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农业的实质是农村的全面生态化发展.生态农村发展模式以和谐、可持续为理念,以建设生态文明的农村社会为目标，以生态产业、生态人居、生态环境、生态文化为生态农业建设的主要内容，是在新的历史背景下我国农村未来发展的理想模式，是实现农业农村可持续发展、城乡协调发展的有效途径。随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生态农业及其产品逐渐成为都市人群的消费选择和农村经济发展的出路。但是由于起步较晚，我国在发展生态农业的过程中，也面临各种挑战和问题。为此，本刊记者最近采访了著名生态农业学家、中国农业大学校务处处长吴文良教授。
　　
　　农业发展的问题和挑战
　　
　　绿色中国：吴教授您好！作为我国农业战略研究方面的权威专家，您认为我国农业发展现在面临哪些问题？
　　吴文良：首先，我国农业发展面临的是生态危机。从上世纪60年代开始，我国农业开始进入常规现代化的阶段，显著标志是高产作物品种的大批育成、种植业的化肥施用量迅速增长，并保证了过去30年间相对于人口增长(1.6%)较高的粮食增长速度(3.4%)。与此同时，我国农业生产已经面临着严峻的生态和环境危机。
　　在占国土面积2/3以上的山区和农牧、农林等生态脆弱地区，普遍存在着严重的生态破坏。全国水土流失面积已达367万km2，占国土面积的38%，上世纪80年代以来，全国沙化面积年均扩大2460km2，治理速度赶不上扩展速度，多数地方仍是沙进人退；全国草原面积约3亿hm2，占国土面积的31.8%，但由于草地盲目开垦、草原超载滥牧以及其他人为的破坏，草原“三化”（沙化、碱化、退化）面积已占草原总面积的1/3；由于生态破坏加剧，生物多样性丧失，近几十年来我国农业灾害趋于频繁，九十年代成灾面积已相当于50年代的273%。与此同时，生态破坏也加剧了生态脆弱区的贫困，全国90%以上的贫困人口都生活在这类地区，由于水土流失的加剧以及坡耕地的不断开采，不少地区陷入“越垦越穷 、越穷越垦”的恶性循环中，群众的贫困程度加深，脱贫的难度增强。
　　在我国广大的农业主产区普遍存在着资源利用不合理并导致环境污染，影响了农业生产力的持续稳定提高。目前我国化肥、农药施用量已接近或超过某些发达国家的施用水平。全国化肥施用量1995年就已达375kg/ha，即使按复种指数折算(242kg/ha)，也已高出发达国家为防止化肥对水体造成污染而设置的安全上限(225kg/ha)！我国农药施用量每年以10％左右的速度递增，化肥、农药的超量施用必然引致地表及地下水污染的加重，我国地面水体多已受到氮、磷等营养物质的污染。据日本学者研究，目前太湖的污染防治需投入2000亿元，这相当于我国某些省份两年的国民生产总值。
　　水资源贫乏是我国农业发展的另一大制约因素，尤其是降水量南北分布严重不均和年际间变异过大，使约占粮食播种总面积55%的重要农业区，即淮河以北的三北地区(东北、华北、西北)水资源只占全国总量的14.4%。大面积发展灌溉农业特别是使用地下水灌溉的地区，如华北已形成1.5万-2万km2的地下水位漏斗区，地下水位每年平均下降约1.5m，导致灌溉成本不断上升；由于黄河上游及中游不断引黄灌溉，加上近几十年干旱频繁，黄河已连续十几次断流，1997年竟长达226天，创历史记录。
　　我国一些地区如东北黑土区，土壤有机质已由开垦时的8-10%降至2-3%，表土层因水蚀、风蚀而逐年变薄，面临土壤基础耗竭的威胁。
　　
　　机械化养殖场的迅猛发展则使大量的畜禽粪便不加处理进入地上和地下水，造成水体污染及富营养化。全国1988年畜禽粪便排放量为18.84亿吨，到2000年达27亿吨，其危害不亚于生活垃圾。
　　乡镇企业占整个工业污染的比重已由80年代中期的11%提高到1997年的45%。三废污染的农田面积已达
　　0.1亿平方公顷，比1983年增加了2.5倍，约有15％的农田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每年因污染减产粮食100亿公斤以上，直接经济损失达125亿元，给土壤和水资源造成严重破坏。
　　从某种程度上讲，我国农业的高速增长是靠拼资源和牺牲环境利益换取的，中国农业的高速发展事实上付出了高昂的生态、环境及资源代价。
　　绿色中国：除了环境和生态的问题，我国农业持续发展还面临着什么样的挑战呢？
　　吴文良：我国农业发展首先面临着来自资源及能源短缺方面的制约。中国的主要农业资源人均拥有量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土地、水、化石能源的缺乏使得中国不可能得到发达国家完成常规农业现代化中具有的廉价石油条件，也承受不起发达国家“先污染、后治理”的现代化模式造成的后果。以化肥为例，化工部规划到2000年化肥生产能力要在1990年1亿吨的基础上达到1.5亿吨，即要求年增率为4.1％，方能满足粮食总产达5亿吨之需。而由于资金、原料及能源不足，1990和1991年实际化肥新增能力仅分别递增1.3％和1.6％。
　　与此同时靠现有技术继续提高粮食单产及生产率已面临严重挑战。首先，近10年来世界粮食生产出现了衰退或停滞的趋势，中国的粮食生产自80年代中期以来也表现出徘徊的局面。其次，近几十年来农业灾害趋于频繁，如水灾受害面积就呈现出上升的趋势，90年代前五年成灾率达到51、51%，远高于70年代的31、40%。这些预示着中国农业的资源基础由于长期不合理的利用已受到损害，并影响到农产品产量的进一步提高。
　　中国农业的小规模经营以及近年来农业的低比较效益已迫使农业开始进入需要保护的阶段，但受多种因素的牵制，中央财政用于农业基本建设的费用不但无大的增长，还有所下降；而且国家企图通过提高粮价维持农民种粮积极性的潜力已尽，因为目前主要农产品，包括小麦、玉米、大豆、棉花的价格已接近甚至超过国际市场价。这种情况大大降低了我国粮棉的国际竞争力，加入WTO后更是形成了重大冲击。
