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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到了1980年的时候，我们生产队要分单干了，就是分田到户。
我们这个村子分为杜南与杜北两个生产队，在我们队分开之前，杜北队早在几年前就分开了。我们队的队长去大寨参观过，经历过互助组、合作社和批判刘少奇的“三自一包”运动等等，思想觉悟高些，没有马上把队里分了，他想观望一下，这样一观望就过去了两年。
虽然生产队没有分田到户，但队长也能感受到平静下面的暗涛汹涌，有些人留念生产队，有些人早厌烦了，想往分田到户的自由，好在队长的威信压住了这些人。
随后发生的一件事，让队长决定分队。
村子的南沖有座抽水机台，长长的坡地上，生产队栽了许多榆树，这些树经过几年生长，已有碗口粗了，夏日里一片浓荫。抽水抗旱时，看柴油机的人，可以在树阴下歇息。村民在地里干活，累了的时候，也可以到树阴下坐坐。傍晚，鸟儿落满了枝头，叽叽喳喳像开会一样热闹。
一天早晨，队长发现最粗壮的一棵榆树被人锯了，白色的树桩贴着地面，太阳一照明亮得那么刺眼，像一只有力的拳头砸了队长一下，队长觉得十分难受。
队长点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倚着旁边的一棵树蹲下来。这些年来，生产队里的东西，没少过一样，他在队里做事一摸不硌手。现在，竟有人在他的眼皮底下，偷偷把这棵大树锯了，这还了得。村子里的每家每户每个人的面孔，他闭着眼睛也能想起来，他估摸了一下是谁，觉得八九不离十，便呸地啐了一口，用力把烟屁股从嘴上吐出，怒气冲冲地往村子里去，看看这个人真的想造反了吗？
队长小碎步走得很快，踢了两次坷垃脚也不觉得疼。本来一股怒火的队长，走到村头时，心里却莫名地平静了下来，他不想为此撕破了脸，他决定静观一下，让这个锯树的人自己站出来。
村子里是平静的，鸡照常在打鸣，牛照常在哞叫，猪正常在外面撒尿，妇女们骂小孩的声音，永远是凶狠的。少了一棵树，并没影响到大家的生活。
可是第二天早晨醒来，队长发现，抽水机台坡上的树全没了，一片白花花的树桩，只剩下几棵弱小的树，躬着身子像是在吊唁，充满了悲哀。接着村子里的许多人都知道了这个事情，没有了树的抽水机台，光秃秃的，是那么的难看。
队长气得七窍生烟，嘴里衔着烟，趿着鞋，一只裤子的裤脚卷在小腿上，另一只裤脚拖在地上，在树桩间焦躁地走来走去，他想这天下难道要大乱了。
村民们都陆续地来到抽水机台上，有的人抱着膀子，说话唾沫横飞；有的人蹲着，用树枝在地上乱画；有的人低着头，走来走去。坡地上闹哄哄的，各怀心事。队长刚想怒骂，但又把涌到嗓子眼的话咽了下去。一个念头油然而生——分队，队长清楚，人心散了，拢不起来了。
队长一扭头就往村子里走，队长没发表意见，这让大家感到惊诧。队长走远了，过了一会儿，大家也都跟着三三两两往家去。
队长走到家里，一屁股坐在板凳上，长长地叹息了一声，老伴问他咋办。
队长说：“分队，反正分队是迟早的事。”
老伴说：“队分了容易，但合起来难。队分了，你就不是队长了，只是家长了。”
队长一肚子怒火，现在，老伴又说这风凉话，心里更堵。嚷道：“滚！”
吃过午饭，队长就在村子里吹起了哨子，哨子的声音像一头疯牛，一会撞到东墙，一会撞到西墙。队长边吹边扯起嗓子呦喊：“开会了，家家都要派一个人去老文圣家开会。”老文圣家有六间大房子，是村里房子最大的，一般开会都放在他家。
在村子里吹了一通哨子，队长就先来到老文圣家坐下来，从口袋里掏出烟吸起来，烟在他的面前缠绕一下，使他的脸在阴沉中，有了一层凝重。
老文圣问：“不下地了？”
队长吸了一下鼻子，说：“不下地了，开个会。”
队长一般把地里的活安排得紧紧的，不让劳力浪费，但今天大白天不下地干活，却来开会，这是头一次。
队里的男男女女都陆续地来了，大家各自找着板凳坐了下来，劣质的烟味在房子里弥漫，有大声说话的，咳嗽的，放屁的，还有的妇女带着孩子来了，孩子在人群中跑来跑去，乱成一片。
我父亲坐在队长的对面，父亲是生产队的会计，在村里是一个有文化的人。队长开会时，常常有些事情记不得，或者讲不清，就会问父亲，多年来，他们两人就是这样配合默契着。
队长见人到齐了，吆喝了几声，房子里才渐渐安静下来，队长清了清嗓子说：“我们来开个会。”队长扫了一眼黑压压的人群，大家都在望着他，干咳了几下，“我想了好久，决定分队。这也是上面的政策，早晚是要分的。北队早就分了，我们队为什么没有分，是因为我想留留大家。”队长喜欢用政策这个词，表明自己的“干部”身份，也好用来说服大家。
队长没有说树的事，说的是分队的事，大家都感到愕然，刚刚静下去的屋子，又哄哄起来，议论纷纷。
队长说：“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有什么意见你们就说出来，我们讨论讨论。”
大家都想得不一样，那些劳力弱、势单力薄的人家，还是想依靠生产队的，生产队毕竟是一个大家庭，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那些强势、劳力多的人家，早就想分开单干了，他们觉得单干了，就不受生产队的控制了，自己有多大本事，使多大本事，不要依靠任何人。还有一部分人在观望，他们摇摆不定，想看看队长的决定。
“为什么要分队？分队我心里也难过，但没有办法。”队长说话声音渐渐大了起来，“大家早晨都看到了，那些树一夜就被锯了。锯树说明什么，说明大家的心散了，捆在一起，也没啥意思。”
有几个妇女开始咒骂锯树的人，被队长制止了。
分队就这样决定下来了。分队的会议，一共开了五天，最后达成了分配制度。
2
那几天，地里都是一窝一窝黑乎乎的人，寂静的田野像一个大马蜂窝，轰轰的，热闹非凡。妇女和孩子跟着看热闹，男人们背着手，指指点点。队长走在前头，我父亲拿着笔和本子跟在后面，几个人拿着皮尺，一块地一块地地丈量。每丈量一块地，我父亲就在本子上记录一下。队里的地，大家从小就在上面生长，长大了又在上面耕作，每块地大家都了如指掌。 南冲的地都是水田，地势平坦，每块地都是四方四正的，一条大路从中间穿过。地也好丈量，皮尺横竖一拉，面积就出来了。岗头上的地，都是旱地，地势高高低低，地也不成形，有的地成方形，有了地成梯形，有的地成圆形，大大小小没有规则，这样的地丈量难些。
丈量完了，大家坐在一起，把这些地拼图一样，好地和孬地打包在一起。这样老文圣家的屋子里又成烧开的锅，沸腾不已，每块地大家都七嘴八舌地议论一番，各有各的意见，但最后还是队长拍板定下来。一直分到深夜，终于把队里的地分成了几十份。
抓阄那天，母亲一早就起来了。过去，母亲一早起来做的第一件事，是喂猪，烧早饭，但今天早晨，母亲没有做这些，母亲是先开了门，然后拿了两炷香，去土地庙烧香，让土地老爷保佑父亲能抓到好田。母亲有这个习惯，每当我们家里有什么大事，自己控制不了时，母亲就去烧香许愿。在这个强大的自然面前，母亲觉得会有一只手在背后掌控着，让她充满了虔诚。
母亲打开门，天还早，东边的天还是蛋青色，母亲匆匆地走着。烧香有趁早的习俗，母亲想到了，也怕别人会想到，在前头把香烧了。土地庙就坐落在离村子不远的地头，只一人高，上面铺着一层灰瓦，里面是泥塑的两个胖墩墩的人物，一个是土地爷爷，一个是土地奶奶。母亲来到土地庙一看，没有人来过，母亲真的就是第一位烧香的人，母亲的心里就欣喜了一下。母亲把香插到香炉里，用火柴点燃，然后双手合十地跪下，母亲许愿说，我们家里孩子多，生活困难，在村子里又是单名小姓的人家，全靠菩萨保佑，希望菩萨能保佑我们家能分到一份好田，要不这一家人怎么养活。母亲喃喃自语着，声音只有她自己能听见。清晨的空气中，飘着淡淡的香烟，为这份祈祷增加了吉祥。
母亲祈祷完，起身往回走时，村子里的上空已飘起了一层淡淡的炊烟，村子里的人家都在做早饭了。
母亲回到家，围起布裙，开始忙碌，父亲也起床了，正在屋前刷牙。父亲的牙刷已好久没有换了，牙刷张开着像一把鞋刷子，父亲漱了一口水，吐到地上，然后回身到家。父亲问母亲起这么早到哪去了。因为有了一份祈祷在心里，母亲的心里甜甜的，她没有马上回答父亲，而是说：“干啥，你能想到啥？”
父亲没有说话，接着去舀水准备洗脸。母亲又拿来一块香皂，让父亲把手好好洗洗，父亲感到这个早晨母亲有点不一样，就说：“我的手脏啥了，还要打肥皂了？”
母亲嗔怪了他一眼说：“今天你要抓阄子，早晨我都去土地庙烧香了。这田一分，就是一辈子的事，不抓个好田，这一大家里喝西北风啊！”
父亲这才想起来今天要抓阄，但父亲毕竟是一个文化人，他不屑地说：“就你样子多，成天……”
父亲还没讲完，就被母亲用拌猪食的手捂住了，母亲阻止了他，嗔怪地说：“不许放差子，臭嘴！”
父亲嗅到母亲的手上有一股泔水和草料混杂的味道，父亲没有再说了，把母亲的手从嘴上用力地甩开。
父亲默默地洗脸洗手，肥皂的沫子包裹了父亲的双手，父亲使劲地搓着，一盆清水立马就浑了起来，父亲拿起手，觉得手真的又白又净了，过去这双手在泥里抛，在灰里挠，父亲什么时候注意过自己的双手，但现在父亲觉得这双手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了”。
上午，父亲赶到老文圣家时，屋里已坐了不少人。队长坐在大方桌前重要的位置。
屋子里仍然是哄哄的。
阄子分两次抓，队长把做好的阄子装在老文圣家的玻璃糖罐里，站在屋子中央，用力晃晃，然后大声地宣布说：“一家只能派一个人抓阄，一次只能抓一个阄子啊。听见了没有。”
底下的众人说：“听见了。”
“阄子一抓就算数啊，这阄子做得也没有记号，谁也不认识，对谁也偏心不了，全靠手气了。”队长望着众人，众人都睁着双眼望他，队长又说，“这地我们都分了几天了，公开公正，保证谁家都有饭吃！”
队长边说，边把罐子放到桌上，然后，每喊一家的名字，就上来一个人抓阄子。抓了阄子的人，迫不及待地打开，一看是自己满意的田，就咧开嘴大笑起来。
小叔也上来抓阄子了，小叔把手伸进罐子里，花了几下，阄子在他的手下翻动着，小叔抓了一个阄子，躲到偏僻处，打开一看，是两块好田，小叔并没有像别人那样欢呼，而是沉静地站在人群背后看着。
临到父亲抓阄子了，父亲走上前，把手伸进糖罐。父亲看到玻璃罐里面早晨洗过的手，又白又净，真的好看。母亲也来了，母亲就坐在下面，心里默默地祈祷着，紧张地看到父亲，父亲捏起一个阄子，抓了出来，母亲也赶了过来。父亲打开一看，是一块白土田，配岗头上的一块小簸箕田。
白土田在南冲，靠河边，只要抽水機一放，就能从河里打上水。而且土质细腻肥沃，易耕作，是村里公认的好田。但与白土田配在一起分来的是小簸箕，父亲最不喜欢这块田，这块地在岗头的坡地上，存不住水，四季荒草蔓延，地里的泥土多是砂礓土，不肥沃，种任何庄稼都长不起来，父亲站在这块地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这次分队，我家共分到了几块地，它们是白土田、大白刀、深田、牯牛塘。
大白刀田顾名思义，就是这块田的形状有点像一把菜刀的形状，一头大一头小，这块田是白土田，泥土细腻，翻耕容易，适宜庄稼生长。但这块田因为面积大，被从中间分成两半，巧的是，半个被我小叔子抓去了，半个被我父亲抓来了，也就是说，这块地，是我家和我小叔子家共有的田。
总之，我家分到的地，在村里算上等的，母亲说这都是菩萨保佑的。
这天一早，父亲早早地起了床，和母亲一起下地把每块田走走看看。
地里的一棵老树上，一只鸟在叫，声音婉转，清脆，流畅，仿佛可以看到它在枝头跳跃的身影，不，它们是两只鸟在对话，时而是长长的一句，时而是短促的一句，声音在它们细小的喉咙里滚动，充满了神性。它们的声音使清晨刚刚到来的薄薄的光变得透明，甚至在舌尖上能品尝到甜蜜。
父母在村前村后的土地上缓慢地行走着，他们熟悉每一块地的面貌，如田垄的走向，田埂的宽窄，他们能讲出在每块上发生的故事，甚至可以嗅出每一块地在太阳下蒸发出的不同气息。这片土地上，洒过先辈的汗水，他们消失了，土地又流传到他们的手中，他们将是这块的主人。 父亲感到身子里有一股力量，感到双脚像庄稼的根茎深深地扎在了这片土地里了。父亲把两只胳膊伸开，用力地在空中挥了挥，他虽然什么也没击中，但他能感到身体里的力量，正在积攒，正在撞击，仿佛他的双手已打开了生活的大门，一个五彩的世界已呈现在他的面前。
父母在一棵树下坐下来，父亲拔了一根长长的草茎，截了一节，慢慢地掏起牙来，草茎在他稀疏的牙缝里进进出出，像一只小动物一样让人享受。
母亲说：“有了这些地，可就要看我们本事了，别让人笑话了。”
父亲说：“可不是，现在队分开了，有的人就在等着看别人笑话了，但地球离了谁都转。”
队分开后的第一个午季，就遭到了干旱。
好久没有下雨了。地里的土干得用脚一踢就能冒烟，秧苗长在田母里，插不下去，一天天变黄变老。
大河的两岸趴满了抽水的小柴油机，白天黑夜突突地响着，本来被太阳膨胀了的空间，现在像要爆炸了。
河是自然形成的，河岸曲曲弯弯。河水在一天天地下降，终于见了底，河边的村民拥进河床狂欢式地捕了两天鱼后，河床恢复了平静，在太阳底下开始龟裂。
村民们望天，祈祷能下一场暴雨，往往从东边天空飘来一片浓云，乌压压的一片，像下雨的样子，但飘着飘着，云就散开了，就无影无踪了。
唯有村头大坝里还蓄着一塘水，汪汪的像明镜一般。大家都在观望着塘里的这点水，队长迟迟不愿把塘里的水放了，是想留下这点水让人洗洗澡，让牛饮饮水。再说队长计算过了，即使这塘水放了，也救不了低处的几十亩土地。
