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军离开后的伊拉克，什么都有可能发生。”《华盛顿邮报》6月25日的一篇报道如此写到。该文作者吉桑·帕里对全世界发问：一个看似已经实现政治民主、经济也在不断恢复发展的中东大国，其脆弱性为何能在一夜之间暴露无遗？
　　最近，一个名叫“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ISIS）的极端主义组织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据了伊拉克20%的城镇，在首都巴格达附近与政府军形成对峙，无疑威胁到南部中国采油区的安全。伊拉克的动荡局势，让美国人围绕“谁丢了伊拉克”争吵不休，也让中国在伊拉克最大的传统利益面临史上前所未有的风险。

ISIS出现 暴露伊拉克反恐的三大弱点

　　ISIS其实并不是突然出现的，早在2013年12月该组织就已经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牛刀小试，并且取得了“辉煌”战绩，一度占领了伊拉克最大省份安巴尔省首府。这个宣扬回归中世纪宗教传统的极端组织，无意间暴露出伊拉克政府反恐中存在三大弱点。
　　该国始终没有建立起真正有效的军警力量，情报搜集无效，战斗力低下。6月12日，当上万伊拉克政府军与只有800名极端主义武装遭遇时，政府军作鸟兽散。这是伊拉克“越反越恐”的最大弱点。
　　“奥巴马的伊拉克战略有点一走了之的意味，虽然此前培训了军警，但没法衡量效果；甚至一些对伊拉克政权没有认同感的人都被招募到了军警当中。”6月13日CNN的一篇报道反思伊拉克之祸。
　　该国反恐的另一大弱点是忽视了北部边境形势的复杂局势，库尔德人自治区与中央政府貌合神离，国家反恐力量未能有效整合。这在本次伊拉克政府军与极端主义势力的冲突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去年底，当ISIS从叙利亚进入伊拉克之际，伊拉克军队处在疲于奔命的被动应付中；而库尔德自治区基本没有向政府军提供任何有生力量。自治区对中央政府的努力视而不见，可见伊拉克的国家治理衰弱到了何种地步。
　　与其说伊拉克是一个宪法意义上联邦制的国家，不如说该国更像一个稍微紧凑一点的邦联。西方媒体曾报道，从巴格达来到库尔德人自治区的首府伊尔比尔，“仿佛走进了另一个世界”。一些来到库尔德区的人曾回忆，伊尔比尔机场的出境大厅里悬挂着这样的欢迎词：“欢迎来到霍勒尔国际机场”——库尔德人称这座城市为霍勒尔，国际通用的伊尔比尔在这里成了“外来语”。库尔德人努力展示着所有本民族特色的东西，地区旗帜甚至比伊拉克国旗更常见。这或许是对伊拉克“恐怖围城”下一个让人心酸的注解。
　　伊拉克反恐的第三个弱点是意识形态上过于关注逊尼派和什叶派内斗，低估了与“基地”组织有牵连的内生恐怖主义的危险性。ISIS的壮大和发展，有意无意地利用了伊拉克两派斗争。
　　伊拉克的逊尼派虽然只占人口的25%，但作为逊尼派的萨达姆当时却统治着占人口60%的什叶派穆斯林。美国人抓住了这一教派裂痕，战后扶植什叶派领袖马利基担任总理。此举虽然笼络了什叶派，但酝酿了逊尼派不满的危机。ISIS就是在这种背景下与“基地”组织结合的逊尼派内生性恐怖组织，他们打出的对抗什叶派的旗号，确实能够赢得不少觉得自己是二等公民的逊尼派穆斯林的支持。
　　在美军10年“统治”伊拉克的严酷打击下，ISIS被迫从伊拉克转战到叙利亚参与内战，美国撤出后，该组织找准时机“杀回”伊拉克，最终祸乱两河流域。
　　身处中东的伊拉克有着自己特殊的恐怖主义生存土壤，然而全球反恐一盘棋的当下，中国自然可以从伊拉克反恐战的过程中获得一些经验教训。

