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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为《家乡书》栏目组稿，决定在此吆喝。为何取这么个题目？就是在阎连科的文章中看见了，觉得和这个栏目的情绪气氛很搭。
阎连科在《被我走丢了的家》中说：“徘徊在村落和远途的来回间，是上天给我安排好的行程和反复，如同公共汽车总是在一条线路上往复一模样。”这里“往复”就是在固定的行程中来来往往的意思，我却想起多年前一些学历史的老师同学创办了一个讨论中国史的网站叫“往复”。他们说，这个词来源于周易：“无平不陂，无往不复。”中国古代的伟大学者解释说：“是初始平者，必将有险陂也，初始往者，必将有反复也，无有平而不陂，无有往而不复者。”进一步说，既然如此，那也就不必忧愁，不必恐惧。阎老师在文章中说他和“家乡”之间有一堵隐墙，并为此身心俱疲，而我们还是可以体会到在这种疲惫之后隐藏的信任。如同体会”往复”这个词的深刻含义。
因为方方的缘故，我们编辑部的同事每年都会参加华科大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举办的“春秋讲学”活动。2018秋讲的驻校嘉宾之一是阎连科。是年十月，阎老师到汉参会，我当然希望经我的手发发阎老师的稿子，这是一个编辑的虚荣心或者叫上进心。我很想看到他的原稿，没发表过的、经过讨论和修改的原稿，便自告奋勇去接机，想混个脸熟，寻思提要求的时候老师不好拒绝。不是所有的名作家都这么好心，好在阎老师真的是好心之人，他不好意思拒绝我这个接机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不能辜负大家对他的好。这个大家，指很多人，特别是武汉的读者，那些挤满了教室的武汉的大学生，我们可以把这篇作品当作他对读者的回报。
这是《家乡书》栏目第一篇特约稿。
2012年方方来《长江文艺》当社长兼主编，要求刊物务必面目一新，并且要求栏目一旦确定就要有相当长时间的稳定性，如果改来改去，或者说有必要改来改去的话，说明这个栏目没有生命力，不好。小说、散文、诗歌和文学评论四大板块是一本传统的纯文学刊物的标配，我们当时讨论来讨论去，就是把这几个板块如何做好。一本杂志的好的标准当然就是主编的基本水准。别的今天不谈，我只说散文。过去的散文没有细分，除了特定的征文栏目和所谓的报告文学之外，这个文体就是一个大筐，什么非虚构的作品都往里装，基本上门槛最低，最恶俗的是某种游记和收费的文章。我们当时决心彻底改变这种情形。散文只有两个栏目，一个是主题泛一点的《笔记本》，这个真是相当的泛;一个是特别有指向的《家乡书》。
当时方方提到了舒飞廉的《草木一集》，赞不绝口。我想起多年以前，当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出来的时候，方方也是赞不绝口。当时我们还在编《今日名流》杂志，叫我联系过刘亮程，是想做专访还是干啥，总之是啥也没干成。大概是几年前，刘亮程来武汉，方方请他吃饭，我也在座，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为什么我没有做成专访。现在的刘亮程不再谈一个人的村庄，谈他是大盘鸡的创始人，我有点不相信，但又不敢完全不信，因为我愿意相信一个写过《一个人的村庄》的人。我们都大爱这种文字，而且坚信读者很也爱，特特整了这么个栏目。
真的是有点难办。这种文章，容易下手，极不容易写好，大作家，一下手，又是大块头。我记得张炜老师给的《莱山之夜》，当然好，可是，七八万字，一个小长篇的分量，一发，版面就乱套了。我们想了又想，做头条发了，这可能是前无后无的事了。所以我们编辑也不太敢专門约稿。有好的就发，没好的就算了，一年也就是零零星星的几篇。而省作协却出了一套“家乡书”丛书。2014年筹备，2017年出版，“蔡家园的松塆、郑新能的地坪河、吕永超的西塞山、郑保纯的金神庙、朱朝敏的百里洲、周镇明的周庄、周凌云的乐平里、张永久的宜昌、谭岩的远安、郭啸文的潜江”，这么多人都出家乡书了，我们的栏目却没多大波澜。
年底大家讨论2019年的新栏目时，我主张把这个栏目固定下来，因为我在2018年居然发了两篇谢伦的稿子——该打板子！我们杂志有一项严格执行的规定是无论作家名气大小，每年只发一篇稿子，我不小心违规了。一个放在《笔记本》，一个放在《家乡书》，其实都可以放《家乡书》栏目的，我觉得写得很不错，我喜欢。这个喜欢，有基本的标准在，也有个人爱好，我有时候有点放纵自己的偏爱。这时候，舒飞廉写的《野花六种》也寄给我了，这个写家乡植物的文章从起意到写成差不多有半年时间，郑老师用了功！写得又文雅又明媚。好文字有治愈功能。我看着就爱。免不了向编辑部一再推荐。有这样的文章垫底，还怕栏目不好？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于是第一期发了李修文的《白杨树下》，读李修文的作品，竟有一种“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感觉，他说：心甘情愿活成一场笑话并在这笑话中奔走，如此甚好。这样绝决，让人佩服得紧。第二期有了阎连科的《被我走丢了的家》。三年来经历了接二连三的肝肠寸断的永别之后，让我感到安慰的是这一句话：“如同相信一间房子最后会繁衍成一片村庄般，我相信树会结果子，果子会腐烂、死亡或生成新果树。”
