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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张玉珩，原名张玉衡，号德铨。为了掩护革命工作，躲避敌人追杀，他先后化名张汝珩（张如恒）、张振国、张敬山（张进山）、杨振江。他1923年参加工人、学生运动，1925年6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就任汝南县委书记，以后来东北，先后任辽宁台安县特支书记、吉林县委书记、省委驻吉林特派员、磐石中心县委组织部长、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总队长、政委、哈尔滨道外区委书记、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政委）。本文就张玉珩的事迹记叙了他出身富裕家庭，不恋荣华，不惜生命，投身革命，对党和革命忠贞不渝的一生。
关键词：张玉珩；革命；抗日
一、在火与血的洗礼中成长
张玉珩1901年生于河南省信阳县五里店乡郝堂村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他在河南省立第三（信阳）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师范学校毕业后，于1920年考入了浙江大学。1923年初浙大毕业，回到信阳，在桑蚕学校任教。不久，京汉铁路爆发了“二七”大罢工。张玉珩是个正义、遇事敢于向前冲的知识分子，他积极投身声援大罢工的洪流中，搞讲演、贴标语、把“打倒军阀吴佩孚”的标语用油漆写在火车上，带到大江南北。
1925年在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义愤填膺的张玉珩带领学生勇敢地投入了声援上海工人、学生的斗争，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并在这场斗争的高潮中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向了人生新的起点，从此，他更加勇往直前，义无反顾。
同年秋，他被选为信阳县委农运负责人，深入中山铺、郝堂等农村开办农民夜校，从事农民革命运动，开始了他职业革命者的生涯。
1926年正月十六日是太平山庙会，张玉珩利用老百姓赶庙会的机会登台演讲，宣传党的主张，号召群众声援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打倒反动军阀吴佩孚。为此，受到通缉，暂时离开信阳。中共豫南特委为了培养这位热血青年，把他派到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当时，武汉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在这里他聆听了青年革命家毛泽东、夏明翰、邓恩铭的讲演和教诲。
张玉珩为人诚恳谦和，勤勉好学，擅长写作，文笔犀利。深得夏明翰和邓恩铭的赏识，因此结业后将他留在农讲所工作。虽只有半年，但对他以后的革命生涯意义是重大的。
1926年7月，第二次北伐开始了，为了配合北伐军向河南进军，张玉珩被派往信阳前线组织群众支援北伐军。翌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7月15日，汪精卫又背叛革命，蒋汪合流，大批共产党员遭受血腥的屠杀，大革命失败。北伐军被迫退出信阳，吴佩孚残部卷土重来，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信阳县委书记兼农工委员周叙伦等一大批革命者被杀害。一时黑云滚滚，白色恐怖笼罩着豫南大地。报纸上每天都有人在显赫位置上登载启事或联合声明，宣布脱离共产党。就在这历史转折的严峻关头，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张玉珩，临危受命，任信阳农工委员。他不畏艰险、不怕杀头，顶着反革命屠杀的逆流，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中。他深入到东双河、朱堂店等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的阴谋和罪行，号召工农团结起来坚持斗争。张玉珩再次受到敌人的通缉、追捕。于是中共豫南特委将其调往汝南，整顿党的组织，筹备成立汝南县委，9月汝南县委成立，他任汝南县委书记。
1928年张玉珩根据省委的指示，为了使革命走向复兴，决定发动农民暴动，建立革命武装。他与长江局派来的军事特派员周邦彩，成功地领到了“智取白塔寺”“夜袭高平寺”的战斗，缴获长短枪10余支，镇压了当地的土豪劣绅并决定7月28日夜，领导以汝南、确山地区赤卫队为骨干的农民起义军，攻打驻水屯国民党军队，因敌我力量悬殊，加之缺乏暴动经验，导致暴动失利。总指挥周邦彩等同志光荣牺牲。张玉珩被撤销县委书记职务。然后，根据党的指示，隐蔽起来，深刻反思，总结经验教训。
二、开创台（安）吉（林）党的工作
1929年春，张玉珩肩负着党的使命，告别了父母、妻儿，毅然决然地奔赴东北。在奉天（沈阳）与满洲省委接上关系，被派到辽宁省台安县任特支书记。该特支党员多数是教员和中学生。他以台安师中（师范中学联合）学校国文教员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
他在师生中通过组织读书会，创办《先声》半月刊传播革命思想。7月，在学校放署假前，他召开党员秘密会议，部署利用麦收季节，让学生党员回乡组织农民协会，发动雇农、贫农从提高工价、缩短工时入手同地主进行经济斗争。张玉珩深入梅家窝堡总结农运经验，指导农运斗争。
