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此际，周吉兄悴然而逝的噩耗传来时，我曾慨然长叹：他的走，在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研究领域留下一个无可取代的位置；新疆的民族音乐研究则少了一位优秀的学术带头人。
　　我国少数民族音乐的调查与研究，滥觞于1930年代前后中央研究院凌纯声先生等在考察黑龙江赫哲族、湘西苗族历史文化时对当地民间歌唱的部分记录；初步展开于1950—1960年代的诸少数民族音乐普查活动。1980年代以来，随着“民间音乐集成”编撰工程的全面启动及音乐学研究的深入推进，这个领域才进入了它的具有学科建设意义的新阶段。与这一历史相伴随的，是少数民族音乐研究队伍的由少而多、由弱而强，并逐步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阵势。而在这个过程中，有不少汉族学者参与其中，为这一领域的开拓、深入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但我们注意到，绝大多数汉族学者采取的是短期考察方式（最长的有大半年，一般是两三个月或更短），一些曾经较长久地生活于某个民族地区的学者，后来也由于某种原因相继离开。真正像周吉兄一去近半个世纪，从青年、到中年、再到老年；学于斯、研于斯、扎根安家于斯者，为数寥寥矣！
　　周吉兄自18岁入居新疆始，即以推展新疆各民族音乐文化新局面为己任。前二十年的专业领域主要在演奏、创作和指挥。在获得了相当丰富的感性体验以后，才以更浓烈的兴趣、更执著的精神、更坚毅的勇气，在戈壁——绿洲间探索新疆各民族音乐的奥秘。“80”后活跃于音乐学术界如我辈者，多数只敢精专一门而无余力顾及其他，但周吉兄却同时在演奏、创作、研究三个领域皆有建树，他的民族管弦乐曲《龟兹古韵》，他的《维吾尔族十二木卡姆》，可谓维吾尔族音乐创作和研究的双珠。如此“双栖”“三栖”的当代音乐家，又能有几位？
　　在新疆音乐研究领域，自1980年代初开始，周吉兄曾先后参与主持《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新疆卷、《中国民间器乐集成》、《中国民间曲艺音乐集成》新疆卷、《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新疆卷、《刀郎木卡姆的生态与形态研究》等十余个重大项目，新世纪以来又全力投入维吾尔族木卡姆的申报与保护，并最终使它入选“人类口头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名录。公正地说，这20多年是新疆音乐学研究向纵深发展的一个特别重要的阶段，它的主要特点就是丰富的传统音乐文化资源、相对稳定社会人文环境和努力奋进的学者队伍三种因素相互依存、相互激励所构成的良性局面。这一良性局面的形成自然要借助很多条件，但在学者队伍的组织、协调、提升方面，周吉兄是立了大功的，而在引领同行的进步中，他也卓然成家，成为汉族同行中成就很高的少数民族音乐学家，更是音乐学界无人可比的维吾尔族音乐专家。所以，将新疆民族音乐学术带头人的荣誉给他，可谓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依我个人与周吉兄20多年间断断续续的接触交往，我认为有两点是他的过人之处，也是他为人、为学、为“官”的难得之处。
　　其一，作为音乐学家，为了发现、探清新疆各民族音乐的蕴藏，当然也是为了完成自己承接的各种研究项目，他在20余年间走遍了新疆的东西南北。古人讲：“行万里路”。周吉兄在新疆之“行”又何止万里，恐怕是几十万里！而在几十万里的行进中，他观看过多少个民间歌舞表演场面？接触过多少个各民族民间音乐传人？听过多少种各民族的音乐？有过多少个民间音乐朋友？……如果有哪位有心人作一番统计，恐怕会得到一些非常有意味的数字。西方民族音乐学家反复强调的田野考察，在周吉兄的音乐学人生中似乎可以得到充分的印证。我相信，他对于新疆音乐研究的许多有价值的观点，他的作品中的美妙乐思，一定是来自作为一个“行者”的这种脚踏实地的“足迹”之中。
