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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4月12日，在中国乐器协会成立30周年纪念大会上，“中国提琴产业之都黄桥”作为“乐器行业功勋单位”受到表彰。
在当地，不会拉琴的农民造琴的历史已有50多年，并连续24年提琴销量稳居世界第一。
从“社办”小厂到琴韵小镇
根据当地政府提供的数据，2018年全镇乐器生产及配套企业完成产值22.8亿元，销售收入24亿元，占到了全镇经济总量的1/5左右。
在故事开始的1960年代，这里只是给上海提琴厂加工配件的一家“社办”小厂。几位下放回原籍的上海知青拿着公社资助的几百元钱，在旧民房里做起了琴头、弓杆等零配件。
1971年8月9日，江苏省泰兴县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溪桥人民公社乐器厂。1973年4月22日，溪桥生产的第一把“向阳牌”小提琴诞生了。
1980年，李书担任提琴厂副厂长，他对内整顿风纪、调整生产布局，对外拓展合作、参加“广交会”，逐步将企业扭亏为盈，跃升为全公社排名第一的工厂。
1984年，李书抓住全国工业体制改革的机遇，与上海提琴厂签订了十年的联营协议，公社提琴厂由此变身为上海提琴厂泰兴分厂。
1995年1月1日，发展壮大的溪桥乐器厂正式独立。当年，它就成为国内第一大提琴生产商，冲垮了众多国营乐器厂。
1996年，工厂又拿到了自营出口权，溪桥乐器厂更名为凤灵乐器有限公司，50%的产品通过合作的美国公司销往美国市场。自此，凤灵乐器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提琴生产商。
但在海外媒体眼中，“中国制造”在提琴领域里的异军突起与在玩具、服装、洗衣机、家具等领域的表现没太大不同——凭借廉价劳动力和快速提升的技术占据行业主导地位，而世界提琴行业的最高水平还在欧洲。
2018年，以黄桥乐器文化产业园为核心打造的“琴韵小镇”入选全国特色小镇、江苏省首批特色小镇。
在琴韵小镇的沙盘前，黄桥乐器文化产业园管委会办公室主任钱富民娴熟地介绍起“一湖一厅两片区”的建设规划，这项占地3.17平方公里的工程将分10年逐步实施，目前已完成30%至40%。
在最新的政府规划中，黄桥镇力争到2021年聚集300家乐器企业，形成年产百亿元的规模，提升在全球乐器行业中的地位。钱富民介绍说，在黄桥现有乐器企业中，除了独占鳌头的凤灵集团，还有年产值6000多万的企业一家，年产值3000多万的企业七八十家，十几个人的家庭作坊上百家。
家族式的龙头企业
在黄桥的提琴发展史上，凤灵集团董事长李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
李书的身份很特殊，做过企业负责人，也做过乡镇领导。他如今的办公室仍是他30多年前当乡长时的政府办公楼，在这里，挂满了历任江苏省领导到黄桥视察的照片。李书介绍说，提琴行业是黄桥的支柱产业、富民产业，所以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有的领导甚至上任的第一站就是到这里来视察工作。
2000年，凤灵乐器有限公司改制为民营企业，李书担任法人代表，买下了公司100%的股份。2006年成立江苏凤灵乐器集团。
2010年，年近60岁的李书把公司的法人代表变更为1978年出生的双胞胎儿子，如今他们分别掌管集团旗下的吉他厂和提琴厂。
曾经有好几次，凤灵集团可以借助资本的力量上市，但是每次臨到合同签字前他都退缩了。“手抖，不想用别人的钱。现在想起来还是思想不够大胆，有点保守。”
如今，整个黄桥的乐器行业都多多少少带有“凤灵”烙印。李书介绍说，当地在工商注册的乐器企业有119家，其中有81个是从凤灵出去的。
在3.4万人口的溪桥社区，大约有2万人在从事提琴生产。作为龙头企业的凤灵集团现在会把更多的前道工序下放到农村，制定制作和验收标准，农民们白天可以务农，晚上可以制琴，用李书的话说叫“工农两不误”。
“东方克雷莫纳”之梦