特别是“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台安县县长假借慰问东北军名义，到处张贴“集款”布告，乘机搜刮民财，还准备到县城戏院通过演戏“募捐”。张玉珩发动党团员带领群众进行抵制，撕毁布告，通过讲演揭穿县长的骗钱阴谋。同时还组织了数百名师生捣毁了戏院，致使县长的募捐阴谋没有得逞。在以张玉珩为书记的台安县特支领导下，通过各种斗争考验，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发展了数十名党员，壮大了台安县党的力量。从而，也引起了反动当局对张玉珩的怀疑，并进行秘密调查。省委得知报告后，即将其调离台安。
1930年10月，张玉珩奉命从辽河边北上松花江畔的吉林，任吉林县委书记。省委派原吉林毓文中学学生、共青团员，在团省委工作的纪儒林陪同他先到吉林城郊二道河子，共青团员车成惠家住下。化名张汝珩，以东局子机器局职员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不久，经过考察将纪儒林、车成惠转为中共党员。这是他来吉林发展的第一批党员。
当时吉林县委刚恢复不久，领导尚不健全，县委所属基层组织都在农村，城市还未建立支部。张玉珩根据省委关于发展农民运动进行土地革命的指示，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农村。他不仅健全了县委领导核心，整顿巩固了原有农村支部，而且开辟了丰满、青山子、江东、江密峰、龙家屯、舒楠、小城子等新的工作区域。同时在一些地区发展了党、团员，建立党支部或党小组，成立了农民协会、反帝大同盟党的外围群众组织。 张玉珩在纪儒林的协助下，在省城各中等学校把一批爱国热血青年如：李维民、姜成（何一民）、纪春林（周华南）等培养成共产党员，壮大了党的组织。并派李维民到吉长铁路吉林站工人中开展党的工作。派党员到榆树、缸窑驻军士兵中开展兵运工作，待时机成熟，发动兵变，建立革命武装。
1931年4月，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万宝山事件”，蓄意挑拨中朝民族关系，大肆进行战争宣传。张玉珩立即深入到汉、朝农民中宣传“万件”真相，并在群众中散发满洲省委《关于万宝山事件及朝鲜惨案宣传大纲》。这些日子他不眠不休，白天奔波搞宣传，晚间在微弱的煤油灯下刻写钢板，印刷传单，以“中共吉林县委”、“吉林反帝大同盟”的名义散发，号召中、朝劳苦群众团结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通过这些宣传活动，揭露了敌人，教育了群众，增强了中朝民众的团结与友谊。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加强省城内的抗日工作，张玉珩搬到吉林市李维民家居住。李家住三间平房，独门独院，地点偏僻是“三不管”地区。张玉珩是吉林党的主要负责人，他搬进李家，李家就成了党的领导机关。吉林是一座古城，位于哈尔滨与南满之间，“九一八”事变后，就成为省委和南满各县联络的要地。张玉珩利用很短的时间建立起一条秘密交通站，为保证省委和南满的联系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个秘密交通联络站曾把许多爱国工人、学生送往南满游击区。杨靖宇、冯仲云等同志到南满巡视工作，就是这个秘密交通站护送的。
李维民曾回忆说：张玉珩具有较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他十分注意党的机关安全。他从不约会外面的同志来机关住处商谈工作或开会。他经常到蒙古族胡同省立图书馆，借着换书或看书的机会和同志们接头，再约定谈话或开会的地点。
省委为了加强吉林地区的领导，任命张玉珩为省委驻吉林特派员，指导吉长两地党的工作。1932年2月，省委派张玉珩去磐石组织抗日武装。临走时他告诉李维民，党组织决定吉林党的工作由你负责。并特别嘱咐：随着日本对东北的步步入侵，斗争将会更加复杂和残酷，地下工作就像在刀尖上行走，要处处小心谨慎，要严格遵守地下工作纪律，没有极特殊情况决不召开会议；一定要用单线领导的方法和个别同志发生联系；你的住处今后不仅是党的机关所在地，而且还要成为省委和中心县委的秘密联络站，所以要绝对注意机关的安全。然后又交待了工作任务，所有这一切情况，张玉珩都不让李维民做记录，也不许开人员名单，只能靠脑记。
三、创建磐石抗日武装
磐石，是个汉族、朝鲜族杂居的县分。张玉珩到磐石后任中心县委组织部长，按县委分工抓干部培训工作。他曾在武汉全国农讲所学习和工作过，对培训干部有些经验和理论。通过培训班培养了一批军政干部，如：孟杰民、初向臣、王兆兰、李红光、朴翰宗、韩浩、李松波、李明海、崔山好等，为工农反日义勇军的创立和发展以及南满抗日游击队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干部保证。在此期间他还率干训班学员参加了磐北区委组织的数次农民反日暴动，使学员受到了革命斗争的锻炼。
为了抗日救国就必须有自己的武装，根据省委的指示，县委决定抓住日寇尚未到达磐石的机会，迅速扩大武装。为此，县委把建立抗日武装的任务交给张玉珩和省委派来的杨君武负责（杨左青北满特委军运负责人），为了搞到武器，张玉珩率李红光的“打狗队”和赤卫队打了一次伏击战，缴获伪军守备巡路队的10多支步枪。而后张玉珩、杨君武、李红光又率这支队伍，在某深夜趁敌聚众赌博之机，突袭了呼兰镇西南一支地主大排队，缴长短枪20余支。5月16日，共产党员孟杰民成功策反了驻伊通营城子伪吉长警备军第五旅二营七连哗变，带出19只“三八式”步枪和一批手榴弹。组建抗日武装的时机已成熟，1932年6月4日，在磐东三道岗小金场里举行了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成立大会，张玉珩任队长。杨君武任政委。这时张玉珩改名张振国，意在以振兴灾难深重的祖国为己任，为此，他至死不渝。
