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深深卷入这场战争的美国，密切关注着朝鲜的近邻——新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这场战争的态度，采取多种侦察手段，试图判明中国动向。中国面对美国的刺探行动，也采取了有力回击措施。围绕中国是否出兵朝鲜，双方展开了一场精彩的情报战。最终，中国取得了情报斗争的完全胜利，出其不意，秘密出兵。
美国对中国开展全方位情报侦察
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对新中国的情报侦察工作就已经开始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情报机关依托战争期间在中国建立的情报组织，把触角进一步伸入到中国的各个角落。1946年7月，在华调停国共内战的马歇尔致信美国陆军参谋长艾森豪威尔和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建议在美军撤离中国后，由美国第七舰队直接指挥驻华情报小组。这个建议得到美国高层的首肯，在华情报组织随即改称“第44海外观察队”（简称ESD44），并以美国陆军联络团的名义活动。1947年7月，美国中央情报局成立后，ESD44成为它在华的主要情报组织，在中国各地广泛派遣了情报人员。
在毗邻朝鲜的中国东北地区，美国的情报工作主要是由其外交机构组织实施的。如在沈阳，美国总领事馆组建了以日本人佐佐木弘经为首的间谍网;在大连，美国领事馆吸收旅大公安总局干部陈其仁为其秘密工作。因为当时美国政府顽固坚持扶持蒋介石政府的立场，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驻在各地的美国外交机构的日子并不好过，中共在接管各地政权后只承认原来的美国外交官是普通侨民身份，并采取了“一看二挤”的方针，对他们的活动进行监视和控制，美国驻在东北的外交机构只得相继闭馆。在朝鲜战争开始前后，大连、沈阳、北京、天津等地的多个美国间谍组织被破获，美国在华的ESD44情报网的运作受到了严重影响，在人力情报方面不得不依赖于国民党政府败退时潜藏下来的情报人员。
中国的情报工作更高一筹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有着深厚军事战略文化底蕴和丰富战争实践经验的中国人，在围绕出兵朝鲜的情报斗争中，明显棋高一着。
早在1946年1月，当时负责情报工作的中共中央社会部即派员到大连建立了市委社会部（又称大连情报局），把开展国外情报工作作为该部的主要任务，集中了一批有对外工作条件的情报人员，利用大量遣返侨民的机会陆续派遣出国。并运用迂回曲折的办法，通过多种途径，打通了对国外情报关系的交通联络，在重要目标国家和地区初步建成了完整的情报组织，在东北亚方面的工作开展得最早，并取得了很好的情报效果。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央社会部逐步在沿海和边沿地区建立了情报机构，推动了对外情报工作的开展。
新中国成立后，对外情报工作得到中央高层的高度重视，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组成机构中，排在第三位的就是负责对外情报工作的情报总署，由开创此项工作的邹大鹏担任署长，直接对周恩来总理负责。1950年4月，中央军委情报部二、五局召开全体会议，周恩来到会讲话，指出：“只要阶级斗争存在一天，情报工作就必然存在一天。要战胜敌人，就非有情报工作不可。战争需要情报，经济、外交也需要情报……这项工作是有伟大的前途的。”周恩来为会议题词：“二、五局全体同志：整编队伍，重新部署，开辟国外，坚持国内。”几天后，毛泽东主席也为中央军委情报部题词：“第一仗已经打胜了，应即整顿队伍打第二仗，争取全胜。”
