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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颁布的《普通高中语文课程标准（2017年版）》明确将文化传承与理解列为四大语文学科核心素养之一，将《论语》十二章、《大学》、《中庸》列入推荐背诵篇目之中；2017年9月开始使用的部编本义务教育语文教材也增添了《孟子》的选文。由此可见，传统的“四书”选篇在语文教学中越来越受到重视。
从南宋开始，“四书”就被书院作为教材广泛使用。尽管在清朝后期，以“四书”“五经”为出题依据的科举考试的确制造了很多社会问题，但不可否认，“四书”曾在近八百年的时间里，为宋、元、明、清四朝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以阐发“四书”要义为基石的宋明理学，更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许多理学家不仅在理学思想上造诣精深，还具备丰富的“四书”教学经验。因此，关于“四书”的教学，我们或许可以从传统中汲取智慧。有鉴于此，笔者分析了三十余位宋明理学家兼教育家的现存著作资料，整理了他们关于“四书”教学的思想，发现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立定志向、端正心态、明确内容、掌握策略。
一、立定志向，希贤希圣，改善性格气质
教学“四书”，宋明理学家认为，第一要务实在于引导学生立定志向。如宋代理学家张栻指出：“学者当以立志为先，不为异端怵，不为文采眩，而后庶几可以言读书也。”[1]一个人如果没有长远、坚定的志向，就很容易受到诱惑，无法在求知的路上走得长远。那么，学生应该立定什么志向呢？先生们认为应当是成为圣贤的大志向，而非工于诗词、考取功名之类的功利目标。例如，明初理学家、私塾教师殷奎在《与昆山诸生书》中明示：“为学便当以道为志，为人便当以圣为志。”[2]吴与弼在《学规》中明确指出：“学者所以学，为圣贤也，在斋务要讲明义理，修身慎行为事，如欲涉猎，以资口耳，工诗对以事浮华，则非吾所知也。”[3]鼓励学生为学时先立志，实际上是引导其为自己的学习赋予意义，而这意义会决定学生对待学习的态度。今日的古文教学常常从考试分数、升学的视角给予学习意义，这种浅层次的外在意义很难使学生从内心深处对所学内容产生认同。反观“成为圣贤”的志向，则是与学生毕生人格發展息息相关的，更容易激发其深层的动力和认同。
不过，“成为圣贤”是需要终生努力的长远目标，在日常生活中，先生们指出，可以将其具化为改善个人气质、性情、习惯、脾气的现实目标。如陈献章曾对学生说：“夫士何学？学以变化气习，求至乎圣人而后已也。”[4]可见，改变气质、习惯是做圣人的基础。又如，吴与弼的一位友人学习“四书五经”后，改掉了原先急躁的脾气，吴先生赞叹道：“而今而后，吾知圣贤之心必可学，而学之必可至，人性之本善而气质之可化也，的然矣！”[5]此外，一些先生还以提出问题的方式，引导学生确立志向，如关中理学代表人物吕楠在教授“四书”时，常常勉励学生：“以圣贤自期，不要把自家当做草木类，行坐常思：自己终身做如何人也？”[6]并鼓励学生带着这样的问题去读经典。按照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青少年正处于自我角色的探索阶段，“我这一生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这一大问题可引发学生思考学习经典于自我发展的意义，从而将学习与人格养成紧密结合起来。
二、端正心态，存诚主敬，拒绝功利诱惑
立定志向之后，教师需要引导学生端正心性，准备良好的身心状态以完成学习任务。在理学家教师看来，第一重要的身心状态是“诚、敬”。例如，吴与弼曾说：“大抵圣贤授受紧要，惟在一敬字。”[7]在他看来，“敬”指的是收敛自己的心性，端正自己的言行举止。胡居仁在给学生写的《进学铭》中说：“存诚主敬，立我根基，匪敬匪诚，外物昏之，其诚伊何，尽厥真实，其敬伊何，容庄心一。”[8]诚、敬是一个人学习的根基，如果学生不能持守诚敬的状态，就很容易被外物和欲望所迷惑。在胡居仁看来，“诚”就是真实、不说谎、不自欺，而“敬”是指外在的状貌言行的端庄整肃和内在用心的专一不二。