　　另外与许多发达国家相比，中国劳力严重过剩已成为农业发展难以克服的障碍因子。据统计，种植业劳力一年在农田的有效劳动时间不足20日，由此制约了农民农业收入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2000年我国农村的过剩劳力达到了3亿，若按常规模式安置全部3亿劳力，将需要3万亿资金和400万公顷土地，这是我国财力和土地资源难以支撑的。
　　
　　所有这些表明，未来中国的农业发展将面临来自资源基础、生态环境及经济社会等多方面的同时挑战，国家必须对现有的发展模式进行深刻的科学判断和分析，并提出调整战略，以指导未来我国农业的持续稳定发展。
　　
　　 生态农业发展战略与对策
　　
　　绿色中国：您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的总体构想吗？
　　吴文良：我国紧紧围绕生态脆弱区和农业主产区生态环境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重点难题，以强化生态环境基础、改善生产基本条件、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增加农民收入为目标，以生态农业县建设为基本单元，把生态环境的综合治理和生态功能强化作为重点，以重点地区治理和发展为突破口，通过工程治理、技术集成、模式带动、政策引导、部门协作和法规保障，按类型、分阶段地大规模建设生态农业，有效地遏制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实现资源培育和高效利用，逐步达到生态、经济和社会效益的协调统一，实现山川秀美，把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纳入可持续发展轨道，为整个国民经济的持续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
　　我国生态农业发展还遵循着这样几个基本原则：统筹规划，突出重点；因地制宜，分类指导；模式带动，技术集成；综合治理，整体提高；建设与管理并重，工程与政策并重，把生态、生产和生活结合起来。
　　
　　绿色中国：我国现阶段生态农业发展的战略要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呢？
　　吴文良：用大约50年的时间，按类型、分阶段全面建设生态农业，不仅从整体上遏制住我国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而且使重点生态脆弱区的生态环境明显改善，使农业主产区的生态环境根本改善，真正把农业生产和农村经济发展纳入可持续发展轨道，实现山川秀美。
　　近期来看，主要打算用十多年时间，基本遏制农业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农业主产区和部分生态脆弱区生态环境状况明显改善，生态农业建设全面发展，并形成比较完善的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农业生态环境监测、评估与生态农业管理体系。以已有的50个国家级生态农业县为基础，分三批再建设300个生态农业县，到2010年使全国生态农业县达到350个，并安排10个地市开展生态农业建设。
　　从2011年到2030年，分四批再建设600个生态农业县和60个生态农业地市，使全国一半以上的区域实施生态农业。本阶段完成后要使我国农业生态环境在整体上明显改善，重点地区进入较高水平生态经济协调发展阶段。
　　从2031年到2050年，再分4批建设1000个生态农业县和100个生态农业地市，其中每五年建设250个生态农业县和25个生态农业地市。至2050年在全国75%以上的区域建设生态农业。全国农业生态环境状达到显著改善，实现山川秀美，建立起适应我国农业-农村经济持续发展的良性生态环境体系和资源保护体系。
　　绿色中国：面对我国生态农业发展的形势，您认为我们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与措施呢？
　　吴文良：根据中国生态农业发展的总体构想，应采取三大对策和措施：首先是全面实施生态农业县建设工程；其次是研究和建立生态农业技术体系；最后是建立和完善生态农业保障体系。
　　生态农业在短短十几年的实践中，技术体系不断充实和完善，已形成雏形，但为进一步适应生态农业发展需求，要重点研究不同工程模式的设计方法和构建规律、不同区域复合生态工程模式及综合技术、专项生态农业技术和常规技术的生态优化等，从而建立生态农业技术体系，为生态农业建设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
　　目前，生物肥料、生物农药、降解地膜、有机无机复合肥、抗虫棉、有效微生物菌群调节剂等一些产品正在开发研制与示范，要进一步加强研究和开发病虫害综合防治技术，作物养分综合管理技术等也急需研究与示范。
　　同时，我们还应建立起生态环境监测体系，主要分两大部分：一是农业生态监测站网络建设，包括部级、省市区和计划单列市在内的36个农业环境监测站的建设、10个草原草地监测站的建设和8个农垦监测站建设；二是生态农业县定位监测站建设，包括已有的生态农业县及今后陆续建成的生态农业县的监测，再配以各类自然保护区及重点湿地定位监测体系的建立。还要建立包括生态环境治理成本和收益在内的农业生产核算体系；生态农业指标体系及量化标准；生态农业县综合评价与管理决策支持系统等相关保障体系，同时不断加大生态农业的宣传教育力度，提高全民生态环境意识和参与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