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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我出生在河北省新河县农村，童年经历过纷飞的战火，还有连年的饥荒。解放后，为了以后有份好工作，我抱着好奇的心理报考了宣化地质学校，学地质工作计划与统计专业。1959年，我从学校毕业来到湖南，一直在湖南省地质系统工作，直到1998年退休。
直到现在，我已经在湖南工作、生活了50多个年头。湖南不是我的故乡，却比故乡更亲，我生命的大部分回忆都在这里。
在地质队，工作热情高得一点不懂得爱惜自己
1959年到1964年，我先后待过区调队、92队、429队、湘中队、413队。在那崇山峻岭搞测量、深山老林找矿藏、采矿筹备建工厂的年月里，我基本都是从事一线的地质经济管理工作，一晃就干了五年。现在想起来，太多的人和事都慢慢模糊了，但有几件事还是印象深刻。
我在地质队工作五年间，由于地质队组建撤销原因，我经常换单位，少则月余，多也不满两年，就会调到一个新单位。我不但品尝了这种高频率调动的酸甜苦辣，而且亲身体会到在渺无人烟的深山老林里为祖国寻找地下宝藏的艰苦生活。地质队员不愧为建设时期的游击队员、工业建设的开路先锋。
我在92队待了一年多的时间，那时大队在溆浦、黔阳、洞口三县安营扎寨。我们经常去野外普查组同技术人员一道填图找矿，每天要走60多里的山路，而且经常冒着大雨从一个矿点搬到另一个矿点，挑行李，抬柴油机。这对我是个挑战，因为我是河北人，很少见到连绵的大山，经常分不清东南西北。
后来在429队的时候日子很苦，我记得当时每个月的粮食指标由39斤降到24.5斤，能否吃饱饭变成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时队友大部分是和我一样二十出头的小伙子，食量都很大，没办法，我们只能自己种一些白菜，经常是清水煮白菜充饥。
由于营养跟不上，又计划、统计一肩挑，还得参加矿区的修路劳动，我不幸患上了急性肝炎。当时是非常严重的，高烧不退，吃什么吐什么。后来我被转到湘潭人民医院进行治疗。待症状稍微有所缓解后，我要求出院，坚持去上班。现在想起来当时的工作热情真的是很高，高得一点都不懂得爱惜自己的身体了。由于没有坚持治疗，我的急性肝炎转成了慢性肝炎，后来又得去住院治疗，当时都以为好不了。也许是当时年轻，身体底子棒，家人照顾得好，经过一段时间治疗，我的慢性肝炎居然好了，也一直没有复发。医生也觉得是个奇迹，要知道慢性肝炎即使在现在也是很难治愈的。
在行政岗位，我是改革的执行者和见证者
1965年初，我调到湖南省地质局机关工作。开始是在综合计划处做综合统计工作，后来在办公室做行政秘书，然后做党组秘书，1978年被提拔为政治处的副处长。
在担任政治处副处长期间，我参与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当时政治处报请局党组同意，我们成立了一个由我负责的四人考察组，从一线技术人员中考察选拔后备干部。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昼夜兼程，深入到每一个地质队，从工作表现、思想觉悟、业务水平等多个方面考察一线科技人员，提出了“后备干部”名单，并写出了每队的考察材料，建立了档案。“后备干部”名单上的大部分同志很快都被提到了领导岗位任副队长之职，不少同志在这个平台上进步成长，不断迈上新台阶。也就是从这一件事开始，局里开始从一线科技人员中选拔干部，对干部选拔任用机制不断进行改革，这对后来整个局里的发展意义都非常重大。
1985年到1988年期间，我担任长沙探矿机械厂的党委副书记、书记。现在回想起来，这三年期间，我的收获比待在机关十年都大。
当时正值改革初期，矛盾多而复杂，压力非常大。
人们都习惯吃大锅饭了，突然要打破大锅饭铁饭碗，实行劳动自由组合、双向选择，职工一时难以接受。特别是一线工人和领导管理层的工资收入差距拉大以后，工人中产生了“怨气、泄气、不服气”的情绪，工厂面临停产的困境。
我主持厂党委工作后，“不能否定改革”是我当时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下，我加强和职工的沟通交流，了解他们的正当需求，同时党委加强宣传教育工作，让大家认识到改革的重要性。
为缓解内部矛盾，厂党政研究决定，降低科级以上干部的奖金分配系数，缩小领导管理层和一线工人的收入差距。同时对下岗职工视其家庭经济情况区别对待，实行“继续上岗，减少奖金，工资照发”和“内部退养”的政策。很快，有效地消除了“三气”情绪，极大地改善了干群关系，调动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并且把之前的欠债都补上了。