明中期理学家蔡清曾对学生指出，一个人不可能做到“形貌怠惰而心不慢”[9]，因为人的外在举止表现常常能够反映出他的内心。因此要做到诚、敬不仅需要内心的专一宁静，还需要外在的严肃端正。明代初期另一位理学家、教育家曹端则解释了诚、敬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一诚足以消万伪，一敬足以敌千邪。”[10]诚、敬可以去除人心中的虚伪和邪念，使人全然真实地面对自己和学习。学生如果没有诚、敬的心性意念，很可能会在学习的过程中自欺欺人，最终耽误了自己。
理学家们强调的另一个重要的心态是要拒绝诱惑，特别是要拒绝外在的功名富贵的诱惑。明中期曾任过礼部尚书、国子监祭酒的教育家章懋曾对他的学生说：“风云月露以为文，富贵青紫以为志，如是而望其有成材难矣。”[11]功名富贵往往会诱使学习者偏离探索真知的道路，在学习上心思不专，以致最终在学问上止步不前。类似的观点在这一时代的教师中层出不穷，体现出明显的非功利性。
三、明确内容，提纲挈领，专注道德养成
在立定志向、端正心性之后，就需要抓住要旨学习“四书”。宋明理学家普遍认为“四书”的核心内容并非考取功名的知识，而是教人如何做人。明中期理学家、教育家湛若水说：“夫经者，径也，所以入圣人之径也。”[12]他明确指出“四书五经”是教人如何走圣人道路的。明末东林党人高攀龙也嘱咐好友、学生：“圣贤之书不是教人专学作文字、求取富贵，乃是教天下万世做人的方法。”[13]某种程度上，“四书”就是在教学生什么是“道”与“德”。这“道”，主要指“大学之道”，如章懋所说：“大学之格物致知，所以博其文也；诚意正心修身，所以充其体也，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措诸用也，师之所以教，教此而已，弟子之所以学，学此而已。”[14]而“德”就是儒家所倡导的美德，如孝、仁、忠，信、义、礼等。孔子说过的“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被许多先生视为立教的根本。[15]“孝”被视为美德的根本，一方面是因为“孝”是其他美德的基础；另一方面是因为“孝”可以从日常生活点滴做起。胡居仁则指出：“幼学之士，先要分别人品之上下，何者是圣贤所为之事，何者是下愚所为之事，向善背恶去彼取此，此幼学所当先也。”[16]可见，青少年读“四书”，最紧要的是通过其中的内容明白什么样的人是圣贤，什么样的人乃愚妄下流者，分辨善恶，从而明白自己该做怎样的人。 总之，在先生们看来，“四书”的要旨是道德与人格养成的方法。因此，教师在教学时首先要帮助学生明白“四书”在人格养成方面的价值和意义，帮助其抓住要旨，指导学生通过学习“四书”来完善自己的人格。如果仅仅从字词疏通、句子翻译和背诵等文言文知识技能层面教“四书”，是有负于“四书”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经典的真正价值的。
四、掌握策略，熟读精思，注重反省躬行
要真正学好“四书”中的内容，还需要掌握系统的学习策略。《中庸》第二十章的治学之道和朱熹的“熟读精思”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宋明两代理学家于“四书”的学习策略基本是二者的综合体现。如胡居仁对白鹿洞书院的学生说：“今诸君在洞者，务必用功于此，虚心一意，绝其杂虑，而于圣贤之书，熟读、精思、明辨、反之于身，而力行之。”[17]章懋说：“先将小学及四书熟读玩味，字字句句皆究极精，务使其理贯彻于胸中，一一体之于身而力行之。”[18]虽然在细节上有差异，但先生们普遍要求学生在学习“四书”时，做到熟读、精思、辩论、反省、躬行这五步，尤其强调反省和躬行。这五步首尾连贯，构成了极具中国传统理学特色的“四书”学习策略。
第一步，熟读原文是熟悉“四书”的基础。吴与弼说：“小学既熟，方好用工四书五经，须令成诵，使其言如自己出，则味自别。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现，非虚言也，四书五经本文既熟，方可读注。”[19]要熟读到仿佛书中的言语是出于自己的时候，方能体会其中的真意，熟读后才能去看评论和注解文章。反复出声诵读在我国是一种极具传统特色的阅读教学方法，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一教学方法在海外也得到了许多认知心理学视域下的实证研究的支持。
