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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当今体坛业已严重物化与异化,这是目的理性与价值理性严重失衡的结果。体育事业要想走出人文危机,必须大力弘扬体育人文精神,恢复人在体育实践中的主体地位。体育人文精神是隐喻在体育现象背后的体育的本质属性之一,必须经过诠释才能展示在世人面前。以符号学为方法论,可使研究对象的相应结构变得更加清晰,从而有效地提升体育人文精神诠释的精确性。
关键词:符号学 人文精神 诠释 结构分析
Abstract: There is a serious tendency of materialization and disassimilation in sports community, which results from the unbalance between object-oriented and value-oriented rationality. To get out of humanities crisis, it must be done that we carry forward humanities spirit of phycical education vigorously and regain main status of human in sports practice. Humanities spirit is one of the metaphor on essential attributes implied in sports , which must be interpreted so as to show the world. Taking the semiotics as methodology, we can fine the corresponding structure of study object, thus promote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annotation on humanities spirit of phycical education effectively.
Key words: semiotics; humanities spirit; annotation; structural analysis
“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绿色奥运”三大理念的提出,“健康第一”体育思想的实践,“全民健身日”的确立,标志着具有创新意义的人文体育观正在我国形成。人文体育观是通过对多元体育思想的反思,在批判和宽容的原则基础上,形成的对其它多元体育价值观的统摄。人文体育观以承认多元化体育价值观的合理性为前提,使体育重新和人生联系在一起,恢复了人在体育实践中的主体地位。当前对人文体育观的构建,特别需要对体育人文精神的弘扬。体育人文精神是隐喻于体育现象背后的体育的本质属性之一,必须通过对体育现象的解读,通过对体育人文精神的诠释,它才能展示在世人面前。以被称为文化现象结构和功能的解剖工具的符号学为方法论,对语义比较模糊的隐喻于体育现象中的体育人文精神进行结构分析,可系统地和有效地提升体育人文精神诠释的精确性。
一、为什么需要弘扬体育人文精神
从启蒙运动开始,西方思想家对理性的理解就逐步狭隘化了,目的理性成为理性的同义语,价值理性受到忽视。按照对理性的这种科技化理解,作为理性思维的科学就只剩下要进行经验验证的自然科学了。把自然科学所揭示的因果现象、必然性、线性决定特征、还原性、可计算性、普遍性等,放大为统一的、一元的、无限的普遍规律,由此建立起以理性逻辑、绝对真理、普遍规律为核心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体系,再通过抽象化除去生活世界、伦理道德世界、人的历史领域的特殊性和个别性,使之成为数学化和理念化的无限自然世界图景中的一个案例,导致了生活世界和人的存在的被遗忘,导致具有明显的价值理性特征的精神科学、批判的社会科学失去科学性、真理性,失去存在的理由和根据。由此,20世纪人类遭遇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普遍的文化困境。社会张力和冲突的焦点从单纯的经济利益、政治权力扩展到人的生存意义、价值等所代表的文化层面。这种文化困境的普遍化体现在:传统的经济、政治、权力、技术、宣传、道德等不再表现为直接的、赤裸裸的外在强制力对特殊阶级和阶层的统治和压迫,而是通过技术理性文化、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文化等整合成一种无所不在的、渗透到一切生存领域中的、总体性的、内在的操控和统治机制,形成一种新的物化和异化机制。至此,文化危机已经触及人生存的核心价值,如自由、人道等人类生存的文化基础。
