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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惶诚恐”成为为官心理常态是政治进步
两会期间，针对有些官员发出“做官难”的感喟，全国人大代表、中央财经大学党委书记邱东认为，“做官难”在今日中国正在成为一种趋势。“诚惶诚恐”、“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成为为官心理常态表明中国政治的一种进步。
当前，官员能意识到“做官难”，并且“诚惶诚恐”渐成政府官员为官心理常态，说明中国政治文明已进入到了新的境界，是一种可喜的进步。
按照《宪法》规定的精神，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权力的主体，权力来源于人民。各级领导干部是受人民委托而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他们手中的权力与地位是人民赋予的，拿取的工资报酬是人民的纳税钱。从某种意义讲，当官的就是人民花钱雇佣的“保姆”，而主人是人民。当官的就要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倡导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新施政观向政治领域的纵深渗透；各地已经陆续出台了各种各样的“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等，尤其是中央最近批准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对“因公辞职”、“自愿辞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作了严格规范；强化、严格了行政审批制度，依法行政；建立、完善了党政干部的选拔任用机制和考核机制。民智日益开启，民主观念深入人心，来自媒体、人大、上级、司法、民众等的监督更加到位，官员们的行为已被置放于民众的放大镜下被严格审视等等，所有这些使政治制度日趋民主化、制度化和法制化，官员的行为不仅要对上级负责，还要对社会公众负责；在权力的使用上，权责对等，必须为其言论和行为承担责任，滥用职权，将被问责；要么用好权，要么交权。所以，现在许多当官的当然感觉“作官难”了，感觉屁股底下的那把椅子不是那么舒服了，甚至有人觉得坐官椅如坐针毡。
“诚惶诚恐”成为为官心理常态，对老百姓是好事，说明目前对权力的监督有效，干部的权力受到制约，权力再不能为私所用了，国家干部这个曾经被看作是“铁饭碗”的职业已不再能令人高枕无忧。官难当，说明各级官员执政为民的责任意识大为增强，不能高高在上、居高临下地发号施令了，用权得按群众的意愿行事。
当官的只有感觉“做官难”，让“诚惶诚恐”成为为官心理常态，当官的才能严格自律，执政为民，用好权。才能让滥竽充数、浑水摸鱼的官员走人，将能力不济和犯规者淘汰出局，让那些打算捞取油水者无机可乘。
四大行业如何应对挑战？
由于国民经济增长对能源的依赖性越来越强，能源的可靠、安全和稳定的供应，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环节。
煤电油运这四大行业呈现出的紧张局面，对中国经济来说，无论是现在，还是在未来，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煤：需要降低一次能源消费比例
2004年全国煤炭产量超过19亿吨，增长在15%以上。与此同时，国有重点煤矿和地方煤矿普遍超能力开采，仍无法满足过快增长的需求；煤炭库存持续下降，直供电厂存煤可用天数低于正常的库存水平。
我国煤炭探明可利用储量近2000亿吨，如果按照年产25亿吨原煤的速度推算还可以供应80年。有些专家根据我国未来的煤炭供应缺口，提出到2020年需要安排煤矿建设规模达8.8亿吨，并估算到那时我国煤炭总产量将达到25亿吨以上。
不过，对这种一味扩张规模的做法，应进行理性反思。尽管我国有可观的煤炭资源量，但优质资源少，后备工业储量严重不足。因此，现在首先应该着手限制量的扩张，建立煤炭资源的战略储备。同时，下大力气调整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改变一次能源消费中煤炭比例过高的局面，力争煤炭占一次能源的消费比例从现在的近70%降至50%左右。
电：亟待加强相关行业衔接
自2001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电力需求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2004年投产新装机5055万千瓦，创出世界新纪录。不过，虽然电力增长飞快，但仍然存在缺口，这主要是快速增长的电力供给赶不上更快增长的电力需求。