这样又熬过了数日，队长明显感到村民的压力了。一天上午，队长扛着锹，来到大坝上，挖开涵洞，开始放水。
水也好像憋得太久，涵洞一打开，一股清亮亮的水流就越过涵洞在小渠里奔涌起来，渠道两边奔波着村民们匆匆的身影，他们挖开渠道两旁的口子，让水流向自家的地里。这是多年来形成的规则，大坝的水是公共的，谁家都可以用。
我家和小叔家共着的大白刀田，离大坝距离远。水渠里的水经过分段截流后，流过来时，已很细了。
大白刀田，我家这半块地是高的，小叔家那半块地是低的，水先是流进了小叔家的地里。在过去不旱的年景里，小叔家地里的水满了后，就会慢慢地衬上来，然后，我家这半个田也就水满了。但今年不同了，大壩里的水很快就见底了，小叔家地里的水满了，却只衬上来一层，刚把泥土湿了，还不能插秧。
父亲已来大白刀田观察几次了，父亲看到渠道里的水先是像一条带子，后来就像一条线，再接着就在眼底下消失了。父亲急得头发着了火。大白刀易耕作，土也肥沃，也是我家一块重要的口粮田，如果插不下去秧，家里的收成将受到很大的影响。
父亲去找小叔子商量，看能不能从他家地里车点水上来，把秧栽了。
中午，小叔子在树阴下喝茶。一个农民渴了，往往是舀一碗井水，仰起脖子咕咚咕咚地灌下一气，抹抹嘴就行了，而小叔却与别人不一样，悠闲地喝茶，这是被人不屑的，但小叔不怕，小叔在大队文艺宣传队干过，养成了一个文艺范。
小叔趿拉着破布鞋，坐在凳子上，硕大的脚上，还粘着泥巴。身边是一个黑糊糊的小方桌子，小叔一手拿起茶壶，一手端着那只带白色的瓷杯子，手一倒，一条白线就注入了杯子里，几片粗大的茶叶浮在水面上，小叔端起来抿了一口，然后，又把白瓷杯子放到黑糊糊的桌面上。
父亲看不惯小叔这个作派，但父亲是来求他的，只好忍着。
父亲叫了一声小叔的名字，然后满面笑容地站到他的跟前，周围的空气热得烫人，但浓树阴下还是凉快的。
小叔倒了一杯茶，放到桌子上，让父亲喝，父亲没有去接。父亲说：“大白刀田里的水，你那半个已满了，我这半个地还缺一点水就能栽秧了。大坝里的水已没有了，衬不上来了。”
小叔没有望父亲，而是望着地面，说：“衬不上去，我有啥办法？”
父亲说：“我想车点水上去，把秧栽了。这天总要下雨的。”
小叔半天没有作声，然后不屑地说：“这么旱的天，从人家地里车水，天下有这个道理吗？”
父亲说：“不多的，就缺一层水，不影响你田里栽秧。”
父亲知道小叔会这样说的，被噎得一愣一愣的。根据乡里的习惯，这水是公共的，也不是自家用柴油机抽上来的，一般大家都相互帮助着，匀着用，把秧栽下去。
父亲说：“这是救火，秧栽不下去就没有收成。”
小叔说：“你有了收成，我没了收成怎么办？”
父亲的笑容在一点点减少，说：“现在分单干了，不是在集体了，我们两小户人家要帮着，不能让别人看笑话。”
小叔喝了一口茶，把二郎腿放下，说：“我们两家只能保一家，两家田都荒了才被别人笑话哩。”
父亲说着说着就生气了，转身气咻咻地走了。
父亲回到家，一屁股坐在凳子上，直叹气，父亲想，这个兄弟啊他一点不救我哩，就是左右邻居，见我这样，也不会见死不救的啊。这个兄弟的心太毒辣了，他是怎么想的哩，我处处都让着他，他是见我没本事啊。父亲越想心里越难受，心里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
母亲来问事情怎么样了。父亲说：“他不同意！”
母亲沉默了一下，说：“不行就算了，这老天总会下雨的吧。”
父亲起身在屋子里焦急地踱步，然后走出屋外，他决定自己亲自去大白刀车水。父亲扛着一架水车，来到大白刀田，把水车往田头一放，扎好，在水车的尾处挖了一个坑，就开始车水，水顺着水车的叶子，缓缓地流进地里。父亲不想车多，只想能把秧栽下去就行了，他相信只要先斩后奏，小叔会给他这个当哥的面子。
混浊的水流进了地里，父亲心里的气也慢慢地消了。
这时小叔从远处疯狂地跑了过来，由于奔跑，小叔满面汗水，面孔紫红，小叔的两只大脚板趿拉着破布鞋在地上踏起一层灰尘。小叔跑到父亲跟前，父亲停下手中的水车。父亲笑着说：“我只要一层水，能栽秧就行了。” 小叔用力蹬了一下水车，水车晃动了一下。父亲仍然咧着嘴笑着，他想让小叔火气熄了。父亲的笑显得尴尬，这是一种屈服。
小叔上来用力推了父亲一下，父亲一个踉跄跌倒在泥地里，烂泥糊了父亲一身，父亲撑起身站了起来，面孔扭曲着，他没想到这个兄弟会对他动手。父亲气愤地伸出手去，想抓住小叔，和他撕打一下，但小叔又使劲推了一下，父亲又跌到了田里。
小叔叉着腰，站在父亲的面前，父亲跌坐在泥地里，两手蹲着，仰面看着他，他从没看到眼前的兄弟会变成了巨兽，眼睛里流露着凶光，小叔说：“你偷我的水！你偷我的水！”
“我俩不是一个娘养的！”父亲气急败坏地说着，这等于在骂自己的娘。
小叔说：“你要再车水，我就……”小叔手朝上举了一下，还想说更严重的话，但看到父亲眼里流下了泪水，没有说下去，转身走了。
父亲坐在田埂上，又是怨又是恨。他的衣服上是泥，双手上是泥，脸孔上是泥，简直就是一个泥塑的人了，泪水止不住地在面孔上流着。
母亲赶了过来，见父亲这个样子，从田里抄起水，把他手上和脸上的泥巴洗净，母亲劝慰父亲说：“谁让你来车水了，可车到一口水的，就搞这样了。回去，这个田不收了，也饿不死我们的，天无绝人之路。”
父亲和母亲抬着水车往家去。
第二天，队长来处理小叔打人的事，才了解了小叔的真实想法，小叔是想把父亲从大白刀田挤出去，一个人独享。
队长说：“那你拿块田换吧，你总不能讹你哥吧。”
小叔不想用好田来换，说了几个田，队长没有同意。队长对每个田都是了如指掌的，建议让小叔用头节沟的田换，头节沟在小河的下游，一放水就能淌到，旱有水，涝能排，是一个上等的田。队长说：“你哥家也一大窝孩子，也要吃饭的，既然你想要他的田，就不能让他吃亏，政策也不允许的。”
队长来劝父亲。
队长说，我都挂过像了，你们兄弟俩尿不到一壶的，隔得越远越好。这地换就换了吧，反正田还在你们兄弟俩手里，又不是换给了外姓，免得以后不知道又会发生什么矛盾。
小叔要换田，这是父亲没有想到的。父亲一生都说，小叔的点子多，但都没用在正道上。现在，小叔要独吞下大白刀，父亲想想肉都颤。父亲最后同意了，从此大白刀田就成了小叔一个人的了。但父亲每次路过大白刀田都绕着走，他怕看到了伤心。
虽然遭到了干旱，但这年秋天，我家還是打下了不少粮食，这让父母的心里宽慰了许多。
一位农民想让每块田都要打下粮食，父亲最不放心的就小簸箕这个田。一个冬天，父亲把猪粪、鸡粪、草木灰一担一担地挑过去，抛撒在地里，想改变土质。闲时，别人都在墙根下拢着袖子晒太阳，父亲就扛着锹来地里翻，把团块的砂礓翻出来，用手捡了，扔到地头。把那些荒草的根茎挖出来，放到太阳底下晒，把它们斩草除根。
父亲自觉小簸箕田打理好了，春天里，母亲在地里种了花生。
这个地方由于离村庄远，坡上长满了野菜。拉拉肠的茎是柔弱的，但圆圆的叶子带着齿边，一层层地往上盘着，到了顶上，开着淡蓝色的小花；四角菜是猪最喜欢吃的，父亲经常到地里挖上一篮子回去喂猪，但老了的四角菜叶子的边上有着小刺，要是刺到肉里是很难受的；小蓼才长出来，茎红红的，像刚喝了酒；还有嫩嫩的青草，牛最喜欢吃了，用舌头一卷一大撮。野蒿子到处都是，茎上毛茸茸的……
父亲到东冲地里，总要到小簸箕田看看花生长得怎样了，但花生的秧子仍长得黄黄的像一个营养不良的人。秋天到了，父母挑着担子来小簸箕田挖花生，父亲把锹使劲地往地里一插，当的一声地上只是一道白印，溅起浅浅的一层灰尘。父亲使劲一蹬锹往下去了一点，蹬了几下，父亲一用力，挖出一株花生，秧子底下结着几颗零零散散的花生果子，父亲很失望。
父亲挖了一上午，挖了半个田，只摘了半篮子花生，要是在别的地方，最少是一篮子花生了。父亲叹息了一声，对着小簸箕田说：“唉，我喂了你那么多好东西，你都吃哪去了呢？其他地都争气，就你不争气，你这是在拖家里的后腿哩，如果它们都像你这样，我们全家就饿死了。”
父亲挖累了，他歇息下来，躺在半坡的地面上，晒着暖暖的阳光。父亲半眯着眼睛，不远处有一口水塘，清澈的水泛着细碎的阳光，父亲看着看着，睡意就上来了。
半天，父亲醒来，起来拍拍身上的灰，说这小簸箕田睡觉还行哩，然后，挑着担子回家去。
3
时光如水，我们都一步步地长大了。
父亲决定盖房子。房子在乡下，是一个农民的尊严、地位和能力。我们四个兄弟都一个个长大了，像四杆枪一样杵立。村子里有人就笑话了，“他家这四个蛋不就是一窝蛋了”，意思就是打光棍了，没出息。这让父母不堪侮辱。
盖房子首先考虑的是宅基地的事。
我家和小叔家共用一块宅基地，住在村子的前面，与村子中间隔着两块大秧田，由一条田埂通往村子。田埂上有一个放水的缺口，上面用一块短短的石板架着，后来听说这块石板是一块墓碑。由于石板短，缺口两端的是泥土，一下雨就塌了，石板就掉了下去，雨停了，父亲又得把石板重新架上，这样每年反复着。
这块宅基地不大，四周都是水田。夏天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秧苗，春天膨胀着一片黄色的油菜花。宅地的四周，长满了杂树。宅地的西边是一排杂树，有檀树、刺槐、糖榴树、杨树等，更深刻的是有一棵树干弯曲颜色如铁的杏树。树的干只有在明朝的国画上看过，曲折、凹陷、粗短、斜出。春天还没有长出叶子，就开出满树的花，这种花是粉红色的，热烈、激情、浪漫。可以说，这是全村子唯一的一棵果树。每当树头结下一颗颗小小的毛茸茸的杏子，村子里的孩子们就开始来偷了，偷回去也不能吃，但偷了是一种快乐。我从没看到过，树上的果子成熟过。
宅地的南边有一条小沟，是两家人洗洗涮涮的用水，沟里水流清澈，鱼翔浅底，沟的边上，有一棵梨树，秀气得像一个青春的少年。这是昌炎从工农兵大学学习回来，用我家的一果糖榴树嫁接的，我亲眼见过。先是把采来的梨树枝削得尖尖的，然后在糖榴树的横截面上剖一个口子，把梨树的尖插进去，砸实，再用草绳缠紧，用泥巴糊上。过了一年，树活了下来，开出白色的花，在我的盼望中，几年后终于结果了，但果子是小小的铁硬的，几乎没有肉，吃不了。 地的北边是两座猪圈，一个是我家的，一个是小叔家的。我家猪圈后面，有一棵铁榆，粗短的树干斜着长，不成材，但树皮是一块一块圈起的圆形。
紧挨屋后的，是一棵高大的树，树干紧贴着屋檐，枝头的树叶圆而密，秋天变成红色，树上结满了白色的粒子，我们就叫粒子树，后来才知道是乌桕树。
屋的南边有一棵高大的刺槐树，夏天一到，枝头挂满了一串串白色的花朵，蜜蜂嗡嗡地飞着，空气中飘满了清香。每到春荒不接时，我家的粮食不够吃，母亲便绑了镰刀去钩槐树上的槐花做粮食吃。母亲把镰刀伸上去，轻轻往下一拽，一枝翠绿中带着洁白的槐花就掉了下来。母亲带着我们把槐花从枝上撸下来，用开水焯后晒干，放到米饭里掺着吃。新采下的树枝拿在手中，我会把鼻子贴近那一串洁白盛开的槐花，使劲地嗅那一丝丝香甜的味道。我对花的启蒙认识，也来自这种洁白的槐花。记得有一年风雨过后，我看到老槐树上那些洁白的花儿落在污泥里，感到很伤心，就用铲子挖了一个小沟，把许多花儿放进去掩埋，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看过《红楼梦》，好多年后才知道有黛玉葬花这一说。
家里住着几间草房子。草房子矮矮的，屋顶上的草每年秋天都要换一下。换了新草的地方，是新鲜的黄色，而没换草的地方，仍然是陈旧的草，是黑色的。一块黄色的，一块黑色的，在阳光下斑驳着，像莫奈的印象派油画，像花斑狗的皮。如果遇到了雨季，家里还是东一块西一块是漏水。房子的墙是泥土的，上面挖了两个窗子，窗棂是用树枝插上的。陈旧的墙面，一动就掉土。
在这块小小的宅地上，两家人生生息息。
父亲想多盖几间房子，老宅基地显然小了，要扩大。但父亲不想走远，父亲就想到我家宅基地旁边有一块地叫小方田，是小叔家的，如果能换来，就和老宅基地连在一块，成为一块完整的宅基地了。
小方田在村头，旁边住着几户人家，田里的庄稼牲口好糟踏，小叔为这事和几户人家吵过架，父亲觉得如果能换过来盖房，解决了小叔的负担，小叔何乐而不为。另外，当年小叔要换我家的大白刀田，父亲都同意了，现在，父亲要换一个宅基地，他应当同意的。
父亲因为与小叔有隔阂，不便直接去找小叔，便胸有成竹地来找队长，让队长去说。
父亲把换地的想法、成功的把握和队长分析了一下，队长也胸有成竹地说行。
队长去小叔家，队长对他说：“你哥要盖房子了，他的孩子都大了，不盖房子，怎么讲媳妇。”
小叔不咸不淡地“哦”了一声。
队长说：“你俩家的老宅地不够用了，你哥想换你的小方田做宅基地。”队长话讲得缓慢，边讲边想探一下小叔的口气。
小叔就来了劲，头直摇，说：“不换不换。”
队长义正辞严地说：“你为小方田吵了多少架，换成了口粮田，不是换来的么。你要换大白刀田，你哥不是也换给你吗？到他要你帮忙时，你怎么就不行了呢？你还能就看着你几个侄子讲不到人吗？”
小叔感到理亏，半天没有作声，然后说：“村头的田多着呢，哪家不能换。”
队长感到很没面子，一跺脚就走了。
队长来对父亲说，父亲很失望。
如何解决宅基地，父亲想了许多办法，但还是觉得老宅基地好，父亲留念老宅基地，觉得兄弟俩住在一起好，要是搬到别的地方盖房子，兄弟俩就分开了。
这天，父亲去赶集，在集上正好碰到队长，中午了，兩个人就相邀着去饭店吃饭，两个人叫了两个炒菜，边喝酒边说话。酒喝到酣处，父亲又说起家里讲媳妇的事，父亲说：“几个儿子都大了，一个媳妇都没有，真是急死人了，孩子就像地里的庄稼，这一季耽误了，一年就没收成了。”