这种物化和异化机制同样也操控和统治着体育领域。第一,由于人成为社会发展的工具,体育活动的目的自然也就落实在为社会培养优质的劳动力上,体育活动的效果也就落实在劳动力的生物性指标的改进上。人在体育活动中失去了主体性,成为“物化的人”。像邹春兰这样的运动员,由于从小就从事专门的职业训练,虽然专业知识优异,但综合素质低下,只能成为体育领域的“工具”,而不再是完整的“人”。第二,人们在科学理性的影响下,致力于按照最科学的力学原理和人体解剖、生理规律来更快地掌握运动技术和改善人的体质,这种唯科学主义的体育价值取向推动了体育科学体系的迅速建立,推动了“更快、更高、更强”人类理想的实现。然而,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使人们把科学偶像化了,导致了一种技术主义或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形态,它把人的幸福,人类的出路,把人所面临的一切问题的解决都寄托于技术的发展。爱因斯坦就为之表现出很大的忧虑,指出:“透彻的研究和锐利的科学工作,对人类往往具有悲剧的含意。一方面,它们所产生的发明把人从精疲力竭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使生活更加舒适而富裕;另一方面,给人的生活带来严重的不安,使人成为技术环境的奴隶。”马尔库塞关于单面人的理论也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奴役的扩展。由于对科技理性的极度崇拜,体育的竞争演变成为技术力量的较量,受到了“技术异化”的困扰。奥运冠军王军霞在总结其夺冠经验时,就将脚上穿的跑鞋作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2008年北京奥运会游泳比赛中,我国14岁小将李玄旭由于对“鲨鱼皮”泳衣的崇拜,为了提高比赛成绩,在赛前并没有很好适应的情况下,400米混合泳决赛中仓促穿上“鲨鱼皮”,结果自然是适得其反。第三,由于商品拜物教的存在,体育实践活动被异化为直接功利主义的、机械操控的活动。在这一工具体系中,获取和操控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机械的重复动作,人本身也由主体降为客体,人反过来受经济因素和物的统治,被一体化到经济体系之中,被融合进一个超个体的类似规律的关系之中,在这里,人作为一个经济人而发挥功能,只有在完成了经济人的角色的情况下,才能生存和实现自身。因而,职业化、商业化、娱乐化成为当今体育的最大特色;电视转播公司、赞助商、大众传媒成为体育比赛的主要影响因素;兴奋剂、假球、黑哨、贿赂等等丑恶现象充实着当今体坛。
面对业已被物化和异化的体育世界,体育人文学者决不会视而不见和听之任之,他们必将高举弘扬体育人文精神的大旗,这是由人类的本质所决定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的本质最突出的特征是其生成性和开放性。人的存在和人的历史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在这一不断生成的过程中,人不仅要用自己的对象化活动扬弃自然存在物的给定性,而且要不断超越和扬弃人的造物及人的活动的异化。正因如此,真正的体育人文学者,必然会认识到,没有人文的科技是跛脚的,没有科技的人文是盲目的,人不单要有“科技脑”,还要有“人文心”。他们必然会以人的体育实践的不断超越本性为基础,进行批判的、反思的、分析的、检讨的理性活动,自觉地挖掘体育实践的本真意义,不断捕捉、预见、引导新的体育人文精神的生成,为人的体育实践提供新的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撑和精神启蒙。
二、体育人文精神为什么需要诠释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科西克在黑格尔、马克思、青年卢卡奇和海德格尔的混合语境中,开辟了一个更深层面的人与世界问题的理论讨论域:第一,历史性的人类个体的直接性革命实践创造了真实的实在本体,这是作为社会历史存在最本质的本真实在世界。第二,现实历史运动的发展同时产生了一个客观的运作整体,即由利己主义的经济人的功利性活动和拜物教化的实践建构出来的物象世界。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主观的幻想的世界,它首先是一个客观的由人操持经济和操控社会对象的世界。相对于前述的本真世界而言,这是一个伪具体世界;相对于本真的创造性的历史性生存而言,它又表现为一种平日的惯性运转;而如果相对于实在的本质过程而言,它就是一个外部的现象世界。
