供给公共产品碎片化等特点，使得陌生人社区在认同建设方面存在诸多困难。
[关键词]后单位社区 社区认同 陌生人社区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0-0058-02
对于社区的研究最早源于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的理论。他试图从理论上对不同性质的社会进行分析。滕尼斯认为，共同体的类型主要是在自然基础之上的群体上建立的。而这个共同体不仅是各个组成部分加起来的总和，更是有机地、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整体。按照他的观点，社区是在血缘、地缘等基础上形成的，具有情感性和亲密性。
中国的单位制是我国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现象：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家为了社会秩序的稳定，通过控制单位来将所有就业者牢牢地束缚在单位体制中，掌控者几乎全部资源，并以单位制为中心，形成一系列社会制度，对于城市社会的管理和城市居住空间的塑造以及经济分配都产生直接影响。单位制社区成为居住空间与工作空间叠合的共同区域，而且承担城市的大部分社会职能，由此形成相对封闭的空间，类似于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描述的“熟人社会”一般。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兴起，单位制度逐渐走向消解，单位制社区也丧失原有的功能和作用。商品房社区日渐成为城市社区的主要类型，由此而形成的是陌生人社区。城市社会治理模式也从单位制转向社区制。中国城市社会进入到后单位制时期，这种转型不仅意味着权力、资源、空间等方面重组，也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城市社区形态、人际关系、阶层结构。
一、后单位时代陌生人社区特点
城市社区是社会结构变迁和转型的承载体。与传统的以血缘、地缘为主的单位制熟人社区相比，后单位时代陌生人社区在治理方面、邻里关系方面、空间结构以及权力关系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特征：
（一）社区邻里关系陌生化
与乡土社会中的熟人社会一般，在单位制“熟人社会”里，社区的构成成员基本都是单位的同事，工作和生活具有高度的重叠性，成员之间彼此非常熟悉和了解，人际关系也是围绕社区展开。而随着城市全面改革、社会结构的转型，单位制作为中国社会城市管理基础架构逐渐解体，个人对工作单位的依附关系大大减弱，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开始脱离单位控制，成为“社会人”，城市社区进入后单位时代，邻里关系发生变革和嬗变，逐渐陌生化。在货币主义的冲击下，社区之间的邻里关系陌生化，传统的邻里关系正一步步走向消亡。
（二）社区治理方式的转变
在计划经济时代“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下，城市社区管理的直接主体是单位，社区实行的管理制度也与单位息息相关。这种管理体制下，生活在社区的人从生产到生活全都受制于单位，国家通过单位控制城市居民经济生活的所有资源，实行“管治”，在相当大程度上导致社区居民的意愿与利益无法通过合法的制度化途径予以表达。伴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单位制逐渐让出管理主体，无法继续实行“管治”的社区治理模式，城市社区开始出现社区管理“真空”和“缺位”。多元主体逐渐参与到社区管理之中，城市社区“自治”应运而生——即为满足社区居民物质和文化等需要进行的一系列自我管理。但是，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呈现出碎片化，尤其是社区的陌生化，很难充分发挥社区的自组织功能，无法得到不同阶层民众的一致认同，缓解不同阶层的冲突和矛盾。
（三）社区空间结构的分异与隔离
在传统的单位制社区中，社区生活和单位生活高度重叠，生产、消费、养老等功能都集中单位于一体。社区空间具有高度的封闭性和同质性。而陌生人社区由于社区居住成员的高流动性，以及其异质性，社区空间结构上是分异的，并相对松散和开放。陌生人社区的社区主要功能是居住，因此，外人很容易进入其中，造成社会阶层的差异及彼此的隔离。
二、后单位时代陌生人社区生成机制
后单位时代社区的陌生化与我国社会结构形态的转变有着很密切的关系，社会结构变迁促使我国城市社区由“熟悉”向“陌生”过渡。
（一）陌生人社区是社会变迁、发展的产物
费孝通在其《乡土中国》中描述到：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是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形成一种差序格局。而现代社会的发展，打破了这种格局，其中，最主要的是陌生人的出现和进入。生活的社区中，充斥着没有任何关系的大量陌生人，无法让生活在社区的人连接在一起，作为社区治理主体的居民就会缺乏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性和认同感。
（二）单位制的消亡促进催生陌生人社区的形成
