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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来，针对宏观调控的敏感问题，政界、经济学界有关人士纷纷发表自己的见解。本刊选撷部分言论，并分主题归纳。“见微知著”，读者可从中管窥我国新一轮宏观调控的理论及实践成果。
农民收入如何持续“提速”问题
2004年，中国农业划出了一条漂亮的上行曲线。在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支农扶农政策的影响下，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成为中国经济走势的最大亮点之一，全年粮食总产量将超过4550亿公斤预期目标，5年粮食减产局面一举扭转。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预计超过5%，是1997年以来增幅最大的一年。
与此同时，“高价农资”对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的消极影响值得关注。2004年以来农业生产成本特别是化肥价格持续上涨，很大程度上侵蚀了粮食增产带来的收益。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农资价格出现历史罕见的淡季逆势上涨趋势，2005年农资市场调控难度加大。
中央党校“三农”问题专家曾业松研究员说，今后在支农补农的政策上既要保持稳定性，连续性，又要进一步扩大范围，加大力度，增强政策的“边际效应”，实现农民的增富减贫。要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还必须抓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关键要素，切实保护好耕地，积极引导农民理性种粮，引导农民建立销售协会等中介组织，积极利用期货市场，开拓国际市场，避免粮食市场出现新的大起大落，影响农民增收。
关于实施宏观调控的手段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明年宏观调控实施各项政策措施,将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更加注重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巴曙松分析认为,目前周期性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中国2002年开始的本轮经济增长周期,是中周期与短周期的扩张期相互叠加的结果。2005年城市化步伐会进一步加快,消费结构仍处在升级期,汽车、住宅等消费热点尽管在经过爆发式增长之后,其增长势头可能会有所减弱,但向上拉力不会逆转。受投资成本影响,国际产业资本向中国转移的步伐不会停顿。因此,经济稳定增长的中期需求动力仍然存在。从短周期因素看,巨大在建规模使投资惯性运行势能较大,经济增长的自发运行仍处在扩张期,宏观调控只是压抑了其增长幅度,并没有改变其趋势。
他认为,2003年以来的宏观调控,在2004年上半年开始转而主要采用行政管制措施。在特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下,这可能有其必然性。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如果仅仅依赖行政管制措施,不及时进行市场化的改革,不进行价格信号的配合、改革的配合,就可能使得初期依靠行政管制取得的调控效果出现反弹,同时也可能使得宏观调控的持续时间延长。由此看来,仅仅依赖行政手段来管住土地、管紧信贷,而没有市场化的手段和市场化的价格信号调整的配合,宏观调控的难度会加大,并使其效果难以巩固和持续。
经济学家厉以宁则认为,今年的宏观调控会从去年的调控中汲取两个经验:一是要更多用市场手段、经济手段譬如财政政策等来进行调控；二是宏观调控要同结构调整结合在一起,必须有保有压,不能“一刀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也强调： “改善”宏观调控，要具体落实为更多地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主要采取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进行调控。要卓有成效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完全局限在经济领域，而必须对我国各方面的制度建设进行全面反思，综合考量。因为经济体制是更大的社会制度的一部分。从体制建设的角度看，2005年的改革应当是全方位的。
投资过热与消费平稳不协调问题
积极的消费拉动是保障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增长的重要动力。在加强宏观调控的拉动下，2004年的消费增长速度有所提高。但是，一些专家认为，投资过热而消费平稳仍然是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不协调现象，甚至形成强烈反差。