第二步，熟读基础上的精思是理解“四书”的台阶。所谓精思，就是仔细地思考辨析，可通过提出“是什么”“为什么”“怎样才能实现”之类的问题来引发思考。如章懋曾经向别人介绍自己精思的过程：“如读学而时习之，则求其所学所习者何事……如读在明明德，则求明德为何物，若何而明之……不但此二句，而句句皆然。”[20]我们在今天的教学中也可这样做。比如教《论语》“吾日三省吾身”这一章，可以针对其中每一个分句提出问题，如“什么叫为人谋而不忠？”“具体在生活中有怎样的例子？”“怎样做才算为人谋而忠？”同时鼓励学生在读其他节选时也提出这样的问题并深入思考。
第三步，辩论对于深化理解也十分重要。為了给师生提供丰富的辩论机会，宋代的书院常常举办关于“四书五经”的学术辩论会；到了明代，这种辩论会甚至发展成固定的会讲的制度。理学家湛若水曾明示诸生：“朋友讲习，惟以辅仁，学之大也。如彼两磨，比比相戛，而道斯出矣。不必同，不同斯辨，辨斯明，虚心忘己，乃并受益。”[21]可见辩论的好处是使学生在不同观点的激荡之中辨明道理，发展辩证思维能力，同时看到他人的长处，谦卑虚己。
第四步，反省对深入理解“四书”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明初名臣方孝孺向朋友谈及自己的学习之道时说：“默然坐一室温习四书五经，求其微义之所在，大法之所寓，察诸身心而验于事为，盖欲自致于寡过之地。”[22]所谓的“察诸身心”就是反省，是指按照“四书五经”中关于君子理想人格、道德的标准来察验、反思自己哪里做得不好，从而努力改进。如果没有切身反省，所学内容就很难内化，更难以促进品格的完善。
最后是躬行实践。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章懋、胡居仁、吕楠等都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如吕楠教导学生：“看经要体认玩索，得之于心，见之于行才是。”[23]那么，如何践行所学道理呢？先生们认为应当从日常的一言一行、待人接物、洒扫应对做起。如胡居仁向学生指出，躬行实践可以“近自洒扫应对，事亲接物之闲，推而至于仁民爱物”[24]。吕楠则对学生说：“某与诸生相约，从下学做起，要随处见道理：事父母这道理，待兄弟妻子这道理，待奴仆这道理。”[25]可见，生活中的人际关系是学生践行道理的极佳场域。这一点对我们今日的“四书”选篇教学尤其有重要启示。如教学《〈论语〉十二章》中的“人不知而不愠”，就可以引导学生自省：今天我是否做到了这一点？在什么情况下我总是容易“人不知而愠”？以后应当如何改进？
五、小结
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凝聚共识的智慧源泉和持续发展的精神命脉，“四书”是传承中华民族精神命脉的重要经典文本，为这个古老民族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滋养。回顾宋明理学家、教育家教学“四书”的思想，我们会发现，“四书”之所以在八百多年的时间里长盛不衰，原因绝不仅仅在于它们是科举考试的出题依据，而是因为它对理想人格和理想道德的追求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四书”不仅能指导人们如何提升自己的人格境界、气质性情，还能指导人们如何与他人相处，担当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如果今天我们教“四书”选篇时，只是将重点放在字词理解、背诵和默写上，就无法达到新课标对发展提升“文化传承与理解”核心素养的要求。因为文化的传承与理解首先需要文化认同。当然，时代已经发生巨变，今天的教师也不必泥古，只是我们需要认识到“四书”对于古代贤者来说，更多的是作为修身的途径，而非科举考试的工具。在教学时，我们也需要先了解学生对“四书”可能存在哪些先入为主的偏见，向学生讲明古代的仁人志士是怀着怎样的志向、抱着怎样的心态来学习“四书”的，他们最关注“四书”的什么内容，又采用了怎样的学习策略。这样，学生才有可能真正读懂“四书”选篇的内容，理解它们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参考文献
[1]张栻.南轩集（卷九）：桂阳军学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DB/OL].中国基本古籍库.
