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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关注农村问题时，有一个比较热门的研究，即对彩礼的研究。近年来对彩礼的研究有很多，但是此前的研究与调查大多集中在彩礼的性质、功能、成因等方面。本研究深入彩礼问题突出的陇东地区，对农村地区的彩礼现象进行调查，分析彩礼对家庭关系的影响。本次调查立足老百姓生活的切身问题，从家庭关系的角度入手，同时从与彩礼有关的新婚家庭，新郎父母与新娘父母三个家庭方向进行分析。本研究发现，总的来说随着彩礼的升高，家庭关系的和谐程度就会随之下降。表现在具体的家庭关系上，受到影响的是亲翁关系，彩礼越高亲翁关系的和谐程度也会随之下降。
关键词：彩礼 家庭关系 和谐 影响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9）07-0059-02
一、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在关注农村时我们注意到了农村地区的一个历史悠久的重要社会现象发展而成的一种社会问题——高额彩礼问题。一般来说，在传统的婚嫁风俗中，男方给女方送彩礼是必经程序之一，又称送聘礼、送聘金等。彩礼是我国的一种历史悠久的古老风俗，从西周的“六礼”开始，已有将近三千年的历史。但是伴随着社会的变迁与不断进步，市场经济成为主导的当下，农村地区“高额彩礼”以惊人的上升势头不断升高，为社会所关注。农村的彩礼问题在近几年格外引人注目，西北地区、庆阳地区的彩礼问题更是突出。庆阳地区位于甘肃省最东部，是陕甘宁三省区的交会处，系黄河中下游黄土高原的沟壑区，习惯上称之为“陇东地区”，地形崎岖，思想封闭，经济发展缓慢，相对贫穷。但与其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高额彩礼成为一大重要的亟需关注并解决的社会问题。在当地婚姻市场中，天价婚礼花费与较低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形成巨大反差。这自然引起了突出的社会问题，包括更多的家庭纠纷和不良的社会心理问题。
二、文獻回顾和相关概念界定
（一）文献回顾
通过对国内有关彩礼问题研究的分析和总结，我们发现前人对彩礼问题作了较为充分的研究，从不同视角、不同层次对彩礼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第一，有对彩礼上涨的成因研究：全国妇联联合调查组在对福建省清流县婚姻彩礼调查后，得出彩礼上升的主要原因有三点，首先，相互攀比是彩礼上升的主要因素；其次，物价上涨，送礼物品的档次的增高也是彩礼上升因素之一；最后，“重钱轻物”也促使彩礼的飞涨。第二，在对彩礼的现状研究上，阎云翔通过在下岬村的研究后认为，彩礼其实是从家庭内部之间的财产转移，是长辈对子代的资助和儿子对父母财产的生前继承的一个转变，“是新郎和新娘在追求夫妻独立性过程中用以索要其家产份额的手段。”[1]第三，在对彩礼的功能研究上，黄荣将彩礼的功能分为积极功能和消极功能两部分。黄荣认为彩礼的积极功能有减少女方的婚姻风险、增强婚姻关系稳定性以及表达男方的诚意和担保三个功能；消极功能则会影响男方家庭的生产生活，有损婚姻质量，同时有可能造成家庭纠纷。
综上所述，前人们对彩礼问题的研究集中在调查彩礼的现状、高额彩礼的成因分析、彩礼的功能等。本研究则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彩礼对家庭关系的影响。
（二）相关概念界定
为了便于本次研究，我们将彩礼以及本次研究涉及的家庭关系这两个概念做了相关界定。我们认为，彩礼是男女双方在缔结婚姻过程中男方家庭向女方家庭支付的现金、贵重珠宝等形式的财产。同时本次研究的家庭关系这个概念涉及三个范围，即子女组成的家庭以及与之相关的男方父母组成的家庭（公婆），最后还有女方父母组成的家庭（岳父岳母）。
三、结论
（一）当地彩礼的现状
对回收的问卷进行分析后，我们得到了一些数据。数据显示，彩礼在10万元以下只有很少一部分，占比为13.8%，而10～15万元的占比同样不是很多，为19.3%。彩礼数额多集中在1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上的更是达到了35.8%。可见，该地区存在高彩礼的社会问题，在调查中调查对象普遍反映彩礼太高，有的甚至达到四五十万元。同时，根据收集到的数据，彩礼的主要来源是家庭存款以及外借。彩礼来源外借的比例高，结合当地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作出推测，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很高，因而在农村筹措彩礼需要外借才可以满足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婚姻成本，加重了家庭负担。