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成立后，连续发布了几个布告，宣布工农反日义勇军的性质、宗旨和战斗任务，在6月10日发布的第五号布告称：“本军受全国反日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活动于磐石县境，承担清除走狗，保卫民众之责，决心驱逐日本强盗，收复一切失地，对无辜的民众，秋毫无犯，以保我民众安居乐业，请勿听信走狗的谣言，以自我相惊忧。”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的成立，深得汉朝民众的拥护和爱戴，许多农民、铁路工人参加义勇军，队员由三十多人发展到五十多人。然后，张玉珩又率工农反日义勇军采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战术，在磐东郭家店偷袭伪军骑兵一个班，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和马匹。而后，又伏击了日伪军一支小“讨伐队”，毙敌多人。
义勇军的发展和一连串的战斗胜利，引起了日伪统治者和亲日反动势力的惊恐和仇恨。他们联合起来对工农反日义勇军发动进攻的同时，派奸细打入工农反日义勇军内部，刺探军情，伺机破坏。由于义勇军领导对敌人阴毒狡猾的本性认识不足，失去警惕，致使磐东郭家店的反动地主武装，把两个奸细派到义勇军内部并受到重用，甚至可以参加义勇军决策机构指导部会议。结果，他们经过周密策划，把义勇军第一分队骗到郭家店东沟，于6月14日，里应外合，内外夹击，将该分队三名队员打死（都是共青团员）政委兼第一分队长杨君武和另一名队员负伤（杨君武身中四弹从此离队养伤），损失“三八式”步枪9支，手枪1支，子弹180发。这支抗日力量受到很大损失。
此事发生后，激发了队员们对反动地主的复仇情绪，加之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一时间打击地主和进攻地主武装成了工农反日义勇军的主要目标。结果，使工农反日义勇军身陷孤立。伪军、反动地主武装（会兵）胡匪等勾结起来多次进攻工农反日义勇军，大肆逮捕屠杀反日群众，致使工农反日义勇军和反日群众26人牺牲，5人负伤，7人被捕惨遭毒打。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面临严重危机，8月下旬县委派张玉珩赴省委汇报请示工作，队长由孟杰民代理。
张玉珩走后不久县委书记全光（鲜族）认为环境恶劣，工农反日义勇军无法独立活动，为保存已有的武装力量，决定取消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名称与山林队“常占”队合股并于“常占”队（常占队30多人）。10月2日，张玉珩回到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部队中，5日，在党团县委联席会议上他传达了省委关于在铁路沿线开展游击活动，夺取日军武器武装自己，不断扩大队伍的指示。同时，会议决定部队仍以“常占”担任队长，加派张玉珩任政治委员。 不久党团员发现“常占”秘密与日伪勾结妄图缴游击队武装，杀害游击队干部，于是全光决定立即将队伍从“常占”队中分离出来。10月21日工农反日义勇军队员乘“常占”外出之机，将“常占”队二当家及“常占”两个心腹处决后将队伍开到郭家店。10月23日，工农反日义勇军在桦甸密蜂顶子召开各队党小组的代表会议，将全队编为四个大队，以“五洋”报号在桦甸独立活动。此时，工农反日义勇军约120人，朝鲜族占二分之一左右，有长枪75支，手枪65支，总队长为孟杰民，政委张玉珩，副队长钟仿服，政治部主任王耿，参谋长满汉生。
10月4日，在柳树河子召开党支部干事会，再次讨论工农反日义勇军今后的行动方向问题，是去东沟还是回到磐石或是到吉林郊区。会上争论激烈，无法取得一致意见，工农反日义勇军面临分裂的危险。最后决定派张玉珩立即回磐石看是否省委来人，如果省委仍未派人来，立即去哈尔滨，请求省委无论如何也要派人来队。张玉珩到哈尔滨找到省委后，省委已派杨靖宇来南满巡视工作，于是张玉珩便留在省委。
四、战斗在哈尔滨
这期间，张玉珩不眠不休撰写了“关于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在胡匪中进行哗变情况”的万言书面报告。报告详细地讲述了磐石的形势，中心县委讨论的情况以及哗变的过程。尔后，他处于待分配状态。省委的同志交给他一项临时工作，要他刻钢板。张玉珩是能上能下，淡泊名利地位的人。有了工作，他十分欣喜。他字写得好，又善刻钢板，每天他刻七千余字，工工整整，一丝不苟，无一差错。他的视力不好，许多人叫他“张瞎子”，刻钢板时眼睛几乎贴到蜡纸上。白天刻不完，晚上还要继续刻。灯光暗淡，蜡纸格子小，刻起来非常吃力，但他却不知疲倦。
1933年1月，省委再次撤销哈尔滨临委，成立东、西两个区委，隶属省委领导。省委任命张敬山为东区区委书记（道外区）。张敬山（张进山）是张玉珩在哈尔滨新用的化名。这年5月1日，在哈尔滨火车站前东侧小花园内的伪满洲国建国纪念碑上，出现了一条用红色油漆书写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大型标语。轰动了全市，使日伪当局惊慌失措。在日伪戒备森严的火车站，竟有人在碑上书写这样大型的反日标语，真是奇胆。不知是哪路英雄好汉所为，但群众都心知肚明，非共产党人莫属。
正是，此事就是新任地下党道外区委书记张玉珩，带领两名工人干的。张玉珩是位胆大心细，处事周密的人，他的公开身份是道外祥泰铁工厂的管帐先生。为了使这次行动万无一失，事前他曾到火车站做过多次侦察并挑选了两名工人做他的助手。这两名工人机灵，反满抗日坚决。一位叫柴好是三十六棚总厂的工人，另一位叫杨兆顺是电车厂的工人、共青团员，他身躯高大壮实，张玉珩书写标语需要他驮着登高搭成人梯。
4月下旬的一天晚上，他们在张玉珩的帐房里专门召开了秘密会议，会上决定：4月30日深夜两点，在火车站前“伪满洲国建国纪念碑”上，用红色油漆书写了一条大型反日标语。由张玉珩书写，柴好负责准备红色油漆和刷子，杨兆顺做人梯。约定4月30日下半夜一点在此集合，一同去火车站。如路上遇到巡警就说是做小生意的到大连进货，因下半夜三点钟有趟去大连的客车。