2004年中，全国有24个省级电网出现拉闸限电。2004年底和2005年年初，局部地区又出现了冬季供电紧张局面。电力供应紧张主要是因为经济发展迅速，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换代；某些行业、特别是高耗能产业发展势头过猛；发电装机总量不足；煤电油运等相关行业衔接不够协调等几个因素造成。
作为电力行业，要重点发展“以大带小”项目，发展“西电东送”项目，发展坑口、港口、路口项目，发展热电联产、煤电运一体化项目，同时大力开发水电、风电和新能源项目，优化电源结构和布局，加快电源配套送出的建设。虽然电力当前短缺，不过也要防止一些地区和企业违背客观规律、违反国家政策，盲目建设电站项目的问题。否则，也会导致发电能力大量过剩，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油：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
近年来，国内对石油消费需求量进一步增大。受资源的地理分布条件和开采难度的制约，目前我国原油产量始终徘徊在1.6亿吨/年左右，无法满足国内需要。2004年，我国进口原油达到1.2亿吨，对外依存度达到40%。
按照中国能源研究所等机构预测，到2010年和2020年，我国石油需求量将分别达到3.35亿吨至3.68亿吨和4.3亿吨至5.5亿吨的区间，石油供求缺口分别约达到1.8亿吨和2.9亿吨左右。
由于石油对外依存度高，更加凸显了石油安全问题。在高依赖的情况下，如果石油供应的暂时突然中断或短缺，油价暴涨将会对经济造成损害。而随着贸易化程度的加大，石油物流关键点发生中断的风险将会不断增加。
从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看，从现在起到2020年之前，正是中国经济完成工业化过程的关键时期，石油消费将处于迅速增长阶段。可以预见，在今后十余年中石油供求将是一个长期的“瓶颈”。
运：铁路干线利用率已经饱和
2004年的煤荒、电荒直接导致了铁路运输高度紧张，电煤运输紧张、运力严重不足。铁道部门统计显示，全国铁路完成货物运输发送量248130万吨，比上年增加24650万吨，增长11%，是历史上年增量最大的一年。2004年铁路已将90%的货运能力投入重点运输，以占全世界6%的铁路运营线路，担负着全世界25%的运输量，各大铁路干线的利用率已经饱和。
与此同时，公路、水运能力紧张也全面吃紧。港口能力缺口大，设备超负荷运转，煤炭、原油、铁矿石、集装箱等出现了新的压船压港现象，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一些重要城际快速通道交通饱和。
运力紧张与目前经济中存在着结构性矛盾密切相关。一方面，我国铁路交通水平与国际存在较大差距，另一方面，如今我国西煤东运、北煤南运的大跨度、超负荷的运输格局，更加剧了运力紧张。有专家建议，为应对煤电运紧张的局面，应把能源运输纳入国家能源安全战略框架中，支持中国的能源运输发展，使煤炭、电力行业的发展要与交通运输部门的发展相协调。
——新华网
“两会”精彩言论集锦
报效国家，服务香港市民，这是我一生的光荣——这是董建华先生日前在宣布请辞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职务时的致辞。同时，这也是他被增选为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之后的由衷感言。
我亲身体会到这个制度的优越性，愿意为它献出自己的一生——新当选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已深深扎根在中国这块土壤上。
舞台大，责任也更大——新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张榕明谈到自己的新角色时如是说。
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管理政策，却批出世界上最大的开发区——王维忠代表批评，这种怪象的出现缘于对违规渎职批地卖地者处罚太轻，鲜有违规用地者丢掉乌纱帽。
和谐不是均贫富——崔波委员指出，要防止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犯平均主义的错误。
农民走出山门，跳出农门，跨进城门——马吉孝代表说，“多予、少取、放活”的农村政策已给农民带来许多实惠。
管理层收购不是“救命草”——珠海格力电器总经理董明珠代表指出，如果一哄而上搞管理层收购，结果可能是别有用心者利用职务之便，以权谋私，侵吞国有资产。