对外情报工作的开展，首先就在出兵朝鲜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朝鲜战争开始后，情报部门密切关注朝鲜半岛局势，积极搜集有关情况，并整理印发了一批资料，如政务院情报总署集中编印了《南朝鲜人物介绍》《美国在远东军情》《美帝目前军力》《美国侵略朝鲜的经过》等情报资料，对于各级军政机关了解朝鲜战争局势起了很好的参考作用。同时，对在朝美军的番号、驻地、部署等都获得过重要情报。值得一提的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麦克阿瑟对日本共产党进行“整肃”，日共领导人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并向中国提出帮助离境的请求，中共中央决定由军委联络部执行国际营救任务，经过努力，战胜了美日当局的情报机关，成功地把日共领导人德田球一、野坂参三等人营救到中国。
1950年8月初，中央军委作战部门在对朝鲜战局分析中发现，被压缩到朝鲜半岛南端的南朝鲜军队和美军没有反攻的迹象，反倒從美国向远东调遣了包括登陆舰在内的大批舰艇，同时，在日本又组建了新的部队。就此，有关部门判断，美军有可能在朝鲜军队后方实施登陆作战，从而加强了有关情报的搜集。8月23日，情报部门获悉美军“一支部队以仁川、镇南浦为假想目标进行登陆作战训练，并已处于待命状态”。这一重要情报上报后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认为美军极有可能在这两地实施登陆作战，一旦得手，将切断朝鲜后方与前线部队的联系。几天后，朝鲜人民军副总参谋长李相朝访问中国，中方将这一判断告诉了他，但并未引起朝鲜方面的重视。结果在9月15日，由麦克阿瑟亲自指挥，美军在仁川实施了登陆，将朝鲜军队前后方的联系切断，朝鲜战局发生了逆转。
同时，军委的技术侦察部门也抓紧进行入朝作战的情报保障工作。据负责此项工作的戴镜元回忆：“10月15日组建了东北军区某局，由萧荣昌同志任局长兼政委，沈昌荣同志任副局长;11月13日又组建了赴朝工作队。”由于朝鲜战争中对美军进行技术侦察的相关史实尚未见公开报道，这段历史还无法补上，但根据后来毛泽东主席评价技侦部门在朝鲜战争中的表现：“我方对敌人的部署、实力，行动、位置等均甚明了，情报密切配合，志愿军如虎添翼。”技术侦察获得的情报成果由此也可见一斑。
中美围绕出兵朝鲜展开情报对决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是否会出兵支援朝鲜，成为美国情报机构关注的核心问题。在情报侦察领域，美国占有优势的还是其技术侦察手段，所以美国首先对中国开展了无线电技术侦察。 朝鲜战争前，在东北的解放军部队数量不多。1950年7月，在美国出兵朝鲜后，为了防止朝鲜战争对中国可能的影响，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从湖南、河南、广东、广西、上海等地调集25万人的部队，陆续集中到中朝边境一线。这样大规模向东北边境地区调集部队的行动，当然引起了美国情报机关的关注。通过截取获得的中国国内通信情报，美国负责搜集电讯情报的武装部队安全局很快发现了许多中国陆军部队从中部地区调往东北。到9月份，武装部队安全局进一步发现驻在中国南方的军队也开始调往东北。此后关于中国向东北调动部队的消息不断上报到美国高层。
虽然当时中美之间技术差距很大，但从战争中不断总结经验的中国领导人，已然认识到了无线电通讯泄密的潜在威胁，所以采取了比较科学的应对手段——使用有线电。9月1日，毛泽东在致陈毅、饶漱石的电报中说：“嗣后凡机密电报，均请注意用有线电，不用无线电……凡有有线电设备之处，均用有线电，以达保密之目的。”此后，高级军政机关的通讯联络都开始使用有线电，在出兵朝鲜的行动中更是普遍使用了有线电通讯。如10月8日晚，中央给彭德怀等发出的志愿军组成问题的电报，即是通过有线电报线路发出的。可以说，正是通过使用有线电报，中国有效规避了美国的无线电技术侦察，从而使美国未能从无线电通讯中截获中国出兵朝鲜的关键情报。