4月30日深夜两点，他们准时到达火车站，附近一片寂静。柴好负责放哨，张玉珩和杨兆顺迅速奔向纪念碑，张玉珩嘴里叼着刷子，左手提着油桶，右手扶着碑身，蹬着杨兆顺那宽大厚实的肩膀站了起来，两人加在一起足有三米多高。张玉珩一边快速书写，杨兆顺慢慢往下蹲，不到五分钟就将标语写好了。然后迅速撤离，三人飞快地消失在夜幕中。
5月1日早晨，“纪念碑”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八个鲜红的大字非常耀眼。过路行人都凑上来观看，人越聚越多，挤的水泄不通，使日伪当局十分恐慌，立即调来宪兵警察，驱散了围观的群众，实行戒严。日伪警察用水刷、用刀刮，也擦不掉碑上的字，只好用白布围起来。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很快轰动了全市并通过上下火车的旅客传到外地，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并在哈尔滨抗战史上，浓墨重彩地永恒记录下了这一英雄壮举。
夏天，省委指示要在道外北市场举行飞行集会，指定张玉珩同群众见面。在日伪军警宪特严密统治下的哈尔滨搞飞行集会，这无异是“左”倾错误的冒险行动。但做为区委书记的张玉珩，必须服从省委的决定。深思熟虑之后，他召开了党团支部书记、工会、反日会、互济会负责人的秘密会议，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和分工。决定7月30日中午12时，在道外七道街和八道街之间，真假王麻子膏药铺一带举行“飞行集会”。要求参加会议的党团员和负责人，每人准备两包白石灰粉藏在兜内，如发生紧急情况或警察、特务抓人，就往敌人的脸上撒石灰粉，趁机掩护同志们撤退。
11点左右，道外区党团员和三个群众团体的会员，陆续到达指定地点。像逛市场似的东游西逛，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党团员按分工监视各自职责范围的警察、特务。中午12点，“集会司令”共青团员小王，点燃了早已准备好的爆竹，只听“砰”“砰”的两声巨响，这是开始的信号。化了装的张玉珩，立即登上市场中央的板凳，三个团体的会员忽拉一下把他围住。下班的码头工人，放学的学生，逛市场的市民都凑在外边观看，密密麻麻围了个水泄不通。这时张玉珩挥动着右手，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父老兄弟姐妹们！我们是中国共产党人，今天在这里同大家见面，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东三省……”张玉珩话音一停，红红绿绿的传单，飘满了会场。警察吹响哨子，妄图挤进会场抓讲演的人，但被群众阻隔在外边。这时张玉珩早已换好了服装，在同志们的簇拥下，飞快地顺着弯弯曲曲的小胡同跑的无影无踪。通过这种宣传形式，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
为革命卖掉大衣做路费，这是张玉珩担任道外区委书记的事情。道外区担负的工作面很宽，包括道外、太平桥、松浦、呼海路等。每次下去工作靠徒步走，半天也跑不了一两个地方，把时间都浪费在路上了。要节省时间，提高效率，就得乘车，然而，为了开展抗日救国斗争，省委把主要力量用在组织抗日游击战争上，日常的经费极端困难，每月供给哈尔滨市委同志的经费，仅够最简单的吃住，不可能供给车费。为了给区委增加一点开辟工作的经费，张玉珩卖掉了仅有的一件棉袍和一件呢子大衣。但这点钱很快就用完了。于是，他不得不从微少的伙食费钱中节省一部分做车费。但他的生活水平却降到了最低限，有时一天到晚吃不上一顿饱饭，忍饥挨饿。一天，张玉珩在道里的大街上偶遇李维民，他刚从吉林调来省委工作。两位生死之交的战友相见格外亲切。张玉珩握住李维民的手说：“老李啊！我可碰上你了，请我吃顿饭吧！”李维民急忙说：“请！请你吃！”他又说：“你得请我吃饱呀！”李维民听到这句话，感到阵阵心痛。意识到这位老领导已经饿坏了！吃一顿饭对他来说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啊！他们在道里八道街一个饭馆里，花了四角钱，饱饱地吃了一顿饺子。这是他们两人在一起吃的最后一顿饭。 哈尔滨的冬天异常寒冷，冰天雪地，滴水成冰。张玉珩租居白俄一间房子，屋内仅生一面火墙。他每天在外边工作，很晚才回来，煤不足，舍不得多烧火。有一次，他为了节煤保温，在煤还未烧透时，就把火墙插板关上了。深夜，正当他熟睡的时候，煤烟灌满了屋子，把他呛晕，从床上滚到地下，多亏屋内地上放了一捅水，被他用脚登翻了，流了一地水，借着水气，他才苏醒过来。事后，同志们埋怨他，不该为节煤不顾生命安全。他用缓慢温和的口气说：省委经费困难，现在老百姓的日子更艰难，应该节省点花，与群众共甘苦，才能更好地动员群众，跟我们一起抗日救国。然后，他微笑着说：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死不了，我还等着享受后福呢！他对美好地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
五、青山处处埋忠骨
1935年5月，张玉珩受省委之命赴珠河抗日游击区，接替冯仲云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政委）。改名杨振江。在交通员的带领下，辗转找到了珠河中心县委，县委书记鲍巨魁（张兰生），原三军政治部主任、县委宣传部长冯仲云接待了他，并向他介绍了珠河抗日游击根据地和三军的情况。鲍书记告诉张玉珩：赵尚志军长率部到外地活动去了，三军二团在铁北一带活动。这样，他终于可以回到部队带兵驰骋抗日战场了。他高兴的心情溢于言表，于是他不顾疲劳，第二天，就在交通员的带领下奔赴铁北寻找二团去了。从此他带领王惠同的二团在大猪圈一带开展游击活动。谁知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段路途。