不能躺在历史的功劳簿上等、靠、要——黑龙江省澳利达医药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周有财代表批评，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实施一年多来，一部分人、一些地方官员和企业仍然过于依赖国家。
找个能干事的企业家难啊——河南信阳市委书记刘怀廉代表感叹，人才匮乏是实现中部崛起面临的最大瓶颈。
有“刮骨疗毒”的勇气——曾出现较大腐败现象的湖南省最高法院为每个法官的工作业绩提供最原始数据，包括案件评查是否合格等，并以此作为考核干部的指标。刘冬荣代表对这项司法新政给予高度评价。
——本刊编辑部
四学者在非议声中获首届中国经济学贡献奖
薛暮桥、马洪、刘国光、吴敬琏被授予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
打开众多“非主流”网上论坛，主流经济学家正前所未有地成为受攻讦的对象。
在这意见杂陈的年代，网民要不“出言不逊”要不就是针锋相对。我努力在众多的上帖者中寻找出言“恭敬”者，却实在不多。
“我最尊敬吴敬琏，他应该获奖！”
“老吴不应得奖，他的言论使股市大跌，股民损失惨重。”
“薛暮桥、马洪‘计划经济的典型代表’。”
关于这个奖项，非议者集中在三点不足——
一是岁数太大了。没有新生代的代表，如林毅夫、樊钢，甚至张维迎。的确，这个获奖名单让人联想到流行乐坛，各类大奖被当红明星捧走，留下最后一个“终身成就奖”，对前明星以示安慰。
二是政治因素太浓。入选者多数与官场关系太近，101岁的薛暮桥曾是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计委、物价委、统计局的负责人；85岁的马洪在双轨制时期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和发展中心主任；82岁的刘国光在转轨时期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最年轻的吴敬琏也75岁了，唯他没做过高官，却仍有全国政协常委这样半官半民的头衔。
三是学术上有些落伍。如薛暮桥，虽然提倡商品经济，但他的理论框架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学的框架。
但客观地讲，这个获奖名单，基本上涵括了在改革岁月对经济政策制订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
薛暮桥、马洪的影响体现在改革准备期和改革早期，刘国光则活跃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那段激荡岁月。
彼时，吴敬琏远不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旗帜，他所研究的理论课题，是在刘国光、马洪的领导下，探论“如何在理论上弄清楚社会主义经济的经济形式问题”。
直到九十年代，“吴市场”方享誉全国。此时经济学渐成显学，经济学派群雄并起，一会儿“京城四老”，一会儿“京城四少”，但历史地看，真正贯穿于整个九十年代，甚至横跨世纪而不衰者，唯老吴矣。
记得在九十年代初，找吴敬琏很容易，基本是有问必答；但是到了九十年代末，吴已经不太好找，此时吴公一句话，就会引发经济大震荡。2000年，吴说“中国股市太科幻”，股市连翻大筋斗；2001年，吴又评价市盈率太高，股市从2700点直泻1300点。
吴被贯以主流经济学家的称号，与之同属一派的，尚有厉以宁、张五常、张维迎、陈淮、张文魁、周其仁等。大体而言，主流经济学家持新自由主义观点，他们最辉煌时期体现于转轨年代。那是他们思想的丰产期，此时，中国的热点是国企改革。他们的观点是，国家是虚拟的，集体也是虚拟的，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事实上没有具体的主人，谁拥有权谁就捞一把。这就是著名的“所有者缺位”理论，所有者缺位了，公有制企业当然无法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因此晚卖不如早卖，即便是在产权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一些。
与之相匹配的则是一系列“口号政策”的提出——“靓女先嫁”，“拍卖国企”，“国退民进”，“兼并重组”。
鼎力支持这项改革的有学者型官员如陈淮、张文魁，有地方上的书记市长如山东诸城的“陈卖光”等。
以今日之眼光来衡量，国企改革之所以陷入进退失据的地步，与主流们当年的主张不无关系。
或许与此现状有关，使主流们自去年郎咸平事件以来，陷入被互联网舆论“口诛笔伐”的境地，以至于“主流之一”的厉以宁，高喊：“要有顶住互联网的压力之勇气”。