美军在朝鲜战争中保持的空中优势也被应用到对中国的侦察上来。仁川登陆后，美军开始派遣侦察机到中朝边境以至中国境内进行侦察，密切关注中国是否有向朝鲜调动部队的迹象。而中国军队对付空中侦察的经验更为丰富，10月18日，彭德怀以毛泽东名义发出指示：“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江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四时即停止，五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中国军队做到了令行禁止，所有向中朝边境和朝鲜开进的部队，都采取昼伏夜行的办法，数十万大军秘密开进朝鲜，完全未被美军飞机发现。直到11月1日，志愿军部队对距中朝边境80公里的云山发起进攻时，美军才发现中国军队出现在了朝鲜。韩国编著的战史中说：“中共军于10月15日前后，以夜间行军和巧妙的欺骗战术完成了大兵团的战略展开，占领了阵地。”麦克阿瑟后来在美国国会召开的听证会上也承认：“敌军只在夜间行动，白天操练时，保持严格的伪装掩饰的纪律，到达目的地以后，就隐藏在普通建筑物中，不让暴露目标。空中侦察看不到这种大规模的调动。”
除了部隊隐蔽开进，中国也积极应对美军的空中侦察。10月18日，美军侦察机发现中朝边境中方一侧的安东（今丹东）机场上出现了大批军用飞机，美军情报部门负责人对此大为紧张，第二天又向这一地区派出侦察机，结果发现前一天侦察的机场上完全没有了飞机的迹象，从而判断这不过是中国空军进行的常规转场训练，并不是针对朝鲜的军事调动。
此前，美军曾在朝鲜战场上“发现”过中国军队。7月14日，美国情报部门作出有关中国出兵可能性的第一份评估报告，报告中说：“麦克阿瑟将军目前报告说中共军队的一些人员已经出现在战场。这些人员的出现也许预示着中共大批军队即将进入朝鲜并扩大目前的冲突范围。中共军队的能力是不容忽视的。”其实，此时出现在战场上的“中共军队”不过是原解放军四野部队中的朝鲜族士兵，他们是在中国解放战争后期返回朝鲜，并以朝鲜人民军的身份出现在朝鲜战场上的。
9月8日，美国中央情报局作出中国出兵可能性的评估备忘录，根据“来源可靠的情报报告指出，林彪第四野战军的主力部队由广东地区向北调动……目前四野的主力部队要么在满洲，要么正在前往满洲的路上”。美国也加紧了对中国军队动向的侦察工作，美军在越过三八线向北开进过程中，开始派出特工人员对中国的动向进行侦察。在中央情报局指挥下，由海军上尉尤金·克拉克率领的侦察分队，曾到达鸭绿江口，然后派人四处打听消息。不久，回来的人报告说，在新义州和临近朝鲜的中国境内有大规模集结的中国军队，还有人说中国将派30万军队到朝鲜。克拉克把这些搜集的消息都进行了上报，但中央情报局对此却不屑一顾，直到云山战斗发生后的11月2日，中央情报局仍旧坚持认为：“中共参加朝鲜战争，将只局限于满洲边境地区的防卫，并且中共不可能进行公开的大规模干涉。”
围绕中国出兵朝鲜的情报斗争，是新中国成立后中美之间的第一次情报对决，新中国不畏强敌，情报工作密切配合外交、军事斗争，展开了坚决回击，最终取得了光辉胜利。
美国对中国开展全方位情报侦察
朝鲜战争爆发前，美国对新中国的情报侦察工作就已经开始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情报机关依托战争期间在中国建立的情报组织，把触角进一步伸入到中国的各个角落。1946年7月，在华调停国共内战的马歇尔致信美国陆军参谋长艾森豪威尔和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建议在美军撤离中国后，由美国第七舰队直接指挥驻华情报小组。这个建议得到美国高层的首肯，在华情报组织随即改称“第44海外观察队”（简称ESD44），并以美国陆军联络团的名义活动。1947年7月，美国中央情报局成立后，ESD44成为它在华的主要情报组织，在中国各地广泛派遣了情报人员。
在毗邻朝鲜的中国东北地区，美国的情报工作主要是由其外交机构组织实施的。如在沈阳，美国总领事馆组建了以日本人佐佐木弘经为首的间谍网;在大连，美国领事馆吸收旅大公安总局干部陈其仁为其秘密工作。因为当时美国政府顽固坚持扶持蒋介石政府的立场，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进程，驻在各地的美国外交机构的日子并不好过，中共在接管各地政权后只承认原来的美国外交官是普通侨民身份，并采取了“一看二挤”的方针，对他们的活动进行监视和控制，美国驻在东北的外交机构只得相继闭馆。在朝鲜战争开始前后，大连、沈阳、北京、天津等地的多个美国间谍组织被破获，美国在华的ESD44情报网的运作受到了严重影响，在人力情报方面不得不依赖于国民党政府败退时潜藏下来的情报人员。
