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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硬无比的诺基亚手机，已经逝去，变成了一个业界传说，它什么时候卷土重来，目前尚不得而知。要对它做一番追忆和沉思的话，那么就必然要谈一谈它的历史，一谈它的历史，又会吃上一惊。
这家做手机的，原来是开造纸厂的！
纸业大亨
从表面上来看，手机与造纸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但事实上，两者大有渊源。手机所代表，乃是一种盛行于现代的人类信息传播技术；造纸，则代表的是发轫于古代的人类信息传播技术，本质上，它们都是信息产业的成员单位，只不过一个比较年轻，一个比较年长而已。
米其林一来，就劝告艾德斯坦，关闭第一家造纸厂，将资金、设备、人员都充实到诺基亚河边的那一家。艾德斯坦欣然同意，顺带将这家造纸厂改制为股份制企业，并冠以“诺基亚股份有限公司”的名号。
传奇开始了。
三雄并立
诺基亚的故事不是艾德斯坦一个人写下的，也不是“诺基亚股份有限公司”一家的故事，而是三家公司共同书写完成。
怎么讲？
因为在这条河边，用“诺基亚”一名的公司，不止它一家，而是三家。
再说第二家——“诺基亚橡胶厂”。
此厂乃是芬兰人爱德华·博朗所创办，最初位于芬兰港口城市赫尔辛基，主营业务为生产靴子。其实芬兰虽然树多，但橡胶树生长在热带，所以博朗的橡胶厂实际上是一个橡胶加工厂，所用原料都是从遥远的南美运来，从成本上来讲，竞争优势并不大。但博朗有一个天然的背景优势，那就是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俄国商人，而芬兰当时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俄国货根本卖不动。但好景不长，没过几年，沙俄当局加强了对芬兰的管控，一批参加独立运动代表人物遭到驱逐，“诺基亚股份有限公司”的米其林先生正是其中之一。受此影响，博朗的生意日渐下滑，那些跟风的竞争者更是难缠，赫尔辛基的市场已经待不下去了。 他决定搬厂。
选来选去，他也看中了诺基亚河，主要原因在于，此地靠近芬兰内陆乡村地区，相比于城市，那里还是一个未知的市场；次要原因在于，此河附近有几个水电站，能源动力方面比较充足；再次的原因，则在于那里风景秀丽，让沮丧的博朗先生精神大振。
博朗所选之址，就在“诺基亚股份有限公司”的旁边，也就是两家成了邻居，还是同名的邻居。只不过一家造纸，一家生产橡胶产品，倒也不冲突，还很有些亲近之感。
亲近之感，主要源于它们很快在业务上有了往来。原来“诺基亚股份有限公司”在二十世纪初，开始进军电缆业，橡胶又是电缆所必需之物，与其从遥远的地方订购橡胶，何不选择对门的那一家？
再来说说第三家。
这一家来头不小，其创立者名为阿威德·维克斯托米，来自于一个芬兰的商人世家，家族基业规模庞大，财势雄厚。维克斯托米先生的工厂于1912年出现在诺基亚河边，其主营业务是电缆，兼顾电话机、电报机等等，其名为芬兰电缆厂，地点也在“诺基亚股份有限公司”旁边。
这个邻居虽然未打“诺基亚”的旗号，但却是“诺基亚股份有限公司”的强劲竞争对手，两家都搞电缆嘛。但它们却并未“大打出手”，反而是走上了融合之路。
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维克斯托米先生虽然来自于商人世家，却明显对于国际政治形势判断力低下，他办厂之时，正遇上西方列强之间冤仇指数骤升之阶段，对于橡胶这种战略资源的控制和争夺，也大大加强，于是芬兰那些依靠进口橡胶的公司，纷纷都陷入了绝境，刚刚开张的芬兰电缆厂，就遇上了这一茬。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世界大战又拯救了芬兰电缆厂，以及另外两家诺基亚河边的公司。战争期间，对于橡胶产品需求巨大。掌控芬兰之沙俄帝国，因为站在了英法美一边，又得以买到许多战略资源，其中便有橡胶。业务与供应俱增的情况下，三家公司都走出了战前的低迷，有了爆发性增长，其中“诺基亚橡胶厂”还有股票上市。