同年秋，日伪调重兵对珠河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大讨伐”并施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鬼子军官狂叫：让每家每户都变成坟墓，彻底毁灭赵尚志的根据地。敌人铁蹄所到之处，一片烟云火海，珠河道南根据地几乎变成了一片焦土。
8月下旬，张玉珩赴县委开会，29日他同珠河党团县委机关，从十三保沿大青山转移途中，于娄家窝棚遭到日伪军袭击。三军政治部主任张玉珩、团县委书记周毅夫、团县委秘书金凤生牺牲。
为了使烈士的遗体免遭敌人毁坏，当天夜里他们的战友，鲍巨魁、冯仲云、晓梦（韩光）、朱新阳，将三位烈士的遗体用木柴火化后，将其遗骨埋在当地大青山里。他们的英灵已融入大自然中，和青山共存与日月同辉。
张玉珩牺牲时年仅34岁。他把毕生的精力和生命献给了深爱的祖国和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忠诚的爱国者和老一辈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黑龙江省烈士纪念事业基金会和尚志市人民政府，于1997年在尚志市烈士陵园，赵尚志、赵一曼纪念碑旁，以张振国的名字为他修建了纪念碑。供生活在自由、幸福中的人们瞻仰、怀念和追思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和崇高献身精神。
[责任编辑：褚永慧]
关键词：张玉珩；革命；抗日
一、在火与血的洗礼中成长
张玉珩1901年生于河南省信阳县五里店乡郝堂村一个富裕的农民家庭。他在河南省立第三（信阳）师范学校读书期间，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启蒙教育。师范学校毕业后，于1920年考入了浙江大学。1923年初浙大毕业，回到信阳，在桑蚕学校任教。不久，京汉铁路爆发了“二七”大罢工。张玉珩是个正义、遇事敢于向前冲的知识分子，他积极投身声援大罢工的洪流中，搞讲演、贴标语、把“打倒军阀吴佩孚”的标语用油漆写在火车上，带到大江南北。
1925年在上海爆发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义愤填膺的张玉珩带领学生勇敢地投入了声援上海工人、学生的斗争，抗议帝国主义屠杀中国人民的罪行，并在这场斗争的高潮中光荣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向了人生新的起点，从此，他更加勇往直前，义无反顾。
同年秋，他被选为信阳县委农运负责人，深入中山铺、郝堂等农村开办农民夜校，从事农民革命运动，开始了他职业革命者的生涯。
1926年正月十六日是太平山庙会，张玉珩利用老百姓赶庙会的机会登台演讲，宣传党的主张，号召群众声援冯玉祥的国民革命军，打倒反动军阀吴佩孚。为此，受到通缉，暂时离开信阳。中共豫南特委为了培养这位热血青年，把他派到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学习。当时，武汉是中国革命运动的中心，在这里他聆听了青年革命家毛泽东、夏明翰、邓恩铭的讲演和教诲。
张玉珩为人诚恳谦和，勤勉好学，擅长写作，文笔犀利。深得夏明翰和邓恩铭的赏识，因此结业后将他留在农讲所工作。虽只有半年，但对他以后的革命生涯意义是重大的。
1926年7月，第二次北伐开始了，为了配合北伐军向河南进军，张玉珩被派往信阳前线组织群众支援北伐军。翌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7月15日，汪精卫又背叛革命，蒋汪合流，大批共产党员遭受血腥的屠杀，大革命失败。北伐军被迫退出信阳，吴佩孚残部卷土重来，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信阳县委书记兼农工委员周叙伦等一大批革命者被杀害。一时黑云滚滚，白色恐怖笼罩着豫南大地。报纸上每天都有人在显赫位置上登载启事或联合声明，宣布脱离共产党。就在这历史转折的严峻关头，真正信仰共产主义的张玉珩，临危受命，任信阳农工委员。他不畏艰险、不怕杀头，顶着反革命屠杀的逆流，投身到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中。他深入到东双河、朱堂店等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背叛革命屠杀共产党人和工农革命群众的阴谋和罪行，号召工农团结起来坚持斗争。张玉珩再次受到敌人的通缉、追捕。于是中共豫南特委将其调往汝南，整顿党的组织，筹备成立汝南县委，9月汝南县委成立，他任汝南县委书记。
1928年张玉珩根据省委的指示，为了使革命走向复兴，决定发动农民暴动，建立革命武装。他与长江局派来的军事特派员周邦彩，成功地领到了“智取白塔寺”“夜袭高平寺”的战斗，缴获长短枪10余支，镇压了当地的土豪劣绅并决定7月28日夜，领导以汝南、确山地区赤卫队为骨干的农民起义军，攻打驻水屯国民党军队，因敌我力量悬殊，加之缺乏暴动经验，导致暴动失利。总指挥周邦彩等同志光荣牺牲。张玉珩被撤销县委书记职务。然后，根据党的指示，隐蔽起来，深刻反思，总结经验教训。
二、开创台（安）吉（林）党的工作
1929年春，张玉珩肩负着党的使命，告别了父母、妻儿，毅然决然地奔赴东北。在奉天（沈阳）与满洲省委接上关系，被派到辽宁省台安县任特支书记。该特支党员多数是教员和中学生。他以台安师中（师范中学联合）学校国文教员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
他在师生中通过组织读书会，创办《先声》半月刊传播革命思想。7月，在学校放署假前，他召开党员秘密会议，部署利用麦收季节，让学生党员回乡组织农民协会，发动雇农、贫农从提高工价、缩短工时入手同地主进行经济斗争。张玉珩深入梅家窝堡总结农运经验，指导农运斗争。
