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宝藏》第二季中，一件朱红色漆画屏风成为压轴登场的国之重宝。为揭开它的前世传奇，演员罗晋与唐嫣演绎了一段有趣的夫妻日常小剧场。
　　故事发生在“南朝北朝是对头”的北魏时期。丈夫名叫司马金龙，父亲是南方的东晋皇族，当年蒙难北奔投魏，娶河内公主为妻，建功立业，让司马家族风生再起。年轻的司马金龙当上了太子侍讲，还与鲜卑名将之女钦文姬辰喜结连理，二人组建起一个混血小家庭，日子过得相当热闹：
　　饭桌上，夫妇二人和两个儿子一同吃饭。大儿子犯了咳嗽，仍不停地举筷吃肉。
　　司马金龙担忧：“夫人，孩儿咳嗽不宜进肉，生内热只会加重病情。”
　　钦文姬辰不以为然：“夫君，你们汉人就是矫情，鲜卑人都是吃肉过来的。”接着开始“下套”：“你们老祖宗有没有提过，老人家可适宜食肉？”
　　丈夫顺势讲道理：“不适宜。老者脾胃本就虚弱，不宜再添负担。”
　　“那你屏风上画的‘素食赡宾’的故事可对？用素食招待客人，肉全给了老母亲吃，对老人家的身体可好？”妻子反唇相讥。
　　“既然夫人提及屏风，这可是我在行的，不如我来跟夫人讲讲。”两个儿子一听，端着饭碗就跑：“又来了！”
　　这段饭桌上的“谐谑曲”，虽是虚构的场景，却勾带出一部从东晋到北魏、从建康（今江苏南京）到平城（今山西大同）的文化交融史。而有着汉、鲜卑双重血统的琅琊王司马金龙，无疑是讲述这段历史的最佳人选。近期，“琅琊王——从东晋到北魏”展在南京博物院展出。朱金耀彩的漆画屏风、姿态各异的陶俑、矫若惊龙的法书、丝路远舶而來的异域金银器……南国的华贵风雅与北国的豪雄尚武同堂并陈，折射出魏晋南北朝文化艺术的激荡与辉煌。

建康：南国的优雅风流

　　对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提到“琅琊”两个字，除了想起欧阳修《醉翁亭记》里那座位于安徽滁州、“望之蔚然而深秀”的琅琊山，更为家喻户晓的恐怕是电视剧《琅琊榜》里的“琅琊阁”了。
　　其实，“琅琊”二字作为地名，最早出现于春秋，乃齐国琅琊郡。此后，秦朝设置琅琊县，西汉初又改为琅琊国，大体涵盖了山东临沂、青岛、诸城、日照等地。西晋建立后，司马懿的第三个儿子司马伷（音同咒）被封琅琊王，他的孙子司马睿15岁时依例袭爵，“八王之乱”后衣冠南渡，在建康称帝，成为东晋的开国皇帝——晋元帝。
　　有意思的是，《琅琊榜》原著作者海宴曾说，小说中隐忍刚毅、心怀天下的靖王萧景琰，参照的历史原型就是这位最著名的“琅琊王”司马睿;而那位以病弱之躯智搏奸佞、扶持新君的“麒麟才子”梅长苏，则是以辅佐司马睿振兴山河、与其同坐御床“共天下”的丞相王导为原型。
　　本次展览的主人公司马金龙与他的家族，正是这个时代的参与者与亲历者。自司马懿夺得曹家天下起，司马王朝始终伴随着动荡和离乱，“八王之乱”之后是“五胡乱华”，痛失中原疆土的司马氏仓皇南渡，才算获得一片偏安的乐土。
　　展览的第一部分，呈现的即是司马金龙的父辈、祖辈们在江南建康的金粉生活：
　　一座陶制牛车，生动精致。魏晋的士人们沉迷玄学，享受慢节奏的闲适生活，坐着沉着稳健的牛车出行，渐渐成为一种时尚。牛车摆在墓室中靠近墓门的地方，仿佛依旧随时准备载君云游。
　　一枚金刚石金指环，素雅夺目。这是目前考古发掘的中国最早的“钻戒”，出土于象山王氏家族墓葬。1700年前的南方贵族们已经戴上了源自天竺的钻石戒指，由此可见东晋豪门大族的华贵讲究。
　　一件麈（音同主）尾玉柄，莹润光洁。魏晋时期，清谈之风盛行，士人们论辩玄理时，“标配”的道具是一把麈尾扇。这种将兽毛插成半圆形的手持小扇，做工十分精美，手柄用料除常见的漆木以外，最为珍贵的是各类玉料。《世说新语》记载，西晋的王衍容貌整丽，在清谈时常常执一把玉柄麈尾扇，皮肤白净，“与手都无分别”。
　　一面 “树下高士”模印拼砌砖画，鲜活传神。画面人物有“竹林七贤”中的王戎、山涛、阮咸，以及春秋时的隐士荣启期。他们各自休憩于林间树下，或拥琴而抚，或怀奏阮咸，或凝神思考。从东汉末到西晋，战乱灾害不断发生，上层权力斗争层出不穷。一面固然是波澜险恶、人命危浅，一面却是思想自由、各抒性灵。魏晋名士们率直任诞、清俊通脱，与标榜礼教的司马氏集团故示异趣。从这些墓室砖画中可以看出，在当时世人心中，竹林名士就已成为一种理想、高尚的人生境界的象征。