　　其二，作为新疆艺术研究所的负责人之一，除了团结爱护本所各民族的成员外，他还非常注意与兄弟单位特别是中央一级的院校和研究单位的沟通交流。从中学习、了解相关学术信息和管理经验，以促进、提升他们单位的工作水平。20多年来，我与他的交往，基本上是学术上的交流及相关事宜，可谓十分单纯甚至单一，但相互的信任、支持，却如兄弟一般。我们第一次的实际接触（早在1982年就见过了，但只是一面之缘）是1987年请他来京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主持的“亚太地区传统音乐国际研讨会”。虽然来去匆匆，但彼此印象颇深。之后，就是他多次来左家庄音乐研究所办事，或为转录五六十年代音研所前辈到新疆采录的数十小时“木卡姆”等音响资料，或专程查阅文献，或长期留住在我们简陋的办公室内作某个音乐“集成”卷本的修订、校对，或请我出面为他们完成的新疆音乐研究课题组织评审等等。同时，通过周吉兄，我们与新疆艺术研究所还有一系列十分愉快的合作：如联合考察南疆“刀郎木卡姆的生态与形态”、联合主编“中国音乐文物大系新疆卷”、请他主持“西北人文资源数据库”音乐数据整合等。总之，只要涉及新疆各民族音乐研究的项目，我们都会首先想到他，甚至连国外某学者赴疆考察、港台有学生做学位论文，都免不了请他接待，先“拜”过他，才接下来确定行程。为此，我们曾戏称他为音乐学界的“新疆王”，同好则半开玩笑地尊他为“新疆各族人民的好儿子”。如此长久的合作默契，其实是在一种高度的相互信任相互尊重中建立起来的。因为我知道，只要周吉兄愿意接“活”，他就会一定高质量完成。古训“言必信，行必果”似乎成了他做学问的一个信条。自然，在我这方面，考虑到新疆的环境条件，只要允许，就会适当地为他开“小灶”：经费尽量多拨一点，来京进修名额多给几名，有合作项目先考虑他们单位等。二十几年下来，在全国范围内，相比之下，音乐研究所与新疆艺术研究所合作项目最多，关系最近，成果也最显著。显然，这又与周吉兄本人的处世方式、学术作风有直接的关系。
　　不过，我和他之间的来往，也不完全止于学术，并不真的是“君子之交淡如水”。事实上，除了“水”，还有“酒”。音乐学界中年以上的同行，孰论关系远近，都知道周吉兄终其一生与酒的那种不解之缘。以至同好朋友间，说到他，就想到酒；有了酒，有时就想到要给他留下；与他相约，不但经常要带着酒当场对饮，而且还会多带一两瓶，让他随时不缺酒……。于是饮酒、赠酒，也就成为我们和他学术交往之外的一种“私密”，一种学界三五同好间的特殊“民俗”。印象最深的，是1990年代中某年岁末一个大雪纷飞的晚上，我们在左家庄音乐研究所对面的一个小饭馆相聚，出席者共八位：周吉兄、常树蓬、伍国栋、王子初、韩宝强、项阳、张振涛和我。其中四位酒量好，四位差。我们一共带去四瓶高度白酒。原打算喝两瓶，留给他两瓶。谁知那天大家谈吐甚欢、酒兴也浓，直把四瓶酒喝得全空，才在飘着雪花的寒夜依依而散。事后，相聚者称此次难得的小酒馆之酌为“醉八仙”。谁能想到，不到一年内，树蓬和他相继离世，想来让人为之黯然。
　　很小的时候，就读过《晏子春秋》里的一段话：“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所以然者何？水土异也！”在酝酿这篇回忆时，我一直想把它与周吉兄的音乐人生联系在一起。不错，水土也许可以使植物由优而劣。但体现在人身上，水土却会使人优上加优。周吉兄在轻曼如画的水乡——宜兴长大，能讲一口浓浓的吴地软语，确可以与美味的“橘”相比。但这棵“橘”到了戈壁滩之后，经历半个世纪风沙雨雪的洗礼，真正长成了耐旱、耐风、耐寒、高大挺拔的胡杨树。君不见，当满面美髯的周吉兄出现在生人面前时，人们的第一印象，肯定把他认作来自“西域”的现代“胡人”。如果再听他讲出一口地道的维吾尔语、唱一曲维族民歌时，他们就更加坚信自己的判断。半个世纪的风吹雨打，真的让周吉兄从外貌到精神气质酷似维吾尔族兄弟了。泥土的力量，不，文化的涵化能力，何等的伟大啊！
　　周吉兄生前总爱说：你想到达绿洲，就必定要穿过戈壁。是的，人生苦短！他的一生，有多少次穿过戈壁，又有多少次到达绿洲！正是在无数次从戈壁到绿洲，又从绿洲走进戈壁的往返中，他领悟到维吾尔族文化精神的真谛！感受到了维吾尔族及新疆其他民族音乐所蕴含的迷人魅力！
　　祈周吉兄在天国安息！
　　
　　乔建中 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责任编辑 张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