[2]殷奎.强斋集（卷三）：与昆山诸生书.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DB/ OL].中国基本古籍库.
[3][5][7][19]吴与弼.康斋集.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DB/OL].中国基本古籍库.
[4]陈献章.白沙子（卷一）：古蒙州学记.四部丛刊景明嘉靖刻本[DB/ OL].中国基本古籍库.
[6][15][23][25]吕楠.泾野子内篇.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DB/OL].中国基本古籍库.
[8][16][17][24]胡居仁.胡文敬集（外三种）（卷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9]蔡清.虚斋集（卷一）：圣人心安于正论.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DB/ OL].中国基本古籍库.
[10]曹端.曹端集（卷七）：曹月川先生录粹[M].王秉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3：240.
[11][14][18][20]章懋.枫山集.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DB/OL].中国基本古籍库.
[12][21]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清康熙二十黄楷刻本[DB/OL].中国基本古籍库.
[13]高攀龙.高子遗书（卷三）：读书法示揭阳诸友.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DB/OL].中国基本古籍库.
[22]方孝孺.逊志斋集（卷十一）：与赵伯钦三首.四部丛刊景明本[DB/ OL].中国基本古籍库.
从南宋开始，“四书”就被书院作为教材广泛使用。尽管在清朝后期，以“四书”“五经”为出题依据的科举考试的确制造了很多社会问题，但不可否认，“四书”曾在近八百年的时间里，为宋、元、明、清四朝培养了大批栋梁之才；以阐发“四书”要义为基石的宋明理学，更是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书写了光辉灿烂的一页，许多理学家不仅在理学思想上造诣精深，还具备丰富的“四书”教学经验。因此，关于“四书”的教学，我们或许可以从传统中汲取智慧。有鉴于此，笔者分析了三十余位宋明理学家兼教育家的现存著作资料，整理了他们关于“四书”教学的思想，发现可以归纳为以下四个方面：立定志向、端正心态、明确内容、掌握策略。
一、立定志向，希贤希圣，改善性格气质
教学“四书”，宋明理学家认为，第一要务实在于引导学生立定志向。如宋代理学家张栻指出：“学者当以立志为先，不为异端怵，不为文采眩，而后庶几可以言读书也。”[1]一个人如果没有长远、坚定的志向，就很容易受到诱惑，无法在求知的路上走得长远。那么，学生应该立定什么志向呢？先生们认为应当是成为圣贤的大志向，而非工于诗词、考取功名之类的功利目标。例如，明初理学家、私塾教师殷奎在《与昆山诸生书》中明示：“为学便当以道为志，为人便当以圣为志。”[2]吴与弼在《学规》中明确指出：“学者所以学，为圣贤也，在斋务要讲明义理，修身慎行为事，如欲涉猎，以资口耳，工诗对以事浮华，则非吾所知也。”[3]鼓励学生为学时先立志，实际上是引导其为自己的学习赋予意义，而这意义会决定学生对待学习的态度。今日的古文教学常常从考试分数、升学的视角给予学习意义，这种浅层次的外在意义很难使学生从内心深处对所学内容产生认同。反观“成为圣贤”的志向，则是与学生毕生人格發展息息相关的，更容易激发其深层的动力和认同。