中国的情报工作更高一筹
“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有着深厚军事战略文化底蕴和丰富战争实践经验的中国人，在围绕出兵朝鲜的情报斗争中，明显棋高一着。
早在1946年1月，当时负责情报工作的中共中央社会部即派员到大连建立了市委社会部（又称大连情报局），把开展国外情报工作作为该部的主要任务，集中了一批有对外工作条件的情报人员，利用大量遣返侨民的机会陆续派遣出国。并运用迂回曲折的办法，通过多种途径，打通了对国外情报关系的交通联络，在重要目标国家和地区初步建成了完整的情报组织，在东北亚方面的工作开展得最早，并取得了很好的情报效果。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中央社会部逐步在沿海和边沿地区建立了情报机构，推动了对外情报工作的开展。
新中国成立后，对外情报工作得到中央高层的高度重视，在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的组成机构中，排在第三位的就是负责对外情报工作的情报总署，由开创此项工作的邹大鹏担任署长，直接对周恩来总理负责。1950年4月，中央军委情报部二、五局召开全体会议，周恩来到会讲话，指出：“只要阶级斗争存在一天，情报工作就必然存在一天。要战胜敌人，就非有情报工作不可。战争需要情报，经济、外交也需要情报……这项工作是有伟大的前途的。”周恩来为会议题词：“二、五局全体同志：整编队伍，重新部署，开辟国外，坚持国内。”几天后，毛泽东主席也为中央军委情报部题词：“第一仗已经打胜了，应即整顿队伍打第二仗，争取全胜。”
对外情报工作的开展，首先就在出兵朝鲜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朝鲜战争开始后，情报部门密切关注朝鲜半岛局势，积极搜集有关情况，并整理印发了一批资料，如政务院情报总署集中编印了《南朝鲜人物介绍》《美国在远东军情》《美帝目前军力》《美国侵略朝鲜的经过》等情报资料，对于各级军政机关了解朝鲜战争局势起了很好的参考作用。同时，对在朝美军的番号、驻地、部署等都获得过重要情报。值得一提的是，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后，麦克阿瑟对日本共产党进行“整肃”，日共领导人被迫转入地下活动，并向中国提出帮助离境的请求，中共中央决定由军委联络部执行国际营救任务，经过努力，战胜了美日当局的情报机关，成功地把日共领导人德田球一、野坂参三等人营救到中国。
1950年8月初，中央军委作战部门在对朝鲜战局分析中发现，被压缩到朝鲜半岛南端的南朝鲜军队和美军没有反攻的迹象，反倒從美国向远东调遣了包括登陆舰在内的大批舰艇，同时，在日本又组建了新的部队。就此，有关部门判断，美军有可能在朝鲜军队后方实施登陆作战，从而加强了有关情报的搜集。8月23日，情报部门获悉美军“一支部队以仁川、镇南浦为假想目标进行登陆作战训练，并已处于待命状态”。这一重要情报上报后引起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认为美军极有可能在这两地实施登陆作战，一旦得手，将切断朝鲜后方与前线部队的联系。几天后，朝鲜人民军副总参谋长李相朝访问中国，中方将这一判断告诉了他，但并未引起朝鲜方面的重视。结果在9月15日，由麦克阿瑟亲自指挥，美军在仁川实施了登陆，将朝鲜军队前后方的联系切断，朝鲜战局发生了逆转。
同时，军委的技术侦察部门也抓紧进行入朝作战的情报保障工作。据负责此项工作的戴镜元回忆：“10月15日组建了东北军区某局，由萧荣昌同志任局长兼政委，沈昌荣同志任副局长;11月13日又组建了赴朝工作队。”由于朝鲜战争中对美军进行技术侦察的相关史实尚未见公开报道，这段历史还无法补上，但根据后来毛泽东主席评价技侦部门在朝鲜战争中的表现：“我方对敌人的部署、实力，行动、位置等均甚明了，情报密切配合，志愿军如虎添翼。”技术侦察获得的情报成果由此也可见一斑。
中美围绕出兵朝鲜展开情报对决