依据科西克的理论来审视体育世界,并不是存在着不同的两个体育世界,而是由于人的认识能力不同,对于同一个体育世界,人们会形成两种不同的认识。自在地、异化地生存于日常环境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能把自己提升到自觉的类本质的层面,实在和事物并不是表现为他们的自觉活动的产物,而是某种自在地、自律地运动的东西,某种独立于他们,甚至统治他们的东西,他们从未对世界存在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提出疑问,只凭借日常的和习惯的行为模式就可以成功地存在下去。对这一自在的主体而言,平日的日常思维就是他们的认知视域,世界的现存状态,实在的表面现象,就是它的本质。他们对体育世界的认识停留在获取利益、提高劳动能力、愉悦身心、宣泄情绪等功能上。真正的体育人文学者是反抗异化,超越物化,不断向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存在层面跃升的群体。他们特别强调人在体育实践中的主体地位,将体育作为促进人类解放和全面发展的、革命性的、开放的、不断超越的实践活动。他们深刻认识到:“伪具体性的世界是一幅真理和欺骗相互映衬的画面。这里盛行着模棱两可的东西。现象即使在显露本质之时也在掩盖本质。本质在现象中展现自身,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不完全地、只在某些方面和侧面展现本身。”作为体育的本质属性之一的体育人文精神,不会自发地或自然地从体育现象中分离出来。为了不停留于体育现象世界的表面,必须求助于超越日常思维的辩证思维,必须求助于丰富的理论知识,必须求助于敏锐的洞察力,以理性的反思和理性的批判为中介,才能完成体育人文精神的生成和重建。
三、为什么选择符号学作为方法论
德国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强调,应该严格地把实践统一体中的劳动和相互作用这两种因素区分开来。劳动是一种以工具为中介的“目的理性活动”,它表现为合理的行为目的的选择,并通过工具性的活动实现目的;而相互作用则是以符号为媒介的交往活动。体育实践活动也必然包含着劳动与相互作用两种因素。体育人文精神必须通过人与人的沟通、心与心的交流、情感的碰撞、多元文化的融合、价值的解读、意义的理解,才能得到诠释。这一过程只能在以符号为媒介的人与人的相互作用中完成。因此,对体育人文精神的诠释,可以选择以符号学为方法论。
全球化时代的体育人文精神,必然是现代性和世界性的体育人文精神,它既不能完全照搬西方所倡导的人文精神,也不能完全照搬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它必然是在相互理解,消除文化误读的基础上,发现差异性文化之间的心灵相似性,将多元文化中精神相通的要素整合起来,兼收并蓄,相互交汇,优化组合,在真正的文化整体创新中构建起来的。从这方面说,体育人文精神的诠释,属跨文化的学术研究。另外,对体育人文精神的构建,要涉及到哲学、人类学、历史学、美学、现象学、解释学、语言学、体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知识。从这方面说,体育人文精神的诠释,属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尽管在经验方面有了广泛进行跨文化、跨学科比较研究的可能,但各方的基本规范和价值一直各自独立甚至分歧很大。如果每一方只是讲出本身的原则和规范,而不去寻找进行有效对话所必需的“公分母”,那么彼此之间的讨论就不能取得成果。换句话说,“直指的”材料在那里,“涵指的”价值和意义则随主体和情境而流动,各方的观念有可能在指示层面上进行比较,而在内涵层面上却不太可能有足够的共同标准。符号学的生命力恰恰在于理论解剖力。符号学的跨文化、跨学科策略是:将一份份历史经典整体加以解剖和重组,不再是按历史存在整体性来排定其是非优劣,而是在低于整体的诸层次上论定诸构成部分和因素的有效学术价值,并进而思考这些包容在具体对象中的诸部分和因素如何才能与全新文化场中相关文化对象发生关联,结果使有关讨论将从规范层面转向显微层面,从而使研究对象的相应结构变得更加清晰,能够不附加多余的解释就使有关现象的因果关系和意义关系得到比以前更加明确的说明。作为学术战略层分析工具的符号学,能够打破地域与学科界线,综合地、自由地、创造性地调动和组合各种理论性和方法学资源,从而提升体育人文精神诠释的精确性。
四、怎样运用符号学诠释体育人文精神
以符号学为方法论,就是运用结构分析的方法对体育现象进行解读,来完成对体育人文精神的诠释。根据符号学奠基人索绪尔的理论,把符号比作一张纸,而能指与所指就是纸的两个面,这是符号的基本结构。此结构中能指与所指两个侧面是通过组合关系联系到一起组成符号的。而与同一能指对应的多个所指之间为聚合关系。组合关系是合取关系,聚合关系是析取关系。由于解释者的理解不同,有些符号除了具有所指意义外,还具有引申意义。所以符号的完成,尤其是复杂符号的完成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叠垒性的、阶梯性的。我国学者王铭玉教授接受了皮尔斯“符号的增长”的思想,结合索绪尔和巴尔特的符号学理论,提出了符号的层级系统理论。他认为:语言为我们所谓第一级符号,第二级符号系统是在第一级符号系统的基础之上构筑而成的,第二级符号系统并不是终极符号层级,随着寓意的加深、解释作用的影响,符号系统还会扩大层级,朝着第N级符号系统发展。后续符号之所以能发生作用,在于借助先前已确立的符号并且一直“消耗”它,直到它成为“空洞的”能指。这一理论完善和发展了符号的结构。