汽车市场：群众持币待购成主流心态。据北京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统计，汽车交易最火爆时，一天整个市场能成交300多辆车，而近来整个市场成交量最少时仅四五十辆。2004年在该市场贷款买车的已不足10%，而在市场最火时，贷款买车的能占到总销售量的三到四成。一些业内人士说，中国车市已经进入一个结构性的销售低潮，其中银行收紧信贷是一个重要原因。
房地产市场：在一系列中央宏观调控的政策出台后，2004年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过快的局面初步得到控制，房屋新开工面积、竣工面积增速放缓。然而，依然旺盛的需求使房地产预期利润率在“打压声”中不退反进，部分城市房价上涨幅度超过20%。另一方面，面对2005年可能存在的“加息”因素影响，许多购房者徘徊在“买”与“不买”之间。
农村消费市场：2004年，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消费潜力很大。然而，与庞大的农村消费市场相比，当前不少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着眼点，特别是耐用消费品的设计多数是以城市需求为基础，农村消费市场流通组织不发达，农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一些假劣农资、假冒商品问题仍然突出，农村消费不旺。与此同时，中国消费者协会的有关调查显示，未来3年内四成以上农村家庭将把纯收入主要用于子女上学，其次是用于农业生产资料；排在第三位的是建房装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指出，在对投资项目“有保有压”的同时，应大力促进消费需求“升温”，应该有更宽松的政策出台。例如小额信贷、短期信贷、中长期优惠信贷及各种专项信贷等一系列灵活、多样的消费信贷组合，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
而张曙光认为，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解决不了体制问题和结构问题。以往一个常见的现象是，调控前，各地争先恐后地上项目；调控中，政府要重点保国有企业；调控后，不良资产达到高峰。如果不通过改革，削减政府的投资建设职能，单纯的政策调节很可能是逆向调节。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认为，2005年调控的重点应是防涨防滑，如地方投资拉动带来总的物价上涨，同时还要防止由于垄断和行政部门性的提价行为带来的物价上涨；同时还要防止经济滑坡，避免出现市场疲软和通货紧缩，这就要求财政和货币双稳健政策要灵活操作，特别是货币政策更要注意灵活性和弹性。他认为，为了防止大起大落，国家会采用预调、微调和结构性调控的方式。
宏观调控的期限
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日前指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是一项长期任务，将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宏观调控不存在何时结束的问题。当前宏观调控仍处在关键时期，如果稍有放松，就可能出现反复，甚至前功尽弃，因此在2005年要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他进一步分析，由于社会供求受市场机制以及其它因素的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会出现周期性波动是客观存在的，必须通过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来加以调整，熨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波动。有市场机制，就要有宏观调控，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内容。宏观调控将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宏观调控不存在何时结束的问题。但是宏观调控的方向、重点和力度，应当而且必须根据不同时期经济运行情况而有所调整。我们自始至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同时要根据不断变化的经济运行情况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
国家信息中心发展研究部战略规划处处长高辉清将这一长期性总结为宏观调控进入“金色迷茫期”。客观地讲，在推进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中，政府宏观调控突然回归行政方式，确实让人有点吃惊。但是，政府采取综合调控措施至少有几个理由：
一是政府改革没有到位，许多地方政府传统的作风和思想观念还没有转换过来，热衷于介入具体的经济事务当中，导致市场机制难以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市场调控手段已经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只能“用一只有形的手来纠正另一只有形的手”。
