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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张纸币
这张纸币发行于1940年，是上海的一家钱币公司收藏的。几年前，一位喜爱古玩的友人偶然发现后告诉了我，因为这张纸币上印着我祖父金笑侬的名字。
祖父是安徽无为县（现为无为市）人，这张纸币就叫作“无为县兑换券”。询及父辈们，却全然不知有此纸币，更未见过。
我查阅了有关的历史资料，很想搞清楚：无为县当年为何要发行这种纸币？这种纸币究竟发行了多少？有几种面额？最终流通了多长时间？然而，查来查去，一无所获。不过，从纸币上印着“完粮纳税一律通用”的字样来看，这种兑换券当年在家乡还是挺值钱的。
纸币上除了祖父的署名外，还有着一位当年无为县财政官员的署名。同时，纸币上的两方篆刻印章，分别对应着两位署名者的头衔。印章上祖父的头衔为“商会主席”。
祖父当年在无为县算得上是位富甲一方的人物：中孚石油公司经理、县商会会长。父辈们说，在当年家乡一带，祖父是有着良好商业信誉的。因此，国民县政府敦请祖父在纸币上署名，似乎也就顺理成章，不难理解了。
那些年里，祖父的生意相当红火，用祖父在《自传》中的话来说，他并不关注政治，一心只想发家致富。
在当年各方政治势力犬牙交错的故乡，祖父终日巧妙周旋，甚至为了生意上的便利，还加入了国民党。而当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和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到达无为时，却也乐意下榻于祖父的宅院。
父辈们回忆说，当年在那座带着花园，十分宽敞、颇为洋气的祖宅里，不仅住过几位洋人，而且常常是花园的一头儿住着国民党人，另一头儿则住着共产党人。
抗日战争愈加激烈之时，也激起了祖父的抗日爱国之心。
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第七师在无为县创建了皖江抗日根据地。祖父将他熟识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相比较，耳闻目睹，感觉共产党深得民心，更有希望。于是，已经年过不惑的祖父，便不屑于国民党的笼络，毅然决然地脱下了长袍马褂，弃商从戎，独自一人去了皖江抗日根据地，参加了革命。
这样的人物参加革命，受到皖江中共党组织的高度重视。皖江党组织先后给祖父任命了诸多职务：大江银行副行长，皖江行政公署行政委员，皖江公学款产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皖江人民抗日武装委员会主任，皖江参议会秘书长、副参议长……
大江银行副行长是祖父参加革命后任的第一个职位。
原本，党组织是要让祖父担任行长的。显然，之所以要祖父担当此职，是鉴于祖父在当地商业上的良好信誉和广泛影响。而且，皖江根据地的领导人，想必也是看到了这种署有祖父大名的“无为县兑换券”。未料，当祖父得知担任行长，会同那“无为县兑换券”一样，也要在印制发行的“大江币”上署名，就“坚辞不就”了。而其“坚辞不就”的理由也很直白：害怕连累在敌区的亲友。对于祖父的担忧和“坚辞”，组织上给予了充分理解。
迄今，上海那家钱币公司只收藏到两张“无为县兑换券”。一张面值一角，一张面值五角，并誉其为“皖票鳌头”。
一块展板
2014年的夏天，在原皖江抗日根据地的那块红色土地上，重新建起了一座气势恢宏的“新四军第七师纪念馆”。几年之后的清明时节，我特意前往瞻仰。
在这座红色纪念馆里，关于我的祖父金笑侬，有好几块展板。而其中的一块展板，引起了我的关注。
展板上的文字十分简洁：
1942年，金笑侬先生担任大江银行副行长、皖江公学款产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他坚定操守、品行，树立清廉的人生观，禅精竭虑为抗日事业当家理财……
这段文字，于不经意间似乎更正了一个史实，就是新四军大江银行的成立时间。
在写祖父传记时，我曾查阅过大量记载和研究大江银行的史料和文章，都无一例外地將大江银行成立的时间记成是1943年。
关于这段历史，祖父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所写的一份材料中，做了这样的陈述：
1942年春，皖江行署筹备大江银行时，组织上要我担任银行行长。我因考虑家中有人在敌区，而担任行长则要在钱币上署名。我怕连累亲友，故提出理由坚辞不就。组织上只好改任我为副行长。