以博尔特为例,对这一理论进行简要说明。博尔特在北京奥运会百米大战中,以9秒69的成绩跑完全程这一能指,其所指集合为打破9秒72的世界纪录或夺取奥运会金牌等多种意义,如析取前者作为所指组成符号并成为第二级符号系统的能指,则第二级符号系统的所指集合为博尔特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或再次突破人类极限等,它们共同作为所指组成符号并成为第三级符号系统的能指,其第三级符号系统的所指为“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理想;如析取后者作为所指组成符号并成为第二级符号系统的能指,则第二级符号系统的所指为博尔特是奥运史上首位夺得男子百米金牌的牙买加籍选手,其第三级符号系统的所指为民族英雄。
五、结语
自然科学的不断进步,就在于通过技术的改进,工具的完善,使得理性分析程序得以不断超越自然知觉层面,向着宏观与微观两个方向递进。如果人文科学研究要加强其精确性,也须采取类似的步骤,重组其观察和表述的经验。作为文化现象结构和功能解剖工具的符号学,正是通过将研究从规范层面转向显微层面,从而使研究对象的相应结构变得更加清晰。符号学可以比作显微镜、解剖刀和缝合器,即在此三个功能上为人文现象表达的精确化服务。符号学的结构分析法特别适合处理内容构成复杂和形式表现多样的对象,如心物综合体,心理综合体,客体与价值的综合体,因果关系、推论关系与意指关系的综合体,指称的和美学的综合体,以及显在成分和隐在成分的综合体等等。将符号学作为方法论,来提高体育人文精神诠释的精确性,只是其强大功能的一个方面,它还有更大的潜力可用于体育人文科学研究。
参考文献:
[1] 冯霞、尹博,《人文体育观理论与实践研究进展》[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6(1)
[2] 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M],商务印书馆,1979
[3] 衣俊卿,《现代性焦虑与文化批判》[M],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
[4] 张一兵,《启蒙的自反与幽灵式的在场》[M],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
[5] 科西克、傅小平译,《具体的辩证法: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
[6] 李淑梅、马俊峰,《哈贝马斯以兴趣为导向的认识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7] 李幼蒸,《历史符号学》[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8] 王铭玉、宋尧,《符号语言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9] 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关键词:符号学 人文精神 诠释 结构分析
Abstract: There is a serious tendency of materialization and disassimilation in sports community, which results from the unbalance between object-oriented and value-oriented rationality. To get out of humanities crisis, it must be done that we carry forward humanities spirit of phycical education vigorously and regain main status of human in sports practice. Humanities spirit is one of the metaphor on essential attributes implied in sports , which must be interpreted so as to show the world. Taking the semiotics as methodology, we can fine the corresponding structure of study object, thus promote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annotation on humanities spirit of phycical education effectively.