队长说：“要盖房子，你这三间茅草房，一个儿子一间都分不到，谁家敢把女儿嫁到你家来。”
父亲说：“盖房，哪有地呢？”
队长吃了一口菜，边嚼边说：“他（小叔）也太不像话了，只你帮过他，他从来没帮过你。真是一娘生九子，九子各不同。”
父亲说：“不知道他咋这样？只要他愿意，要我哪块田都行。”
队长把筷子朝桌子叭地一放说：“这还有啥说的，我再去找他说说。”
第二天，队长用了一个方法，把小叔和父亲约到自己家，三个人当面谈换地的事来。
三个人像三个棋子坐在门口的三个地方。小叔捧着茶杯，不时地抿上一口，茶叶在玻璃杯底沉下厚厚的一层。队长抽着烟，一吸一大口，吐出一股烟来。父亲双手抚在膝盖上，搓来搓去的，快要把膝盖上的布搓出毛来了。太阳从门外照进来，照在脚前的地上，宁静而安详。
队长先开了口，说：“你们俩是亲兄弟，打断骨头连着筋，有事应当好商量，让我这个外人来掺和，我都觉得不好意思。”队长这是开场白，意思是先打亲情牌，做好铺垫，然后再往主题上说。
队长还是上次那个讲法。上次小叔就没给队长面子，队长走后，小叔也翻来覆去地想了好久。这次小叔觉得不能再驳队长的面子了，小叔把玻璃杯往桌子上一放，说：“可以呀，但小方田是我家的口粮田。”
队长看小叔口松了，心里就有了底，说：“这个我懂，你俩谈谈怎么换，我可以做个证人。”
父亲一听小叔愿意，心里一喜，父亲想好了，换地也不能让小叔吃亏。
小叔停了一下，说：“我要白土田。”
父亲一听，就傻了，说：“白土田是我家的口粮田啊，再说，这个田面积也不够啊，还要配个田。”父亲的话，有央求小叔手下留情的意思。
小叔没有退步，继续说：“配个田也可以。”
父亲想了想，说：“当时，白土田和小簸箕是配在一起抓阄抓过来的，那就还配小簸箕吧。”
小叔一听，口里不屑地“切”了一下，说：“小簸箕的土是砂礓土，又在岗头上，鬼不生蛋的地方，谁要！”
父亲问：“配哪块田？”
小叔说：“头节沟。”
父亲叹息了一声，觉得小叔心眼太深了太狠了，在要挟自己哩。现在，不但要白土田，还把他过去换过来的头节沟要回去了。但为了宅基地，父亲还是咬咬牙，屈服地说：“好，就白土田和头节沟。” 队长一听两个人说好，松了一口气，队长说：“你俩咬过牙印了，这事就这样定了，政策上也是这样的，不要再扯皮了。”
小叔愿意把小方田换给我家做宅基地，父亲很感激，觉得小叔终究是自己的兄弟，关键的时候，还是他帮了自己一把。
自这年春天起，我家的头节沟和白土田就归小叔家种了。每到秋天，父亲只能从小方田打下不到一半的粮食，但想想这是一块上好的宅基地，也就舒了一口气。
为了筹集盖房子的钱，冬天了，父亲拉着平板车，去合肥坝上集批发蔬菜水果回来卖。从家去合肥有五六十公里路，每天鸡叫头遍，父亲拉着平板车徒步走去，中午到市里，批发完蔬菜，连夜徒步往回赶。
一天，天黑隆隆的父亲就出门了，吃过中饭，天更加阴沉，北风刮在脸上，父亲先是感到寒冷，紧缩着身子，木头的车把像烧红的烙铁，父亲的手不敢向上碰。但父亲必须要赶回去，这一车的菜，多耽误了一天，菜就会不新鲜，就卖不上好价钱。父亲两只腿在石子路上奔走着，城里黑魆魆的楼群在身后越来越远，土地越来越空旷，光秃秃的树在风中摇摆着，发出低沉的呜呜的声音。
不久，天开始下起雨來，父亲穿上塑料皮的雨衣。细小的雨点像一粒粒小石子砸在脸上生疼，父亲呼出的热气，瞬间就变成了雾气，迎面扑在脸上。天地茫茫间，只父亲一个人影在路上奔波着，黑色的影子、孤单的影子、沉重的影子……影子向前倾着，是负重的，是冲刺的，有一股力量在他的身体里积攒，使他快要脱离肉的身体像要飞翔。
雨水顺着发梢淋下来，淋进父亲的眼里，父亲的眼睛一阵阵痛疼，他不停地用手抹着脸上的雨水。
父亲的脚步越来越坚定了，不再踉跄。
父亲赶到家时，已是夜晚了，夜色像父亲出门前一样黑隆隆的。老远父亲就看见家里的那一星灯光了，灯光被黑暗压缩成一点点，在北风中显得弱小没有力量，但在父亲的心里却是无比的温暖，父亲紧绷着的身子，一下松弛下来。家里的黑狗狂吠起来，父亲大声地喝斥着，黑狗听到是主人的声音，呜咽了几声，摇着尾巴迎了上来。母亲听到父亲的声音了，也从屋里走了出来，和父亲使劲把车子拉回家里。
母亲忙着把车上的蔬菜卸下来，菜叶上都结成了一层冰碴。
父亲每个星期去合肥进一次货，父亲这样来来往往着。从城里带回许多新鲜的东西，如城里人不吃猪头皮，父亲就把一块块猪头皮带回来，这可是我们的美食。如城里人不吃猪油，父亲就把一块块猪油带回来，猪油炼过后的油渣又是我们的美食。
母亲把父亲批发回来的蔬菜挑到周围集市上去卖。
母亲卖菜非常地道，她觉得大家都是种地的人，赚点辛苦钱，但不能赚黑心钱。母亲头天晚上，把黄的菜叶子择去，把菜上的泥土抖掉，把菜码放整齐。第二天，母亲赶早挑到集上。母亲的菜新鲜干净整洁，大家都喜欢买。而街上菜贩子的菜，黄叶子多，价格高，这样母亲便得罪了他们。
有一次，母亲卖甘蔗，几个人把甘蔗吃了一半，又回来找母亲说甘蔗不甜，母亲就给他们换了。事后，母亲就感觉不对了，甘蔗甜不甜，也没有硬的指标，全靠自己的感觉，这感觉怎么能说得清？母亲想这是有人在找她麻烦了。
过了一会，又有几个买甘蔗的人找了回来，仍然说甘蔗不甜。母亲就和他争执起来，青年凶狠地拿着甘蔗就往母亲的嘴里杵，说看看可甜看看可甜。
母亲愤怒地一把推开青年，眼里含着泪水斥责道：“你们这是在找我碴，哪是甘蔗不甜。雷会打你们的！”
青年骂骂咧咧地走开了，母亲收拾了担子怏怏地回家去。
父亲不让母亲去赶集了，但母亲坚持要去，不赶集批来的菜咋办？母亲忍着委屈继续去赶集。
经过两年的辛苦，家里积累了一笔钱。到了秋天，田地里的庄稼收割完毕，父母就开始准备着盖房了。
秋天的太阳晒在人身上暖和和的，没有了夏日的热辣，地头许多花都消失了，只有野菊花还在绽放，它的眼睛里，有着经历巨大痛苦后的喜悦。
一条小河就是它的脉动，连绵的群山就是它鼓起的雄性肌肉。低飞的鸟儿，静止的树林……它们是一束束鲜花，被无数双有力的大手高高地挥舞着，为父亲加油，为父亲欢呼。
几个太阳晒过后，小方田里的泥土软而不硬的时候，父亲用牛拖着石磙子在上面一遍遍地压实，压平，好做地基。牛拖着石磙发出吱呀吱呀和声音，像听一首快乐的旋律，村子里的人也都知道我家要盖房子了。
这天一大早，父亲正在小方田里平地，小叔忽然迈着方步踱了过来。小叔站在地头，眼睛眯着，似乎在费力遥望着远处的事物，但他望的却是近处我父亲忙碌的背影。
在小叔的眼里，父亲一会弯腰蹲着，一会站起身来，像一个被线牵着的木偶，令人可笑。
小叔嘴一撇，冷笑地冲父亲说：“你不要忙了，忙也是瞎忙。”
父亲一回身看到小叔站在身后，愣了一下，刚才他说的话，父亲觉得没有听清。
小叔又重复了一下，说：“你不要忙了，忙也是瞎忙。”
父亲这会听清了，父亲站着没动，说：“啥叫瞎忙，我盖房的材料早买好，这两天就要请人，盖房的木匠也找好了。”
小叔说：“不是这个意思，地我不换了。”
父亲血往头上涌，如五雷轰顶：“地你不换了？”
“是的，我不换了！”
“当初我们是咬过牙印的，队长还在，你怎么翻脸了。”父亲没想到小叔会使这一阴招，大睁着眼睛问。
“咬过牙印算屁，文字在哪？田是我家的，我说不换就不换。”
“你是一个男人，你说话不是放屁。你把我的田收了两年了，这不是事实？我现在就要在这个田上盖房了。”父亲上前走了两步，大声地说，阳光从背后照过来，把父亲的身影拉得长长的，似乎是一个巨人。
“你盖房试试看！”小叔阴阴地说，“我今天就要在地里安庄稼了。”
父亲气得浑身哆嗦，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 过了一会儿，小叔挑着一担粪便过来，拿起粪勺就朝小方田里泼粪，黄的大便十分刺目，臭气在空气中飘散，这个清新的早晨一下子被打破了。
小叔说：“我在我的地里施肥你能怎么样？”
父亲的眼睛里燃烧着火，父亲的双腿灌满了力量，父亲蹿上来，啪地给了小叔一个耳光，小叔用手揪住父亲的领口，朝父亲胸口打了一拳，两个男人开始厮打起来。但父亲毕竟没有小叔有力，两个回合下来，小叔就抓住了父亲的双手，父亲开始用脚踢他，小叔躲让着。
母亲也从家里赶了过来。母亲怕父亲吃亏，赶紧上来死命地拉小叔的手，但小叔的手像钢筋一样铁硬，母亲根本没有力量拉开。
老婶也从家里赶过来了，一看我家是俩人，他家是小叔一个人，小叔又占着上风，没有吃亏。老婶就心生一计，大叫起来：“你们都看着啦，他们两个人，打我家一个人啊，这日子还能过吗？”
老婶这一喊，母亲听起来更气了，母亲松开手说：“他两兄弟打架，谁打死谁倒霉，谁也不拉了。”
村里的人看到父亲和小叔在打架，赶了过来，七手八脚地把两人拉开。两兄弟打架，在乡下是稀罕的，有的人赶过来看笑话。
父亲的衣服撕烂了，露着半个身子，上面有着几条红红的血印子，父亲一边怒骂着一边大口大口地喘气，父亲一激动，嗓音就嘶哑，说话连不成句子，本来想大声地说，但说出来的声音却很小。父亲说了半天，大家这才知道打架的原因。
队长也来了，队长问清了原因，怒斥小叔说：“这地我们说好的，都换两年了，你也用人家的田收过禾了，现在怎么反悔了？你懂政策吗？”
小叔站在旁边叉着腰，仍是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说：“换地是我同意的，当时他要盖了，也就算了。现在我不换了，我儿子也大了，我要留着自己盖房。”
队长说：“你尽说屁话，你把地换过了，就不能反悔了，人家什么时候盖房是人家的事。”
小叔说：“我不管这些，但这地我就是不换了，要换，就用人命来换。”
小叔把话说绝了，队长气得脸色发紫，劝父亲回家去，等等再说。
父亲起身时，指着小叔说：“我和你不是一个妈养的。”
房子盖不成了，父亲愁得在家转来转去，长吁短叹。
一天夜里，父亲在睡梦中惊叫，母亲慌忙用脚把它蹬醒。父亲醒来，点亮油灯，母亲问他做什么梦了。父亲垂着头，长叹一声说：“昨夜做梦，给他（小叔）掐了。”
母亲问怎么回事，父亲说，在梦里，小叔掐他的脖子，要他往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黑糊糊的。他不愿去，小叔就使命地掐他，把他掐得喘不过气来。父亲想喊人救命，但周围没有一个人，然后就惊醒了。
父亲的眼睛里还留着噩梦里的恐惧，父亲双手捶打着床沿，大声地说：“我搞不过他，一提到他，我的肉就颤。我妈生了我，为什么要生他这个怪人呢？”
母亲怕父亲太过激动，劝父亲想开点。父亲倚着墙壁，不愿再回到梦中。两个人就在灯光下坐着，听着屋外的狂风呼啸。
这风应当是黑色的，它们白天在树阴下，沟渠边，荒草地里潜伏，夜晚便拥挤而来，把本是宁静的夜晚，搅得一片混乱，那些本是整块的夜色，被撕成了碎片，抛弃得遍地。窗外的风又在用力了，尖啸的声音一声比一声紧，一声比一声急，逼得人喘不过气来。油灯小小的光亮在玻璃罩里摇晃着，一股冷风从门底下吹进来，又呼啸着在屋角散开来。
直到远处的鸡叫声不断传来，父亲实在熬不住了，才头昏脑胀地躺下睡去。
几天后，队长来开导我父亲，你兄弟俩尿不到一壶，不要老想着小方田了，换个地方吧。如果非要在小方田盖房子，你兄弟俩会出人命的；你有这两个好田，在村里换谁家的地都能换到；住家要处好邻居，你和他在一起住家，今后能舒心吗？在队长的开导下，父亲终于想通了，放弃了在小方田盖房子的想法，父亲觉得团结不了小叔，就离他远远的，各过各的日子。
队长给我家在村后选了一块地，这块地靠村子的大路，交通方便。父亲就定了下来。这年冬天，我家盖了六间砖墙瓦房，大路上来来往往的人看了羡慕不已。不久，村里就有人上门来给我讲对象了，我开始了第一次相对象，她是邻村一个木匠的女儿。
但多少年后，小叔也没在小方田上盖房子，反而换给了别人盖房子，这件事一直堵在父亲的心里。
4
时间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这年夏天，小叔开始到城里打工了，小叔是村子里第一个去城里打工的人。
小叔才开始是在合肥城里一个叫站塘路的地方打零工。
站塘路和其他市内居民区的路没有什么两样。不宽的水泥路面，两旁是葱郁的梧桐，在地面投下一片一片的浓郁，夏日走在里面感到清凉无比。梧桐树的后面，是一家家店铺，因为开着空调，玻璃门虚掩着，穿着时尚的女子，坐在玻璃门后面，如年画上的美人。路上看不到人来人往，一切秩序井然。越往里走，梧桐树便越来越少了，最后没有了，露出光秃秃的狭窄的马路来，头顶上的电线也没有规则地穿过来穿过去，有破旧的小楼，有红砖的平房。但人却越来越多，车和人拥挤着，显得混乱不堪。
站塘路到头，场地开阔起来，人流更加混乱，电瓶车、三轮车、小货车等等拥挤着，低矮破旧的房子上，挂着红色的店面招牌，如站塘大食堂、107牛肉面、马哥大排档等，还有在城里见不到的店面，如解放鞋雨鞋厂家直销等，小贩的小喇叭声彼此起伏，恍如处身在乡下的小集镇。在这些来往的人群中，更多的是那些男男女女，他們头戴着黄色的胶壳帽，身上背着一个大大的帆布包，包里不外乎装着一个大大的塑料水杯和瓦刀、钎子、锤子等干活的工具，他们敞开着胸，破旧的衣服上粘着泥土、油渍，他们的脚上大多穿着解放鞋，与城里的时尚格格不入，他们是民工，很容易从人群中分辨出来。
站塘是一个庞大的劳务市场，在合肥搞工程的人，没有不知道站塘这地方的，到站塘来的，都是干粗活的农村人。