平城：北国的粗犷豪放

　　原本，司马金龙的家族可以继续享受这种环佩琤瑽、衣带翩然，享器物之精洁、慕游仙之极乐的江左名士生活。然而，公元420年，权臣刘裕取代司马氏建立刘宋王朝，立国百余年的东晋覆灭，中国南方由此进入南朝时代。 　　在刘裕大肆诛杀司马氏的时候，司马金龙的父亲司马楚之正在老家丹阳。他乔装成沙弥，混在僧人团体中渡江，一路颠沛流亡，伺机复仇。经过一番权衡考量，他决定北奔，投靠南朝的“敌人”——鲜卑拓跋氏的北魏政权。
　　422年，作为东晋皇室成员的司马楚之，带着家眷亲随来到北魏的都城平城。据《魏书·司马楚之传》记载，投魏以后的司马楚之，屡立战功，南破刘宋，北伐蠕蠕，受封琅琊王，还与鲜卑贵族通婚，迎娶河内公主为妻，生下了汉、鲜卑混血的司马金龙。展览第二章“王的时代”，讲述的便是第二代北魏“琅琊王”司马金龙所置身的“平城时代”。

　　从东晋的展区步入北魏，王谢家族、竹林七贤的一派魏晋风流，立即被草原民族的豪迈、奔放与苍茫所取代。
　　一批平城出土的陶制动物，展示了北方民众独特的生活世界。比如猪的形象，都是鬃毛高耸、獠牙外露的，和常见的圈养猪大不相同;还有骆驼，在南方难得一见，却是中原地区饲养兴盛、使用频繁的运输工具。就连绘于墓穴中的壁画，展现的也是鲜卑人狩猎时的豪迈之气。画面中，惊鹿疾驰，虎豹腾跃，狐兔奔逃，猎手们驱马引弓，头戴白色高帽，帽翅在风中飞扬。
　　在展厅最显眼的位置，陈列着一组釉陶俑阵：导骑俑打头，骑马仪卫俑紧随其后，步行仪卫俑、步行戎装俑、重装甲骑兵……队伍整齐恢弘。这些陶俑，来自司马金龙夫妇合葬墓，总数超过360件，此次展出挑选了其中50余件，直观呈现出草原“战斗民族”的英勇与北魏军事力量的强盛。
　　事实上，北魏政权正是凭借着强大有效的军事力量，打通了河西走廊，疏通了“丝绸之路”，使昔日雁门关外的小城平城，一跃成为新兴的国际都会。
　　展览中，一批来自异域的金银器、玻璃器格外引人注意。来自萨珊波斯帝国的童子葡萄纹鎏金银高足杯和磨花玻璃碗，来自巴克特利亚地区的摩羯海水纹八曲银长杯，都是当年沿着“丝绸之路”运往平城的“进口”珍品。来自西域的文明与技艺，也随着前往东方的胡人商队传入中土。北魏時，有大月氏人来华传授玻璃制造技法，“自此中国琉璃遂贱，人不复珍之”。展品中有一只小巧的玻璃瓶，天青色，玲珑剔透，器型模仿的是平城地区流行的陶罐样式，它出现在5世纪的北魏平城，足以证明当时中西交流之活跃、深远。