Key words: semiotics; humanities spirit; annotation; structural analysis
“科技奥运”、“人文奥运”、“绿色奥运”三大理念的提出,“健康第一”体育思想的实践,“全民健身日”的确立,标志着具有创新意义的人文体育观正在我国形成。人文体育观是通过对多元体育思想的反思,在批判和宽容的原则基础上,形成的对其它多元体育价值观的统摄。人文体育观以承认多元化体育价值观的合理性为前提,使体育重新和人生联系在一起,恢复了人在体育实践中的主体地位。当前对人文体育观的构建,特别需要对体育人文精神的弘扬。体育人文精神是隐喻于体育现象背后的体育的本质属性之一,必须通过对体育现象的解读,通过对体育人文精神的诠释,它才能展示在世人面前。以被称为文化现象结构和功能的解剖工具的符号学为方法论,对语义比较模糊的隐喻于体育现象中的体育人文精神进行结构分析,可系统地和有效地提升体育人文精神诠释的精确性。
一、为什么需要弘扬体育人文精神
从启蒙运动开始,西方思想家对理性的理解就逐步狭隘化了,目的理性成为理性的同义语,价值理性受到忽视。按照对理性的这种科技化理解,作为理性思维的科学就只剩下要进行经验验证的自然科学了。把自然科学所揭示的因果现象、必然性、线性决定特征、还原性、可计算性、普遍性等,放大为统一的、一元的、无限的普遍规律,由此建立起以理性逻辑、绝对真理、普遍规律为核心的形而上学和认识论体系,再通过抽象化除去生活世界、伦理道德世界、人的历史领域的特殊性和个别性,使之成为数学化和理念化的无限自然世界图景中的一个案例,导致了生活世界和人的存在的被遗忘,导致具有明显的价值理性特征的精神科学、批判的社会科学失去科学性、真理性,失去存在的理由和根据。由此,20世纪人类遭遇的最根本的问题就是普遍的文化困境。社会张力和冲突的焦点从单纯的经济利益、政治权力扩展到人的生存意义、价值等所代表的文化层面。这种文化困境的普遍化体现在:传统的经济、政治、权力、技术、宣传、道德等不再表现为直接的、赤裸裸的外在强制力对特殊阶级和阶层的统治和压迫,而是通过技术理性文化、大众文化、意识形态文化等整合成一种无所不在的、渗透到一切生存领域中的、总体性的、内在的操控和统治机制,形成一种新的物化和异化机制。至此,文化危机已经触及人生存的核心价值,如自由、人道等人类生存的文化基础。
这种物化和异化机制同样也操控和统治着体育领域。第一,由于人成为社会发展的工具,体育活动的目的自然也就落实在为社会培养优质的劳动力上,体育活动的效果也就落实在劳动力的生物性指标的改进上。人在体育活动中失去了主体性,成为“物化的人”。像邹春兰这样的运动员,由于从小就从事专门的职业训练,虽然专业知识优异,但综合素质低下,只能成为体育领域的“工具”,而不再是完整的“人”。第二,人们在科学理性的影响下,致力于按照最科学的力学原理和人体解剖、生理规律来更快地掌握运动技术和改善人的体质,这种唯科学主义的体育价值取向推动了体育科学体系的迅速建立,推动了“更快、更高、更强”人类理想的实现。然而,科学技术的巨大作用使人们把科学偶像化了,导致了一种技术主义或技术统治论的意识形态,它把人的幸福,人类的出路,把人所面临的一切问题的解决都寄托于技术的发展。爱因斯坦就为之表现出很大的忧虑,指出:“透彻的研究和锐利的科学工作,对人类往往具有悲剧的含意。一方面,它们所产生的发明把人从精疲力竭的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使生活更加舒适而富裕;另一方面,给人的生活带来严重的不安,使人成为技术环境的奴隶。”马尔库塞关于单面人的理论也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技术进步=社会财富的增长=奴役的扩展。由于对科技理性的极度崇拜,体育的竞争演变成为技术力量的较量,受到了“技术异化”的困扰。奥运冠军王军霞在总结其夺冠经验时,就将脚上穿的跑鞋作为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2008年北京奥运会游泳比赛中,我国14岁小将李玄旭由于对“鲨鱼皮”泳衣的崇拜,为了提高比赛成绩,在赛前并没有很好适应的情况下,400米混合泳决赛中仓促穿上“鲨鱼皮”,结果自然是适得其反。第三,由于商品拜物教的存在,体育实践活动被异化为直接功利主义的、机械操控的活动。在这一工具体系中,获取和操控成为人们习以为常的、机械的重复动作,人本身也由主体降为客体,人反过来受经济因素和物的统治,被一体化到经济体系之中,被融合进一个超个体的类似规律的关系之中,在这里,人作为一个经济人而发挥功能,只有在完成了经济人的角色的情况下,才能生存和实现自身。因而,职业化、商业化、娱乐化成为当今体育的最大特色;电视转播公司、赞助商、大众传媒成为体育比赛的主要影响因素;兴奋剂、假球、黑哨、贿赂等等丑恶现象充实着当今体坛。