在单位制社会中，单位充分发挥着国家的行政权力，掌握着社区的全部资源，人人都封闭地生活在单位组织之中，单位社区是具有浓厚伦理色彩的“熟人社会”。而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单位社会走向终结。由“国家—单位—个人”的纵向控制体系向“国家—社区、社会团体—个人”协同参与的模式转变。在社区中，人们生活的地位与自主性得到提高，加之住房体制改革，大量商品房出现，社区居民流动性提高，职业与社会地位开始出现分异，以金钱为中介、以产权为纽带的社区成员不再有特殊的“熟人连接”，彼此生活在各自的空间中，相互分割与隔离。
（三）当前快速的社会流动是加速陌生人社区的生成的催化剂
改革开放后，社会流动加剧，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涌入到城市，扩大了城市空间和规模。而城市社会成员中一部分人收入得到提高，开始摆脱传统单位型社区，从中分离出来，城市低收入群体以及外来人员对传统单位制社区依赖性较强。社区成员的身份也从单一角色向多种角色转变和分化，加剧了社区陌生化。 三、后单位时代社区认同建设难题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单位制逐渐走向终结，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到城市之中工作、生活，加剧社区陌生化，也使城市社区基础的社会治理处于无序状态，无法充分发挥社区的功能和作用。对于陌生人社区的认同建设，在当前呈现出以下难题：
（一）社区治理权力移交难题
单位制的终结，使单位从社区组织管理权力角色中退出，许多原本由单位所“代管”“代办”的事情开始转移到其他个体，企业、学校、社区开始具备相关功能。社会管理的基础单元发生转换，从“单位”让渡到“社区”。社区成为居民进行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基本生活共同体。而当前的社区依旧按照单位制的管理方式，受传统街居式管理模式的影响，在治理过程中，政府依旧发挥重大的功能。行政力量在大量介入社区的日常事务和居民公共生活领域的同时，又无法全方位地合理配置有限的资源，呈现出行政权泛化的形式化，无法建立有效的引导性机制，使居民丧失参与共同体的意愿，大部分人采取不信任的态度。
（二）社区公共道德培育与建构难题
在后单位时代陌生人社区中，社区居民不再具备熟人社会中的某种“血缘”“地缘”等关系纽带，在日常生活中往往都是彼此隔离，不具有强有力、普遍性的伦理道德与纽带，所有人都是陌生的、不信任的。如何能够使陌生人社区中的社区居民对社区共同体有认同感，重新建构居民间的社会关系？这需要继续发挥传统伦理道德的力量与价值，发挥政府在公共道德建构的主导性作用。
（三）共同体困境
“共同体”是社区的本质。生活在同一区域，但是没有情感认同和交往合作的人群不能算作是社区。社区建设的目标就是通过创造良好的居住环境，来提升人的生活质量，塑造“生活共同体”，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建立和谐有序的社会，使其成为“社会共同体”，通过社会化方式，构建拥有共同价值观的“精神共同体”。在当前我国陌生人社区建设中，主要难题就是社区认同与参与不足，人们对现有社区的概念理解为只是一个居住的概念，没有归属感，对于社区的建设持有“事不关己”的态度，造成“共同体困境”。造成这种现象，郑杭生认为是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导致的人际关系疏松化和日常生活的公共化造成的。刘少杰认为，社会人的职业群体生活摆脱单位，职业与生活分割，社区只是居住的地方，人们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去关注社区的发展，对社区的依赖性不强。无论哪种原因，社区建设“共同体”都面临很大困境。
四、结语
如何能够在后单位时代更好地针对陌生人社区做到社会单元的治理，核心在于实现社区从一个单一的地域共同体到人们的精神共同转变的社区再组织化（后单位时代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以此来实现社区治理体制创新。因此，需要构建多元主体的合作社区治理结构，利用各方主体的管理优势和资源优势，为社区发展提供方向性引导，并通过资源动员，让社区居民积极加入共同体的治理，将个体的利益融入到公共福利之中，建立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使社区成为真正的地域共同体、精神共同体。
【参考文献】
[1]何绍辉.场共同体——陌生人社区建设的本位取向[J].人文杂志，2015（04）.
[2]田毅鹏，吕方.单位社会的终结及其社会风险[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06）.
[3]李路路.社会变迁：风险与社会控制[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02）.
[4]田毅鹏.中国社会后单位时代来临？ [N].社会科学报，2010-8-28.
[5]浩杏春.后单位时代城市社区的主要特征探讨[J].大连干部学刊，2009（11）.
[6]郑杭生.破解在陌生人世界中建设和谐社区的难题——从社会学视角看社区建设的一些基本问题[J].学习与实践，2008（07）.