1988年，我回到湖南省地质矿产局，先后担任了省地质工会副主席、主席之职，直到退休。回顾我的工作生涯，我工作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跟党群关系有关，对此我深有体会。在工作中，要始终树立为职工着想的理念，讲真理、求公道、助弱者，为职工说话办事，不计较个人恩怨和得失，不明哲保身，这样就能发挥大家的积极性，推动多项工作的发展。
直到现在，我已经在湖南工作、生活了50多个年头。湖南不是我的故乡，却比故乡更亲，我生命的大部分回忆都在这里。
在地质队，工作热情高得一点不懂得爱惜自己
1959年到1964年，我先后待过区调队、92队、429队、湘中队、413队。在那崇山峻岭搞测量、深山老林找矿藏、采矿筹备建工厂的年月里，我基本都是从事一线的地质经济管理工作，一晃就干了五年。现在想起来，太多的人和事都慢慢模糊了，但有几件事还是印象深刻。
我在地质队工作五年间，由于地质队组建撤销原因，我经常换单位，少则月余，多也不满两年，就会调到一个新单位。我不但品尝了这种高频率调动的酸甜苦辣，而且亲身体会到在渺无人烟的深山老林里为祖国寻找地下宝藏的艰苦生活。地质队员不愧为建设时期的游击队员、工业建设的开路先锋。
我在92队待了一年多的时间，那时大队在溆浦、黔阳、洞口三县安营扎寨。我们经常去野外普查组同技术人员一道填图找矿，每天要走60多里的山路，而且经常冒着大雨从一个矿点搬到另一个矿点，挑行李，抬柴油机。这对我是个挑战，因为我是河北人，很少见到连绵的大山，经常分不清东南西北。
后来在429队的时候日子很苦，我记得当时每个月的粮食指标由39斤降到24.5斤，能否吃饱饭变成了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那时队友大部分是和我一样二十出头的小伙子，食量都很大，没办法，我们只能自己种一些白菜，经常是清水煮白菜充饥。
由于营养跟不上，又计划、统计一肩挑，还得参加矿区的修路劳动，我不幸患上了急性肝炎。当时是非常严重的，高烧不退，吃什么吐什么。后来我被转到湘潭人民医院进行治疗。待症状稍微有所缓解后，我要求出院，坚持去上班。现在想起来当时的工作热情真的是很高，高得一点都不懂得爱惜自己的身体了。由于没有坚持治疗，我的急性肝炎转成了慢性肝炎，后来又得去住院治疗，当时都以为好不了。也许是当时年轻，身体底子棒，家人照顾得好，经过一段时间治疗，我的慢性肝炎居然好了，也一直没有复发。医生也觉得是个奇迹，要知道慢性肝炎即使在现在也是很难治愈的。
在行政岗位，我是改革的执行者和见证者
1965年初，我调到湖南省地质局机关工作。开始是在综合计划处做综合统计工作，后来在办公室做行政秘书，然后做党组秘书，1978年被提拔为政治处的副处长。
在担任政治处副处长期间，我参与了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当时政治处报请局党组同意，我们成立了一个由我负责的四人考察组，从一线技术人员中考察选拔后备干部。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昼夜兼程，深入到每一个地质队，从工作表现、思想觉悟、业务水平等多个方面考察一线科技人员，提出了“后备干部”名单，并写出了每队的考察材料，建立了档案。“后备干部”名单上的大部分同志很快都被提到了领导岗位任副队长之职，不少同志在这个平台上进步成长，不断迈上新台阶。也就是从这一件事开始，局里开始从一线科技人员中选拔干部，对干部选拔任用机制不断进行改革，这对后来整个局里的发展意义都非常重大。
1985年到1988年期间，我担任长沙探矿机械厂的党委副书记、书记。现在回想起来，这三年期间，我的收获比待在机关十年都大。
当时正值改革初期，矛盾多而复杂，压力非常大。
人们都习惯吃大锅饭了，突然要打破大锅饭铁饭碗，实行劳动自由组合、双向选择，职工一时难以接受。特别是一线工人和领导管理层的工资收入差距拉大以后，工人中产生了“怨气、泄气、不服气”的情绪，工厂面临停产的困境。
我主持厂党委工作后，“不能否定改革”是我当时的原则。在这个原则下，我加强和职工的沟通交流，了解他们的正当需求，同时党委加强宣传教育工作，让大家认识到改革的重要性。
为缓解内部矛盾，厂党政研究决定，降低科级以上干部的奖金分配系数，缩小领导管理层和一线工人的收入差距。同时对下岗职工视其家庭经济情况区别对待，实行“继续上岗，减少奖金，工资照发”和“内部退养”的政策。很快，有效地消除了“三气”情绪，极大地改善了干群关系，调动了工人的生产积极性，并且把之前的欠债都补上了。
1988年，我回到湖南省地质矿产局，先后担任了省地质工会副主席、主席之职，直到退休。回顾我的工作生涯，我工作的大部分内容都是跟党群关系有关，对此我深有体会。在工作中，要始终树立为职工着想的理念，讲真理、求公道、助弱者，为职工说话办事，不计较个人恩怨和得失，不明哲保身，这样就能发挥大家的积极性，推动多项工作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