不过，“成为圣贤”是需要终生努力的长远目标，在日常生活中，先生们指出，可以将其具化为改善个人气质、性情、习惯、脾气的现实目标。如陈献章曾对学生说：“夫士何学？学以变化气习，求至乎圣人而后已也。”[4]可见，改变气质、习惯是做圣人的基础。又如，吴与弼的一位友人学习“四书五经”后，改掉了原先急躁的脾气，吴先生赞叹道：“而今而后，吾知圣贤之心必可学，而学之必可至，人性之本善而气质之可化也，的然矣！”[5]此外，一些先生还以提出问题的方式，引导学生确立志向，如关中理学代表人物吕楠在教授“四书”时，常常勉励学生：“以圣贤自期，不要把自家当做草木类，行坐常思：自己终身做如何人也？”[6]并鼓励学生带着这样的问题去读经典。按照埃里克森的心理社会发展理论，青少年正处于自我角色的探索阶段，“我这一生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这一大问题可引发学生思考学习经典于自我发展的意义，从而将学习与人格养成紧密结合起来。
二、端正心态，存诚主敬，拒绝功利诱惑
立定志向之后，教师需要引导学生端正心性，准备良好的身心状态以完成学习任务。在理学家教师看来，第一重要的身心状态是“诚、敬”。例如，吴与弼曾说：“大抵圣贤授受紧要，惟在一敬字。”[7]在他看来，“敬”指的是收敛自己的心性，端正自己的言行举止。胡居仁在给学生写的《进学铭》中说：“存诚主敬，立我根基，匪敬匪诚，外物昏之，其诚伊何，尽厥真实，其敬伊何，容庄心一。”[8]诚、敬是一个人学习的根基，如果学生不能持守诚敬的状态，就很容易被外物和欲望所迷惑。在胡居仁看来，“诚”就是真实、不说谎、不自欺，而“敬”是指外在的状貌言行的端庄整肃和内在用心的专一不二。
明中期理学家蔡清曾对学生指出，一个人不可能做到“形貌怠惰而心不慢”[9]，因为人的外在举止表现常常能够反映出他的内心。因此要做到诚、敬不仅需要内心的专一宁静，还需要外在的严肃端正。明代初期另一位理学家、教育家曹端则解释了诚、敬之所以重要的原因：“一诚足以消万伪，一敬足以敌千邪。”[10]诚、敬可以去除人心中的虚伪和邪念，使人全然真实地面对自己和学习。学生如果没有诚、敬的心性意念，很可能会在学习的过程中自欺欺人，最终耽误了自己。
理学家们强调的另一个重要的心态是要拒绝诱惑，特别是要拒绝外在的功名富贵的诱惑。明中期曾任过礼部尚书、国子监祭酒的教育家章懋曾对他的学生说：“风云月露以为文，富贵青紫以为志，如是而望其有成材难矣。”[11]功名富贵往往会诱使学习者偏离探索真知的道路，在学习上心思不专，以致最终在学问上止步不前。类似的观点在这一时代的教师中层出不穷，体现出明显的非功利性。
三、明确内容，提纲挈领，专注道德养成
在立定志向、端正心性之后，就需要抓住要旨学习“四书”。宋明理学家普遍认为“四书”的核心内容并非考取功名的知识，而是教人如何做人。明中期理学家、教育家湛若水说：“夫经者，径也，所以入圣人之径也。”[12]他明确指出“四书五经”是教人如何走圣人道路的。明末东林党人高攀龙也嘱咐好友、学生：“圣贤之书不是教人专学作文字、求取富贵，乃是教天下万世做人的方法。”[13]某种程度上，“四书”就是在教学生什么是“道”与“德”。这“道”，主要指“大学之道”，如章懋所说：“大学之格物致知，所以博其文也；诚意正心修身，所以充其体也，齐家治国平天下，所以措诸用也，师之所以教，教此而已，弟子之所以学，学此而已。”[14]而“德”就是儒家所倡导的美德，如孝、仁、忠，信、义、礼等。孔子说过的“夫孝，德之本也，教之所由生也”被许多先生视为立教的根本。[15]“孝”被视为美德的根本，一方面是因为“孝”是其他美德的基础；另一方面是因为“孝”可以从日常生活点滴做起。胡居仁则指出：“幼学之士，先要分别人品之上下，何者是圣贤所为之事，何者是下愚所为之事，向善背恶去彼取此，此幼学所当先也。”[16]可见，青少年读“四书”，最紧要的是通过其中的内容明白什么样的人是圣贤，什么样的人乃愚妄下流者，分辨善恶，从而明白自己该做怎样的人。 总之，在先生们看来，“四书”的要旨是道德与人格养成的方法。因此，教师在教学时首先要帮助学生明白“四书”在人格养成方面的价值和意义，帮助其抓住要旨，指导学生通过学习“四书”来完善自己的人格。如果仅仅从字词疏通、句子翻译和背诵等文言文知识技能层面教“四书”，是有负于“四书”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经典的真正价值的。