（二）彩礼对家庭关系的影响
在此次研究中，研究者采用量表的形式对家庭内的人际关系和谐程度进行了测量，并分别进行赋值加总得出家庭关系和谐程度的具体数值。研究者将所收集到的彩礼具体数额与其进行回归分析，得出，此次研究中，彩礼数额与家庭关系和谐程度的相关系数为“-0.575”，常量为“34.905”，并且两者都具有统计学意义。也就是说，在总体中这一情况同样存在。在此列出其回归方程，家庭关系和谐程度指数=（-0.575）*彩礼数额 34.905。其意味着随着彩礼数额增长一个单位，家庭关系和谐程度就会下降0.575个单位。此外，我们为了考察彩礼问题对家庭内部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影响，对各种类型的家庭人际关系都进行了测量并与其的彩礼情况进行联系。发现彩礼问题对家庭内部的亲子关系、婆媳关系、翁婿关系影响并不显著，而在亲翁关系方面表现较为明显。通过计算，彩礼数额与亲翁关系的相关系数为“-0.124”，常量为“7.786”，两者均具有统计学意义。也就是说，随着彩礼的增加，亲翁关系和谐程度会下降。总的来说随着彩礼的升高，家庭关系的和谐程度就会随之下降。表现在具体的家庭关系上，受到影响的是亲翁关系，彩礼越高亲翁关系的和谐程度也会随之下降。
另外，在此次研究中，为了弥补定量研究在信息收集方面的不足，作为补充研究者也采取了观察法以及访谈法等实地研究方法，以获得更丰富翔实的关于该地区彩礼问题的资料。经整理主要有以下方面：
首先，在高价彩礼的成因方面，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男女双方家庭的经济条件以及婚姻当事人的自身条件都对该地区彩礼的状况有着重要影响。具体来说，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由于该地区自然地理条件的偏远封闭以及经济条件的落后，该地区的女孩大多会选择外嫁，以致该地人口比例失调，彩礼数额随之升高。同时，彩礼数额也随着男女方的家庭情况而定，一般情况下，男方家庭经济条件越好，彩礼数额反而越低。而女方家庭条件越差，或者家中有未婚兄弟，未来消费预期较高的情况下，彩礼数额就会越高。另外，男方自身的条件也会影响彩礼的数额，即男方的自身条件越差，彩礼越高。 其次，在高额彩礼的影响方面，研究者在实地走访中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按照常理来说，彩礼的往来实际上是一种风俗上公认的婚姻关系的成立，具有保障婚姻契约关系的功能。但在研究者发现，在这一地区，高额的彩礼并不具备这一功能，并且反而会影响婚姻的稳定性，更有一些极端案例即“骗婚”情况的存在。也就是说，高额彩礼为女方家庭带来的巨大经济收入使人们特别是女方不再费心于家庭的维系，地区离婚率升高，婚姻稳定性较低。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由于男女比例的差距，再婚的女性仍能获得数量可观的彩礼金额；二是该地区人们的法律意识薄弱，即婚姻关系的缔结只依靠于风俗习惯的认可，而没有进行婚姻登记，其离婚具有更高的随意性。也就是说，在当地，传统的舆论风俗已无法产生约束人們在婚姻中行为的作用，但也没有求助于法律的意识，在约束人们婚姻行为的机制方面出现了真空。另外，由于高额彩礼的存在，离婚的成本上升，男方在离婚后很难再婚（在结婚仍需付出高额彩礼），这与该地区婚姻的不稳定情况形成了矛盾，但由于高额彩礼的存在也形成了恶性循环。这导致该地区适龄未婚男性的大量增加。
最后，在人们对高额彩礼的态度方面，人们大多数认为这是一种必要的开支，对其持有一种无可奈何、逆来顺受的态度，但同时也在内心寄希望于国家行政力量的介入以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彩礼现状。不过笔者认为，国家力量的介入固然重要，但该地区的彩礼问题根源在其经济基础上。只有该地区的经济得到发展，才能有效防止人口外流，同时促进人们法律意识的建立与提高，从而有效改善彩礼“乱象”。
参考文献：
[1]阎云翔.礼物的流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全国妇联联合调查组.农村婚姻彩礼上升的社会成因——福建省清流县婚姻彩礼情况调查分析[J].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1987.