作为主流经济学新一代代表人物的张维迎，无意中坦白了主流们的理论的困境，“国有企业改革，或者说国退民进和民营化的过程，是20多年的改革中不断摸索出的一条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有企业每走一步，我们都会发现，原来的设想没有办法解决我们想解决的问题”。
正是这种现实，动摇了主流们独霸一时的显学地位。就在颁奖当天，网上出现一篇“质疑某些政府经济学家的职业操守”，直指主流—— 他们置身政府职能部门，吃着优厚的政府“皇粮”，掌握更多的信息，参预经济政策的制订，却在公开场合，在各种媒体上站在不同于政府立场甚至站在对立面发表言论，指责、抨击政府的某些经济政策，以似乎“崇高”的学术道德自居，表现得比政府还高明，这种表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几乎是闻所未闻，恐怕只是中国经济学家所特有的，它甚至超过了新自由主义自由的边界……
《赢周刊》
两会期间，针对有些官员发出“做官难”的感喟，全国人大代表、中央财经大学党委书记邱东认为，“做官难”在今日中国正在成为一种趋势。“诚惶诚恐”、“战战兢兢”、“如履薄冰”成为为官心理常态表明中国政治的一种进步。
当前，官员能意识到“做官难”，并且“诚惶诚恐”渐成政府官员为官心理常态，说明中国政治文明已进入到了新的境界，是一种可喜的进步。
按照《宪法》规定的精神，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是权力的主体，权力来源于人民。各级领导干部是受人民委托而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他们手中的权力与地位是人民赋予的，拿取的工资报酬是人民的纳税钱。从某种意义讲，当官的就是人民花钱雇佣的“保姆”，而主人是人民。当官的就要兢兢业业，尽职尽责，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倡导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新施政观向政治领域的纵深渗透；各地已经陆续出台了各种各样的“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行政过错责任追究暂行办法”等，尤其是中央最近批准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辞职暂行规定》，对“因公辞职”、“自愿辞职”、“引咎辞职”、“责令辞职”作了严格规范；强化、严格了行政审批制度，依法行政；建立、完善了党政干部的选拔任用机制和考核机制。民智日益开启，民主观念深入人心，来自媒体、人大、上级、司法、民众等的监督更加到位，官员们的行为已被置放于民众的放大镜下被严格审视等等，所有这些使政治制度日趋民主化、制度化和法制化，官员的行为不仅要对上级负责，还要对社会公众负责；在权力的使用上，权责对等，必须为其言论和行为承担责任，滥用职权，将被问责；要么用好权，要么交权。所以，现在许多当官的当然感觉“作官难”了，感觉屁股底下的那把椅子不是那么舒服了，甚至有人觉得坐官椅如坐针毡。
“诚惶诚恐”成为为官心理常态，对老百姓是好事，说明目前对权力的监督有效，干部的权力受到制约，权力再不能为私所用了，国家干部这个曾经被看作是“铁饭碗”的职业已不再能令人高枕无忧。官难当，说明各级官员执政为民的责任意识大为增强，不能高高在上、居高临下地发号施令了，用权得按群众的意愿行事。
当官的只有感觉“做官难”，让“诚惶诚恐”成为为官心理常态，当官的才能严格自律，执政为民，用好权。才能让滥竽充数、浑水摸鱼的官员走人，将能力不济和犯规者淘汰出局，让那些打算捞取油水者无机可乘。
四大行业如何应对挑战？
由于国民经济增长对能源的依赖性越来越强，能源的可靠、安全和稳定的供应，成为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环节。
煤电油运这四大行业呈现出的紧张局面，对中国经济来说，无论是现在，还是在未来，都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煤：需要降低一次能源消费比例
2004年全国煤炭产量超过19亿吨，增长在15%以上。与此同时，国有重点煤矿和地方煤矿普遍超能力开采，仍无法满足过快增长的需求；煤炭库存持续下降，直供电厂存煤可用天数低于正常的库存水平。
我国煤炭探明可利用储量近2000亿吨，如果按照年产25亿吨原煤的速度推算还可以供应80年。有些专家根据我国未来的煤炭供应缺口，提出到2020年需要安排煤矿建设规模达8.8亿吨，并估算到那时我国煤炭总产量将达到25亿吨以上。