二是中国宏观调控进入了一个“金色的迷茫期”。中国人均GDP于2003年迈过1000美元大关，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发展时期。从国际经验看，人均GDP为1000-3000美元的时候是所谓的“黄金发展时期”，许多国家都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之后才成为发达国家。
但与此同时，它也是一个宏观经济调控的“迷茫时期”，因为这一时期往往也是国家需要大转型的时期，随着生活由温饱逐渐迈向小康水平，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各种诉求同时也会发生变化，因而会推动社会、政府、体制等进行转型，从而使得一切成熟的市场理论在这里都没有多大用武之地。在许多情况下，政府都需要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来应对从未见过的经济现象。
农民收入如何持续“提速”问题
2004年，中国农业划出了一条漂亮的上行曲线。在党中央、国务院一系列支农扶农政策的影响下，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成为中国经济走势的最大亮点之一，全年粮食总产量将超过4550亿公斤预期目标，5年粮食减产局面一举扭转。全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预计超过5%，是1997年以来增幅最大的一年。
与此同时，“高价农资”对粮食生产和农民增收的消极影响值得关注。2004年以来农业生产成本特别是化肥价格持续上涨，很大程度上侵蚀了粮食增产带来的收益。目前，全国大部分地区农资价格出现历史罕见的淡季逆势上涨趋势，2005年农资市场调控难度加大。
中央党校“三农”问题专家曾业松研究员说，今后在支农补农的政策上既要保持稳定性，连续性，又要进一步扩大范围，加大力度，增强政策的“边际效应”，实现农民的增富减贫。要建立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还必须抓住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关键要素，切实保护好耕地，积极引导农民理性种粮，引导农民建立销售协会等中介组织，积极利用期货市场，开拓国际市场，避免粮食市场出现新的大起大落，影响农民增收。
关于实施宏观调控的手段问题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金融研究所副所长巴曙松：明年宏观调控实施各项政策措施,将发挥市场基础性作用,更加注重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巴曙松分析认为,目前周期性因素对中国经济增长的影响较大。中国2002年开始的本轮经济增长周期,是中周期与短周期的扩张期相互叠加的结果。2005年城市化步伐会进一步加快,消费结构仍处在升级期,汽车、住宅等消费热点尽管在经过爆发式增长之后,其增长势头可能会有所减弱,但向上拉力不会逆转。受投资成本影响,国际产业资本向中国转移的步伐不会停顿。因此,经济稳定增长的中期需求动力仍然存在。从短周期因素看,巨大在建规模使投资惯性运行势能较大,经济增长的自发运行仍处在扩张期,宏观调控只是压抑了其增长幅度,并没有改变其趋势。
他认为,2003年以来的宏观调控,在2004年上半年开始转而主要采用行政管制措施。在特定的经济社会环境下,这可能有其必然性。特别值得指出的是,如果仅仅依赖行政管制措施,不及时进行市场化的改革,不进行价格信号的配合、改革的配合,就可能使得初期依靠行政管制取得的调控效果出现反弹,同时也可能使得宏观调控的持续时间延长。由此看来,仅仅依赖行政手段来管住土地、管紧信贷,而没有市场化的手段和市场化的价格信号调整的配合,宏观调控的难度会加大,并使其效果难以巩固和持续。
经济学家厉以宁则认为,今年的宏观调控会从去年的调控中汲取两个经验:一是要更多用市场手段、经济手段譬如财政政策等来进行调控；二是宏观调控要同结构调整结合在一起,必须有保有压,不能“一刀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吴敬琏也强调： “改善”宏观调控，要具体落实为更多地运用经济和法律手段，主要采取稳健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进行调控。要卓有成效地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完全局限在经济领域，而必须对我国各方面的制度建设进行全面反思，综合考量。因为经济体制是更大的社会制度的一部分。从体制建设的角度看，2005年的改革应当是全方位的。
投资过热与消费平稳不协调问题
积极的消费拉动是保障国民经济平稳健康增长的重要动力。在加强宏观调控的拉动下，2004年的消费增长速度有所提高。但是，一些专家认为，投资过热而消费平稳仍然是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不协调现象，甚至形成强烈反差。
汽车市场：群众持币待购成主流心态。据北京亚运村汽车交易市场统计，汽车交易最火爆时，一天整个市场能成交300多辆车，而近来整个市场成交量最少时仅四五十辆。2004年在该市场贷款买车的已不足10%，而在市场最火时，贷款买车的能占到总销售量的三到四成。一些业内人士说，中国车市已经进入一个结构性的销售低潮，其中银行收紧信贷是一个重要原因。