站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在这里不能说老，如果你说人家老了，人家会骂你，说，放你一嘴狗屁，我怎么老了，我看你还老了哩。因为年龄大了，就没有人要了。一般见面了，要说人家年轻，本来是六十多岁的人，你也要说，哈，大哥，刚五十出头吧。人家就会高兴地说，哈，你的眼力好，一下子就猜准了。穿衣服也有讲究，衣服要穿紧身一点，身上要脏一点，像一个干活人的样子。头要剃成二分头，这样显得年轻。平时，还要练练跳跃，这是上车时用的，要不，你一上车，拖腿不动爬半天，老板一看，你就是一个老人，也不要你，还要像一个年轻人，手按车帮，一跳就上去了。 小叔来合肥打工时，已有五十多岁了，在民工中，也算老人了，小叔就剪了一个二分头，穿着一身紧身衣，跟在一群民工后挤。
小叔每次去得早，他最怕天亮，因为，他一头花白的头发，满脸都是皱纹，天一亮就看清楚了，没人要。天没亮前，黑糊糊的，小叔戴着一个胶壳帽，盖着脸，人家看不出来。所以，天亮前一定要被带走，要是走不了，一天就完蛋了。小叔每次上到车上时，都往里面拱，在角落里缩着身子，不作声，这样老板不注意。
站塘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在这里不要说自己不行，老板问你可会开飞机，你要说会开，老板问你可会开坦克，你要说会开，没有不会的，只要把你拉去了，这一天的工钱就有了。到了工地真的不行，就给人家打下手，反正工地上杂活多，有活干的。有一次，老板问小叔会不会开搅拌机，小叔说会。可是搅拌机小叔看都没看过，心里直打鼓，到搅拌机前一站，小叔瞅瞅眼前这堆黑糊糊的家伙，上面有字，什么倒转，顺转，一看就猜个八九不离十，试着转两转，真的就会了。还有一次，老板问小叔会不会开电梯，小叔说会。可是电梯什么样子小叔也见过，到了里面一看，12345……标得清清楚楚的，上下箭头一看就懂了，用手按按，会了。
小叔的聪明，很快就发挥出来了，在民工里有小诸葛的外号。
有一次，大家在一家工地干了几天活，结工钱时，工头找不到了，怎么办？晚上，睡在四周看见亮的工棚里，大家愁得唉声叹气。小叔一个激灵，从地铺上坐起来说：“这个事听我的，明天我带你们去要钱。”
工棚里的人，都怀疑地看着小叔，觉得他是否吃错药了，要钱的事，不是一般人能行的。
小叔接着说：“这个事，我们祖上就遇到过。”
小叔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解放前，有一年春天，一个外地人来我们村子卖犁头，一个在田里干活的人，上到田埂来，把他的犁头赊下了。卖犁头的人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叫田耕玉。卖犁头的人不知道这是个假名字，就记下了。午季结束了，一般人家卖了庄稼就有了钱，卖犁头的人到村子里来找田耕玉讨钱，问了全村的人，都说没有这个人。卖犁头的人说，没这个人，我就找这个田埂要。他拿了一把锹，到当时田耕玉赊他犁头的田埂上挖了起来。田埂被挖了一大节，事情搞大了，这个人就自己站出来，把钱给了。
小叔讲完了，问大家听懂了没有。大家还是怀疑地看着他，他们为要不到工钱，愁死了，谁还有心思听他讲故事。
小叔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谁也不要找，就找这幢楼要钱，这楼就是那条田埂，它会有主的。”
第二天，大家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跟着小叔去要账。小叔领着一群人找到项目部，项目部的人不理他们，说：“你有条子吗？”
小叔就把条子拿给他看，项目部的人看了后，又说：“这个包工头子工地多了，怎么证明你们就在我们这儿干的活呢？”
这下可把小叔难倒了，小叔想了想说：“我可以找你们食堂炊事员，我们这几天可在他这儿吃饭的，如果没有在他这儿吃饭，说明我没在你家工地干活。”
项目部的人不作声了，小叔看他心虚了，又心生一计，说：“我们村子不出人，就出了一个大记者，你要是不给钱，我一个电话打，他就来了。”现在，这些老板们最怕记者，记者只要一曝光，他明年接工程的资格就没了。
对方一听说能找到记者，就赶紧打电话找工头，原来，这个工头好赌钱，赌输了十几万，把大家的工钱结去还债了。项目部的人虽然电话打通了，但那工头不见人，项目部的人手一摊说：“你们看到了，我也帮你们找了，他不来我有什么办法呢？”
小叔眼看事情就要黄了，心里很急，生气地说：“你们是想上报纸还是想上电视，我打个电话，我们家记者半个小时就到，如果不到，这个工钱我就不要了。”这话一出口，小叔自己也吓了一跳，他心中没底啊。
对方听小叔敢拿工钱来打这个赌，更怯了，赶忙说：“他不给，我们给。”
旁边的人见机就做结子说：“老赵，你就不要添乱子了，人家不是在给我们想法子么。”
项目部的人也跟着喊：“老赵你消消气。”
中午了，见大家还没吃晚饭，项目部的人就领着大家去小饭店吃饭。
到了小饭店，项目部的人说：“你们点个菜吧，看是吃羊肉火锅还是吃牛肉火锅。”
小叔说：“我们干活的，需要力气，不吃羊肉火锅，就吃牛肉火锅。”
火锅吃完了，钱送来了，一群人领了工钱，就开心地回去了。大家都说，这次要到工钱，是老赵的功劳，老赵点子多，头脑聪明。
半年后，小叔被一处工地的老板看中了。老板给了他一个工程，让他自己带人粉刷楼房。这就是一个粗活，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小叔带着几个民工，干了半个月就完工了，捞到了第一桶金。
一年后，小叔组建了一个几十人的工程队，就跟着这个老板干活，活越干越大，小叔成了一个包工头子。每次戴着黄色的胶壳帽，在工地上转来转去，已不干活了。
一天中午，小叔正在家里睡觉，电话忽然响了，小叔不耐烦地一接聽，只听里面带队的慌慌张张地说，工地有人从楼上掉下去了！小叔一下子就跳了起来，趿拉着鞋就出门打车赶到了工地。
工楼上都是密密麻麻的脚手架，常人不好走，但小叔走起来没有任何阻挡。小叔赶到时，前面已围了一圈人。小叔冲进去一看，一位民工四仰八叉地仰躺在地上，面色惨白，头底下流着一摊血。民工跟小叔干了好多年，平时在一起兄弟长兄弟短的。小叔看着，头嗡地就炸了，然后派人赶快送到医院去。
小叔知道这人是没法救了，但送不送医院是态度问题。
第二天，民工家属来了，妇女一看就是山里人，身材瘦小，肤色黝黑，满脸都是皱褶，头上披着长长的白布，领着两个孩子，孩子全身也穿着白衣，几个人一见小叔就跪下来，嚎陶大哭起来，哭得撕肠裂肺，鼻涕满面。
小叔早安排好了场面，几个人上来，把妇女搀扶起来。妇女不愿起来，身子往下蹲。说要还她的人，她活不下去了。搀扶的人，也被哭红了眼睛，扭过脸去。 大家原來想，小叔会给这位妇女多赔偿一些钱的，毕竟人家是一条人命，两个人的关系还这么铁。可小叔脸一黑说给点钱也是一个安抚，不是赔偿，如果要赔偿就走法院的路子。妇女是山里人，也没什么主意，小叔赔了很少的一点钱，就把事情了了，大家都说小叔的心肠硬，人一走茶就凉。
5
小叔在城里发财了，把家里的人接到城里去了，家里的地开始抛荒。
村里的老人每次走过小叔家的抛荒地，都要骂几句，这么好的地怎么就不种庄稼，给荒了？
小叔好多年没有回家了，村里关于小叔的传言也多了起来。
有人说，在城里见过小叔，他戴着墨镜，腋下夹着个皮包，皮鞋锃亮，是个大老板了，根本不像一位农民。
有人说，小叔失联了，现在欠了一屁股债，不敢见人了。
有人说，小叔因工资纠纷腿被民工打断了。
这年腊月，父亲和一群老人在家门前边晒太阳边聊天。
老人们回忆往年村子里的热闹，现在的冷清，不理解一个好端端的村子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有人说，这都是村里的风水被破坏了。通往村里的大路本来是要修成直的，穿过村里直通南冲，这个气就通出去了。可现在他们把路修弯了，弯到村中间，成了断头路，这气就在村子中间，出不去，村子里就要出事了。
村头的大路，过去是一条土路，几乎没有人走，人们上集都是走小路抄近。后来，政府把大路修成了村村通的水泥路，在修村村通时，村里的权势者，又把大路拐了个弯，像一条S形的路，大路在村子中间断头了。
难道这条大路成了罪魁祸首。
老人们聊天，总是说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玄而又玄，显示自己的阅历。
这时，大路上驶来一辆小轿车，大家停住了聊天，开始张望起来。
车子开到跟前，下来的是小叔，小叔穿着西服，西服里面是白领子的衬衫，脚上的皮鞋擦得锃亮。小叔说话，撇着城里的腔调，拿着一包红彤彤的中华烟散。村里人一看，小叔已不是过去的小叔了，而是一个陌生人。
队长问：“听说你在城里，把腿被打断了，是真的吗？”
小叔生气地说：“哪有的事。”
大家不信，让他把裤子捋起来看看，小叔捋起裤子，腿白生生的，没有一个疤痕，大家就笑了。
父亲和小叔已数年没见过面了，这次小叔来到家门前，父亲觉得有点亲热，就准备上前来打招呼。
小叔拧过身子问旁边的人说：“他是哪个啊？”
队长不屑地说：“他不是你哥吗？
小叔故作恍惚，说：“我认不得了，我不认得了。”然后走到父亲身边，拉拉父亲的衣服，说，“你穿得这样好，认不得了。”
父亲就气了，说：“你一辈子就会装神弄鬼的，我这衣服在村子都穿好多年了，有什么好的呢？我一个老农民你要认识我干啥？”
大家都笑起来，小叔觉得没了面子，赶快开车走了。
小叔这次回来，做了一个轰动全村的事，把老房子卖了。
小叔要卖房，这在村里可是从来没有过的，队长怀疑地来找小叔问情况。队长吸了一口烟，然后捏在指间，问：“你要卖房？”
小叔笑着说：“是的，这房子长时间不住人会倒的。”
队长把烟又深吸了一口，说：“城里花花绿绿的，能挣两个钱，但落叶还要归根的，你有个房子回来还有个窝，要是卖了，回来到哪落脚去。”
小叔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给这烂泥田套（方言：踩）伤了。”
队长就明白小叔的意思了，他是不想回这个村子了，他对生养他的这块地没有感情了。
队长很焦虑，烟屁股还很长着，就抛在地上了，问：“你的地怎么办？总不能长年抛荒吧？”
小叔想了想说：“地不要了。我在城里干一个月挣的钱，比种地一年的收入都强啊！”
队长说：“那就按政策收回队里，再重分。”
小叔说：“行。”
队长离开小叔家就来找父亲。
队长问父亲：“他回来卖房子，你知道不知道？”
父亲说：“知道了。”
队长说：“这个败家子，他忘祖了，连家也不要了。”队长问父亲买不买。
父亲叹口气说：“我连娶了两房媳妇，手头紧张，哪买得起。”
队长想想也是的。
最后，小叔把房子卖给了村里的小木匠，房子卖得出奇的便宜。
卖房时，父亲到那块宅基地转了很久，父亲舍不得这块地，这里有过他太多的记忆，但很快就成为别人的地了。父亲恨得牙齿咬得吱吱地响，父亲也控制不了这个局面。
小木匠买了小叔的房子后，首先就是锯树，他家要盖新房子，小木匠认为这些树落下的叶子太脏了，扫也扫不净。
小木匠先是锯门口的那棵老槐树，小木匠用一根绳子，绕在树的高处，往空旷的地方拉紧，固定住，小木匠手握电动锯子，锯子兴奋地叫着，冒出一股浓浓的黑烟，锯子触到了树的身子，响起了撕咬的声音。很快老槐树被锯倒了，它倒地的时候，发出一声沉闷的声音，它庞大的树冠，躺在了地面上。这些长在高处的树冠，第一次接触到了地面。它的身体一阵颤抖后，很快又平静下来。倒下的树干裸露着，可以看到深处那一圈圈隐秘的年轮，这些年轮里隐藏着它和我们一家人相依为命的日子。
他们就这样一棵一棵地锯着，接下来，他们拿出皮尺，在锯倒的树干上量来量去，把树干锯成一段一段的，然后拉到集上去卖。
最后锯的是那棵老杏树，小木匠围着这棵老杏树转了几圈，骂道：“这棵树长得这么丑，啥材也不是，只能烧火。”
小木匠的电锯插入老杏树的身体时，老杏树里飞出的是红色的锯沫，树根下瞬间就堆起了一层，似血。小木匠害怕了，把锯子停了，抓起一把锯沫攥攥，然后展开看看手上有没有染上血，手上干干净净的。小木匠又开动电锯，老杏树砰的一声倒了下去。 这是一场屠宰，现场虽然没有一滴血，但可以闻见血的腥味。
他们忙了几天，把锯好的树码放到手扶拖拉机的拖斗里，每一个断处，都是一个白色的圆圈，这些圆圈堆放在一起形成了许多不瞑的眼睛。
小手抚拖着这几棵树突突地走了。
父亲舍不下的那块老宅地，面目全非荡然无存了。
6
乡下的土地抛荒得越来越多了，村子里的人也越来越少，青壮年都去城里打工了。父母亲还住在当年亲手盖的六间瓦房里，虽然我们在城里都有房子，劝父母也搬到城里来住，但父亲不愿意。
父亲已经年老了，还舍不得把地荒了，拣了几亩好种的地种着。每年给我们带上大米、花生、山芋什么的，父亲说这东西是无公害的，人吃了健康。
自从把村里的房子卖了后，小叔已十几年没回过村子了。据说他在城里的资产不断扩大，住上了别墅。
有人就拿父亲和小叔比，觉得小叔混得好，父亲混得差。劝父亲去城里找找小叔，也许能沾点光哩，“他那么大的场面，手里漏点也够你吃的了。”
父亲直摇头，那是乞来之食，吃不得，乡下养人哩。
今年清明节后，队长又来找父亲了。
现在村子里住着的都是一些老人和儿童，村子里空荡了，队长也清闲下来。
队长也老了，因为年轻时受过凉，晚年的腿得了风湿，走路再不像过去那样风风火火了，而是拄着棍，但抽烟仍然没有减少，嘴里仍衔着烟，没见空过。
队长来了，父亲端了一个板凳让他坐下来。队长把烟屁股朝地上一吐，朝父亲笑着。
队长的牙掉了不少，一笑嘴里露出的是一个黑黑的洞，而不再是满嘴白牙了。
队长说：“中午在家啃骨头，把一颗牙啃掉了。”
父亲一拍大腿说：“那你这个骨头值钱了，一颗牙最少也得值一千元。”