几年前，我在互联网上偶然发现一张1942年间印制的大江币，面值“五角”，上面果然印着大江银行首任行长唐晓光先生的署名。唐晓光先生当时为皖江行署副主任兼财经委员会主任。
而祖父于1951年9月间所写的《入伍至今工作简述》中，也有着这样一段记载：
我于1942年7月正式走上革命工作岗位，任大江银行副行长（行长即今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商业处唐晓光处长）。唐是兼职不驻行，我是驻入行内……因为我是根据地本地人，仅能做到宣传号召群众对抗币起了信仰作用。行内业务于1943年3月奉上级令停止。其后上级让我担任皖江公学款产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如此说来，称祖父是新四军大江银行的创始人之一，并不为过。然而，祖父在其后就任的皖江公学款产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时，其表现则并不像展板上所描述的那般优秀。
手头有着一份1948年5月间，祖父随苏皖边区政府北撤到河北省故城县后，在一种特定形势的学习反省中所写下的文字，里面就有着这样一段记述：
我在担任皖江公学款产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时，两年中，陆续移挪法币一万四千元。工作结束时，我拟变卖家中田产偿还。上级知道后，特将此款批给我作为脱离买办富裕家庭与自己的生活费用。这是由于我生活腐化浪费所致……
这几行并非光彩的文字，在我看来，倒是相当符合祖父这种人物的性格。
其实，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在祖父留下的文字中，还有着其他记载。从一个过惯了锦衣玉食生活的花花公子和富商大亨，一下来到艰难困苦的抗日根据地，对祖父说来，显然是会有一个渐进适应过程的。自古就有“由俭到奢易;由奢到俭难”之说，祖父显然也没能跳出这一定律。直到参加革命已达七年之久的1948年，祖父阔少富商的毛病，依然没有完全改掉。 还是在祖父的那份学习反省材料里，就写有这样的事情：
随军到达山东后，由于我在生活上大手大脚，以至每月津贴不够用。上级为照顾我，发给我特殊津贴，补助冀币壹万元。但我除去还债外，仍然不够，一些同乡和同志们都帮助我，每人有二三千元之多……
今天，如从某个角度来看，也不难看出，在这些事情的处理上，我党对于祖父这样的抗日爱国民主人士，是相当宽容和爱护的。
一帧照片
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重庆谈判”协定，1945年10月，祖父随新四军第七师撤离了皖江抗日根据地。一路南征北战，于1948年的秋天，到达了河北省故城县。这帧照片，就是祖父与新四军第七师的几位领导在那里的合影。
照片很小，两寸见方。
让我颇为惊叹的是，就在这一帧小小的照片背面，祖父居然密密麻麻地写下了160多个字，记述了照片的背景和他的感触：
同仁等从皖江北撤后，各自一方，很少联系。进明同志（作者注：叶进明，曾任新四军第七师供给部部长）近在青州担任企业工作。新武同志（作者注：周新武，曾任新四军第七师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在临朐任华东广播电台台长之职，专车来约。分别数年，在空前胜利下，聚首一堂，愉快莫名。南下之期，即在目前，今后各人工作岗位未必同在一处。新武同志素富情感，临别之际，出袖珍镜，摄入镜头，以当纪念。笑侬志。1948年11月12日。
从这个记述中可以看出，祖父在皖江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岁月里，与新四军第七师的同志们结下了颇为深厚的革命友情。
而更让祖父备感欣慰的是，他在中年之后所选择的革命道路，此时已看得见胜利的曙光了。那时，虽距新中国誕生还有着近一年的时间，祖父却已经感受到了“在空前胜利下”的欢欣，预感到“南下之期，即在目前”了。而且，他还预见到，新中国建立之后，“各人工作岗位未必同在一处”。
果如所料。就在合拍了这张照片之后不久的次年之春，祖父就随军南下，到了合肥。而后，又去了安徽六安地区工作。而合影照片中的叶进明去了上海，周新武则去了北京。
后来，祖父当选为第一届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再后来，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2年11月间，祖父病逝于上海。