责任编辑：张丽
[关键词]后单位社区 社区认同 陌生人社区
[中图分类号]C9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0-0058-02
对于社区的研究最早源于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的理论。他试图从理论上对不同性质的社会进行分析。滕尼斯认为，共同体的类型主要是在自然基础之上的群体上建立的。而这个共同体不仅是各个组成部分加起来的总和，更是有机地、浑然生长在一起的整体。按照他的观点，社区是在血缘、地缘等基础上形成的，具有情感性和亲密性。
中国的单位制是我国特定历史时期的特殊现象：在新中国成立伊始，国家为了社会秩序的稳定，通过控制单位来将所有就业者牢牢地束缚在单位体制中，掌控者几乎全部资源，并以单位制为中心，形成一系列社会制度，对于城市社会的管理和城市居住空间的塑造以及经济分配都产生直接影响。单位制社区成为居住空间与工作空间叠合的共同区域，而且承担城市的大部分社会职能，由此形成相对封闭的空间，类似于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所描述的“熟人社会”一般。随着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兴起，单位制度逐渐走向消解，单位制社区也丧失原有的功能和作用。商品房社区日渐成为城市社区的主要类型，由此而形成的是陌生人社区。城市社会治理模式也从单位制转向社区制。中国城市社会进入到后单位制时期，这种转型不仅意味着权力、资源、空间等方面重组，也意味着一个全新的城市社区形态、人际关系、阶层结构。
一、后单位时代陌生人社区特点
城市社区是社会结构变迁和转型的承载体。与传统的以血缘、地缘为主的单位制熟人社区相比，后单位时代陌生人社区在治理方面、邻里关系方面、空间结构以及权力关系等方面呈现出不同特征：
（一）社区邻里关系陌生化
与乡土社会中的熟人社会一般，在单位制“熟人社会”里，社区的构成成员基本都是单位的同事，工作和生活具有高度的重叠性，成员之间彼此非常熟悉和了解，人际关系也是围绕社区展开。而随着城市全面改革、社会结构的转型，单位制作为中国社会城市管理基础架构逐渐解体，个人对工作单位的依附关系大大减弱，越来越多的“单位人”开始脱离单位控制，成为“社会人”，城市社区进入后单位时代，邻里关系发生变革和嬗变，逐渐陌生化。在货币主义的冲击下，社区之间的邻里关系陌生化，传统的邻里关系正一步步走向消亡。
（二）社区治理方式的转变
在计划经济时代“强国家—弱社会”的格局下，城市社区管理的直接主体是单位，社区实行的管理制度也与单位息息相关。这种管理体制下，生活在社区的人从生产到生活全都受制于单位，国家通过单位控制城市居民经济生活的所有资源，实行“管治”，在相当大程度上导致社区居民的意愿与利益无法通过合法的制度化途径予以表达。伴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转型，单位制逐渐让出管理主体，无法继续实行“管治”的社区治理模式，城市社区开始出现社区管理“真空”和“缺位”。多元主体逐渐参与到社区管理之中，城市社区“自治”应运而生——即为满足社区居民物质和文化等需要进行的一系列自我管理。但是，当前我国城市社区呈现出碎片化，尤其是社区的陌生化，很难充分发挥社区的自组织功能，无法得到不同阶层民众的一致认同，缓解不同阶层的冲突和矛盾。
（三）社区空间结构的分异与隔离
在传统的单位制社区中，社区生活和单位生活高度重叠，生产、消费、养老等功能都集中单位于一体。社区空间具有高度的封闭性和同质性。而陌生人社区由于社区居住成员的高流动性，以及其异质性，社区空间结构上是分异的，并相对松散和开放。陌生人社区的社区主要功能是居住，因此，外人很容易进入其中，造成社会阶层的差异及彼此的隔离。
二、后单位时代陌生人社区生成机制
后单位时代社区的陌生化与我国社会结构形态的转变有着很密切的关系，社会结构变迁促使我国城市社区由“熟悉”向“陌生”过渡。
（一）陌生人社区是社会变迁、发展的产物
费孝通在其《乡土中国》中描述到：中国的乡土社会是一个熟悉的社会，没有陌生人的社会，生活在这个社会中的人是生于斯、长于斯、死于斯的，形成一种差序格局。而现代社会的发展，打破了这种格局，其中，最主要的是陌生人的出现和进入。生活的社区中，充斥着没有任何关系的大量陌生人，无法让生活在社区的人连接在一起，作为社区治理主体的居民就会缺乏社区公共事务的参与性和认同感。
（二）单位制的消亡促进催生陌生人社区的形成
在单位制社会中，单位充分发挥着国家的行政权力，掌握着社区的全部资源，人人都封闭地生活在单位组织之中，单位社区是具有浓厚伦理色彩的“熟人社会”。而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单位社会走向终结。由“国家—单位—个人”的纵向控制体系向“国家—社区、社会团体—个人”协同参与的模式转变。在社区中，人们生活的地位与自主性得到提高，加之住房体制改革，大量商品房出现，社区居民流动性提高，职业与社会地位开始出现分异，以金钱为中介、以产权为纽带的社区成员不再有特殊的“熟人连接”，彼此生活在各自的空间中，相互分割与隔离。