队长说：“一千块钱也買不到了。”
两个人说说笑笑，父亲问队长来有啥事，队长把笑容收了，说：“有人托我来商量个事，想出钱买你的地。”
父亲笑了，说：“现在到处都是抛荒地，地，狗屎都不值，谁还来买？”
队长说：“唉，这个你就不知道了，真的有人要买你的地。”
原来，是小叔托队长，想买父亲的小簸箕田做坟地。
父亲惊诧地问：“他生病了？”
队长说：“没有，活蹦乱跳的，好着哩。”
父亲不明白了：“那他现在买坟地干啥？”
队长说：“叶落要归根啊，城里只管活人住，死了，要到乡下来。”
“唉，当年换给他，他不要，现在要花钱来买。”父亲摇摇头，叹口气说，“不卖！我早算好了，年老了做我的坟地。”
队长笑了。
两人分析了一下，小簸箕坡地向南晒着太阳，前面有水塘，背后有高坡做靠山，下雨沥水快。这块不长庄稼的地，却是一块风水宝地的坟地哩，小叔年轻时哪会想到这事。
我们这个村子分为杜南与杜北两个生产队，在我们队分开之前，杜北队早在几年前就分开了。我们队的队长去大寨参观过，经历过互助组、合作社和批判刘少奇的“三自一包”运动等等，思想觉悟高些，没有马上把队里分了，他想观望一下，这样一观望就过去了两年。
虽然生产队没有分田到户，但队长也能感受到平静下面的暗涛汹涌，有些人留念生产队，有些人早厌烦了，想往分田到户的自由，好在队长的威信压住了这些人。
随后发生的一件事，让队长决定分队。
村子的南沖有座抽水机台，长长的坡地上，生产队栽了许多榆树，这些树经过几年生长，已有碗口粗了，夏日里一片浓荫。抽水抗旱时，看柴油机的人，可以在树阴下歇息。村民在地里干活，累了的时候，也可以到树阴下坐坐。傍晚，鸟儿落满了枝头，叽叽喳喳像开会一样热闹。
一天早晨，队长发现最粗壮的一棵榆树被人锯了，白色的树桩贴着地面，太阳一照明亮得那么刺眼，像一只有力的拳头砸了队长一下，队长觉得十分难受。
队长点了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倚着旁边的一棵树蹲下来。这些年来，生产队里的东西，没少过一样，他在队里做事一摸不硌手。现在，竟有人在他的眼皮底下，偷偷把这棵大树锯了，这还了得。村子里的每家每户每个人的面孔，他闭着眼睛也能想起来，他估摸了一下是谁，觉得八九不离十，便呸地啐了一口，用力把烟屁股从嘴上吐出，怒气冲冲地往村子里去，看看这个人真的想造反了吗？
队长小碎步走得很快，踢了两次坷垃脚也不觉得疼。本来一股怒火的队长，走到村头时，心里却莫名地平静了下来，他不想为此撕破了脸，他决定静观一下，让这个锯树的人自己站出来。
村子里是平静的，鸡照常在打鸣，牛照常在哞叫，猪正常在外面撒尿，妇女们骂小孩的声音，永远是凶狠的。少了一棵树，并没影响到大家的生活。
可是第二天早晨醒来，队长发现，抽水机台坡上的树全没了，一片白花花的树桩，只剩下几棵弱小的树，躬着身子像是在吊唁，充满了悲哀。接着村子里的许多人都知道了这个事情，没有了树的抽水机台，光秃秃的，是那么的难看。
队长气得七窍生烟，嘴里衔着烟，趿着鞋，一只裤子的裤脚卷在小腿上，另一只裤脚拖在地上，在树桩间焦躁地走来走去，他想这天下难道要大乱了。
村民们都陆续地来到抽水机台上，有的人抱着膀子，说话唾沫横飞；有的人蹲着，用树枝在地上乱画；有的人低着头，走来走去。坡地上闹哄哄的，各怀心事。队长刚想怒骂，但又把涌到嗓子眼的话咽了下去。一个念头油然而生——分队，队长清楚，人心散了，拢不起来了。
队长一扭头就往村子里走，队长没发表意见，这让大家感到惊诧。队长走远了，过了一会儿，大家也都跟着三三两两往家去。
队长走到家里，一屁股坐在板凳上，长长地叹息了一声，老伴问他咋办。
队长说：“分队，反正分队是迟早的事。”
老伴说：“队分了容易，但合起来难。队分了，你就不是队长了，只是家长了。”
队长一肚子怒火，现在，老伴又说这风凉话，心里更堵。嚷道：“滚！”
吃过午饭，队长就在村子里吹起了哨子，哨子的声音像一头疯牛，一会撞到东墙，一会撞到西墙。队长边吹边扯起嗓子呦喊：“开会了，家家都要派一个人去老文圣家开会。”老文圣家有六间大房子，是村里房子最大的，一般开会都放在他家。
在村子里吹了一通哨子，队长就先来到老文圣家坐下来，从口袋里掏出烟吸起来，烟在他的面前缠绕一下，使他的脸在阴沉中，有了一层凝重。
老文圣问：“不下地了？”
队长吸了一下鼻子，说：“不下地了，开个会。”
队长一般把地里的活安排得紧紧的，不让劳力浪费，但今天大白天不下地干活，却来开会，这是头一次。
队里的男男女女都陆续地来了，大家各自找着板凳坐了下来，劣质的烟味在房子里弥漫，有大声说话的，咳嗽的，放屁的，还有的妇女带着孩子来了，孩子在人群中跑来跑去，乱成一片。
我父亲坐在队长的对面，父亲是生产队的会计，在村里是一个有文化的人。队长开会时，常常有些事情记不得，或者讲不清，就会问父亲，多年来，他们两人就是这样配合默契着。
队长见人到齐了，吆喝了几声，房子里才渐渐安静下来，队长清了清嗓子说：“我们来开个会。”队长扫了一眼黑压压的人群，大家都在望着他，干咳了几下，“我想了好久，决定分队。这也是上面的政策，早晚是要分的。北队早就分了，我们队为什么没有分，是因为我想留留大家。”队长喜欢用政策这个词，表明自己的“干部”身份，也好用来说服大家。
队长没有说树的事，说的是分队的事，大家都感到愕然，刚刚静下去的屋子，又哄哄起来，议论纷纷。
队长说：“我想听听你们的意见，有什么意见你们就说出来，我们讨论讨论。”
大家都想得不一样，那些劳力弱、势单力薄的人家，还是想依靠生产队的，生产队毕竟是一个大家庭，天塌下来，有高个子顶着。那些强势、劳力多的人家，早就想分开单干了，他们觉得单干了，就不受生产队的控制了，自己有多大本事，使多大本事，不要依靠任何人。还有一部分人在观望，他们摇摆不定，想看看队长的决定。
“为什么要分队？分队我心里也难过，但没有办法。”队长说话声音渐渐大了起来，“大家早晨都看到了，那些树一夜就被锯了。锯树说明什么，说明大家的心散了，捆在一起，也没啥意思。”
有几个妇女开始咒骂锯树的人，被队长制止了。
分队就这样决定下来了。分队的会议，一共开了五天，最后达成了分配制度。
2
那几天，地里都是一窝一窝黑乎乎的人，寂静的田野像一个大马蜂窝，轰轰的，热闹非凡。妇女和孩子跟着看热闹，男人们背着手，指指点点。队长走在前头，我父亲拿着笔和本子跟在后面，几个人拿着皮尺，一块地一块地地丈量。每丈量一块地，我父亲就在本子上记录一下。队里的地，大家从小就在上面生长，长大了又在上面耕作，每块地大家都了如指掌。 南冲的地都是水田，地势平坦，每块地都是四方四正的，一条大路从中间穿过。地也好丈量，皮尺横竖一拉，面积就出来了。岗头上的地，都是旱地，地势高高低低，地也不成形，有的地成方形，有了地成梯形，有的地成圆形，大大小小没有规则，这样的地丈量难些。
丈量完了，大家坐在一起，把这些地拼图一样，好地和孬地打包在一起。这样老文圣家的屋子里又成烧开的锅，沸腾不已，每块地大家都七嘴八舌地议论一番，各有各的意见，但最后还是队长拍板定下来。一直分到深夜，终于把队里的地分成了几十份。
抓阄那天，母亲一早就起来了。过去，母亲一早起来做的第一件事，是喂猪，烧早饭，但今天早晨，母亲没有做这些，母亲是先开了门，然后拿了两炷香，去土地庙烧香，让土地老爷保佑父亲能抓到好田。母亲有这个习惯，每当我们家里有什么大事，自己控制不了时，母亲就去烧香许愿。在这个强大的自然面前，母亲觉得会有一只手在背后掌控着，让她充满了虔诚。
母亲打开门，天还早，东边的天还是蛋青色，母亲匆匆地走着。烧香有趁早的习俗，母亲想到了，也怕别人会想到，在前头把香烧了。土地庙就坐落在离村子不远的地头，只一人高，上面铺着一层灰瓦，里面是泥塑的两个胖墩墩的人物，一个是土地爷爷，一个是土地奶奶。母亲来到土地庙一看，没有人来过，母亲真的就是第一位烧香的人，母亲的心里就欣喜了一下。母亲把香插到香炉里，用火柴点燃，然后双手合十地跪下，母亲许愿说，我们家里孩子多，生活困难，在村子里又是单名小姓的人家，全靠菩萨保佑，希望菩萨能保佑我们家能分到一份好田，要不这一家人怎么养活。母亲喃喃自语着，声音只有她自己能听见。清晨的空气中，飘着淡淡的香烟，为这份祈祷增加了吉祥。
母亲祈祷完，起身往回走时，村子里的上空已飘起了一层淡淡的炊烟，村子里的人家都在做早饭了。
母亲回到家，围起布裙，开始忙碌，父亲也起床了，正在屋前刷牙。父亲的牙刷已好久没有换了，牙刷张开着像一把鞋刷子，父亲漱了一口水，吐到地上，然后回身到家。父亲问母亲起这么早到哪去了。因为有了一份祈祷在心里，母亲的心里甜甜的，她没有马上回答父亲，而是说：“干啥，你能想到啥？”
父亲没有说话，接着去舀水准备洗脸。母亲又拿来一块香皂，让父亲把手好好洗洗，父亲感到这个早晨母亲有点不一样，就说：“我的手脏啥了，还要打肥皂了？”
母亲嗔怪了他一眼说：“今天你要抓阄子，早晨我都去土地庙烧香了。这田一分，就是一辈子的事，不抓个好田，这一大家里喝西北风啊！”
父亲这才想起来今天要抓阄，但父亲毕竟是一个文化人，他不屑地说：“就你样子多，成天……”
父亲还没讲完，就被母亲用拌猪食的手捂住了，母亲阻止了他，嗔怪地说：“不许放差子，臭嘴！”
父亲嗅到母亲的手上有一股泔水和草料混杂的味道，父亲没有再说了，把母亲的手从嘴上用力地甩开。
父亲默默地洗脸洗手，肥皂的沫子包裹了父亲的双手，父亲使劲地搓着，一盆清水立马就浑了起来，父亲拿起手，觉得手真的又白又净了，过去这双手在泥里抛，在灰里挠，父亲什么时候注意过自己的双手，但现在父亲觉得这双手是“天降大任于斯人了”。
上午，父亲赶到老文圣家时，屋里已坐了不少人。队长坐在大方桌前重要的位置。
屋子里仍然是哄哄的。
阄子分两次抓，队长把做好的阄子装在老文圣家的玻璃糖罐里，站在屋子中央，用力晃晃，然后大声地宣布说：“一家只能派一个人抓阄，一次只能抓一个阄子啊。听见了没有。”
底下的众人说：“听见了。”
“阄子一抓就算数啊，这阄子做得也没有记号，谁也不认识，对谁也偏心不了，全靠手气了。”队长望着众人，众人都睁着双眼望他，队长又说，“这地我们都分了几天了，公开公正，保证谁家都有饭吃！”
队长边说，边把罐子放到桌上，然后，每喊一家的名字，就上来一个人抓阄子。抓了阄子的人，迫不及待地打开，一看是自己满意的田，就咧开嘴大笑起来。
小叔也上来抓阄子了，小叔把手伸进罐子里，花了几下，阄子在他的手下翻动着，小叔抓了一个阄子，躲到偏僻处，打开一看，是两块好田，小叔并没有像别人那样欢呼，而是沉静地站在人群背后看着。
临到父亲抓阄子了，父亲走上前，把手伸进糖罐。父亲看到玻璃罐里面早晨洗过的手，又白又净，真的好看。母亲也来了，母亲就坐在下面，心里默默地祈祷着，紧张地看到父亲，父亲捏起一个阄子，抓了出来，母亲也赶了过来。父亲打开一看，是一块白土田，配岗头上的一块小簸箕田。
白土田在南冲，靠河边，只要抽水機一放，就能从河里打上水。而且土质细腻肥沃，易耕作，是村里公认的好田。但与白土田配在一起分来的是小簸箕，父亲最不喜欢这块田，这块地在岗头的坡地上，存不住水，四季荒草蔓延，地里的泥土多是砂礓土，不肥沃，种任何庄稼都长不起来，父亲站在这块地头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这次分队，我家共分到了几块地，它们是白土田、大白刀、深田、牯牛塘。
大白刀田顾名思义，就是这块田的形状有点像一把菜刀的形状，一头大一头小，这块田是白土田，泥土细腻，翻耕容易，适宜庄稼生长。但这块田因为面积大，被从中间分成两半，巧的是，半个被我小叔子抓去了，半个被我父亲抓来了，也就是说，这块地，是我家和我小叔子家共有的田。
总之，我家分到的地，在村里算上等的，母亲说这都是菩萨保佑的。
这天一早，父亲早早地起了床，和母亲一起下地把每块田走走看看。
地里的一棵老树上，一只鸟在叫，声音婉转，清脆，流畅，仿佛可以看到它在枝头跳跃的身影，不，它们是两只鸟在对话，时而是长长的一句，时而是短促的一句，声音在它们细小的喉咙里滚动，充满了神性。它们的声音使清晨刚刚到来的薄薄的光变得透明，甚至在舌尖上能品尝到甜蜜。
父母在村前村后的土地上缓慢地行走着，他们熟悉每一块地的面貌，如田垄的走向，田埂的宽窄，他们能讲出在每块上发生的故事，甚至可以嗅出每一块地在太阳下蒸发出的不同气息。这片土地上，洒过先辈的汗水，他们消失了，土地又流传到他们的手中，他们将是这块的主人。 父亲感到身子里有一股力量，感到双脚像庄稼的根茎深深地扎在了这片土地里了。父亲把两只胳膊伸开，用力地在空中挥了挥，他虽然什么也没击中，但他能感到身体里的力量，正在积攒，正在撞击，仿佛他的双手已打开了生活的大门，一个五彩的世界已呈现在他的面前。
父母在一棵树下坐下来，父亲拔了一根长长的草茎，截了一节，慢慢地掏起牙来，草茎在他稀疏的牙缝里进进出出，像一只小动物一样让人享受。
母亲说：“有了这些地，可就要看我们本事了，别让人笑话了。”
父亲说：“可不是，现在队分开了，有的人就在等着看别人笑话了，但地球离了谁都转。”
队分开后的第一个午季，就遭到了干旱。
好久没有下雨了。地里的土干得用脚一踢就能冒烟，秧苗长在田母里，插不下去，一天天变黄变老。
大河的两岸趴满了抽水的小柴油机，白天黑夜突突地响着，本来被太阳膨胀了的空间，现在像要爆炸了。
河是自然形成的，河岸曲曲弯弯。河水在一天天地下降，终于见了底，河边的村民拥进河床狂欢式地捕了两天鱼后，河床恢复了平静，在太阳底下开始龟裂。