朝鲜战争爆发后，中国是否会出兵支援朝鲜，成为美国情报机构关注的核心问题。在情报侦察领域，美国占有优势的还是其技术侦察手段，所以美国首先对中国开展了无线电技术侦察。 朝鲜战争前，在东北的解放军部队数量不多。1950年7月，在美国出兵朝鲜后，为了防止朝鲜战争对中国可能的影响，中共中央决定组建东北边防军，从湖南、河南、广东、广西、上海等地调集25万人的部队，陆续集中到中朝边境一线。这样大规模向东北边境地区调集部队的行动，当然引起了美国情报机关的关注。通过截取获得的中国国内通信情报，美国负责搜集电讯情报的武装部队安全局很快发现了许多中国陆军部队从中部地区调往东北。到9月份，武装部队安全局进一步发现驻在中国南方的军队也开始调往东北。此后关于中国向东北调动部队的消息不断上报到美国高层。
虽然当时中美之间技术差距很大，但从战争中不断总结经验的中国领导人，已然认识到了无线电通讯泄密的潜在威胁，所以采取了比较科学的应对手段——使用有线电。9月1日，毛泽东在致陈毅、饶漱石的电报中说：“嗣后凡机密电报，均请注意用有线电，不用无线电……凡有有线电设备之处，均用有线电，以达保密之目的。”此后，高级军政机关的通讯联络都开始使用有线电，在出兵朝鲜的行动中更是普遍使用了有线电通讯。如10月8日晚，中央给彭德怀等发出的志愿军组成问题的电报，即是通过有线电报线路发出的。可以说，正是通过使用有线电报，中国有效规避了美国的无线电技术侦察，从而使美国未能从无线电通讯中截获中国出兵朝鲜的关键情报。
美军在朝鲜战争中保持的空中优势也被应用到对中国的侦察上来。仁川登陆后，美军开始派遣侦察机到中朝边境以至中国境内进行侦察，密切关注中国是否有向朝鲜调动部队的迹象。而中国军队对付空中侦察的经验更为丰富，10月18日，彭德怀以毛泽东名义发出指示：“为严格保守秘密，渡江部队每日黄昏开始至翌晨四时即停止，五时以前隐蔽完毕并须切实检查。”中国军队做到了令行禁止，所有向中朝边境和朝鲜开进的部队，都采取昼伏夜行的办法，数十万大军秘密开进朝鲜，完全未被美军飞机发现。直到11月1日，志愿军部队对距中朝边境80公里的云山发起进攻时，美军才发现中国军队出现在了朝鲜。韩国编著的战史中说：“中共军于10月15日前后，以夜间行军和巧妙的欺骗战术完成了大兵团的战略展开，占领了阵地。”麦克阿瑟后来在美国国会召开的听证会上也承认：“敌军只在夜间行动，白天操练时，保持严格的伪装掩饰的纪律，到达目的地以后，就隐藏在普通建筑物中，不让暴露目标。空中侦察看不到这种大规模的调动。”
除了部隊隐蔽开进，中国也积极应对美军的空中侦察。10月18日，美军侦察机发现中朝边境中方一侧的安东（今丹东）机场上出现了大批军用飞机，美军情报部门负责人对此大为紧张，第二天又向这一地区派出侦察机，结果发现前一天侦察的机场上完全没有了飞机的迹象，从而判断这不过是中国空军进行的常规转场训练，并不是针对朝鲜的军事调动。
此前，美军曾在朝鲜战场上“发现”过中国军队。7月14日，美国情报部门作出有关中国出兵可能性的第一份评估报告，报告中说：“麦克阿瑟将军目前报告说中共军队的一些人员已经出现在战场。这些人员的出现也许预示着中共大批军队即将进入朝鲜并扩大目前的冲突范围。中共军队的能力是不容忽视的。”其实，此时出现在战场上的“中共军队”不过是原解放军四野部队中的朝鲜族士兵，他们是在中国解放战争后期返回朝鲜，并以朝鲜人民军的身份出现在朝鲜战场上的。
9月8日，美国中央情报局作出中国出兵可能性的评估备忘录，根据“来源可靠的情报报告指出，林彪第四野战军的主力部队由广东地区向北调动……目前四野的主力部队要么在满洲，要么正在前往满洲的路上”。美国也加紧了对中国军队动向的侦察工作，美军在越过三八线向北开进过程中，开始派出特工人员对中国的动向进行侦察。在中央情报局指挥下，由海军上尉尤金·克拉克率领的侦察分队，曾到达鸭绿江口，然后派人四处打听消息。不久，回来的人报告说，在新义州和临近朝鲜的中国境内有大规模集结的中国军队，还有人说中国将派30万军队到朝鲜。克拉克把这些搜集的消息都进行了上报，但中央情报局对此却不屑一顾，直到云山战斗发生后的11月2日，中央情报局仍旧坚持认为：“中共参加朝鲜战争，将只局限于满洲边境地区的防卫，并且中共不可能进行公开的大规模干涉。”
围绕中国出兵朝鲜的情报斗争，是新中国成立后中美之间的第一次情报对决，新中国不畏强敌，情报工作密切配合外交、军事斗争，展开了坚决回击，最终取得了光辉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