四、掌握策略，熟读精思，注重反省躬行
要真正学好“四书”中的内容，还需要掌握系统的学习策略。《中庸》第二十章的治学之道和朱熹的“熟读精思”对后世影响极为深远。宋明两代理学家于“四书”的学习策略基本是二者的综合体现。如胡居仁对白鹿洞书院的学生说：“今诸君在洞者，务必用功于此，虚心一意，绝其杂虑，而于圣贤之书，熟读、精思、明辨、反之于身，而力行之。”[17]章懋说：“先将小学及四书熟读玩味，字字句句皆究极精，务使其理贯彻于胸中，一一体之于身而力行之。”[18]虽然在细节上有差异，但先生们普遍要求学生在学习“四书”时，做到熟读、精思、辩论、反省、躬行这五步，尤其强调反省和躬行。这五步首尾连贯，构成了极具中国传统理学特色的“四书”学习策略。
第一步，熟读原文是熟悉“四书”的基础。吴与弼说：“小学既熟，方好用工四书五经，须令成诵，使其言如自己出，则味自别。古人云，读书千遍，其义自现，非虚言也，四书五经本文既熟，方可读注。”[19]要熟读到仿佛书中的言语是出于自己的时候，方能体会其中的真意，熟读后才能去看评论和注解文章。反复出声诵读在我国是一种极具传统特色的阅读教学方法，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一教学方法在海外也得到了许多认知心理学视域下的实证研究的支持。
第二步，熟读基础上的精思是理解“四书”的台阶。所谓精思，就是仔细地思考辨析，可通过提出“是什么”“为什么”“怎样才能实现”之类的问题来引发思考。如章懋曾经向别人介绍自己精思的过程：“如读学而时习之，则求其所学所习者何事……如读在明明德，则求明德为何物，若何而明之……不但此二句，而句句皆然。”[20]我们在今天的教学中也可这样做。比如教《论语》“吾日三省吾身”这一章，可以针对其中每一个分句提出问题，如“什么叫为人谋而不忠？”“具体在生活中有怎样的例子？”“怎样做才算为人谋而忠？”同时鼓励学生在读其他节选时也提出这样的问题并深入思考。
第三步，辩论对于深化理解也十分重要。為了给师生提供丰富的辩论机会，宋代的书院常常举办关于“四书五经”的学术辩论会；到了明代，这种辩论会甚至发展成固定的会讲的制度。理学家湛若水曾明示诸生：“朋友讲习，惟以辅仁，学之大也。如彼两磨，比比相戛，而道斯出矣。不必同，不同斯辨，辨斯明，虚心忘己，乃并受益。”[21]可见辩论的好处是使学生在不同观点的激荡之中辨明道理，发展辩证思维能力，同时看到他人的长处，谦卑虚己。
第四步，反省对深入理解“四书”起着关键性的作用。明初名臣方孝孺向朋友谈及自己的学习之道时说：“默然坐一室温习四书五经，求其微义之所在，大法之所寓，察诸身心而验于事为，盖欲自致于寡过之地。”[22]所谓的“察诸身心”就是反省，是指按照“四书五经”中关于君子理想人格、道德的标准来察验、反思自己哪里做得不好，从而努力改进。如果没有切身反省，所学内容就很难内化，更难以促进品格的完善。
最后是躬行实践。张载、程颢、程颐、朱熹、章懋、胡居仁、吕楠等都强调实践的重要性。如吕楠教导学生：“看经要体认玩索，得之于心，见之于行才是。”[23]那么，如何践行所学道理呢？先生们认为应当从日常的一言一行、待人接物、洒扫应对做起。如胡居仁向学生指出，躬行实践可以“近自洒扫应对，事亲接物之闲，推而至于仁民爱物”[24]。吕楠则对学生说：“某与诸生相约，从下学做起，要随处见道理：事父母这道理，待兄弟妻子这道理，待奴仆这道理。”[25]可见，生活中的人际关系是学生践行道理的极佳场域。这一点对我们今日的“四书”选篇教学尤其有重要启示。如教学《〈论语〉十二章》中的“人不知而不愠”，就可以引导学生自省：今天我是否做到了这一点？在什么情况下我总是容易“人不知而愠”？以后应当如何改进？