村民们望天，祈祷能下一场暴雨，往往从东边天空飘来一片浓云，乌压压的一片，像下雨的样子，但飘着飘着，云就散开了，就无影无踪了。
唯有村头大坝里还蓄着一塘水，汪汪的像明镜一般。大家都在观望着塘里的这点水，队长迟迟不愿把塘里的水放了，是想留下这点水让人洗洗澡，让牛饮饮水。再说队长计算过了，即使这塘水放了，也救不了低处的几十亩土地。
这样又熬过了数日，队长明显感到村民的压力了。一天上午，队长扛着锹，来到大坝上，挖开涵洞，开始放水。
水也好像憋得太久，涵洞一打开，一股清亮亮的水流就越过涵洞在小渠里奔涌起来，渠道两边奔波着村民们匆匆的身影，他们挖开渠道两旁的口子，让水流向自家的地里。这是多年来形成的规则，大坝的水是公共的，谁家都可以用。
我家和小叔家共着的大白刀田，离大坝距离远。水渠里的水经过分段截流后，流过来时，已很细了。
大白刀田，我家这半块地是高的，小叔家那半块地是低的，水先是流进了小叔家的地里。在过去不旱的年景里，小叔家地里的水满了后，就会慢慢地衬上来，然后，我家这半个田也就水满了。但今年不同了，大壩里的水很快就见底了，小叔家地里的水满了，却只衬上来一层，刚把泥土湿了，还不能插秧。
父亲已来大白刀田观察几次了，父亲看到渠道里的水先是像一条带子，后来就像一条线，再接着就在眼底下消失了。父亲急得头发着了火。大白刀易耕作，土也肥沃，也是我家一块重要的口粮田，如果插不下去秧，家里的收成将受到很大的影响。
父亲去找小叔子商量，看能不能从他家地里车点水上来，把秧栽了。
中午，小叔子在树阴下喝茶。一个农民渴了，往往是舀一碗井水，仰起脖子咕咚咕咚地灌下一气，抹抹嘴就行了，而小叔却与别人不一样，悠闲地喝茶，这是被人不屑的，但小叔不怕，小叔在大队文艺宣传队干过，养成了一个文艺范。
小叔趿拉着破布鞋，坐在凳子上，硕大的脚上，还粘着泥巴。身边是一个黑糊糊的小方桌子，小叔一手拿起茶壶，一手端着那只带白色的瓷杯子，手一倒，一条白线就注入了杯子里，几片粗大的茶叶浮在水面上，小叔端起来抿了一口，然后，又把白瓷杯子放到黑糊糊的桌面上。
父亲看不惯小叔这个作派，但父亲是来求他的，只好忍着。
父亲叫了一声小叔的名字，然后满面笑容地站到他的跟前，周围的空气热得烫人，但浓树阴下还是凉快的。
小叔倒了一杯茶，放到桌子上，让父亲喝，父亲没有去接。父亲说：“大白刀田里的水，你那半个已满了，我这半个地还缺一点水就能栽秧了。大坝里的水已没有了，衬不上来了。”
小叔没有望父亲，而是望着地面，说：“衬不上去，我有啥办法？”
父亲说：“我想车点水上去，把秧栽了。这天总要下雨的。”
小叔半天没有作声，然后不屑地说：“这么旱的天，从人家地里车水，天下有这个道理吗？”
父亲说：“不多的，就缺一层水，不影响你田里栽秧。”
父亲知道小叔会这样说的，被噎得一愣一愣的。根据乡里的习惯，这水是公共的，也不是自家用柴油机抽上来的，一般大家都相互帮助着，匀着用，把秧栽下去。
父亲说：“这是救火，秧栽不下去就没有收成。”
小叔说：“你有了收成，我没了收成怎么办？”
父亲的笑容在一点点减少，说：“现在分单干了，不是在集体了，我们两小户人家要帮着，不能让别人看笑话。”
小叔喝了一口茶，把二郎腿放下，说：“我们两家只能保一家，两家田都荒了才被别人笑话哩。”
父亲说着说着就生气了，转身气咻咻地走了。
父亲回到家，一屁股坐在凳子上，直叹气，父亲想，这个兄弟啊他一点不救我哩，就是左右邻居，见我这样，也不会见死不救的啊。这个兄弟的心太毒辣了，他是怎么想的哩，我处处都让着他，他是见我没本事啊。父亲越想心里越难受，心里实在是咽不下这口气。
母亲来问事情怎么样了。父亲说：“他不同意！”
母亲沉默了一下，说：“不行就算了，这老天总会下雨的吧。”
父亲起身在屋子里焦急地踱步，然后走出屋外，他决定自己亲自去大白刀车水。父亲扛着一架水车，来到大白刀田，把水车往田头一放，扎好，在水车的尾处挖了一个坑，就开始车水，水顺着水车的叶子，缓缓地流进地里。父亲不想车多，只想能把秧栽下去就行了，他相信只要先斩后奏，小叔会给他这个当哥的面子。
混浊的水流进了地里，父亲心里的气也慢慢地消了。
这时小叔从远处疯狂地跑了过来，由于奔跑，小叔满面汗水，面孔紫红，小叔的两只大脚板趿拉着破布鞋在地上踏起一层灰尘。小叔跑到父亲跟前，父亲停下手中的水车。父亲笑着说：“我只要一层水，能栽秧就行了。” 小叔用力蹬了一下水车，水车晃动了一下。父亲仍然咧着嘴笑着，他想让小叔火气熄了。父亲的笑显得尴尬，这是一种屈服。
小叔上来用力推了父亲一下，父亲一个踉跄跌倒在泥地里，烂泥糊了父亲一身，父亲撑起身站了起来，面孔扭曲着，他没想到这个兄弟会对他动手。父亲气愤地伸出手去，想抓住小叔，和他撕打一下，但小叔又使劲推了一下，父亲又跌到了田里。
小叔叉着腰，站在父亲的面前，父亲跌坐在泥地里，两手蹲着，仰面看着他，他从没看到眼前的兄弟会变成了巨兽，眼睛里流露着凶光，小叔说：“你偷我的水！你偷我的水！”
“我俩不是一个娘养的！”父亲气急败坏地说着，这等于在骂自己的娘。
小叔说：“你要再车水，我就……”小叔手朝上举了一下，还想说更严重的话，但看到父亲眼里流下了泪水，没有说下去，转身走了。
父亲坐在田埂上，又是怨又是恨。他的衣服上是泥，双手上是泥，脸孔上是泥，简直就是一个泥塑的人了，泪水止不住地在面孔上流着。
母亲赶了过来，见父亲这个样子，从田里抄起水，把他手上和脸上的泥巴洗净，母亲劝慰父亲说：“谁让你来车水了，可车到一口水的，就搞这样了。回去，这个田不收了，也饿不死我们的，天无绝人之路。”
父亲和母亲抬着水车往家去。
第二天，队长来处理小叔打人的事，才了解了小叔的真实想法，小叔是想把父亲从大白刀田挤出去，一个人独享。
队长说：“那你拿块田换吧，你总不能讹你哥吧。”
小叔不想用好田来换，说了几个田，队长没有同意。队长对每个田都是了如指掌的，建议让小叔用头节沟的田换，头节沟在小河的下游，一放水就能淌到，旱有水，涝能排，是一个上等的田。队长说：“你哥家也一大窝孩子，也要吃饭的，既然你想要他的田，就不能让他吃亏，政策也不允许的。”
队长来劝父亲。
队长说，我都挂过像了，你们兄弟俩尿不到一壶的，隔得越远越好。这地换就换了吧，反正田还在你们兄弟俩手里，又不是换给了外姓，免得以后不知道又会发生什么矛盾。
小叔要换田，这是父亲没有想到的。父亲一生都说，小叔的点子多，但都没用在正道上。现在，小叔要独吞下大白刀，父亲想想肉都颤。父亲最后同意了，从此大白刀田就成了小叔一个人的了。但父亲每次路过大白刀田都绕着走，他怕看到了伤心。
虽然遭到了干旱，但这年秋天，我家還是打下了不少粮食，这让父母的心里宽慰了许多。
一位农民想让每块田都要打下粮食，父亲最不放心的就小簸箕这个田。一个冬天，父亲把猪粪、鸡粪、草木灰一担一担地挑过去，抛撒在地里，想改变土质。闲时，别人都在墙根下拢着袖子晒太阳，父亲就扛着锹来地里翻，把团块的砂礓翻出来，用手捡了，扔到地头。把那些荒草的根茎挖出来，放到太阳底下晒，把它们斩草除根。
父亲自觉小簸箕田打理好了，春天里，母亲在地里种了花生。
这个地方由于离村庄远，坡上长满了野菜。拉拉肠的茎是柔弱的，但圆圆的叶子带着齿边，一层层地往上盘着，到了顶上，开着淡蓝色的小花；四角菜是猪最喜欢吃的，父亲经常到地里挖上一篮子回去喂猪，但老了的四角菜叶子的边上有着小刺，要是刺到肉里是很难受的；小蓼才长出来，茎红红的，像刚喝了酒；还有嫩嫩的青草，牛最喜欢吃了，用舌头一卷一大撮。野蒿子到处都是，茎上毛茸茸的……
父亲到东冲地里，总要到小簸箕田看看花生长得怎样了，但花生的秧子仍长得黄黄的像一个营养不良的人。秋天到了，父母挑着担子来小簸箕田挖花生，父亲把锹使劲地往地里一插，当的一声地上只是一道白印，溅起浅浅的一层灰尘。父亲使劲一蹬锹往下去了一点，蹬了几下，父亲一用力，挖出一株花生，秧子底下结着几颗零零散散的花生果子，父亲很失望。
父亲挖了一上午，挖了半个田，只摘了半篮子花生，要是在别的地方，最少是一篮子花生了。父亲叹息了一声，对着小簸箕田说：“唉，我喂了你那么多好东西，你都吃哪去了呢？其他地都争气，就你不争气，你这是在拖家里的后腿哩，如果它们都像你这样，我们全家就饿死了。”
父亲挖累了，他歇息下来，躺在半坡的地面上，晒着暖暖的阳光。父亲半眯着眼睛，不远处有一口水塘，清澈的水泛着细碎的阳光，父亲看着看着，睡意就上来了。
半天，父亲醒来，起来拍拍身上的灰，说这小簸箕田睡觉还行哩，然后，挑着担子回家去。
3
时光如水，我们都一步步地长大了。
父亲决定盖房子。房子在乡下，是一个农民的尊严、地位和能力。我们四个兄弟都一个个长大了，像四杆枪一样杵立。村子里有人就笑话了，“他家这四个蛋不就是一窝蛋了”，意思就是打光棍了，没出息。这让父母不堪侮辱。
盖房子首先考虑的是宅基地的事。
我家和小叔家共用一块宅基地，住在村子的前面，与村子中间隔着两块大秧田，由一条田埂通往村子。田埂上有一个放水的缺口，上面用一块短短的石板架着，后来听说这块石板是一块墓碑。由于石板短，缺口两端的是泥土，一下雨就塌了，石板就掉了下去，雨停了，父亲又得把石板重新架上，这样每年反复着。
这块宅基地不大，四周都是水田。夏天是一片郁郁葱葱的秧苗，春天膨胀着一片黄色的油菜花。宅地的四周，长满了杂树。宅地的西边是一排杂树，有檀树、刺槐、糖榴树、杨树等，更深刻的是有一棵树干弯曲颜色如铁的杏树。树的干只有在明朝的国画上看过，曲折、凹陷、粗短、斜出。春天还没有长出叶子，就开出满树的花，这种花是粉红色的，热烈、激情、浪漫。可以说，这是全村子唯一的一棵果树。每当树头结下一颗颗小小的毛茸茸的杏子，村子里的孩子们就开始来偷了，偷回去也不能吃，但偷了是一种快乐。我从没看到过，树上的果子成熟过。
宅地的南边有一条小沟，是两家人洗洗涮涮的用水，沟里水流清澈，鱼翔浅底，沟的边上，有一棵梨树，秀气得像一个青春的少年。这是昌炎从工农兵大学学习回来，用我家的一果糖榴树嫁接的，我亲眼见过。先是把采来的梨树枝削得尖尖的，然后在糖榴树的横截面上剖一个口子，把梨树的尖插进去，砸实，再用草绳缠紧，用泥巴糊上。过了一年，树活了下来，开出白色的花，在我的盼望中，几年后终于结果了，但果子是小小的铁硬的，几乎没有肉，吃不了。 地的北边是两座猪圈，一个是我家的，一个是小叔家的。我家猪圈后面，有一棵铁榆，粗短的树干斜着长，不成材，但树皮是一块一块圈起的圆形。
紧挨屋后的，是一棵高大的树，树干紧贴着屋檐，枝头的树叶圆而密，秋天变成红色，树上结满了白色的粒子，我们就叫粒子树，后来才知道是乌桕树。
屋的南边有一棵高大的刺槐树，夏天一到，枝头挂满了一串串白色的花朵，蜜蜂嗡嗡地飞着，空气中飘满了清香。每到春荒不接时，我家的粮食不够吃，母亲便绑了镰刀去钩槐树上的槐花做粮食吃。母亲把镰刀伸上去，轻轻往下一拽，一枝翠绿中带着洁白的槐花就掉了下来。母亲带着我们把槐花从枝上撸下来，用开水焯后晒干，放到米饭里掺着吃。新采下的树枝拿在手中，我会把鼻子贴近那一串洁白盛开的槐花，使劲地嗅那一丝丝香甜的味道。我对花的启蒙认识，也来自这种洁白的槐花。记得有一年风雨过后，我看到老槐树上那些洁白的花儿落在污泥里，感到很伤心，就用铲子挖了一个小沟，把许多花儿放进去掩埋，那个时候我还没有看过《红楼梦》，好多年后才知道有黛玉葬花这一说。
家里住着几间草房子。草房子矮矮的，屋顶上的草每年秋天都要换一下。换了新草的地方，是新鲜的黄色，而没换草的地方，仍然是陈旧的草，是黑色的。一块黄色的，一块黑色的，在阳光下斑驳着，像莫奈的印象派油画，像花斑狗的皮。如果遇到了雨季，家里还是东一块西一块是漏水。房子的墙是泥土的，上面挖了两个窗子，窗棂是用树枝插上的。陈旧的墙面，一动就掉土。
在这块小小的宅地上，两家人生生息息。
父亲想多盖几间房子，老宅基地显然小了，要扩大。但父亲不想走远，父亲就想到我家宅基地旁边有一块地叫小方田，是小叔家的，如果能换来，就和老宅基地连在一块，成为一块完整的宅基地了。
小方田在村头，旁边住着几户人家，田里的庄稼牲口好糟踏，小叔为这事和几户人家吵过架，父亲觉得如果能换过来盖房，解决了小叔的负担，小叔何乐而不为。另外，当年小叔要换我家的大白刀田，父亲都同意了，现在，父亲要换一个宅基地，他应当同意的。
父亲因为与小叔有隔阂，不便直接去找小叔，便胸有成竹地来找队长，让队长去说。
父亲把换地的想法、成功的把握和队长分析了一下，队长也胸有成竹地说行。
队长去小叔家，队长对他说：“你哥要盖房子了，他的孩子都大了，不盖房子，怎么讲媳妇。”
小叔不咸不淡地“哦”了一声。
队长说：“你俩家的老宅地不够用了，你哥想换你的小方田做宅基地。”队长话讲得缓慢，边讲边想探一下小叔的口气。
小叔就来了劲，头直摇，说：“不换不换。”
队长义正辞严地说：“你为小方田吵了多少架，换成了口粮田，不是换来的么。你要换大白刀田，你哥不是也换给你吗？到他要你帮忙时，你怎么就不行了呢？你还能就看着你几个侄子讲不到人吗？”
小叔感到理亏，半天没有作声，然后说：“村头的田多着呢，哪家不能换。”
队长感到很没面子，一跺脚就走了。
队长来对父亲说，父亲很失望。
如何解决宅基地，父亲想了许多办法，但还是觉得老宅基地好，父亲留念老宅基地，觉得兄弟俩住在一起好，要是搬到别的地方盖房子，兄弟俩就分开了。
这天，父亲去赶集，在集上正好碰到队长，中午了，兩个人就相邀着去饭店吃饭，两个人叫了两个炒菜，边喝酒边说话。酒喝到酣处，父亲又说起家里讲媳妇的事，父亲说：“几个儿子都大了，一个媳妇都没有，真是急死人了，孩子就像地里的庄稼，这一季耽误了，一年就没收成了。”
队长说：“要盖房子，你这三间茅草房，一个儿子一间都分不到，谁家敢把女儿嫁到你家来。”