面对业已被物化和异化的体育世界,体育人文学者决不会视而不见和听之任之,他们必将高举弘扬体育人文精神的大旗,这是由人类的本质所决定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与其他动物相比,人的本质最突出的特征是其生成性和开放性。人的存在和人的历史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在这一不断生成的过程中,人不仅要用自己的对象化活动扬弃自然存在物的给定性,而且要不断超越和扬弃人的造物及人的活动的异化。正因如此,真正的体育人文学者,必然会认识到,没有人文的科技是跛脚的,没有科技的人文是盲目的,人不单要有“科技脑”,还要有“人文心”。他们必然会以人的体育实践的不断超越本性为基础,进行批判的、反思的、分析的、检讨的理性活动,自觉地挖掘体育实践的本真意义,不断捕捉、预见、引导新的体育人文精神的生成,为人的体育实践提供新的安身立命的精神支撑和精神启蒙。
二、体育人文精神为什么需要诠释
西方马克思主义者科西克在黑格尔、马克思、青年卢卡奇和海德格尔的混合语境中,开辟了一个更深层面的人与世界问题的理论讨论域:第一,历史性的人类个体的直接性革命实践创造了真实的实在本体,这是作为社会历史存在最本质的本真实在世界。第二,现实历史运动的发展同时产生了一个客观的运作整体,即由利己主义的经济人的功利性活动和拜物教化的实践建构出来的物象世界。这个世界并不是一个主观的幻想的世界,它首先是一个客观的由人操持经济和操控社会对象的世界。相对于前述的本真世界而言,这是一个伪具体世界;相对于本真的创造性的历史性生存而言,它又表现为一种平日的惯性运转;而如果相对于实在的本质过程而言,它就是一个外部的现象世界。
依据科西克的理论来审视体育世界,并不是存在着不同的两个体育世界,而是由于人的认识能力不同,对于同一个体育世界,人们会形成两种不同的认识。自在地、异化地生存于日常环境中的大多数人,并不能把自己提升到自觉的类本质的层面,实在和事物并不是表现为他们的自觉活动的产物,而是某种自在地、自律地运动的东西,某种独立于他们,甚至统治他们的东西,他们从未对世界存在的合理性与不合理性提出疑问,只凭借日常的和习惯的行为模式就可以成功地存在下去。对这一自在的主体而言,平日的日常思维就是他们的认知视域,世界的现存状态,实在的表面现象,就是它的本质。他们对体育世界的认识停留在获取利益、提高劳动能力、愉悦身心、宣泄情绪等功能上。真正的体育人文学者是反抗异化,超越物化,不断向自由自觉的创造性存在层面跃升的群体。他们特别强调人在体育实践中的主体地位,将体育作为促进人类解放和全面发展的、革命性的、开放的、不断超越的实践活动。他们深刻认识到:“伪具体性的世界是一幅真理和欺骗相互映衬的画面。这里盛行着模棱两可的东西。现象即使在显露本质之时也在掩盖本质。本质在现象中展现自身,但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不完全地、只在某些方面和侧面展现本身。”作为体育的本质属性之一的体育人文精神,不会自发地或自然地从体育现象中分离出来。为了不停留于体育现象世界的表面,必须求助于超越日常思维的辩证思维,必须求助于丰富的理论知识,必须求助于敏锐的洞察力,以理性的反思和理性的批判为中介,才能完成体育人文精神的生成和重建。
三、为什么选择符号学作为方法论
德国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哲学家尤尔根·哈贝马斯强调,应该严格地把实践统一体中的劳动和相互作用这两种因素区分开来。劳动是一种以工具为中介的“目的理性活动”,它表现为合理的行为目的的选择,并通过工具性的活动实现目的;而相互作用则是以符号为媒介的交往活动。体育实践活动也必然包含着劳动与相互作用两种因素。体育人文精神必须通过人与人的沟通、心与心的交流、情感的碰撞、多元文化的融合、价值的解读、意义的理解,才能得到诠释。这一过程只能在以符号为媒介的人与人的相互作用中完成。因此,对体育人文精神的诠释,可以选择以符号学为方法论。
全球化时代的体育人文精神,必然是现代性和世界性的体育人文精神,它既不能完全照搬西方所倡导的人文精神,也不能完全照搬传承了几千年的中国传统,它必然是在相互理解,消除文化误读的基础上,发现差异性文化之间的心灵相似性,将多元文化中精神相通的要素整合起来,兼收并蓄,相互交汇,优化组合,在真正的文化整体创新中构建起来的。从这方面说,体育人文精神的诠释,属跨文化的学术研究。另外,对体育人文精神的构建,要涉及到哲学、人类学、历史学、美学、现象学、解释学、语言学、体育学等多学科的理论知识。从这方面说,体育人文精神的诠释,属跨学科的学术研究。尽管在经验方面有了广泛进行跨文化、跨学科比较研究的可能,但各方的基本规范和价值一直各自独立甚至分歧很大。如果每一方只是讲出本身的原则和规范,而不去寻找进行有效对话所必需的“公分母”,那么彼此之间的讨论就不能取得成果。