房地产市场：在一系列中央宏观调控的政策出台后，2004年我国房地产开发投资增速过快的局面初步得到控制，房屋新开工面积、竣工面积增速放缓。然而，依然旺盛的需求使房地产预期利润率在“打压声”中不退反进，部分城市房价上涨幅度超过20%。另一方面，面对2005年可能存在的“加息”因素影响，许多购房者徘徊在“买”与“不买”之间。
农村消费市场：2004年，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消费潜力很大。然而，与庞大的农村消费市场相比，当前不少生产者和经营者的着眼点，特别是耐用消费品的设计多数是以城市需求为基础，农村消费市场流通组织不发达，农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建设滞后，一些假劣农资、假冒商品问题仍然突出，农村消费不旺。与此同时，中国消费者协会的有关调查显示，未来3年内四成以上农村家庭将把纯收入主要用于子女上学，其次是用于农业生产资料；排在第三位的是建房装修。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专家指出，在对投资项目“有保有压”的同时，应大力促进消费需求“升温”，应该有更宽松的政策出台。例如小额信贷、短期信贷、中长期优惠信贷及各种专项信贷等一系列灵活、多样的消费信贷组合，以吸引更多的消费者。
而张曙光认为，货币政策是总量政策，解决不了体制问题和结构问题。以往一个常见的现象是，调控前，各地争先恐后地上项目；调控中，政府要重点保国有企业；调控后，不良资产达到高峰。如果不通过改革，削减政府的投资建设职能，单纯的政策调节很可能是逆向调节。
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副院长陈东琪认为，2005年调控的重点应是防涨防滑，如地方投资拉动带来总的物价上涨，同时还要防止由于垄断和行政部门性的提价行为带来的物价上涨；同时还要防止经济滑坡，避免出现市场疲软和通货紧缩，这就要求财政和货币双稳健政策要灵活操作，特别是货币政策更要注意灵活性和弹性。他认为，为了防止大起大落，国家会采用预调、微调和结构性调控的方式。
宏观调控的期限
国家发改委主任马凯日前指出：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是一项长期任务，将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宏观调控不存在何时结束的问题。当前宏观调控仍处在关键时期，如果稍有放松，就可能出现反复，甚至前功尽弃，因此在2005年要继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他进一步分析，由于社会供求受市场机制以及其它因素的影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经济运行会出现周期性波动是客观存在的，必须通过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来加以调整，熨平经济发展中出现的波动。有市场机制，就要有宏观调控，二者是相辅相成的，共同构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内容。宏观调控将贯穿于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全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宏观调控不存在何时结束的问题。但是宏观调控的方向、重点和力度，应当而且必须根据不同时期经济运行情况而有所调整。我们自始至终要充分发挥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同时要根据不断变化的经济运行情况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两者都是不可或缺的。
国家信息中心发展研究部战略规划处处长高辉清将这一长期性总结为宏观调控进入“金色迷茫期”。客观地讲，在推进市场经济改革的进程中，政府宏观调控突然回归行政方式，确实让人有点吃惊。但是，政府采取综合调控措施至少有几个理由：
一是政府改革没有到位，许多地方政府传统的作风和思想观念还没有转换过来，热衷于介入具体的经济事务当中，导致市场机制难以发挥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市场调控手段已经无法有效地发挥作用，只能“用一只有形的手来纠正另一只有形的手”。
二是中国宏观调控进入了一个“金色的迷茫期”。中国人均GDP于2003年迈过1000美元大关，进入了一个特殊的发展时期。从国际经验看，人均GDP为1000-3000美元的时候是所谓的“黄金发展时期”，许多国家都是在这一时期出现了经济高速增长，之后才成为发达国家。
但与此同时，它也是一个宏观经济调控的“迷茫时期”，因为这一时期往往也是国家需要大转型的时期，随着生活由温饱逐渐迈向小康水平，人们的思想观念和各种诉求同时也会发生变化，因而会推动社会、政府、体制等进行转型，从而使得一切成熟的市场理论在这里都没有多大用武之地。在许多情况下，政府都需要以“摸着石头过河”的方式来应对从未见过的经济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