经济利益之外的更深层次问题

　　6月11日，当得知“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武装分子一夜之间占领第二大城市摩苏尔之后，中国外交部感到了事态将向更为严峻的局面演化。第二天领事保护中心旋即对国人发布了赴伊警告。
　　同一天发言人华春莹代表中国政府表态：“十分关注伊拉克近期安全局势。”此后两周，外交部发言人对伊拉克局势接连发表了4次讲话。
　　“这种情况比较少见，说明中国人对伊拉克局势的高度重视。”在对外经贸大学做中东政治经济研究的学者朱兆一如此表示。
　　他说，提到中国在伊拉克的利益，很多人自然会想到石油。如今中国是伊拉克最大的石油客户，伊拉克超过五分之一的石油项目为中石油、中石化和中海油等中国国有石油企业所拥有。不过从更大的战略角度考虑，数十家中国国企与民企在当地进行经济活动，有数千中国人在伊拉克工作和生活，合同资金和贸易往来以千亿美元计算。这些资金除了涉及石油之外，还囊括了伊拉克的基础设施建设、与中国的经济合作等诸多方面。
　　而目前伊拉克日益严峻的局势让中国开始思考经济利益之外的更深层次问题。已经有媒体在讨论：随着反恐持续深入，伊拉克反恐经验教训如何被借鉴，从而更好维护中国的“反恐利益”；以及随之而来的中国在当地的“外交利益”如何保护的问题。
　　毫无疑问，中国的恐怖主义势力与中东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的意识形态来自中东孕育出来的极端组织，他们的袭击方式也是脱胎于中东极端组织的长期实践。“伊拉克的动荡或许会鼓励中东众多有类似极端思想的组织，向周边国家扩散。”朱兆一分析。
　　他举例说，以色列学者6月26日曾对到访的中国学术代表团公开了一个分析报告，提到有1000名左右中国“圣战”分子在巴基斯坦的山区接受培训，而巴基斯坦是中东恐怖势力最直接影响和扩散之所。
　　与伊拉克类似，中国面临的恐怖组织和威胁传播主要来自境外对境内的渗透。中国官方和民间对此有一定的认知。中国公安大学副校长李健和6月23日在出席第三届世界和平论坛期间介绍，目前中国国内还没有成型的恐怖组织。中国发生的恐怖事件，主要是“东突”恐怖组织向国内渗透，与国内恐怖分子相勾结采取的行动。这就要求边境控制极端重要。

“能源外交”和“反恐外交”

　　最近两年，中国的新疆和内地接连发生了数起暴恐事件，每起事件中都有“东突”渗透的痕迹，这使得中国人从未如此的关注反恐。在此背景下，中国的外交行为也不可避免地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做出一定的国际化因应。
　　长期以来，中国对中东的外交重点是“能源外交”，对伊朗、伊拉克、沙特的重大外交行动，基本指向都离不开油气资源，并为中国国内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与支持。
　　5月中国上海主办“亚信峰会”，外界注意到成员国几乎都是对中国西部能源安全有着重大影响的中亚和西亚国家。
　　鲜为人知的是伊拉克就是“亚信”成员国。该国总理马利基早些时候宣布亲自率领伊拉克代表团来华，但由于伊拉克战事紧，马利基派遣副总理侯赛因·沙赫里斯塔尼全权代表自己和伊拉克政府与会。沙赫里斯塔尼长期主管伊拉克能源产业，在数年前访华时，他曾呼吁中国油企进入伊拉克“淘金”。他的与会，从侧面也能看出伊拉克对中国“能源外交”理解的深入透彻。
　　以上海“亚信峰会”为契机，中国高调揭示了“西进战略”的两条线——以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巴走廊等为代表的经贸战略，和以团结协作对抗恐怖主义为基础的反恐战略。一个更明确的信息是，在亚信峰会主旨发言中，习近平首次提出“三股势力”必须采取零容忍态度。“反恐外交”将成为中国外交的重要一环。
　　由此，“亚信峰会”可以看作是中国面向中东等国的“西进战略”逐渐转向能源与反恐并重“双头格局”的一次公开宣示。最近反恐局势持续恶化的伊拉克，正好处在中国这两个海外利益的交汇点上，因而对中国中东外交有着重大意义。
　　一个值得注意的细节是，6月20日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在谈到伊拉克的复杂局势时表示，中方愿意根据伊方的实际需求，为伊拉克重建和反恐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考虑到伊拉克战局的急转直下，以及中国在伊拉克的重大利益与安全关切，中方的表态无疑非常诚恳。有媒体解读为，中国对伊拉克的重视已经超出了经济层面的“重建范畴”，特别是对“反恐”的帮助。
　　与中国在海外动用军队维护利益一直非常谨慎不同，作为在伊拉克“打天下”的美国人，即使撤军后，为了应对可能出现的复杂问题，也保留了一定数量的军事因素。就在华春莹宣布中国将帮助伊拉克反恐的同一天，美国宣布增派275名军人保卫使馆。这一人数是美军从伊拉克撤兵以来的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