特别是“中东路事件”发生后，台安县县长假借慰问东北军名义，到处张贴“集款”布告，乘机搜刮民财，还准备到县城戏院通过演戏“募捐”。张玉珩发动党团员带领群众进行抵制，撕毁布告，通过讲演揭穿县长的骗钱阴谋。同时还组织了数百名师生捣毁了戏院，致使县长的募捐阴谋没有得逞。在以张玉珩为书记的台安县特支领导下，通过各种斗争考验，从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中发展了数十名党员，壮大了台安县党的力量。从而，也引起了反动当局对张玉珩的怀疑，并进行秘密调查。省委得知报告后，即将其调离台安。
1930年10月，张玉珩奉命从辽河边北上松花江畔的吉林，任吉林县委书记。省委派原吉林毓文中学学生、共青团员，在团省委工作的纪儒林陪同他先到吉林城郊二道河子，共青团员车成惠家住下。化名张汝珩，以东局子机器局职员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不久，经过考察将纪儒林、车成惠转为中共党员。这是他来吉林发展的第一批党员。
当时吉林县委刚恢复不久，领导尚不健全，县委所属基层组织都在农村，城市还未建立支部。张玉珩根据省委关于发展农民运动进行土地革命的指示，把主要精力都放在农村。他不仅健全了县委领导核心，整顿巩固了原有农村支部，而且开辟了丰满、青山子、江东、江密峰、龙家屯、舒楠、小城子等新的工作区域。同时在一些地区发展了党、团员，建立党支部或党小组，成立了农民协会、反帝大同盟党的外围群众组织。 张玉珩在纪儒林的协助下，在省城各中等学校把一批爱国热血青年如：李维民、姜成（何一民）、纪春林（周华南）等培养成共产党员，壮大了党的组织。并派李维民到吉长铁路吉林站工人中开展党的工作。派党员到榆树、缸窑驻军士兵中开展兵运工作，待时机成熟，发动兵变，建立革命武装。
1931年4月，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万宝山事件”，蓄意挑拨中朝民族关系，大肆进行战争宣传。张玉珩立即深入到汉、朝农民中宣传“万件”真相，并在群众中散发满洲省委《关于万宝山事件及朝鲜惨案宣传大纲》。这些日子他不眠不休，白天奔波搞宣传，晚间在微弱的煤油灯下刻写钢板，印刷传单，以“中共吉林县委”、“吉林反帝大同盟”的名义散发，号召中、朝劳苦群众团结起来，驱逐日本帝国主义。通过这些宣传活动，揭露了敌人，教育了群众，增强了中朝民众的团结与友谊。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为了加强省城内的抗日工作，张玉珩搬到吉林市李维民家居住。李家住三间平房，独门独院，地点偏僻是“三不管”地区。张玉珩是吉林党的主要负责人，他搬进李家，李家就成了党的领导机关。吉林是一座古城，位于哈尔滨与南满之间，“九一八”事变后，就成为省委和南满各县联络的要地。张玉珩利用很短的时间建立起一条秘密交通站，为保证省委和南满的联系做出了重大贡献。这个秘密交通联络站曾把许多爱国工人、学生送往南满游击区。杨靖宇、冯仲云等同志到南满巡视工作，就是这个秘密交通站护送的。
李维民曾回忆说：张玉珩具有较丰富的地下斗争经验，他十分注意党的机关安全。他从不约会外面的同志来机关住处商谈工作或开会。他经常到蒙古族胡同省立图书馆，借着换书或看书的机会和同志们接头，再约定谈话或开会的地点。
省委为了加强吉林地区的领导，任命张玉珩为省委驻吉林特派员，指导吉长两地党的工作。1932年2月，省委派张玉珩去磐石组织抗日武装。临走时他告诉李维民，党组织决定吉林党的工作由你负责。并特别嘱咐：随着日本对东北的步步入侵，斗争将会更加复杂和残酷，地下工作就像在刀尖上行走，要处处小心谨慎，要严格遵守地下工作纪律，没有极特殊情况决不召开会议；一定要用单线领导的方法和个别同志发生联系；你的住处今后不仅是党的机关所在地，而且还要成为省委和中心县委的秘密联络站，所以要绝对注意机关的安全。然后又交待了工作任务，所有这一切情况，张玉珩都不让李维民做记录，也不许开人员名单，只能靠脑记。
三、创建磐石抗日武装
磐石，是个汉族、朝鲜族杂居的县分。张玉珩到磐石后任中心县委组织部长，按县委分工抓干部培训工作。他曾在武汉全国农讲所学习和工作过，对培训干部有些经验和理论。通过培训班培养了一批军政干部，如：孟杰民、初向臣、王兆兰、李红光、朴翰宗、韩浩、李松波、李明海、崔山好等，为工农反日义勇军的创立和发展以及南满抗日游击队的建立，提供了重要的干部保证。在此期间他还率干训班学员参加了磐北区委组织的数次农民反日暴动，使学员受到了革命斗争的锻炼。
为了抗日救国就必须有自己的武装，根据省委的指示，县委决定抓住日寇尚未到达磐石的机会，迅速扩大武装。为此，县委把建立抗日武装的任务交给张玉珩和省委派来的杨君武负责（杨左青北满特委军运负责人），为了搞到武器，张玉珩率李红光的“打狗队”和赤卫队打了一次伏击战，缴获伪军守备巡路队的10多支步枪。而后张玉珩、杨君武、李红光又率这支队伍，在某深夜趁敌聚众赌博之机，突袭了呼兰镇西南一支地主大排队，缴长短枪20余支。5月16日，共产党员孟杰民成功策反了驻伊通营城子伪吉长警备军第五旅二营七连哗变，带出19只“三八式”步枪和一批手榴弹。组建抗日武装的时机已成熟，1932年6月4日，在磐东三道岗小金场里举行了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成立大会，张玉珩任队长。杨君武任政委。这时张玉珩改名张振国，意在以振兴灾难深重的祖国为己任，为此，他至死不渝。
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成立后，连续发布了几个布告，宣布工农反日义勇军的性质、宗旨和战斗任务，在6月10日发布的第五号布告称：“本军受全国反日军事委员会的命令，活动于磐石县境，承担清除走狗，保卫民众之责，决心驱逐日本强盗，收复一切失地，对无辜的民众，秋毫无犯，以保我民众安居乐业，请勿听信走狗的谣言，以自我相惊忧。”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的成立，深得汉朝民众的拥护和爱戴，许多农民、铁路工人参加义勇军，队员由三十多人发展到五十多人。然后，张玉珩又率工农反日义勇军采取“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战术，在磐东郭家店偷袭伪军骑兵一个班，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和马匹。而后，又伏击了日伪军一支小“讨伐队”，毙敌多人。