待到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新生的苏维埃俄国承认了芬兰的独立，随后芬兰爆发内战。三家公司所在的诺基亚河地区虽然远离战火，但它们却深度参与了这场内战。这种深度，不仅在于它们都给芬兰政府军提供各种军需品，更在于它们的高层人士之中，有许多都在政府军中任职，如政府军之司令官曼纳海姆，就是“诺基亚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而时任该公司总裁的福吉赫穆，则是曼纳海姆麾下一名将领。
作为芬兰的民族企业，也是与官方关系密切的“爱国企业”，这三家公司在内战结束之后，都得到了芬兰当局长久而稳定的支持，也就是说，在芬兰国内，它们有特殊的竞争优势，许多产品都能拿到政府订单。三家公司都以蒸蒸日上的态势在发展，其中又以“诺基亚橡胶厂”发展最为迅速。它们彼此之间也是互相购买股份，乃至在某些业务上发展到了交叉经营的程度。
好景不长，随着1929年美国股市的崩盘，一场空前规模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资本主义国家尽皆遭受重创，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走上了法西斯道路，英国、法国则陷入长时间低迷，美国有罗斯福“新政”，发展内需，好不容易才走出困境，国势远不如上述列强的芬兰，情况更是糟糕。
诺基亚河边的“三兄弟”又岂能例外。在政府的“建议”下，“三兄弟”拟采取合并之法，以应对危机。
“大诺基亚”即将诞生？
非也，此次合并未能实现。因为虽然关系亲密，犹如亲兄弟，但合并之后谁来当头，还是一个需要“明算账”的问题。三家公司之中经营状况最好的“诺基亚橡胶厂”，看似在这方面有最强话语权，其总经理托尔斯坦·维斯特兰德也是野心勃勃，还与芬兰电缆厂的创始人有亲戚关系，对于当头一事，他是志在必得。
不料，他遭遇了强烈反对，连自己管理的那家“诺基亚橡胶厂”，都有许多反对声音。反对之焦点，则是质疑托尔斯坦是在借合并之利，行大权独揽之实，是要达到个人目的而不是为了公司的利益。
不是合并没有必要，而是时候还没有到。
合并不成，生存问题要怎么解决呢？答案是看东方。
芬兰的东方，是已经成立十余年的前苏联，一个正在热火朝天开展经济建设的强大政权。当资本主义世界陷入“大萧条”的恐慌之中时，前苏联却是一片欣欣向荣。为了发展经济，前苏联急需获得一些来自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机器、技术和产品。在这方面，紧邻该国的芬兰不仅有地利之便，还有政治优势。英法美等国长期对前苏联采取敌视、封锁态度，即便“大萧条”时期，也顽固如此，甚少与其发生贸易关系。缺少它们的竞争，芬兰得以比较顺利地开拓前苏联市场。诺基亚河边的三兄弟也就是在此时，开始转向。
在这个转向过程中，芬兰电缆厂的新一代总经理维纳·魏克曼发挥了重要作用。此人本是摔跤运动员，曾两度获得奥运会金牌，且为芬兰第一位奥运冠军。但他同时也是一位电缆行业的资深专家，曾以工程师身份工作十余年。这个“身份复杂”的人物从前苏联回国之后，进入芬兰电缆厂，并很快进入管理层。虽然看起来五大三粗，但他为人谦虚，善于交流，很有人缘，没费多少工夫，就开辟了前苏联市场。与芬兰电缆厂关系密切的另外两家公司，随后跟进。
三家公司依靠对苏联的出口业务，逐渐走出“大萧条”之阴影，其工厂规模亦随之扩大，雇员增多，原本人烟稀少的诺基亚河地区也开始繁华起来。有鉴于此，芬兰当局决定在这里立镇建城。
此镇名曰诺基亚镇。
手机时代
历史风云之变换，绝非商场中人可以把控，很多时候他们都只能随之而动。就在三家公司对苏贸易如火如荼之际，一场因为领土纠纷而来的冬季战争，爆发了。
这场冬季战争以芬兰战败告终，在接下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芬兰又成为了法西斯阵营的一员。在这段复杂的历史中，三家公司都一度转产军事用品，其中就有一种名为“索米”的冲锋枪，以其精良的制造工艺著称。这种传统延续下来，以坚硬结实的方式再现于后来的诺基亚手机上。 战争结束之后，三家公司都经历了一段复兴，其融合程度也越来越高，合并一事再度被提了出来。这一次的过程，相比于未遂那次更为奇特。