五、小结
优秀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凝聚共识的智慧源泉和持续发展的精神命脉，“四书”是传承中华民族精神命脉的重要经典文本，为这个古老民族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滋养。回顾宋明理学家、教育家教学“四书”的思想，我们会发现，“四书”之所以在八百多年的时间里长盛不衰，原因绝不仅仅在于它们是科举考试的出题依据，而是因为它对理想人格和理想道德的追求得到了许多人的认同。“四书”不仅能指导人们如何提升自己的人格境界、气质性情，还能指导人们如何与他人相处，担当起自己的社会责任。如果今天我们教“四书”选篇时，只是将重点放在字词理解、背诵和默写上，就无法达到新课标对发展提升“文化传承与理解”核心素养的要求。因为文化的传承与理解首先需要文化认同。当然，时代已经发生巨变，今天的教师也不必泥古，只是我们需要认识到“四书”对于古代贤者来说，更多的是作为修身的途径，而非科举考试的工具。在教学时，我们也需要先了解学生对“四书”可能存在哪些先入为主的偏见，向学生讲明古代的仁人志士是怀着怎样的志向、抱着怎样的心态来学习“四书”的，他们最关注“四书”的什么内容，又采用了怎样的学习策略。这样，学生才有可能真正读懂“四书”选篇的内容，理解它们所承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
参考文献
[1]张栻.南轩集（卷九）：桂阳军学记.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DB/OL].中国基本古籍库.
[2]殷奎.强斋集（卷三）：与昆山诸生书.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DB/ OL].中国基本古籍库.
[3][5][7][19]吴与弼.康斋集.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DB/OL].中国基本古籍库.
[4]陈献章.白沙子（卷一）：古蒙州学记.四部丛刊景明嘉靖刻本[DB/ OL].中国基本古籍库.
[6][15][23][25]吕楠.泾野子内篇.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DB/OL].中国基本古籍库.
[8][16][17][24]胡居仁.胡文敬集（外三种）（卷二）[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9]蔡清.虚斋集（卷一）：圣人心安于正论.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DB/ OL].中国基本古籍库.
[10]曹端.曹端集（卷七）：曹月川先生录粹[M].王秉伦点校.北京：中华书局，2003：240.
[11][14][18][20]章懋.枫山集.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DB/OL].中国基本古籍库.
[12][21]湛若水.湛甘泉先生文集.清康熙二十黄楷刻本[DB/OL].中国基本古籍库.
[13]高攀龙.高子遗书（卷三）：读书法示揭阳诸友.清文渊阁四库全书补配清文津阁四库全书本[DB/OL].中国基本古籍库.
[22]方孝孺.逊志斋集（卷十一）：与赵伯钦三首.四部丛刊景明本[DB/ OL].中国基本古籍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