啰嗦这么多，其实就是想请作者给我们的《家乡书》栏目写稿。我的目标是，有一天，我们能出一本《长江文艺》的家乡书。
阎连科在《被我走丢了的家》中说：“徘徊在村落和远途的来回间，是上天给我安排好的行程和反复，如同公共汽车总是在一条线路上往复一模样。”这里“往复”就是在固定的行程中来来往往的意思，我却想起多年前一些学历史的老师同学创办了一个讨论中国史的网站叫“往复”。他们说，这个词来源于周易：“无平不陂，无往不复。”中国古代的伟大学者解释说：“是初始平者，必将有险陂也，初始往者，必将有反复也，无有平而不陂，无有往而不复者。”进一步说，既然如此，那也就不必忧愁，不必恐惧。阎老师在文章中说他和“家乡”之间有一堵隐墙，并为此身心俱疲，而我们还是可以体会到在这种疲惫之后隐藏的信任。如同体会”往复”这个词的深刻含义。
因为方方的缘故，我们编辑部的同事每年都会参加华科大中国当代写作研究中心举办的“春秋讲学”活动。2018秋讲的驻校嘉宾之一是阎连科。是年十月，阎老师到汉参会，我当然希望经我的手发发阎老师的稿子，这是一个编辑的虚荣心或者叫上进心。我很想看到他的原稿，没发表过的、经过讨论和修改的原稿，便自告奋勇去接机，想混个脸熟，寻思提要求的时候老师不好拒绝。不是所有的名作家都这么好心，好在阎老师真的是好心之人，他不好意思拒绝我这个接机的人，用他自己的话说，不能辜负大家对他的好。这个大家，指很多人，特别是武汉的读者，那些挤满了教室的武汉的大学生，我们可以把这篇作品当作他对读者的回报。
这是《家乡书》栏目第一篇特约稿。
2012年方方来《长江文艺》当社长兼主编，要求刊物务必面目一新，并且要求栏目一旦确定就要有相当长时间的稳定性，如果改来改去，或者说有必要改来改去的话，说明这个栏目没有生命力，不好。小说、散文、诗歌和文学评论四大板块是一本传统的纯文学刊物的标配，我们当时讨论来讨论去，就是把这几个板块如何做好。一本杂志的好的标准当然就是主编的基本水准。别的今天不谈，我只说散文。过去的散文没有细分，除了特定的征文栏目和所谓的报告文学之外，这个文体就是一个大筐，什么非虚构的作品都往里装，基本上门槛最低，最恶俗的是某种游记和收费的文章。我们当时决心彻底改变这种情形。散文只有两个栏目，一个是主题泛一点的《笔记本》，这个真是相当的泛;一个是特别有指向的《家乡书》。
当时方方提到了舒飞廉的《草木一集》，赞不绝口。我想起多年以前，当刘亮程的《一个人的村庄》出来的时候，方方也是赞不绝口。当时我们还在编《今日名流》杂志，叫我联系过刘亮程，是想做专访还是干啥，总之是啥也没干成。大概是几年前，刘亮程来武汉，方方请他吃饭，我也在座，我怎么也想不起来为什么我没有做成专访。现在的刘亮程不再谈一个人的村庄，谈他是大盘鸡的创始人，我有点不相信，但又不敢完全不信，因为我愿意相信一个写过《一个人的村庄》的人。我们都大爱这种文字，而且坚信读者很也爱，特特整了这么个栏目。
真的是有点难办。这种文章，容易下手，极不容易写好，大作家，一下手，又是大块头。我记得张炜老师给的《莱山之夜》，当然好，可是，七八万字，一个小长篇的分量，一发，版面就乱套了。我们想了又想，做头条发了，这可能是前无后无的事了。所以我们编辑也不太敢专門约稿。有好的就发，没好的就算了，一年也就是零零星星的几篇。而省作协却出了一套“家乡书”丛书。2014年筹备，2017年出版，“蔡家园的松塆、郑新能的地坪河、吕永超的西塞山、郑保纯的金神庙、朱朝敏的百里洲、周镇明的周庄、周凌云的乐平里、张永久的宜昌、谭岩的远安、郭啸文的潜江”，这么多人都出家乡书了，我们的栏目却没多大波澜。
年底大家讨论2019年的新栏目时，我主张把这个栏目固定下来，因为我在2018年居然发了两篇谢伦的稿子——该打板子！我们杂志有一项严格执行的规定是无论作家名气大小，每年只发一篇稿子，我不小心违规了。一个放在《笔记本》，一个放在《家乡书》，其实都可以放《家乡书》栏目的，我觉得写得很不错，我喜欢。这个喜欢，有基本的标准在，也有个人爱好，我有时候有点放纵自己的偏爱。这时候，舒飞廉写的《野花六种》也寄给我了，这个写家乡植物的文章从起意到写成差不多有半年时间，郑老师用了功！写得又文雅又明媚。好文字有治愈功能。我看着就爱。免不了向编辑部一再推荐。有这样的文章垫底，还怕栏目不好？天下无难事，只怕有心人。于是第一期发了李修文的《白杨树下》，读李修文的作品，竟有一种“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感觉，他说：心甘情愿活成一场笑话并在这笑话中奔走，如此甚好。这样绝决，让人佩服得紧。第二期有了阎连科的《被我走丢了的家》。三年来经历了接二连三的肝肠寸断的永别之后，让我感到安慰的是这一句话：“如同相信一间房子最后会繁衍成一片村庄般，我相信树会结果子，果子会腐烂、死亡或生成新果树。”
啰嗦这么多，其实就是想请作者给我们的《家乡书》栏目写稿。我的目标是，有一天，我们能出一本《长江文艺》的家乡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