本来实力最强之芬兰电缆厂，应该成为合并的主力，但结果却是实力最弱的、以造纸起家的“诺基亚股份有限公司”兼并了另外两家。
原来，芬兰以保护森林为国家大计，法律严禁林业公司被兼并，以免落入外商之手，造成森林资源的外流和破坏。但严禁你被兼并，却不禁止你去兼并人家。三家公司最终就以“诺基亚股份有限公司”为首的方式，完成了合并，并更名为“诺基亚集团”。
表面上来看，这种钻法律空子的行为，似乎是一高招，但以小吞大的方式，却不可避免地，给合并之后的经营带来许多麻烦，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内，三家公司都是“貌合神离”，名义上同属一个集团，实际上还是各干各的，只是相关业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整合。这就导致“诺基亚集团”一度以业务繁多而闻名，生产着包括卫生纸、电缆、胶鞋、轮胎、电视等等在内的产品，很有些乱七八糟的感觉。
奇怪的是，这样一个业务繁多到混乱的企业，却并未出现经营困难，反而是平稳发展。在当时东西方冷战的紧张空气之下，芬兰的国策，并不是全面倒向某一方，而是以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式行事，甚至在冷战态势形成以前，就与苏联签订了《苏芬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对于国内企业对苏的贸易，芬兰当局则采取不管制亦不鼓励的模糊态度。另一方面，由于技术、原料、贸易壁垒等因素之影响，芬兰所产之物，长期都难以进入英美市场，芬兰公司也竞争不过英美同行。在国内市场容量有限的情况下，卖到前苏联就显得极为有利可图了。
以其主打产品电缆为例，在冷战时期，“诺基亚集团”四分之一的电缆都出口到了前苏联，其他诸如卫生纸、轮胎、电视等等，也是大量出口前苏联。在特殊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下，产品类型繁多反而成为了一个优势，“诺基亚集团”得以成为前苏联所需的许多产品的供货商。
但“诺基亚集团”也有自己瞩目的焦点。
那就是从百年前艾德斯坦所引进之造纸术开始的信息产业传统，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构成“诺基亚集团”的三家公司，都或多或少从事着此产业的相关业务，合并之后，更是有电子部的成立。
目标直指电信业。
早在19世纪末，作为“诺基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者之一的米其林，就曾力主紧跟时代潮流，研发无线电通信设备，由于艾德斯坦过于保守而未能实施。此后三家公司虽然也有涉足电信业，但始终都处于跟随英美公司脚步的状态，技术上的差距十分明显。在“诺基亚集团”成立电子部之初，也是以引进、模仿英美技术为主。但如同当年艾德斯坦从德国引进新式造纸术一样，“诺基亚集团”有一个稳定的国内市场，所研发电信产品至少还有一定的销路。再加上打开了前苏联的市场，销路更加广阔。在两个市场哺育之下，“诺基亚集团”的电信业务逐渐发展起来，并有了后来居上之态势。
当摩托罗拉公司于1973年研发出第一部实用手机之后九年，“诺基亚集团”也开发出了自己的第一款手机，这是一个重量接近10千克的大家伙。如果放到欧美市场，除了个别有怪癖的收藏家，估计根本就不会有人买。但“诺基亚集团”背靠芬兰政府，根本不愁销路。在其推出手机后不久，芬兰政府就与瑞典、挪威、丹麦一起，确立了北欧地区移动通信网络标准，也就是业界所称1G技术。此外前苏联也成为了“诺基亚集团”手机的销售市场，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就曾获赠一部诺基亚手机，并在镜头上留下了一幕用手机打电话的画面。
值得一提的是，诺基亚和摩托罗拉早期的手机，比今天的7寸智能机还要大了许多，在中国，它们有一个十分形象的名字：大哥大。