换句话说,“直指的”材料在那里,“涵指的”价值和意义则随主体和情境而流动,各方的观念有可能在指示层面上进行比较,而在内涵层面上却不太可能有足够的共同标准。符号学的生命力恰恰在于理论解剖力。符号学的跨文化、跨学科策略是:将一份份历史经典整体加以解剖和重组,不再是按历史存在整体性来排定其是非优劣,而是在低于整体的诸层次上论定诸构成部分和因素的有效学术价值,并进而思考这些包容在具体对象中的诸部分和因素如何才能与全新文化场中相关文化对象发生关联,结果使有关讨论将从规范层面转向显微层面,从而使研究对象的相应结构变得更加清晰,能够不附加多余的解释就使有关现象的因果关系和意义关系得到比以前更加明确的说明。作为学术战略层分析工具的符号学,能够打破地域与学科界线,综合地、自由地、创造性地调动和组合各种理论性和方法学资源,从而提升体育人文精神诠释的精确性。
四、怎样运用符号学诠释体育人文精神
以符号学为方法论,就是运用结构分析的方法对体育现象进行解读,来完成对体育人文精神的诠释。根据符号学奠基人索绪尔的理论,把符号比作一张纸,而能指与所指就是纸的两个面,这是符号的基本结构。此结构中能指与所指两个侧面是通过组合关系联系到一起组成符号的。而与同一能指对应的多个所指之间为聚合关系。组合关系是合取关系,聚合关系是析取关系。由于解释者的理解不同,有些符号除了具有所指意义外,还具有引申意义。所以符号的完成,尤其是复杂符号的完成不是一次性的,而是叠垒性的、阶梯性的。我国学者王铭玉教授接受了皮尔斯“符号的增长”的思想,结合索绪尔和巴尔特的符号学理论,提出了符号的层级系统理论。他认为:语言为我们所谓第一级符号,第二级符号系统是在第一级符号系统的基础之上构筑而成的,第二级符号系统并不是终极符号层级,随着寓意的加深、解释作用的影响,符号系统还会扩大层级,朝着第N级符号系统发展。后续符号之所以能发生作用,在于借助先前已确立的符号并且一直“消耗”它,直到它成为“空洞的”能指。这一理论完善和发展了符号的结构。
以博尔特为例,对这一理论进行简要说明。博尔特在北京奥运会百米大战中,以9秒69的成绩跑完全程这一能指,其所指集合为打破9秒72的世界纪录或夺取奥运会金牌等多种意义,如析取前者作为所指组成符号并成为第二级符号系统的能指,则第二级符号系统的所指集合为博尔特是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或再次突破人类极限等,它们共同作为所指组成符号并成为第三级符号系统的能指,其第三级符号系统的所指为“更快、更高、更强”的奥林匹克理想;如析取后者作为所指组成符号并成为第二级符号系统的能指,则第二级符号系统的所指为博尔特是奥运史上首位夺得男子百米金牌的牙买加籍选手,其第三级符号系统的所指为民族英雄。
五、结语
自然科学的不断进步,就在于通过技术的改进,工具的完善,使得理性分析程序得以不断超越自然知觉层面,向着宏观与微观两个方向递进。如果人文科学研究要加强其精确性,也须采取类似的步骤,重组其观察和表述的经验。作为文化现象结构和功能解剖工具的符号学,正是通过将研究从规范层面转向显微层面,从而使研究对象的相应结构变得更加清晰。符号学可以比作显微镜、解剖刀和缝合器,即在此三个功能上为人文现象表达的精确化服务。符号学的结构分析法特别适合处理内容构成复杂和形式表现多样的对象,如心物综合体,心理综合体,客体与价值的综合体,因果关系、推论关系与意指关系的综合体,指称的和美学的综合体,以及显在成分和隐在成分的综合体等等。将符号学作为方法论,来提高体育人文精神诠释的精确性,只是其强大功能的一个方面,它还有更大的潜力可用于体育人文科学研究。
参考文献:
[1] 冯霞、尹博,《人文体育观理论与实践研究进展》[J],《北京体育大学学报》,2006(1)
[2] 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3卷)[M],商务印书馆,1979
[3] 衣俊卿,《现代性焦虑与文化批判》[M],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
[4] 张一兵,《启蒙的自反与幽灵式的在场》[M],黑龙江大学出版社,2007
[5] 科西克、傅小平译,《具体的辩证法:关于人与世界问题的研究》[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9
[6] 李淑梅、马俊峰,《哈贝马斯以兴趣为导向的认识论》[M],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7] 李幼蒸,《历史符号学》[M],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
[8] 王铭玉、宋尧,《符号语言学》[M],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5
[9] 李幼蒸,《理论符号学导论》[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