父亲说：“盖房，哪有地呢？”
队长吃了一口菜，边嚼边说：“他（小叔）也太不像话了，只你帮过他，他从来没帮过你。真是一娘生九子，九子各不同。”
父亲说：“不知道他咋这样？只要他愿意，要我哪块田都行。”
队长把筷子朝桌子叭地一放说：“这还有啥说的，我再去找他说说。”
第二天，队长用了一个方法，把小叔和父亲约到自己家，三个人当面谈换地的事来。
三个人像三个棋子坐在门口的三个地方。小叔捧着茶杯，不时地抿上一口，茶叶在玻璃杯底沉下厚厚的一层。队长抽着烟，一吸一大口，吐出一股烟来。父亲双手抚在膝盖上，搓来搓去的，快要把膝盖上的布搓出毛来了。太阳从门外照进来，照在脚前的地上，宁静而安详。
队长先开了口，说：“你们俩是亲兄弟，打断骨头连着筋，有事应当好商量，让我这个外人来掺和，我都觉得不好意思。”队长这是开场白，意思是先打亲情牌，做好铺垫，然后再往主题上说。
队长还是上次那个讲法。上次小叔就没给队长面子，队长走后，小叔也翻来覆去地想了好久。这次小叔觉得不能再驳队长的面子了，小叔把玻璃杯往桌子上一放，说：“可以呀，但小方田是我家的口粮田。”
队长看小叔口松了，心里就有了底，说：“这个我懂，你俩谈谈怎么换，我可以做个证人。”
父亲一听小叔愿意，心里一喜，父亲想好了，换地也不能让小叔吃亏。
小叔停了一下，说：“我要白土田。”
父亲一听，就傻了，说：“白土田是我家的口粮田啊，再说，这个田面积也不够啊，还要配个田。”父亲的话，有央求小叔手下留情的意思。
小叔没有退步，继续说：“配个田也可以。”
父亲想了想，说：“当时，白土田和小簸箕是配在一起抓阄抓过来的，那就还配小簸箕吧。”
小叔一听，口里不屑地“切”了一下，说：“小簸箕的土是砂礓土，又在岗头上，鬼不生蛋的地方，谁要！”
父亲问：“配哪块田？”
小叔说：“头节沟。”
父亲叹息了一声，觉得小叔心眼太深了太狠了，在要挟自己哩。现在，不但要白土田，还把他过去换过来的头节沟要回去了。但为了宅基地，父亲还是咬咬牙，屈服地说：“好，就白土田和头节沟。” 队长一听两个人说好，松了一口气，队长说：“你俩咬过牙印了，这事就这样定了，政策上也是这样的，不要再扯皮了。”
小叔愿意把小方田换给我家做宅基地，父亲很感激，觉得小叔终究是自己的兄弟，关键的时候，还是他帮了自己一把。
自这年春天起，我家的头节沟和白土田就归小叔家种了。每到秋天，父亲只能从小方田打下不到一半的粮食，但想想这是一块上好的宅基地，也就舒了一口气。
为了筹集盖房子的钱，冬天了，父亲拉着平板车，去合肥坝上集批发蔬菜水果回来卖。从家去合肥有五六十公里路，每天鸡叫头遍，父亲拉着平板车徒步走去，中午到市里，批发完蔬菜，连夜徒步往回赶。
一天，天黑隆隆的父亲就出门了，吃过中饭，天更加阴沉，北风刮在脸上，父亲先是感到寒冷，紧缩着身子，木头的车把像烧红的烙铁，父亲的手不敢向上碰。但父亲必须要赶回去，这一车的菜，多耽误了一天，菜就会不新鲜，就卖不上好价钱。父亲两只腿在石子路上奔走着，城里黑魆魆的楼群在身后越来越远，土地越来越空旷，光秃秃的树在风中摇摆着，发出低沉的呜呜的声音。
不久，天开始下起雨來，父亲穿上塑料皮的雨衣。细小的雨点像一粒粒小石子砸在脸上生疼，父亲呼出的热气，瞬间就变成了雾气，迎面扑在脸上。天地茫茫间，只父亲一个人影在路上奔波着，黑色的影子、孤单的影子、沉重的影子……影子向前倾着，是负重的，是冲刺的，有一股力量在他的身体里积攒，使他快要脱离肉的身体像要飞翔。
雨水顺着发梢淋下来，淋进父亲的眼里，父亲的眼睛一阵阵痛疼，他不停地用手抹着脸上的雨水。
父亲的脚步越来越坚定了，不再踉跄。
父亲赶到家时，已是夜晚了，夜色像父亲出门前一样黑隆隆的。老远父亲就看见家里的那一星灯光了，灯光被黑暗压缩成一点点，在北风中显得弱小没有力量，但在父亲的心里却是无比的温暖，父亲紧绷着的身子，一下松弛下来。家里的黑狗狂吠起来，父亲大声地喝斥着，黑狗听到是主人的声音，呜咽了几声，摇着尾巴迎了上来。母亲听到父亲的声音了，也从屋里走了出来，和父亲使劲把车子拉回家里。
母亲忙着把车上的蔬菜卸下来，菜叶上都结成了一层冰碴。
父亲每个星期去合肥进一次货，父亲这样来来往往着。从城里带回许多新鲜的东西，如城里人不吃猪头皮，父亲就把一块块猪头皮带回来，这可是我们的美食。如城里人不吃猪油，父亲就把一块块猪油带回来，猪油炼过后的油渣又是我们的美食。
母亲把父亲批发回来的蔬菜挑到周围集市上去卖。
母亲卖菜非常地道，她觉得大家都是种地的人，赚点辛苦钱，但不能赚黑心钱。母亲头天晚上，把黄的菜叶子择去，把菜上的泥土抖掉，把菜码放整齐。第二天，母亲赶早挑到集上。母亲的菜新鲜干净整洁，大家都喜欢买。而街上菜贩子的菜，黄叶子多，价格高，这样母亲便得罪了他们。
有一次，母亲卖甘蔗，几个人把甘蔗吃了一半，又回来找母亲说甘蔗不甜，母亲就给他们换了。事后，母亲就感觉不对了，甘蔗甜不甜，也没有硬的指标，全靠自己的感觉，这感觉怎么能说得清？母亲想这是有人在找她麻烦了。
过了一会，又有几个买甘蔗的人找了回来，仍然说甘蔗不甜。母亲就和他争执起来，青年凶狠地拿着甘蔗就往母亲的嘴里杵，说看看可甜看看可甜。
母亲愤怒地一把推开青年，眼里含着泪水斥责道：“你们这是在找我碴，哪是甘蔗不甜。雷会打你们的！”
青年骂骂咧咧地走开了，母亲收拾了担子怏怏地回家去。
父亲不让母亲去赶集了，但母亲坚持要去，不赶集批来的菜咋办？母亲忍着委屈继续去赶集。
经过两年的辛苦，家里积累了一笔钱。到了秋天，田地里的庄稼收割完毕，父母就开始准备着盖房了。
秋天的太阳晒在人身上暖和和的，没有了夏日的热辣，地头许多花都消失了，只有野菊花还在绽放，它的眼睛里，有着经历巨大痛苦后的喜悦。
一条小河就是它的脉动，连绵的群山就是它鼓起的雄性肌肉。低飞的鸟儿，静止的树林……它们是一束束鲜花，被无数双有力的大手高高地挥舞着，为父亲加油，为父亲欢呼。
几个太阳晒过后，小方田里的泥土软而不硬的时候，父亲用牛拖着石磙子在上面一遍遍地压实，压平，好做地基。牛拖着石磙发出吱呀吱呀和声音，像听一首快乐的旋律，村子里的人也都知道我家要盖房子了。
这天一大早，父亲正在小方田里平地，小叔忽然迈着方步踱了过来。小叔站在地头，眼睛眯着，似乎在费力遥望着远处的事物，但他望的却是近处我父亲忙碌的背影。
在小叔的眼里，父亲一会弯腰蹲着，一会站起身来，像一个被线牵着的木偶，令人可笑。
小叔嘴一撇，冷笑地冲父亲说：“你不要忙了，忙也是瞎忙。”
父亲一回身看到小叔站在身后，愣了一下，刚才他说的话，父亲觉得没有听清。
小叔又重复了一下，说：“你不要忙了，忙也是瞎忙。”
父亲这会听清了，父亲站着没动，说：“啥叫瞎忙，我盖房的材料早买好，这两天就要请人，盖房的木匠也找好了。”
小叔说：“不是这个意思，地我不换了。”
父亲血往头上涌，如五雷轰顶：“地你不换了？”
“是的，我不换了！”
“当初我们是咬过牙印的，队长还在，你怎么翻脸了。”父亲没想到小叔会使这一阴招，大睁着眼睛问。
“咬过牙印算屁，文字在哪？田是我家的，我说不换就不换。”
“你是一个男人，你说话不是放屁。你把我的田收了两年了，这不是事实？我现在就要在这个田上盖房了。”父亲上前走了两步，大声地说，阳光从背后照过来，把父亲的身影拉得长长的，似乎是一个巨人。
“你盖房试试看！”小叔阴阴地说，“我今天就要在地里安庄稼了。”
父亲气得浑身哆嗦，一屁股坐在地上，大口大口地喘气。 过了一会儿，小叔挑着一担粪便过来，拿起粪勺就朝小方田里泼粪，黄的大便十分刺目，臭气在空气中飘散，这个清新的早晨一下子被打破了。
小叔说：“我在我的地里施肥你能怎么样？”
父亲的眼睛里燃烧着火，父亲的双腿灌满了力量，父亲蹿上来，啪地给了小叔一个耳光，小叔用手揪住父亲的领口，朝父亲胸口打了一拳，两个男人开始厮打起来。但父亲毕竟没有小叔有力，两个回合下来，小叔就抓住了父亲的双手，父亲开始用脚踢他，小叔躲让着。
母亲也从家里赶了过来。母亲怕父亲吃亏，赶紧上来死命地拉小叔的手，但小叔的手像钢筋一样铁硬，母亲根本没有力量拉开。
老婶也从家里赶过来了，一看我家是俩人，他家是小叔一个人，小叔又占着上风，没有吃亏。老婶就心生一计，大叫起来：“你们都看着啦，他们两个人，打我家一个人啊，这日子还能过吗？”
老婶这一喊，母亲听起来更气了，母亲松开手说：“他两兄弟打架，谁打死谁倒霉，谁也不拉了。”
村里的人看到父亲和小叔在打架，赶了过来，七手八脚地把两人拉开。两兄弟打架，在乡下是稀罕的，有的人赶过来看笑话。
父亲的衣服撕烂了，露着半个身子，上面有着几条红红的血印子，父亲一边怒骂着一边大口大口地喘气，父亲一激动，嗓音就嘶哑，说话连不成句子，本来想大声地说，但说出来的声音却很小。父亲说了半天，大家这才知道打架的原因。
队长也来了，队长问清了原因，怒斥小叔说：“这地我们说好的，都换两年了，你也用人家的田收过禾了，现在怎么反悔了？你懂政策吗？”
小叔站在旁边叉着腰，仍是一副气势汹汹的样子，说：“换地是我同意的，当时他要盖了，也就算了。现在我不换了，我儿子也大了，我要留着自己盖房。”
队长说：“你尽说屁话，你把地换过了，就不能反悔了，人家什么时候盖房是人家的事。”
小叔说：“我不管这些，但这地我就是不换了，要换，就用人命来换。”
小叔把话说绝了，队长气得脸色发紫，劝父亲回家去，等等再说。
父亲起身时，指着小叔说：“我和你不是一个妈养的。”
房子盖不成了，父亲愁得在家转来转去，长吁短叹。
一天夜里，父亲在睡梦中惊叫，母亲慌忙用脚把它蹬醒。父亲醒来，点亮油灯，母亲问他做什么梦了。父亲垂着头，长叹一声说：“昨夜做梦，给他（小叔）掐了。”
母亲问怎么回事，父亲说，在梦里，小叔掐他的脖子，要他往一个地方去，那个地方黑糊糊的。他不愿去，小叔就使命地掐他，把他掐得喘不过气来。父亲想喊人救命，但周围没有一个人，然后就惊醒了。
父亲的眼睛里还留着噩梦里的恐惧，父亲双手捶打着床沿，大声地说：“我搞不过他，一提到他，我的肉就颤。我妈生了我，为什么要生他这个怪人呢？”
母亲怕父亲太过激动，劝父亲想开点。父亲倚着墙壁，不愿再回到梦中。两个人就在灯光下坐着，听着屋外的狂风呼啸。
这风应当是黑色的，它们白天在树阴下，沟渠边，荒草地里潜伏，夜晚便拥挤而来，把本是宁静的夜晚，搅得一片混乱，那些本是整块的夜色，被撕成了碎片，抛弃得遍地。窗外的风又在用力了，尖啸的声音一声比一声紧，一声比一声急，逼得人喘不过气来。油灯小小的光亮在玻璃罩里摇晃着，一股冷风从门底下吹进来，又呼啸着在屋角散开来。
直到远处的鸡叫声不断传来，父亲实在熬不住了，才头昏脑胀地躺下睡去。
几天后，队长来开导我父亲，你兄弟俩尿不到一壶，不要老想着小方田了，换个地方吧。如果非要在小方田盖房子，你兄弟俩会出人命的；你有这两个好田，在村里换谁家的地都能换到；住家要处好邻居，你和他在一起住家，今后能舒心吗？在队长的开导下，父亲终于想通了，放弃了在小方田盖房子的想法，父亲觉得团结不了小叔，就离他远远的，各过各的日子。
队长给我家在村后选了一块地，这块地靠村子的大路，交通方便。父亲就定了下来。这年冬天，我家盖了六间砖墙瓦房，大路上来来往往的人看了羡慕不已。不久，村里就有人上门来给我讲对象了，我开始了第一次相对象，她是邻村一个木匠的女儿。
但多少年后，小叔也没在小方田上盖房子，反而换给了别人盖房子，这件事一直堵在父亲的心里。
4
时间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这年夏天，小叔开始到城里打工了，小叔是村子里第一个去城里打工的人。
小叔才开始是在合肥城里一个叫站塘路的地方打零工。
站塘路和其他市内居民区的路没有什么两样。不宽的水泥路面，两旁是葱郁的梧桐，在地面投下一片一片的浓郁，夏日走在里面感到清凉无比。梧桐树的后面，是一家家店铺，因为开着空调，玻璃门虚掩着，穿着时尚的女子，坐在玻璃门后面，如年画上的美人。路上看不到人来人往，一切秩序井然。越往里走，梧桐树便越来越少了，最后没有了，露出光秃秃的狭窄的马路来，头顶上的电线也没有规则地穿过来穿过去，有破旧的小楼，有红砖的平房。但人却越来越多，车和人拥挤着，显得混乱不堪。
站塘路到头，场地开阔起来，人流更加混乱，电瓶车、三轮车、小货车等等拥挤着，低矮破旧的房子上，挂着红色的店面招牌，如站塘大食堂、107牛肉面、马哥大排档等，还有在城里见不到的店面，如解放鞋雨鞋厂家直销等，小贩的小喇叭声彼此起伏，恍如处身在乡下的小集镇。在这些来往的人群中，更多的是那些男男女女，他們头戴着黄色的胶壳帽，身上背着一个大大的帆布包，包里不外乎装着一个大大的塑料水杯和瓦刀、钎子、锤子等干活的工具，他们敞开着胸，破旧的衣服上粘着泥土、油渍，他们的脚上大多穿着解放鞋，与城里的时尚格格不入，他们是民工，很容易从人群中分辨出来。
站塘是一个庞大的劳务市场，在合肥搞工程的人，没有不知道站塘这地方的，到站塘来的，都是干粗活的农村人。
站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在这里不能说老，如果你说人家老了，人家会骂你，说，放你一嘴狗屁，我怎么老了，我看你还老了哩。因为年龄大了，就没有人要了。一般见面了，要说人家年轻，本来是六十多岁的人，你也要说，哈，大哥，刚五十出头吧。人家就会高兴地说，哈，你的眼力好，一下子就猜准了。穿衣服也有讲究，衣服要穿紧身一点，身上要脏一点，像一个干活人的样子。头要剃成二分头，这样显得年轻。平时，还要练练跳跃，这是上车时用的，要不，你一上车，拖腿不动爬半天，老板一看，你就是一个老人，也不要你，还要像一个年轻人，手按车帮，一跳就上去了。 小叔来合肥打工时，已有五十多岁了，在民工中，也算老人了，小叔就剪了一个二分头，穿着一身紧身衣，跟在一群民工后挤。