“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

　　作为东晋皇室后裔的司马金龙，一直生活在这座阴山脚下、雁门关外的都城。史书中关于他的记载不过寥寥百余字。身为第二代“琅琊王”，他做过献文帝拓跋弘的老师，为其讲解汉文经典，历任镇西大将军、吏部尚书，一生备受恩遇，生活在上流社会的“朋友圈”里。
　　对司马金龙来说，却把他乡作故国，是一生难以选择的宿命。作为北奔的流亡者，司马家族对南朝怀着国仇家恨，转而依附被汉族士人视为“蛮夷”的北朝政权;北魏皇室也希望借此制造声势，树立一个正面形象，进一步来感召南人。双方各怀心思、各打算盘，共同完成了一次不同族群、文化、制度、习俗之间的交流与碰撞。
　　北魏太和八年（484）冬，司马金龙在魏都平城走完了他功名显赫的一生。太后冯氏与孝文帝下令，为他举办高规格的葬礼。1965年，司马金龙与钦文姬辰合葬墓在山西大同市石家寨村被发现，轰动一时。此次展览的第三章“王的荣光”，展出的即是墓中出土的精品文物，其中最令人叹为观止的，除了浩浩荡荡、姿态各异的釉陶俑阵外，就要算那件上过《国家宝藏》的漆画屏风了。

　　屏风共5块，以朱漆为底，上用黑色线条作画和墨书。正面的图画展现列女德行，如“有虞二妃”“周室三母”“鲁师春姜”“班姬辞辇”等。背面的图画多出自高人贤士的忠孝德行，如“李善养孤”“李充休妻”“素食赡宾”等，具有浓厚的儒教色彩。
　　画中的人物，都是中原人士的衣着打扮，褒衣博带，襦袍曳地，线条连绵不断、悠缓自如，与东晋顾恺之“春蚕吐丝”的画风极为相似。画面上的题字，既有楷书的圆润隽秀、结字衡稳，又保留了隶书的笔锋，气势舒朗，端庄畅达。有学者认为，这件屏风是由东晋南朝的工匠制作，甚至可能是司马楚之从南方故国带到平城的;也有学者认为，它是由北魏的漆工依照南方传来的粉本摹写而成——无论怎样，其所见证的都是鲜卑政权对汉地文化传统的接收与吸纳。
　　在名物学者扬之水看来，屏风的内容可能与当时执掌朝政的太后冯氏有关。漆画中，取材于《列女传》的故事占了大半，且多采母仪之篇，正是司马金龙对冯太后的恭维和赞颂。而在屏风下层，有一幅耐人寻味的劝诫画——一人踏冰过河时，惹动河面水波粼粼，还有一人危立悬崖之畔。置身异族政权的政治旋涡中，“如履薄冰”“如临深渊”的谨慎与无奈，是这位琅琊王所怀藏的另一段心曲。
　　在中国历史上，冯太后是可与吕后、武则天媲美的“大女主”，权倾朝野，雷厉风行，正是在她的主持和推动下，北魏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司马金龙去世10年后，太和十八年（494年），由冯太后一手扶植教养的孝文帝拓跋宏迁都洛阳，开始全面“汉化”——变革胡服，穿着汉服;禁鲜卑语，使用汉语;提倡胡汉通婚，甚至模仿中原的世族制度改订鲜卑姓氏，就连皇族拓跋氏也改姓“元”了。
　　展览的最后一件展品，即是一位皇族子弟的墓志。北魏延昌二年（513年），城阳王的第三个儿子、15岁的元显儁（音同俊）不幸去世。墓志以巨石雕刻成乌龟状，文辞华美沉郁，从中可知，这位早殇的鲜卑少年，不仅精通儒家经典，而且雅好琴书，精通汉文化——曾经马背驰骋、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已然成为北方大地上精通文典的文士。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政权仓皇南渡，于江左珍存着中国文化的正脉，营建出一番自由豁达的名士风流。而在北方，匈奴、鲜卑、羯、氐、羌相互攻伐，称王称帝，十六国政权相继成立，却如昙花一现顷刻覆灭，唯有北魏政权，不论是对中原本土的儒家文化，丝绸之路上的西亚文明，还是来自印度的佛教思想，都以包容和进取的风度“为我所用”。
　　“取塞外野蛮精悍之血，注入中原文化颓废之躯，旧染既除，新机重启，扩大恢张，遂能别创空前之世局。”在展览的最后一块展板上，写着陈寅恪先生在《金明馆丛稿二编》中的史论。300多年的南北分裂，纵然是一段黑暗、混乱的“中世纪”，却也为中华文明注入了更为丰繁、多元的内核。从此，中国文化不再仅仅是秦皇汉武的中原文化，多民族混血的新一代“中国人”，将成为日后隋唐盛世的缔造者。而司马金龙家族由江南至塞北的经历，正是这一恢弘历史大潮的缩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