[3]杨善华.家庭社会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4]黄荣.我国农村地区彩礼的社会学分析[J].法制与社会，2010（3）：199-200.
[5]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张艳娥.高额彩礼背后的逻辑[D].兰州大学，2018.
[7]吴艳笑.何以为继：农村彩礼现象研究[D].山东大学，2018.
[8]李永萍.联合家庭再生产模式：理解低额彩礼的一种视角——基于粤北宗族性村庄的考察[J].当代青年研究，2018（3）：96-102.
[9]陈翠霞.“彩礼”：三代人家庭代际关系探究[D].哈尔滨工程大学，2017.
责任编辑：刘健
关键词：彩礼 家庭关系 和谐 影响
中图分类号：C9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5349（2019）07-0059-02
一、研究背景及问题的提出
在关注农村时我们注意到了农村地区的一个历史悠久的重要社会现象发展而成的一种社会问题——高额彩礼问题。一般来说，在传统的婚嫁风俗中，男方给女方送彩礼是必经程序之一，又称送聘礼、送聘金等。彩礼是我国的一种历史悠久的古老风俗，从西周的“六礼”开始，已有将近三千年的历史。但是伴随着社会的变迁与不断进步，市场经济成为主导的当下，农村地区“高额彩礼”以惊人的上升势头不断升高，为社会所关注。农村的彩礼问题在近几年格外引人注目，西北地区、庆阳地区的彩礼问题更是突出。庆阳地区位于甘肃省最东部，是陕甘宁三省区的交会处，系黄河中下游黄土高原的沟壑区，习惯上称之为“陇东地区”，地形崎岖，思想封闭，经济发展缓慢，相对贫穷。但与其经济发展不相适应的高额彩礼成为一大重要的亟需关注并解决的社会问题。在当地婚姻市场中，天价婚礼花费与较低的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形成巨大反差。这自然引起了突出的社会问题，包括更多的家庭纠纷和不良的社会心理问题。
二、文獻回顾和相关概念界定
（一）文献回顾
通过对国内有关彩礼问题研究的分析和总结，我们发现前人对彩礼问题作了较为充分的研究，从不同视角、不同层次对彩礼问题进行了相关研究。第一，有对彩礼上涨的成因研究：全国妇联联合调查组在对福建省清流县婚姻彩礼调查后，得出彩礼上升的主要原因有三点，首先，相互攀比是彩礼上升的主要因素；其次，物价上涨，送礼物品的档次的增高也是彩礼上升因素之一；最后，“重钱轻物”也促使彩礼的飞涨。第二，在对彩礼的现状研究上，阎云翔通过在下岬村的研究后认为，彩礼其实是从家庭内部之间的财产转移，是长辈对子代的资助和儿子对父母财产的生前继承的一个转变，“是新郎和新娘在追求夫妻独立性过程中用以索要其家产份额的手段。”[1]第三，在对彩礼的功能研究上，黄荣将彩礼的功能分为积极功能和消极功能两部分。黄荣认为彩礼的积极功能有减少女方的婚姻风险、增强婚姻关系稳定性以及表达男方的诚意和担保三个功能；消极功能则会影响男方家庭的生产生活，有损婚姻质量，同时有可能造成家庭纠纷。
综上所述，前人们对彩礼问题的研究集中在调查彩礼的现状、高额彩礼的成因分析、彩礼的功能等。本研究则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分析彩礼对家庭关系的影响。
（二）相关概念界定
为了便于本次研究，我们将彩礼以及本次研究涉及的家庭关系这两个概念做了相关界定。我们认为，彩礼是男女双方在缔结婚姻过程中男方家庭向女方家庭支付的现金、贵重珠宝等形式的财产。同时本次研究的家庭关系这个概念涉及三个范围，即子女组成的家庭以及与之相关的男方父母组成的家庭（公婆），最后还有女方父母组成的家庭（岳父岳母）。
三、结论
（一）当地彩礼的现状