手机的时代开始了，诺基亚的辉煌历史也即将来临，在此之前的，也就是本文所讲，都算是前传吧……
（本文参考Nokia： the inside story，MarttiH?iki?， Financial Times Prentice Hall； 1st edition、The Nokia Revolution ： The Story of an Extraordinary Company That Transformed an Industry， AMACOM； 1st edition、戴维·科尔比著《芬兰史》等）
这家做手机的，原来是开造纸厂的！
纸业大亨
从表面上来看，手机与造纸完全是风马牛不相及，但事实上，两者大有渊源。手机所代表，乃是一种盛行于现代的人类信息传播技术；造纸，则代表的是发轫于古代的人类信息传播技术，本质上，它们都是信息产业的成员单位，只不过一个比较年轻，一个比较年长而已。
米其林一来，就劝告艾德斯坦，关闭第一家造纸厂，将资金、设备、人员都充实到诺基亚河边的那一家。艾德斯坦欣然同意，顺带将这家造纸厂改制为股份制企业，并冠以“诺基亚股份有限公司”的名号。
传奇开始了。
三雄并立
诺基亚的故事不是艾德斯坦一个人写下的，也不是“诺基亚股份有限公司”一家的故事，而是三家公司共同书写完成。
怎么讲？
因为在这条河边，用“诺基亚”一名的公司，不止它一家，而是三家。
再说第二家——“诺基亚橡胶厂”。
此厂乃是芬兰人爱德华·博朗所创办，最初位于芬兰港口城市赫尔辛基，主营业务为生产靴子。其实芬兰虽然树多，但橡胶树生长在热带，所以博朗的橡胶厂实际上是一个橡胶加工厂，所用原料都是从遥远的南美运来，从成本上来讲，竞争优势并不大。但博朗有一个天然的背景优势，那就是他的主要竞争对手是俄国商人，而芬兰当时民族独立运动风起云涌，俄国货根本卖不动。但好景不长，没过几年，沙俄当局加强了对芬兰的管控，一批参加独立运动代表人物遭到驱逐，“诺基亚股份有限公司”的米其林先生正是其中之一。受此影响，博朗的生意日渐下滑，那些跟风的竞争者更是难缠，赫尔辛基的市场已经待不下去了。 他决定搬厂。
选来选去，他也看中了诺基亚河，主要原因在于，此地靠近芬兰内陆乡村地区，相比于城市，那里还是一个未知的市场；次要原因在于，此河附近有几个水电站，能源动力方面比较充足；再次的原因，则在于那里风景秀丽，让沮丧的博朗先生精神大振。
博朗所选之址，就在“诺基亚股份有限公司”的旁边，也就是两家成了邻居，还是同名的邻居。只不过一家造纸，一家生产橡胶产品，倒也不冲突，还很有些亲近之感。
亲近之感，主要源于它们很快在业务上有了往来。原来“诺基亚股份有限公司”在二十世纪初，开始进军电缆业，橡胶又是电缆所必需之物，与其从遥远的地方订购橡胶，何不选择对门的那一家？
再来说说第三家。
这一家来头不小，其创立者名为阿威德·维克斯托米，来自于一个芬兰的商人世家，家族基业规模庞大，财势雄厚。维克斯托米先生的工厂于1912年出现在诺基亚河边，其主营业务是电缆，兼顾电话机、电报机等等，其名为芬兰电缆厂，地点也在“诺基亚股份有限公司”旁边。
这个邻居虽然未打“诺基亚”的旗号，但却是“诺基亚股份有限公司”的强劲竞争对手，两家都搞电缆嘛。但它们却并未“大打出手”，反而是走上了融合之路。
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维克斯托米先生虽然来自于商人世家，却明显对于国际政治形势判断力低下，他办厂之时，正遇上西方列强之间冤仇指数骤升之阶段，对于橡胶这种战略资源的控制和争夺，也大大加强，于是芬兰那些依靠进口橡胶的公司，纷纷都陷入了绝境，刚刚开张的芬兰电缆厂，就遇上了这一茬。
“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世界大战又拯救了芬兰电缆厂，以及另外两家诺基亚河边的公司。战争期间，对于橡胶产品需求巨大。掌控芬兰之沙俄帝国，因为站在了英法美一边，又得以买到许多战略资源，其中便有橡胶。业务与供应俱增的情况下，三家公司都走出了战前的低迷，有了爆发性增长，其中“诺基亚橡胶厂”还有股票上市。