“这种放下锄头就做琴的模式，从客观上讲是必须佩服的。他们竟然能把这么复杂的东西做出来。”在北京新街口的一家提琴专卖店，一位提琴制作师表示。
这位制琴师介绍说，提琴制作包含了桥梁学、力学、声学、化学、几何学等多门学科的知识。在提琴行业，也一直有机器生产和手工制琴之分，真正的高档提琴大多是专业技师从头到尾独立完成，顶多是一个师傅带几个徒弟，而不是黄桥式的流水线生产。
“提琴的木材通常要存放5年以上，否则很容易热胀冷缩，但是木材存储成本是非常高的，一般的小厂肯定做不到。如果琴很便宜，那利润只能从材料上压缩，有些提琴用的胶甚至都达不到国际标准。”这位制琴师说。
这些年，黄桥一直在努力突破“低端琴”的标签。
2019年3月28日，中央音乐学院提琴制作研究中心创始人、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郑荃的提琴制作大师班在黄桥开课，当地近50名提琴制作人听取郑老师的专题讲座。
郑荃是第一位被公派到小提琴发源地意大利克雷莫纳学习提琴制作的中国人，也是中国加入国际提琴制作大师协会的第一人。2018年，他作为乐器行业唯一代表被授予轻工“大国工匠”称号。
20多年来，郑荃多次往返于北京和黄桥之间，作为凤灵集团的技术总顾问提供技术指导。2018年7月，黄桥镇人民政府向郑荃颁发了黄桥“琴韵小镇”名誉镇长的聘书。
“生产廉价提琴不是可耻的事情，它满足了很多刚开始学琴的小孩的需要。”郑荃认为这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分工，就像有人当工人有人当工程师一样，互相不可取代。
其实，在黄桥人心中一直深藏着一个“东方克雷莫纳”之梦，那是全世界提琴行业的发源地和制高点，那里有500年的造琴史和300多位注册的造琴师，当地出品的提琴价格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
曾经在克雷莫纳游学5年的郑荃教授认为，黄桥的提琴制造能走到今天很不容易，但中国的提琴文化底蕴不如欧洲是事实，因此也没有必要盲目模仿。与其从外壳上去学，或者是搞一场成千上万人的活动、造一把全世界最大的提琴，倒不如踏踏实实把琴造好，“每一把琴好一点点，那就不得了”。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
在当地，不会拉琴的农民造琴的历史已有50多年，并连续24年提琴销量稳居世界第一。
从“社办”小厂到琴韵小镇
根据当地政府提供的数据，2018年全镇乐器生产及配套企业完成产值22.8亿元，销售收入24亿元，占到了全镇经济总量的1/5左右。
在故事开始的1960年代，这里只是给上海提琴厂加工配件的一家“社办”小厂。几位下放回原籍的上海知青拿着公社资助的几百元钱，在旧民房里做起了琴头、弓杆等零配件。
1971年8月9日，江苏省泰兴县革命委员会批准成立溪桥人民公社乐器厂。1973年4月22日，溪桥生产的第一把“向阳牌”小提琴诞生了。
1980年，李书担任提琴厂副厂长，他对内整顿风纪、调整生产布局，对外拓展合作、参加“广交会”，逐步将企业扭亏为盈，跃升为全公社排名第一的工厂。
1984年，李书抓住全国工业体制改革的机遇，与上海提琴厂签订了十年的联营协议，公社提琴厂由此变身为上海提琴厂泰兴分厂。
1995年1月1日，发展壮大的溪桥乐器厂正式独立。当年，它就成为国内第一大提琴生产商，冲垮了众多国营乐器厂。
1996年，工厂又拿到了自营出口权，溪桥乐器厂更名为凤灵乐器有限公司，50%的产品通过合作的美国公司销往美国市场。自此，凤灵乐器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提琴生产商。
但在海外媒体眼中，“中国制造”在提琴领域里的异军突起与在玩具、服装、洗衣机、家具等领域的表现没太大不同——凭借廉价劳动力和快速提升的技术占据行业主导地位，而世界提琴行业的最高水平还在欧洲。
2018年，以黄桥乐器文化产业园为核心打造的“琴韵小镇”入选全国特色小镇、江苏省首批特色小镇。