（三）当前快速的社会流动是加速陌生人社区的生成的催化剂
改革开放后，社会流动加剧，农村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涌入到城市，扩大了城市空间和规模。而城市社会成员中一部分人收入得到提高，开始摆脱传统单位型社区，从中分离出来，城市低收入群体以及外来人员对传统单位制社区依赖性较强。社区成员的身份也从单一角色向多种角色转变和分化，加剧了社区陌生化。 三、后单位时代社区认同建设难题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单位制逐渐走向终结，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到城市之中工作、生活，加剧社区陌生化，也使城市社区基础的社会治理处于无序状态，无法充分发挥社区的功能和作用。对于陌生人社区的认同建设，在当前呈现出以下难题：
（一）社区治理权力移交难题
单位制的终结，使单位从社区组织管理权力角色中退出，许多原本由单位所“代管”“代办”的事情开始转移到其他个体，企业、学校、社区开始具备相关功能。社会管理的基础单元发生转换，从“单位”让渡到“社区”。社区成为居民进行自我服务、自我管理的基本生活共同体。而当前的社区依旧按照单位制的管理方式，受传统街居式管理模式的影响，在治理过程中，政府依旧发挥重大的功能。行政力量在大量介入社区的日常事务和居民公共生活领域的同时，又无法全方位地合理配置有限的资源，呈现出行政权泛化的形式化，无法建立有效的引导性机制，使居民丧失参与共同体的意愿，大部分人采取不信任的态度。
（二）社区公共道德培育与建构难题
在后单位时代陌生人社区中，社区居民不再具备熟人社会中的某种“血缘”“地缘”等关系纽带，在日常生活中往往都是彼此隔离，不具有强有力、普遍性的伦理道德与纽带，所有人都是陌生的、不信任的。如何能够使陌生人社区中的社区居民对社区共同体有认同感，重新建构居民间的社会关系？这需要继续发挥传统伦理道德的力量与价值，发挥政府在公共道德建构的主导性作用。
（三）共同体困境
“共同体”是社区的本质。生活在同一区域，但是没有情感认同和交往合作的人群不能算作是社区。社区建设的目标就是通过创造良好的居住环境，来提升人的生活质量，塑造“生活共同体”，通过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建立和谐有序的社会，使其成为“社会共同体”，通过社会化方式，构建拥有共同价值观的“精神共同体”。在当前我国陌生人社区建设中，主要难题就是社区认同与参与不足，人们对现有社区的概念理解为只是一个居住的概念，没有归属感，对于社区的建设持有“事不关己”的态度，造成“共同体困境”。造成这种现象，郑杭生认为是社会结构转型和经济体制转轨导致的人际关系疏松化和日常生活的公共化造成的。刘少杰认为，社会人的职业群体生活摆脱单位，职业与生活分割，社区只是居住的地方，人们没有太多时间和精力去关注社区的发展，对社区的依赖性不强。无论哪种原因，社区建设“共同体”都面临很大困境。
四、结语
如何能够在后单位时代更好地针对陌生人社区做到社会单元的治理，核心在于实现社区从一个单一的地域共同体到人们的精神共同转变的社区再组织化（后单位时代的中国城市社区治理），以此来实现社区治理体制创新。因此，需要构建多元主体的合作社区治理结构，利用各方主体的管理优势和资源优势，为社区发展提供方向性引导，并通过资源动员，让社区居民积极加入共同体的治理，将个体的利益融入到公共福利之中，建立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使社区成为真正的地域共同体、精神共同体。
【参考文献】
[1]何绍辉.场共同体——陌生人社区建设的本位取向[J].人文杂志，2015（04）.
[2]田毅鹏，吕方.单位社会的终结及其社会风险[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06）.
[3]李路路.社会变迁：风险与社会控制[J].中国人民大学学报，2004（02）.
[4]田毅鹏.中国社会后单位时代来临？ [N].社会科学报，2010-8-28.
[5]浩杏春.后单位时代城市社区的主要特征探讨[J].大连干部学刊，2009（11）.
[6]郑杭生.破解在陌生人世界中建设和谐社区的难题——从社会学视角看社区建设的一些基本问题[J].学习与实践，2008（07）.
责任编辑：张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