待到1917年十月革命爆发，新生的苏维埃俄国承认了芬兰的独立，随后芬兰爆发内战。三家公司所在的诺基亚河地区虽然远离战火，但它们却深度参与了这场内战。这种深度，不仅在于它们都给芬兰政府军提供各种军需品，更在于它们的高层人士之中，有许多都在政府军中任职，如政府军之司令官曼纳海姆，就是“诺基亚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而时任该公司总裁的福吉赫穆，则是曼纳海姆麾下一名将领。
作为芬兰的民族企业，也是与官方关系密切的“爱国企业”，这三家公司在内战结束之后，都得到了芬兰当局长久而稳定的支持，也就是说，在芬兰国内，它们有特殊的竞争优势，许多产品都能拿到政府订单。三家公司都以蒸蒸日上的态势在发展，其中又以“诺基亚橡胶厂”发展最为迅速。它们彼此之间也是互相购买股份，乃至在某些业务上发展到了交叉经营的程度。
好景不长，随着1929年美国股市的崩盘，一场空前规模的经济危机席卷全球，资本主义国家尽皆遭受重创，德国、意大利、日本等国走上了法西斯道路，英国、法国则陷入长时间低迷，美国有罗斯福“新政”，发展内需，好不容易才走出困境，国势远不如上述列强的芬兰，情况更是糟糕。
诺基亚河边的“三兄弟”又岂能例外。在政府的“建议”下，“三兄弟”拟采取合并之法，以应对危机。
“大诺基亚”即将诞生？
非也，此次合并未能实现。因为虽然关系亲密，犹如亲兄弟，但合并之后谁来当头，还是一个需要“明算账”的问题。三家公司之中经营状况最好的“诺基亚橡胶厂”，看似在这方面有最强话语权，其总经理托尔斯坦·维斯特兰德也是野心勃勃，还与芬兰电缆厂的创始人有亲戚关系，对于当头一事，他是志在必得。
不料，他遭遇了强烈反对，连自己管理的那家“诺基亚橡胶厂”，都有许多反对声音。反对之焦点，则是质疑托尔斯坦是在借合并之利，行大权独揽之实，是要达到个人目的而不是为了公司的利益。
不是合并没有必要，而是时候还没有到。
合并不成，生存问题要怎么解决呢？答案是看东方。
芬兰的东方，是已经成立十余年的前苏联，一个正在热火朝天开展经济建设的强大政权。当资本主义世界陷入“大萧条”的恐慌之中时，前苏联却是一片欣欣向荣。为了发展经济，前苏联急需获得一些来自于资本主义世界的机器、技术和产品。在这方面，紧邻该国的芬兰不仅有地利之便，还有政治优势。英法美等国长期对前苏联采取敌视、封锁态度，即便“大萧条”时期，也顽固如此，甚少与其发生贸易关系。缺少它们的竞争，芬兰得以比较顺利地开拓前苏联市场。诺基亚河边的三兄弟也就是在此时，开始转向。
在这个转向过程中，芬兰电缆厂的新一代总经理维纳·魏克曼发挥了重要作用。此人本是摔跤运动员，曾两度获得奥运会金牌，且为芬兰第一位奥运冠军。但他同时也是一位电缆行业的资深专家，曾以工程师身份工作十余年。这个“身份复杂”的人物从前苏联回国之后，进入芬兰电缆厂，并很快进入管理层。虽然看起来五大三粗，但他为人谦虚，善于交流，很有人缘，没费多少工夫，就开辟了前苏联市场。与芬兰电缆厂关系密切的另外两家公司，随后跟进。
三家公司依靠对苏联的出口业务，逐渐走出“大萧条”之阴影，其工厂规模亦随之扩大，雇员增多，原本人烟稀少的诺基亚河地区也开始繁华起来。有鉴于此，芬兰当局决定在这里立镇建城。
此镇名曰诺基亚镇。
手机时代
历史风云之变换，绝非商场中人可以把控，很多时候他们都只能随之而动。就在三家公司对苏贸易如火如荼之际，一场因为领土纠纷而来的冬季战争，爆发了。
这场冬季战争以芬兰战败告终，在接下来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芬兰又成为了法西斯阵营的一员。在这段复杂的历史中，三家公司都一度转产军事用品，其中就有一种名为“索米”的冲锋枪，以其精良的制造工艺著称。这种传统延续下来，以坚硬结实的方式再现于后来的诺基亚手机上。 战争结束之后，三家公司都经历了一段复兴，其融合程度也越来越高，合并一事再度被提了出来。这一次的过程，相比于未遂那次更为奇特。
本来实力最强之芬兰电缆厂，应该成为合并的主力，但结果却是实力最弱的、以造纸起家的“诺基亚股份有限公司”兼并了另外两家。
原来，芬兰以保护森林为国家大计，法律严禁林业公司被兼并，以免落入外商之手，造成森林资源的外流和破坏。但严禁你被兼并，却不禁止你去兼并人家。三家公司最终就以“诺基亚股份有限公司”为首的方式，完成了合并，并更名为“诺基亚集团”。