义勇军的发展和一连串的战斗胜利，引起了日伪统治者和亲日反动势力的惊恐和仇恨。他们联合起来对工农反日义勇军发动进攻的同时，派奸细打入工农反日义勇军内部，刺探军情，伺机破坏。由于义勇军领导对敌人阴毒狡猾的本性认识不足，失去警惕，致使磐东郭家店的反动地主武装，把两个奸细派到义勇军内部并受到重用，甚至可以参加义勇军决策机构指导部会议。结果，他们经过周密策划，把义勇军第一分队骗到郭家店东沟，于6月14日，里应外合，内外夹击，将该分队三名队员打死（都是共青团员）政委兼第一分队长杨君武和另一名队员负伤（杨君武身中四弹从此离队养伤），损失“三八式”步枪9支，手枪1支，子弹180发。这支抗日力量受到很大损失。
此事发生后，激发了队员们对反动地主的复仇情绪，加之受“左倾”错误路线的影响，一时间打击地主和进攻地主武装成了工农反日义勇军的主要目标。结果，使工农反日义勇军身陷孤立。伪军、反动地主武装（会兵）胡匪等勾结起来多次进攻工农反日义勇军，大肆逮捕屠杀反日群众，致使工农反日义勇军和反日群众26人牺牲，5人负伤，7人被捕惨遭毒打。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面临严重危机，8月下旬县委派张玉珩赴省委汇报请示工作，队长由孟杰民代理。
张玉珩走后不久县委书记全光（鲜族）认为环境恶劣，工农反日义勇军无法独立活动，为保存已有的武装力量，决定取消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名称与山林队“常占”队合股并于“常占”队（常占队30多人）。10月2日，张玉珩回到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部队中，5日，在党团县委联席会议上他传达了省委关于在铁路沿线开展游击活动，夺取日军武器武装自己，不断扩大队伍的指示。同时，会议决定部队仍以“常占”担任队长，加派张玉珩任政治委员。 不久党团员发现“常占”秘密与日伪勾结妄图缴游击队武装，杀害游击队干部，于是全光决定立即将队伍从“常占”队中分离出来。10月21日工农反日义勇军队员乘“常占”外出之机，将“常占”队二当家及“常占”两个心腹处决后将队伍开到郭家店。10月23日，工农反日义勇军在桦甸密蜂顶子召开各队党小组的代表会议，将全队编为四个大队，以“五洋”报号在桦甸独立活动。此时，工农反日义勇军约120人，朝鲜族占二分之一左右，有长枪75支，手枪65支，总队长为孟杰民，政委张玉珩，副队长钟仿服，政治部主任王耿，参谋长满汉生。
10月4日，在柳树河子召开党支部干事会，再次讨论工农反日义勇军今后的行动方向问题，是去东沟还是回到磐石或是到吉林郊区。会上争论激烈，无法取得一致意见，工农反日义勇军面临分裂的危险。最后决定派张玉珩立即回磐石看是否省委来人，如果省委仍未派人来，立即去哈尔滨，请求省委无论如何也要派人来队。张玉珩到哈尔滨找到省委后，省委已派杨靖宇来南满巡视工作，于是张玉珩便留在省委。
四、战斗在哈尔滨
这期间，张玉珩不眠不休撰写了“关于磐石工农反日义勇军在胡匪中进行哗变情况”的万言书面报告。报告详细地讲述了磐石的形势，中心县委讨论的情况以及哗变的过程。尔后，他处于待分配状态。省委的同志交给他一项临时工作，要他刻钢板。张玉珩是能上能下，淡泊名利地位的人。有了工作，他十分欣喜。他字写得好，又善刻钢板，每天他刻七千余字，工工整整，一丝不苟，无一差错。他的视力不好，许多人叫他“张瞎子”，刻钢板时眼睛几乎贴到蜡纸上。白天刻不完，晚上还要继续刻。灯光暗淡，蜡纸格子小，刻起来非常吃力，但他却不知疲倦。
1933年1月，省委再次撤销哈尔滨临委，成立东、西两个区委，隶属省委领导。省委任命张敬山为东区区委书记（道外区）。张敬山（张进山）是张玉珩在哈尔滨新用的化名。这年5月1日，在哈尔滨火车站前东侧小花园内的伪满洲国建国纪念碑上，出现了一条用红色油漆书写的“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大型标语。轰动了全市，使日伪当局惊慌失措。在日伪戒备森严的火车站，竟有人在碑上书写这样大型的反日标语，真是奇胆。不知是哪路英雄好汉所为，但群众都心知肚明，非共产党人莫属。
正是，此事就是新任地下党道外区委书记张玉珩，带领两名工人干的。张玉珩是位胆大心细，处事周密的人，他的公开身份是道外祥泰铁工厂的管帐先生。为了使这次行动万无一失，事前他曾到火车站做过多次侦察并挑选了两名工人做他的助手。这两名工人机灵，反满抗日坚决。一位叫柴好是三十六棚总厂的工人，另一位叫杨兆顺是电车厂的工人、共青团员，他身躯高大壮实，张玉珩书写标语需要他驮着登高搭成人梯。
4月下旬的一天晚上，他们在张玉珩的帐房里专门召开了秘密会议，会上决定：4月30日深夜两点，在火车站前“伪满洲国建国纪念碑”上，用红色油漆书写了一条大型反日标语。由张玉珩书写，柴好负责准备红色油漆和刷子，杨兆顺做人梯。约定4月30日下半夜一点在此集合，一同去火车站。如路上遇到巡警就说是做小生意的到大连进货，因下半夜三点钟有趟去大连的客车。
4月30日深夜两点，他们准时到达火车站，附近一片寂静。柴好负责放哨，张玉珩和杨兆顺迅速奔向纪念碑，张玉珩嘴里叼着刷子，左手提着油桶，右手扶着碑身，蹬着杨兆顺那宽大厚实的肩膀站了起来，两人加在一起足有三米多高。张玉珩一边快速书写，杨兆顺慢慢往下蹲，不到五分钟就将标语写好了。然后迅速撤离，三人飞快地消失在夜幕中。
5月1日早晨，“纪念碑”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八个鲜红的大字非常耀眼。过路行人都凑上来观看，人越聚越多，挤的水泄不通，使日伪当局十分恐慌，立即调来宪兵警察，驱散了围观的群众，实行戒严。日伪警察用水刷、用刀刮，也擦不掉碑上的字，只好用白布围起来。但这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很快轰动了全市并通过上下火车的旅客传到外地，极大地鼓舞了广大群众的抗日热情。并在哈尔滨抗战史上，浓墨重彩地永恒记录下了这一英雄壮举。