安徽省人民委员会派出专车，运回了祖父的灵柩，在省城合肥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大会。随后，祖父长眠于合肥大蜀山的安徽省烈士陵园。
（金科，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散文集《人在他乡》《乡贤》等。长篇散文《祖父》被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小小说《一箱葡萄》先后被二十余省选为中考语文（模拟）试题。）
特约编辑：刘亚荣
这张纸币发行于1940年，是上海的一家钱币公司收藏的。几年前，一位喜爱古玩的友人偶然发现后告诉了我，因为这张纸币上印着我祖父金笑侬的名字。
祖父是安徽无为县（现为无为市）人，这张纸币就叫作“无为县兑换券”。询及父辈们，却全然不知有此纸币，更未见过。
我查阅了有关的历史资料，很想搞清楚：无为县当年为何要发行这种纸币？这种纸币究竟发行了多少？有几种面额？最终流通了多长时间？然而，查来查去，一无所获。不过，从纸币上印着“完粮纳税一律通用”的字样来看，这种兑换券当年在家乡还是挺值钱的。
纸币上除了祖父的署名外，还有着一位当年无为县财政官员的署名。同时，纸币上的两方篆刻印章，分别对应着两位署名者的头衔。印章上祖父的头衔为“商会主席”。
祖父当年在无为县算得上是位富甲一方的人物：中孚石油公司经理、县商会会长。父辈们说，在当年家乡一带，祖父是有着良好商业信誉的。因此，国民县政府敦请祖父在纸币上署名，似乎也就顺理成章，不难理解了。
那些年里，祖父的生意相当红火，用祖父在《自传》中的话来说，他并不关注政治，一心只想发家致富。
在当年各方政治势力犬牙交错的故乡，祖父终日巧妙周旋，甚至为了生意上的便利，还加入了国民党。而当新四军军长叶挺将军和新四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子恢到达无为时，却也乐意下榻于祖父的宅院。
父辈们回忆说，当年在那座带着花园，十分宽敞、颇为洋气的祖宅里，不仅住过几位洋人，而且常常是花园的一头儿住着国民党人，另一头儿则住着共产党人。
抗日战争愈加激烈之时，也激起了祖父的抗日爱国之心。
1941年“皖南事变”后，新四军第七师在无为县创建了皖江抗日根据地。祖父将他熟识的国民党人和共产党人相比较，耳闻目睹，感觉共产党深得民心，更有希望。于是，已经年过不惑的祖父，便不屑于国民党的笼络，毅然决然地脱下了长袍马褂，弃商从戎，独自一人去了皖江抗日根据地，参加了革命。
这样的人物参加革命，受到皖江中共党组织的高度重视。皖江党组织先后给祖父任命了诸多职务：大江银行副行长，皖江行政公署行政委员，皖江公学款产管理委员会副主任，皖江人民抗日武装委员会主任，皖江参议会秘书长、副参议长……
大江银行副行长是祖父参加革命后任的第一个职位。
原本，党组织是要让祖父担任行长的。显然，之所以要祖父担当此职，是鉴于祖父在当地商业上的良好信誉和广泛影响。而且，皖江根据地的领导人，想必也是看到了这种署有祖父大名的“无为县兑换券”。未料，当祖父得知担任行长，会同那“无为县兑换券”一样，也要在印制发行的“大江币”上署名，就“坚辞不就”了。而其“坚辞不就”的理由也很直白：害怕连累在敌区的亲友。对于祖父的担忧和“坚辞”，组织上给予了充分理解。
迄今，上海那家钱币公司只收藏到两张“无为县兑换券”。一张面值一角，一张面值五角，并誉其为“皖票鳌头”。
一块展板
2014年的夏天，在原皖江抗日根据地的那块红色土地上，重新建起了一座气势恢宏的“新四军第七师纪念馆”。几年之后的清明时节，我特意前往瞻仰。
在这座红色纪念馆里，关于我的祖父金笑侬，有好几块展板。而其中的一块展板，引起了我的关注。
展板上的文字十分简洁：
1942年，金笑侬先生担任大江银行副行长、皖江公学款产管理委员会副主任。他坚定操守、品行，树立清廉的人生观，禅精竭虑为抗日事业当家理财……
这段文字，于不经意间似乎更正了一个史实，就是新四军大江银行的成立时间。
在写祖父传记时，我曾查阅过大量记载和研究大江银行的史料和文章，都无一例外地將大江银行成立的时间记成是1943年。
关于这段历史，祖父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所写的一份材料中，做了这样的陈述：
1942年春，皖江行署筹备大江银行时，组织上要我担任银行行长。我因考虑家中有人在敌区，而担任行长则要在钱币上署名。我怕连累亲友，故提出理由坚辞不就。组织上只好改任我为副行长。
几年前，我在互联网上偶然发现一张1942年间印制的大江币，面值“五角”，上面果然印着大江银行首任行长唐晓光先生的署名。唐晓光先生当时为皖江行署副主任兼财经委员会主任。