表面上来看，这种钻法律空子的行为，似乎是一高招，但以小吞大的方式，却不可避免地，给合并之后的经营带来许多麻烦，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内，三家公司都是“貌合神离”，名义上同属一个集团，实际上还是各干各的，只是相关业务进行了一定程度的整合。这就导致“诺基亚集团”一度以业务繁多而闻名，生产着包括卫生纸、电缆、胶鞋、轮胎、电视等等在内的产品，很有些乱七八糟的感觉。
奇怪的是，这样一个业务繁多到混乱的企业，却并未出现经营困难，反而是平稳发展。在当时东西方冷战的紧张空气之下，芬兰的国策，并不是全面倒向某一方，而是以符合自身利益的方式行事，甚至在冷战态势形成以前，就与苏联签订了《苏芬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对于国内企业对苏的贸易，芬兰当局则采取不管制亦不鼓励的模糊态度。另一方面，由于技术、原料、贸易壁垒等因素之影响，芬兰所产之物，长期都难以进入英美市场，芬兰公司也竞争不过英美同行。在国内市场容量有限的情况下，卖到前苏联就显得极为有利可图了。
以其主打产品电缆为例，在冷战时期，“诺基亚集团”四分之一的电缆都出口到了前苏联，其他诸如卫生纸、轮胎、电视等等，也是大量出口前苏联。在特殊国际政治环境的影响下，产品类型繁多反而成为了一个优势，“诺基亚集团”得以成为前苏联所需的许多产品的供货商。
但“诺基亚集团”也有自己瞩目的焦点。
那就是从百年前艾德斯坦所引进之造纸术开始的信息产业传统，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构成“诺基亚集团”的三家公司，都或多或少从事着此产业的相关业务，合并之后，更是有电子部的成立。
目标直指电信业。
早在19世纪末，作为“诺基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者之一的米其林，就曾力主紧跟时代潮流，研发无线电通信设备，由于艾德斯坦过于保守而未能实施。此后三家公司虽然也有涉足电信业，但始终都处于跟随英美公司脚步的状态，技术上的差距十分明显。在“诺基亚集团”成立电子部之初，也是以引进、模仿英美技术为主。但如同当年艾德斯坦从德国引进新式造纸术一样，“诺基亚集团”有一个稳定的国内市场，所研发电信产品至少还有一定的销路。再加上打开了前苏联的市场，销路更加广阔。在两个市场哺育之下，“诺基亚集团”的电信业务逐渐发展起来，并有了后来居上之态势。
当摩托罗拉公司于1973年研发出第一部实用手机之后九年，“诺基亚集团”也开发出了自己的第一款手机，这是一个重量接近10千克的大家伙。如果放到欧美市场，除了个别有怪癖的收藏家，估计根本就不会有人买。但“诺基亚集团”背靠芬兰政府，根本不愁销路。在其推出手机后不久，芬兰政府就与瑞典、挪威、丹麦一起，确立了北欧地区移动通信网络标准，也就是业界所称1G技术。此外前苏联也成为了“诺基亚集团”手机的销售市场，前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就曾获赠一部诺基亚手机，并在镜头上留下了一幕用手机打电话的画面。
值得一提的是，诺基亚和摩托罗拉早期的手机，比今天的7寸智能机还要大了许多，在中国，它们有一个十分形象的名字：大哥大。
手机的时代开始了，诺基亚的辉煌历史也即将来临，在此之前的，也就是本文所讲，都算是前传吧……
（本文参考Nokia： the inside story，MarttiH?iki?， Financial Times Prentice Hall； 1st edition、The Nokia Revolution ： The Story of an Extraordinary Company That Transformed an Industry， AMACOM； 1st edition、戴维·科尔比著《芬兰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