在琴韵小镇的沙盘前，黄桥乐器文化产业园管委会办公室主任钱富民娴熟地介绍起“一湖一厅两片区”的建设规划，这项占地3.17平方公里的工程将分10年逐步实施，目前已完成30%至40%。
在最新的政府规划中，黄桥镇力争到2021年聚集300家乐器企业，形成年产百亿元的规模，提升在全球乐器行业中的地位。钱富民介绍说，在黄桥现有乐器企业中，除了独占鳌头的凤灵集团，还有年产值6000多万的企业一家，年产值3000多万的企业七八十家，十几个人的家庭作坊上百家。
家族式的龙头企业
在黄桥的提琴发展史上，凤灵集团董事长李书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人物。
李书的身份很特殊，做过企业负责人，也做过乡镇领导。他如今的办公室仍是他30多年前当乡长时的政府办公楼，在这里，挂满了历任江苏省领导到黄桥视察的照片。李书介绍说，提琴行业是黄桥的支柱产业、富民产业，所以各级领导都非常重视，有的领导甚至上任的第一站就是到这里来视察工作。
2000年，凤灵乐器有限公司改制为民营企业，李书担任法人代表，买下了公司100%的股份。2006年成立江苏凤灵乐器集团。
2010年，年近60岁的李书把公司的法人代表变更为1978年出生的双胞胎儿子，如今他们分别掌管集团旗下的吉他厂和提琴厂。
曾经有好几次，凤灵集团可以借助资本的力量上市，但是每次臨到合同签字前他都退缩了。“手抖，不想用别人的钱。现在想起来还是思想不够大胆，有点保守。”
如今，整个黄桥的乐器行业都多多少少带有“凤灵”烙印。李书介绍说，当地在工商注册的乐器企业有119家，其中有81个是从凤灵出去的。
在3.4万人口的溪桥社区，大约有2万人在从事提琴生产。作为龙头企业的凤灵集团现在会把更多的前道工序下放到农村，制定制作和验收标准，农民们白天可以务农，晚上可以制琴，用李书的话说叫“工农两不误”。
“东方克雷莫纳”之梦
“这种放下锄头就做琴的模式，从客观上讲是必须佩服的。他们竟然能把这么复杂的东西做出来。”在北京新街口的一家提琴专卖店，一位提琴制作师表示。
这位制琴师介绍说，提琴制作包含了桥梁学、力学、声学、化学、几何学等多门学科的知识。在提琴行业，也一直有机器生产和手工制琴之分，真正的高档提琴大多是专业技师从头到尾独立完成，顶多是一个师傅带几个徒弟，而不是黄桥式的流水线生产。
“提琴的木材通常要存放5年以上，否则很容易热胀冷缩，但是木材存储成本是非常高的，一般的小厂肯定做不到。如果琴很便宜，那利润只能从材料上压缩，有些提琴用的胶甚至都达不到国际标准。”这位制琴师说。
这些年，黄桥一直在努力突破“低端琴”的标签。
2019年3月28日，中央音乐学院提琴制作研究中心创始人、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郑荃的提琴制作大师班在黄桥开课，当地近50名提琴制作人听取郑老师的专题讲座。
郑荃是第一位被公派到小提琴发源地意大利克雷莫纳学习提琴制作的中国人，也是中国加入国际提琴制作大师协会的第一人。2018年，他作为乐器行业唯一代表被授予轻工“大国工匠”称号。
20多年来，郑荃多次往返于北京和黄桥之间，作为凤灵集团的技术总顾问提供技术指导。2018年7月，黄桥镇人民政府向郑荃颁发了黄桥“琴韵小镇”名誉镇长的聘书。
“生产廉价提琴不是可耻的事情，它满足了很多刚开始学琴的小孩的需要。”郑荃认为这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分工，就像有人当工人有人当工程师一样，互相不可取代。
其实，在黄桥人心中一直深藏着一个“东方克雷莫纳”之梦，那是全世界提琴行业的发源地和制高点，那里有500年的造琴史和300多位注册的造琴师，当地出品的提琴价格从几万到几十万不等。
曾经在克雷莫纳游学5年的郑荃教授认为，黄桥的提琴制造能走到今天很不容易，但中国的提琴文化底蕴不如欧洲是事实，因此也没有必要盲目模仿。与其从外壳上去学，或者是搞一场成千上万人的活动、造一把全世界最大的提琴，倒不如踏踏实实把琴造好，“每一把琴好一点点，那就不得了”。
摘自《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