不过，对这种一味扩张规模的做法，应进行理性反思。尽管我国有可观的煤炭资源量，但优质资源少，后备工业储量严重不足。因此，现在首先应该着手限制量的扩张，建立煤炭资源的战略储备。同时，下大力气调整能源生产和消费结构，改变一次能源消费中煤炭比例过高的局面，力争煤炭占一次能源的消费比例从现在的近70%降至50%左右。
电：亟待加强相关行业衔接
自2001年下半年以来，我国电力需求呈现快速增长的态势。2004年投产新装机5055万千瓦，创出世界新纪录。不过，虽然电力增长飞快，但仍然存在缺口，这主要是快速增长的电力供给赶不上更快增长的电力需求。
2004年中，全国有24个省级电网出现拉闸限电。2004年底和2005年年初，局部地区又出现了冬季供电紧张局面。电力供应紧张主要是因为经济发展迅速，居民消费结构升级换代；某些行业、特别是高耗能产业发展势头过猛；发电装机总量不足；煤电油运等相关行业衔接不够协调等几个因素造成。
作为电力行业，要重点发展“以大带小”项目，发展“西电东送”项目，发展坑口、港口、路口项目，发展热电联产、煤电运一体化项目，同时大力开发水电、风电和新能源项目，优化电源结构和布局，加快电源配套送出的建设。虽然电力当前短缺，不过也要防止一些地区和企业违背客观规律、违反国家政策，盲目建设电站项目的问题。否则，也会导致发电能力大量过剩，严重影响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
油：对外依存度居高不下
近年来，国内对石油消费需求量进一步增大。受资源的地理分布条件和开采难度的制约，目前我国原油产量始终徘徊在1.6亿吨/年左右，无法满足国内需要。2004年，我国进口原油达到1.2亿吨，对外依存度达到40%。
按照中国能源研究所等机构预测，到2010年和2020年，我国石油需求量将分别达到3.35亿吨至3.68亿吨和4.3亿吨至5.5亿吨的区间，石油供求缺口分别约达到1.8亿吨和2.9亿吨左右。
由于石油对外依存度高，更加凸显了石油安全问题。在高依赖的情况下，如果石油供应的暂时突然中断或短缺，油价暴涨将会对经济造成损害。而随着贸易化程度的加大，石油物流关键点发生中断的风险将会不断增加。
从中国经济发展趋势看，从现在起到2020年之前，正是中国经济完成工业化过程的关键时期，石油消费将处于迅速增长阶段。可以预见，在今后十余年中石油供求将是一个长期的“瓶颈”。
运：铁路干线利用率已经饱和
2004年的煤荒、电荒直接导致了铁路运输高度紧张，电煤运输紧张、运力严重不足。铁道部门统计显示，全国铁路完成货物运输发送量248130万吨，比上年增加24650万吨，增长11%，是历史上年增量最大的一年。2004年铁路已将90%的货运能力投入重点运输，以占全世界6%的铁路运营线路，担负着全世界25%的运输量，各大铁路干线的利用率已经饱和。
与此同时，公路、水运能力紧张也全面吃紧。港口能力缺口大，设备超负荷运转，煤炭、原油、铁矿石、集装箱等出现了新的压船压港现象，在东部沿海发达地区，一些重要城际快速通道交通饱和。
运力紧张与目前经济中存在着结构性矛盾密切相关。一方面，我国铁路交通水平与国际存在较大差距，另一方面，如今我国西煤东运、北煤南运的大跨度、超负荷的运输格局，更加剧了运力紧张。有专家建议，为应对煤电运紧张的局面，应把能源运输纳入国家能源安全战略框架中，支持中国的能源运输发展，使煤炭、电力行业的发展要与交通运输部门的发展相协调。
——新华网
“两会”精彩言论集锦
报效国家，服务香港市民，这是我一生的光荣——这是董建华先生日前在宣布请辞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职务时的致辞。同时，这也是他被增选为政协第十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之后的由衷感言。
我亲身体会到这个制度的优越性，愿意为它献出自己的一生——新当选的全国政协副主席张梅颖说，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已深深扎根在中国这块土壤上。
舞台大，责任也更大——新当选为全国政协副主席的张榕明谈到自己的新角色时如是说。
世界上最严格的土地管理政策，却批出世界上最大的开发区——王维忠代表批评，这种怪象的出现缘于对违规渎职批地卖地者处罚太轻，鲜有违规用地者丢掉乌纱帽。
和谐不是均贫富——崔波委员指出，要防止在建设和谐社会中犯平均主义的错误。
农民走出山门，跳出农门，跨进城门——马吉孝代表说，“多予、少取、放活”的农村政策已给农民带来许多实惠。
管理层收购不是“救命草”——珠海格力电器总经理董明珠代表指出，如果一哄而上搞管理层收购，结果可能是别有用心者利用职务之便，以权谋私，侵吞国有资产。
不能躺在历史的功劳簿上等、靠、要——黑龙江省澳利达医药集团董事长、总经理周有财代表批评，东北老工业基地振兴实施一年多来，一部分人、一些地方官员和企业仍然过于依赖国家。
找个能干事的企业家难啊——河南信阳市委书记刘怀廉代表感叹，人才匮乏是实现中部崛起面临的最大瓶颈。