小叔每次去得早，他最怕天亮，因为，他一头花白的头发，满脸都是皱纹，天一亮就看清楚了，没人要。天没亮前，黑糊糊的，小叔戴着一个胶壳帽，盖着脸，人家看不出来。所以，天亮前一定要被带走，要是走不了，一天就完蛋了。小叔每次上到车上时，都往里面拱，在角落里缩着身子，不作声，这样老板不注意。
站塘还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在这里不要说自己不行，老板问你可会开飞机，你要说会开，老板问你可会开坦克，你要说会开，没有不会的，只要把你拉去了，这一天的工钱就有了。到了工地真的不行，就给人家打下手，反正工地上杂活多，有活干的。有一次，老板问小叔会不会开搅拌机，小叔说会。可是搅拌机小叔看都没看过，心里直打鼓，到搅拌机前一站，小叔瞅瞅眼前这堆黑糊糊的家伙，上面有字，什么倒转，顺转，一看就猜个八九不离十，试着转两转，真的就会了。还有一次，老板问小叔会不会开电梯，小叔说会。可是电梯什么样子小叔也见过，到了里面一看，12345……标得清清楚楚的，上下箭头一看就懂了，用手按按，会了。
小叔的聪明，很快就发挥出来了，在民工里有小诸葛的外号。
有一次，大家在一家工地干了几天活，结工钱时，工头找不到了，怎么办？晚上，睡在四周看见亮的工棚里，大家愁得唉声叹气。小叔一个激灵，从地铺上坐起来说：“这个事听我的，明天我带你们去要钱。”
工棚里的人，都怀疑地看着小叔，觉得他是否吃错药了，要钱的事，不是一般人能行的。
小叔接着说：“这个事，我们祖上就遇到过。”
小叔给大家讲了一个故事，解放前，有一年春天，一个外地人来我们村子卖犁头，一个在田里干活的人，上到田埂来，把他的犁头赊下了。卖犁头的人问他叫什么名字，他说叫田耕玉。卖犁头的人不知道这是个假名字，就记下了。午季结束了，一般人家卖了庄稼就有了钱，卖犁头的人到村子里来找田耕玉讨钱，问了全村的人，都说没有这个人。卖犁头的人说，没这个人，我就找这个田埂要。他拿了一把锹，到当时田耕玉赊他犁头的田埂上挖了起来。田埂被挖了一大节，事情搞大了，这个人就自己站出来，把钱给了。
小叔讲完了，问大家听懂了没有。大家还是怀疑地看着他，他们为要不到工钱，愁死了，谁还有心思听他讲故事。
小叔说：“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我们谁也不要找，就找这幢楼要钱，这楼就是那条田埂，它会有主的。”
第二天，大家抱着试试看的心情，跟着小叔去要账。小叔领着一群人找到项目部，项目部的人不理他们，说：“你有条子吗？”
小叔就把条子拿给他看，项目部的人看了后，又说：“这个包工头子工地多了，怎么证明你们就在我们这儿干的活呢？”
这下可把小叔难倒了，小叔想了想说：“我可以找你们食堂炊事员，我们这几天可在他这儿吃饭的，如果没有在他这儿吃饭，说明我没在你家工地干活。”
项目部的人不作声了，小叔看他心虚了，又心生一计，说：“我们村子不出人，就出了一个大记者，你要是不给钱，我一个电话打，他就来了。”现在，这些老板们最怕记者，记者只要一曝光，他明年接工程的资格就没了。
对方一听说能找到记者，就赶紧打电话找工头，原来，这个工头好赌钱，赌输了十几万，把大家的工钱结去还债了。项目部的人虽然电话打通了，但那工头不见人，项目部的人手一摊说：“你们看到了，我也帮你们找了，他不来我有什么办法呢？”
小叔眼看事情就要黄了，心里很急，生气地说：“你们是想上报纸还是想上电视，我打个电话，我们家记者半个小时就到，如果不到，这个工钱我就不要了。”这话一出口，小叔自己也吓了一跳，他心中没底啊。
对方听小叔敢拿工钱来打这个赌，更怯了，赶忙说：“他不给，我们给。”
旁边的人见机就做结子说：“老赵，你就不要添乱子了，人家不是在给我们想法子么。”
项目部的人也跟着喊：“老赵你消消气。”
中午了，见大家还没吃晚饭，项目部的人就领着大家去小饭店吃饭。
到了小饭店，项目部的人说：“你们点个菜吧，看是吃羊肉火锅还是吃牛肉火锅。”
小叔说：“我们干活的，需要力气，不吃羊肉火锅，就吃牛肉火锅。”
火锅吃完了，钱送来了，一群人领了工钱，就开心地回去了。大家都说，这次要到工钱，是老赵的功劳，老赵点子多，头脑聪明。
半年后，小叔被一处工地的老板看中了。老板给了他一个工程，让他自己带人粉刷楼房。这就是一个粗活，没有什么技术含量，小叔带着几个民工，干了半个月就完工了，捞到了第一桶金。
一年后，小叔组建了一个几十人的工程队，就跟着这个老板干活，活越干越大，小叔成了一个包工头子。每次戴着黄色的胶壳帽，在工地上转来转去，已不干活了。
一天中午，小叔正在家里睡觉，电话忽然响了，小叔不耐烦地一接聽，只听里面带队的慌慌张张地说，工地有人从楼上掉下去了！小叔一下子就跳了起来，趿拉着鞋就出门打车赶到了工地。
工楼上都是密密麻麻的脚手架，常人不好走，但小叔走起来没有任何阻挡。小叔赶到时，前面已围了一圈人。小叔冲进去一看，一位民工四仰八叉地仰躺在地上，面色惨白，头底下流着一摊血。民工跟小叔干了好多年，平时在一起兄弟长兄弟短的。小叔看着，头嗡地就炸了，然后派人赶快送到医院去。
小叔知道这人是没法救了，但送不送医院是态度问题。
第二天，民工家属来了，妇女一看就是山里人，身材瘦小，肤色黝黑，满脸都是皱褶，头上披着长长的白布，领着两个孩子，孩子全身也穿着白衣，几个人一见小叔就跪下来，嚎陶大哭起来，哭得撕肠裂肺，鼻涕满面。
小叔早安排好了场面，几个人上来，把妇女搀扶起来。妇女不愿起来，身子往下蹲。说要还她的人，她活不下去了。搀扶的人，也被哭红了眼睛，扭过脸去。 大家原來想，小叔会给这位妇女多赔偿一些钱的，毕竟人家是一条人命，两个人的关系还这么铁。可小叔脸一黑说给点钱也是一个安抚，不是赔偿，如果要赔偿就走法院的路子。妇女是山里人，也没什么主意，小叔赔了很少的一点钱，就把事情了了，大家都说小叔的心肠硬，人一走茶就凉。
5
小叔在城里发财了，把家里的人接到城里去了，家里的地开始抛荒。
村里的老人每次走过小叔家的抛荒地，都要骂几句，这么好的地怎么就不种庄稼，给荒了？
小叔好多年没有回家了，村里关于小叔的传言也多了起来。
有人说，在城里见过小叔，他戴着墨镜，腋下夹着个皮包，皮鞋锃亮，是个大老板了，根本不像一位农民。
有人说，小叔失联了，现在欠了一屁股债，不敢见人了。
有人说，小叔因工资纠纷腿被民工打断了。
这年腊月，父亲和一群老人在家门前边晒太阳边聊天。
老人们回忆往年村子里的热闹，现在的冷清，不理解一个好端端的村子怎么变成了这个样子。有人说，这都是村里的风水被破坏了。通往村里的大路本来是要修成直的，穿过村里直通南冲，这个气就通出去了。可现在他们把路修弯了，弯到村中间，成了断头路，这气就在村子中间，出不去，村子里就要出事了。
村头的大路，过去是一条土路，几乎没有人走，人们上集都是走小路抄近。后来，政府把大路修成了村村通的水泥路，在修村村通时，村里的权势者，又把大路拐了个弯，像一条S形的路，大路在村子中间断头了。
难道这条大路成了罪魁祸首。
老人们聊天，总是说一些稀奇古怪的东西，玄而又玄，显示自己的阅历。
这时，大路上驶来一辆小轿车，大家停住了聊天，开始张望起来。
车子开到跟前，下来的是小叔，小叔穿着西服，西服里面是白领子的衬衫，脚上的皮鞋擦得锃亮。小叔说话，撇着城里的腔调，拿着一包红彤彤的中华烟散。村里人一看，小叔已不是过去的小叔了，而是一个陌生人。
队长问：“听说你在城里，把腿被打断了，是真的吗？”
小叔生气地说：“哪有的事。”
大家不信，让他把裤子捋起来看看，小叔捋起裤子，腿白生生的，没有一个疤痕，大家就笑了。
父亲和小叔已数年没见过面了，这次小叔来到家门前，父亲觉得有点亲热，就准备上前来打招呼。
小叔拧过身子问旁边的人说：“他是哪个啊？”
队长不屑地说：“他不是你哥吗？
小叔故作恍惚，说：“我认不得了，我不认得了。”然后走到父亲身边，拉拉父亲的衣服，说，“你穿得这样好，认不得了。”
父亲就气了，说：“你一辈子就会装神弄鬼的，我这衣服在村子都穿好多年了，有什么好的呢？我一个老农民你要认识我干啥？”
大家都笑起来，小叔觉得没了面子，赶快开车走了。
小叔这次回来，做了一个轰动全村的事，把老房子卖了。
小叔要卖房，这在村里可是从来没有过的，队长怀疑地来找小叔问情况。队长吸了一口烟，然后捏在指间，问：“你要卖房？”
小叔笑着说：“是的，这房子长时间不住人会倒的。”
队长把烟又深吸了一口，说：“城里花花绿绿的，能挣两个钱，但落叶还要归根的，你有个房子回来还有个窝，要是卖了，回来到哪落脚去。”
小叔沉默了一会儿，说：“我给这烂泥田套（方言：踩）伤了。”
队长就明白小叔的意思了，他是不想回这个村子了，他对生养他的这块地没有感情了。
队长很焦虑，烟屁股还很长着，就抛在地上了，问：“你的地怎么办？总不能长年抛荒吧？”
小叔想了想说：“地不要了。我在城里干一个月挣的钱，比种地一年的收入都强啊！”
队长说：“那就按政策收回队里，再重分。”
小叔说：“行。”
队长离开小叔家就来找父亲。
队长问父亲：“他回来卖房子，你知道不知道？”
父亲说：“知道了。”
队长说：“这个败家子，他忘祖了，连家也不要了。”队长问父亲买不买。
父亲叹口气说：“我连娶了两房媳妇，手头紧张，哪买得起。”
队长想想也是的。
最后，小叔把房子卖给了村里的小木匠，房子卖得出奇的便宜。
卖房时，父亲到那块宅基地转了很久，父亲舍不得这块地，这里有过他太多的记忆，但很快就成为别人的地了。父亲恨得牙齿咬得吱吱地响，父亲也控制不了这个局面。
小木匠买了小叔的房子后，首先就是锯树，他家要盖新房子，小木匠认为这些树落下的叶子太脏了，扫也扫不净。
小木匠先是锯门口的那棵老槐树，小木匠用一根绳子，绕在树的高处，往空旷的地方拉紧，固定住，小木匠手握电动锯子，锯子兴奋地叫着，冒出一股浓浓的黑烟，锯子触到了树的身子，响起了撕咬的声音。很快老槐树被锯倒了，它倒地的时候，发出一声沉闷的声音，它庞大的树冠，躺在了地面上。这些长在高处的树冠，第一次接触到了地面。它的身体一阵颤抖后，很快又平静下来。倒下的树干裸露着，可以看到深处那一圈圈隐秘的年轮，这些年轮里隐藏着它和我们一家人相依为命的日子。
他们就这样一棵一棵地锯着，接下来，他们拿出皮尺，在锯倒的树干上量来量去，把树干锯成一段一段的，然后拉到集上去卖。
最后锯的是那棵老杏树，小木匠围着这棵老杏树转了几圈，骂道：“这棵树长得这么丑，啥材也不是，只能烧火。”
小木匠的电锯插入老杏树的身体时，老杏树里飞出的是红色的锯沫，树根下瞬间就堆起了一层，似血。小木匠害怕了，把锯子停了，抓起一把锯沫攥攥，然后展开看看手上有没有染上血，手上干干净净的。小木匠又开动电锯，老杏树砰的一声倒了下去。 这是一场屠宰，现场虽然没有一滴血，但可以闻见血的腥味。
他们忙了几天，把锯好的树码放到手扶拖拉机的拖斗里，每一个断处，都是一个白色的圆圈，这些圆圈堆放在一起形成了许多不瞑的眼睛。
小手抚拖着这几棵树突突地走了。
父亲舍不下的那块老宅地，面目全非荡然无存了。
6
乡下的土地抛荒得越来越多了，村子里的人也越来越少，青壮年都去城里打工了。父母亲还住在当年亲手盖的六间瓦房里，虽然我们在城里都有房子，劝父母也搬到城里来住，但父亲不愿意。
父亲已经年老了，还舍不得把地荒了，拣了几亩好种的地种着。每年给我们带上大米、花生、山芋什么的，父亲说这东西是无公害的，人吃了健康。
自从把村里的房子卖了后，小叔已十几年没回过村子了。据说他在城里的资产不断扩大，住上了别墅。
有人就拿父亲和小叔比，觉得小叔混得好，父亲混得差。劝父亲去城里找找小叔，也许能沾点光哩，“他那么大的场面，手里漏点也够你吃的了。”
父亲直摇头，那是乞来之食，吃不得，乡下养人哩。
今年清明节后，队长又来找父亲了。
现在村子里住着的都是一些老人和儿童，村子里空荡了，队长也清闲下来。
队长也老了，因为年轻时受过凉，晚年的腿得了风湿，走路再不像过去那样风风火火了，而是拄着棍，但抽烟仍然没有减少，嘴里仍衔着烟，没见空过。
队长来了，父亲端了一个板凳让他坐下来。队长把烟屁股朝地上一吐，朝父亲笑着。
队长的牙掉了不少，一笑嘴里露出的是一个黑黑的洞，而不再是满嘴白牙了。
队长说：“中午在家啃骨头，把一颗牙啃掉了。”
父亲一拍大腿说：“那你这个骨头值钱了，一颗牙最少也得值一千元。”
队长说：“一千块钱也買不到了。”
两个人说说笑笑，父亲问队长来有啥事，队长把笑容收了，说：“有人托我来商量个事，想出钱买你的地。”
父亲笑了，说：“现在到处都是抛荒地，地，狗屎都不值，谁还来买？”
队长说：“唉，这个你就不知道了，真的有人要买你的地。”
原来，是小叔托队长，想买父亲的小簸箕田做坟地。
父亲惊诧地问：“他生病了？”
队长说：“没有，活蹦乱跳的，好着哩。”
父亲不明白了：“那他现在买坟地干啥？”
队长说：“叶落要归根啊，城里只管活人住，死了，要到乡下来。”
“唉，当年换给他，他不要，现在要花钱来买。”父亲摇摇头，叹口气说，“不卖！我早算好了，年老了做我的坟地。”
队长笑了。
两人分析了一下，小簸箕坡地向南晒着太阳，前面有水塘，背后有高坡做靠山，下雨沥水快。这块不长庄稼的地，却是一块风水宝地的坟地哩，小叔年轻时哪会想到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