夏天，省委指示要在道外北市场举行飞行集会，指定张玉珩同群众见面。在日伪军警宪特严密统治下的哈尔滨搞飞行集会，这无异是“左”倾错误的冒险行动。但做为区委书记的张玉珩，必须服从省委的决定。深思熟虑之后，他召开了党团支部书记、工会、反日会、互济会负责人的秘密会议，进行了周密的部署和分工。决定7月30日中午12时，在道外七道街和八道街之间，真假王麻子膏药铺一带举行“飞行集会”。要求参加会议的党团员和负责人，每人准备两包白石灰粉藏在兜内，如发生紧急情况或警察、特务抓人，就往敌人的脸上撒石灰粉，趁机掩护同志们撤退。
11点左右，道外区党团员和三个群众团体的会员，陆续到达指定地点。像逛市场似的东游西逛，人来人往，川流不息。党团员按分工监视各自职责范围的警察、特务。中午12点，“集会司令”共青团员小王，点燃了早已准备好的爆竹，只听“砰”“砰”的两声巨响，这是开始的信号。化了装的张玉珩，立即登上市场中央的板凳，三个团体的会员忽拉一下把他围住。下班的码头工人，放学的学生，逛市场的市民都凑在外边观看，密密麻麻围了个水泄不通。这时张玉珩挥动着右手，慷慨激昂地发表演讲：“父老兄弟姐妹们！我们是中国共产党人，今天在这里同大家见面，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东三省……”张玉珩话音一停，红红绿绿的传单，飘满了会场。警察吹响哨子，妄图挤进会场抓讲演的人，但被群众阻隔在外边。这时张玉珩早已换好了服装，在同志们的簇拥下，飞快地顺着弯弯曲曲的小胡同跑的无影无踪。通过这种宣传形式，扩大了党在群众中的影响。
为革命卖掉大衣做路费，这是张玉珩担任道外区委书记的事情。道外区担负的工作面很宽，包括道外、太平桥、松浦、呼海路等。每次下去工作靠徒步走，半天也跑不了一两个地方，把时间都浪费在路上了。要节省时间，提高效率，就得乘车，然而，为了开展抗日救国斗争，省委把主要力量用在组织抗日游击战争上，日常的经费极端困难，每月供给哈尔滨市委同志的经费，仅够最简单的吃住，不可能供给车费。为了给区委增加一点开辟工作的经费，张玉珩卖掉了仅有的一件棉袍和一件呢子大衣。但这点钱很快就用完了。于是，他不得不从微少的伙食费钱中节省一部分做车费。但他的生活水平却降到了最低限，有时一天到晚吃不上一顿饱饭，忍饥挨饿。一天，张玉珩在道里的大街上偶遇李维民，他刚从吉林调来省委工作。两位生死之交的战友相见格外亲切。张玉珩握住李维民的手说：“老李啊！我可碰上你了，请我吃顿饭吧！”李维民急忙说：“请！请你吃！”他又说：“你得请我吃饱呀！”李维民听到这句话，感到阵阵心痛。意识到这位老领导已经饿坏了！吃一顿饭对他来说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啊！他们在道里八道街一个饭馆里，花了四角钱，饱饱地吃了一顿饺子。这是他们两人在一起吃的最后一顿饭。 哈尔滨的冬天异常寒冷，冰天雪地，滴水成冰。张玉珩租居白俄一间房子，屋内仅生一面火墙。他每天在外边工作，很晚才回来，煤不足，舍不得多烧火。有一次，他为了节煤保温，在煤还未烧透时，就把火墙插板关上了。深夜，正当他熟睡的时候，煤烟灌满了屋子，把他呛晕，从床上滚到地下，多亏屋内地上放了一捅水，被他用脚登翻了，流了一地水，借着水气，他才苏醒过来。事后，同志们埋怨他，不该为节煤不顾生命安全。他用缓慢温和的口气说：省委经费困难，现在老百姓的日子更艰难，应该节省点花，与群众共甘苦，才能更好地动员群众，跟我们一起抗日救国。然后，他微笑着说：俗话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我死不了，我还等着享受后福呢！他对美好地未来充满希望和信心。
五、青山处处埋忠骨
1935年5月，张玉珩受省委之命赴珠河抗日游击区，接替冯仲云任东北人民革命军第三军政治部主任（政委）。改名杨振江。在交通员的带领下，辗转找到了珠河中心县委，县委书记鲍巨魁（张兰生），原三军政治部主任、县委宣传部长冯仲云接待了他，并向他介绍了珠河抗日游击根据地和三军的情况。鲍书记告诉张玉珩：赵尚志军长率部到外地活动去了，三军二团在铁北一带活动。这样，他终于可以回到部队带兵驰骋抗日战场了。他高兴的心情溢于言表，于是他不顾疲劳，第二天，就在交通员的带领下奔赴铁北寻找二团去了。从此他带领王惠同的二团在大猪圈一带开展游击活动。谁知这是他生命中最后一段路途。
同年秋，日伪调重兵对珠河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大讨伐”并施行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鬼子军官狂叫：让每家每户都变成坟墓，彻底毁灭赵尚志的根据地。敌人铁蹄所到之处，一片烟云火海，珠河道南根据地几乎变成了一片焦土。
8月下旬，张玉珩赴县委开会，29日他同珠河党团县委机关，从十三保沿大青山转移途中，于娄家窝棚遭到日伪军袭击。三军政治部主任张玉珩、团县委书记周毅夫、团县委秘书金凤生牺牲。
为了使烈士的遗体免遭敌人毁坏，当天夜里他们的战友，鲍巨魁、冯仲云、晓梦（韩光）、朱新阳，将三位烈士的遗体用木柴火化后，将其遗骨埋在当地大青山里。他们的英灵已融入大自然中，和青山共存与日月同辉。
张玉珩牺牲时年仅34岁。他把毕生的精力和生命献给了深爱的祖国和人民。为了纪念这位忠诚的爱国者和老一辈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黑龙江省烈士纪念事业基金会和尚志市人民政府，于1997年在尚志市烈士陵园，赵尚志、赵一曼纪念碑旁，以张振国的名字为他修建了纪念碑。供生活在自由、幸福中的人们瞻仰、怀念和追思革命先烈的丰功伟绩和崇高献身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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