有“刮骨疗毒”的勇气——曾出现较大腐败现象的湖南省最高法院为每个法官的工作业绩提供最原始数据，包括案件评查是否合格等，并以此作为考核干部的指标。刘冬荣代表对这项司法新政给予高度评价。
——本刊编辑部
四学者在非议声中获首届中国经济学贡献奖
薛暮桥、马洪、刘国光、吴敬琏被授予首届中国经济学杰出贡献奖。
打开众多“非主流”网上论坛，主流经济学家正前所未有地成为受攻讦的对象。
在这意见杂陈的年代，网民要不“出言不逊”要不就是针锋相对。我努力在众多的上帖者中寻找出言“恭敬”者，却实在不多。
“我最尊敬吴敬琏，他应该获奖！”
“老吴不应得奖，他的言论使股市大跌，股民损失惨重。”
“薛暮桥、马洪‘计划经济的典型代表’。”
关于这个奖项，非议者集中在三点不足——
一是岁数太大了。没有新生代的代表，如林毅夫、樊钢，甚至张维迎。的确，这个获奖名单让人联想到流行乐坛，各类大奖被当红明星捧走，留下最后一个“终身成就奖”，对前明星以示安慰。
二是政治因素太浓。入选者多数与官场关系太近，101岁的薛暮桥曾是计划经济时期国家计委、物价委、统计局的负责人；85岁的马洪在双轨制时期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和发展中心主任；82岁的刘国光在转轨时期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最年轻的吴敬琏也75岁了，唯他没做过高官，却仍有全国政协常委这样半官半民的头衔。
三是学术上有些落伍。如薛暮桥，虽然提倡商品经济，但他的理论框架基本上还是计划经济学的框架。
但客观地讲，这个获奖名单，基本上涵括了在改革岁月对经济政策制订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物。
薛暮桥、马洪的影响体现在改革准备期和改革早期，刘国光则活跃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那段激荡岁月。
彼时，吴敬琏远不是中国经济学界的旗帜，他所研究的理论课题，是在刘国光、马洪的领导下，探论“如何在理论上弄清楚社会主义经济的经济形式问题”。
直到九十年代，“吴市场”方享誉全国。此时经济学渐成显学，经济学派群雄并起，一会儿“京城四老”，一会儿“京城四少”，但历史地看，真正贯穿于整个九十年代，甚至横跨世纪而不衰者，唯老吴矣。
记得在九十年代初，找吴敬琏很容易，基本是有问必答；但是到了九十年代末，吴已经不太好找，此时吴公一句话，就会引发经济大震荡。2000年，吴说“中国股市太科幻”，股市连翻大筋斗；2001年，吴又评价市盈率太高，股市从2700点直泻1300点。
吴被贯以主流经济学家的称号，与之同属一派的，尚有厉以宁、张五常、张维迎、陈淮、张文魁、周其仁等。大体而言，主流经济学家持新自由主义观点，他们最辉煌时期体现于转轨年代。那是他们思想的丰产期，此时，中国的热点是国企改革。他们的观点是，国家是虚拟的，集体也是虚拟的，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事实上没有具体的主人，谁拥有权谁就捞一把。这就是著名的“所有者缺位”理论，所有者缺位了，公有制企业当然无法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因此晚卖不如早卖，即便是在产权改制过程中国有资产流失一些。
与之相匹配的则是一系列“口号政策”的提出——“靓女先嫁”，“拍卖国企”，“国退民进”，“兼并重组”。
鼎力支持这项改革的有学者型官员如陈淮、张文魁，有地方上的书记市长如山东诸城的“陈卖光”等。
以今日之眼光来衡量，国企改革之所以陷入进退失据的地步，与主流们当年的主张不无关系。
或许与此现状有关，使主流们自去年郎咸平事件以来，陷入被互联网舆论“口诛笔伐”的境地，以至于“主流之一”的厉以宁，高喊：“要有顶住互联网的压力之勇气”。
作为主流经济学新一代代表人物的张维迎，无意中坦白了主流们的理论的困境，“国有企业改革，或者说国退民进和民营化的过程，是20多年的改革中不断摸索出的一条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有企业每走一步，我们都会发现，原来的设想没有办法解决我们想解决的问题”。
正是这种现实，动摇了主流们独霸一时的显学地位。就在颁奖当天，网上出现一篇“质疑某些政府经济学家的职业操守”，直指主流—— 他们置身政府职能部门，吃着优厚的政府“皇粮”，掌握更多的信息，参预经济政策的制订，却在公开场合，在各种媒体上站在不同于政府立场甚至站在对立面发表言论，指责、抨击政府的某些经济政策，以似乎“崇高”的学术道德自居，表现得比政府还高明，这种表现，在西方发达国家几乎是闻所未闻，恐怕只是中国经济学家所特有的，它甚至超过了新自由主义自由的边界……
《赢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