而祖父于1951年9月间所写的《入伍至今工作简述》中，也有着这样一段记载：
我于1942年7月正式走上革命工作岗位，任大江银行副行长（行长即今皖北人民行政公署商业处唐晓光处长）。唐是兼职不驻行，我是驻入行内……因为我是根据地本地人，仅能做到宣传号召群众对抗币起了信仰作用。行内业务于1943年3月奉上级令停止。其后上级让我担任皖江公学款产管理委员会副主任……
如此说来，称祖父是新四军大江银行的创始人之一，并不为过。然而，祖父在其后就任的皖江公学款产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时，其表现则并不像展板上所描述的那般优秀。
手头有着一份1948年5月间，祖父随苏皖边区政府北撤到河北省故城县后，在一种特定形势的学习反省中所写下的文字，里面就有着这样一段记述：
我在担任皖江公学款产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时，两年中，陆续移挪法币一万四千元。工作结束时，我拟变卖家中田产偿还。上级知道后，特将此款批给我作为脱离买办富裕家庭与自己的生活费用。这是由于我生活腐化浪费所致……
这几行并非光彩的文字，在我看来，倒是相当符合祖父这种人物的性格。
其实，类似于这样的事情，在祖父留下的文字中，还有着其他记载。从一个过惯了锦衣玉食生活的花花公子和富商大亨，一下来到艰难困苦的抗日根据地，对祖父说来，显然是会有一个渐进适应过程的。自古就有“由俭到奢易;由奢到俭难”之说，祖父显然也没能跳出这一定律。直到参加革命已达七年之久的1948年，祖父阔少富商的毛病，依然没有完全改掉。 还是在祖父的那份学习反省材料里，就写有这样的事情：
随军到达山东后，由于我在生活上大手大脚，以至每月津贴不够用。上级为照顾我，发给我特殊津贴，补助冀币壹万元。但我除去还债外，仍然不够，一些同乡和同志们都帮助我，每人有二三千元之多……
今天，如从某个角度来看，也不难看出，在这些事情的处理上，我党对于祖父这样的抗日爱国民主人士，是相当宽容和爱护的。
一帧照片
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重庆谈判”协定，1945年10月，祖父随新四军第七师撤离了皖江抗日根据地。一路南征北战，于1948年的秋天，到达了河北省故城县。这帧照片，就是祖父与新四军第七师的几位领导在那里的合影。
照片很小，两寸见方。
让我颇为惊叹的是，就在这一帧小小的照片背面，祖父居然密密麻麻地写下了160多个字，记述了照片的背景和他的感触：
同仁等从皖江北撤后，各自一方，很少联系。进明同志（作者注：叶进明，曾任新四军第七师供给部部长）近在青州担任企业工作。新武同志（作者注：周新武，曾任新四军第七师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在临朐任华东广播电台台长之职，专车来约。分别数年，在空前胜利下，聚首一堂，愉快莫名。南下之期，即在目前，今后各人工作岗位未必同在一处。新武同志素富情感，临别之际，出袖珍镜，摄入镜头，以当纪念。笑侬志。1948年11月12日。
从这个记述中可以看出，祖父在皖江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岁月里，与新四军第七师的同志们结下了颇为深厚的革命友情。
而更让祖父备感欣慰的是，他在中年之后所选择的革命道路，此时已看得见胜利的曙光了。那时，虽距新中国誕生还有着近一年的时间，祖父却已经感受到了“在空前胜利下”的欢欣，预感到“南下之期，即在目前”了。而且，他还预见到，新中国建立之后，“各人工作岗位未必同在一处”。
果如所料。就在合拍了这张照片之后不久的次年之春，祖父就随军南下，到了合肥。而后，又去了安徽六安地区工作。而合影照片中的叶进明去了上海，周新武则去了北京。
后来，祖父当选为第一届安徽省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再后来，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1962年11月间，祖父病逝于上海。
安徽省人民委员会派出专车，运回了祖父的灵柩，在省城合肥为他举行了隆重的公祭大会。随后，祖父长眠于合肥大蜀山的安徽省烈士陵园。
（金科，四川省作家协会会员。出版散文集《人在他乡》《乡贤》等。长篇散文《祖父》被改编成电影文学剧本。小小说《一箱葡萄》先后被二十余省选为中考语文（模拟）试题。）
特约编辑：刘亚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