对回收的问卷进行分析后，我们得到了一些数据。数据显示，彩礼在10万元以下只有很少一部分，占比为13.8%，而10～15万元的占比同样不是很多，为19.3%。彩礼数额多集中在1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上的更是达到了35.8%。可见，该地区存在高彩礼的社会问题，在调查中调查对象普遍反映彩礼太高，有的甚至达到四五十万元。同时，根据收集到的数据，彩礼的主要来源是家庭存款以及外借。彩礼来源外借的比例高，结合当地农村的经济发展水平作出推测，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并不是很高，因而在农村筹措彩礼需要外借才可以满足需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婚姻成本，加重了家庭负担。
（二）彩礼对家庭关系的影响
在此次研究中，研究者采用量表的形式对家庭内的人际关系和谐程度进行了测量，并分别进行赋值加总得出家庭关系和谐程度的具体数值。研究者将所收集到的彩礼具体数额与其进行回归分析，得出，此次研究中，彩礼数额与家庭关系和谐程度的相关系数为“-0.575”，常量为“34.905”，并且两者都具有统计学意义。也就是说，在总体中这一情况同样存在。在此列出其回归方程，家庭关系和谐程度指数=（-0.575）*彩礼数额 34.905。其意味着随着彩礼数额增长一个单位，家庭关系和谐程度就会下降0.575个单位。此外，我们为了考察彩礼问题对家庭内部复杂的人际关系的影响，对各种类型的家庭人际关系都进行了测量并与其的彩礼情况进行联系。发现彩礼问题对家庭内部的亲子关系、婆媳关系、翁婿关系影响并不显著，而在亲翁关系方面表现较为明显。通过计算，彩礼数额与亲翁关系的相关系数为“-0.124”，常量为“7.786”，两者均具有统计学意义。也就是说，随着彩礼的增加，亲翁关系和谐程度会下降。总的来说随着彩礼的升高，家庭关系的和谐程度就会随之下降。表现在具体的家庭关系上，受到影响的是亲翁关系，彩礼越高亲翁关系的和谐程度也会随之下降。
另外，在此次研究中，为了弥补定量研究在信息收集方面的不足，作为补充研究者也采取了观察法以及访谈法等实地研究方法，以获得更丰富翔实的关于该地区彩礼问题的资料。经整理主要有以下方面：
首先，在高价彩礼的成因方面，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男女双方家庭的经济条件以及婚姻当事人的自身条件都对该地区彩礼的状况有着重要影响。具体来说，地区经济发展状况的影响主要体现在由于该地区自然地理条件的偏远封闭以及经济条件的落后，该地区的女孩大多会选择外嫁，以致该地人口比例失调，彩礼数额随之升高。同时，彩礼数额也随着男女方的家庭情况而定，一般情况下，男方家庭经济条件越好，彩礼数额反而越低。而女方家庭条件越差，或者家中有未婚兄弟，未来消费预期较高的情况下，彩礼数额就会越高。另外，男方自身的条件也会影响彩礼的数额，即男方的自身条件越差，彩礼越高。 其次，在高额彩礼的影响方面，研究者在实地走访中发现了一些有趣的现象。按照常理来说，彩礼的往来实际上是一种风俗上公认的婚姻关系的成立，具有保障婚姻契约关系的功能。但在研究者发现，在这一地区，高额的彩礼并不具备这一功能，并且反而会影响婚姻的稳定性，更有一些极端案例即“骗婚”情况的存在。也就是说，高额彩礼为女方家庭带来的巨大经济收入使人们特别是女方不再费心于家庭的维系，地区离婚率升高，婚姻稳定性较低。导致这一现象产生的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由于男女比例的差距，再婚的女性仍能获得数量可观的彩礼金额；二是该地区人们的法律意识薄弱，即婚姻关系的缔结只依靠于风俗习惯的认可，而没有进行婚姻登记，其离婚具有更高的随意性。也就是说，在当地，传统的舆论风俗已无法产生约束人們在婚姻中行为的作用，但也没有求助于法律的意识，在约束人们婚姻行为的机制方面出现了真空。另外，由于高额彩礼的存在，离婚的成本上升，男方在离婚后很难再婚（在结婚仍需付出高额彩礼），这与该地区婚姻的不稳定情况形成了矛盾，但由于高额彩礼的存在也形成了恶性循环。这导致该地区适龄未婚男性的大量增加。
最后，在人们对高额彩礼的态度方面，人们大多数认为这是一种必要的开支，对其持有一种无可奈何、逆来顺受的态度，但同时也在内心寄希望于国家行政力量的介入以改变这种不合理的彩礼现状。不过笔者认为，国家力量的介入固然重要，但该地区的彩礼问题根源在其经济基础上。只有该地区的经济得到发展，才能有效防止人口外流，同时促进人们法律意识的建立与提高，从而有效改善彩礼“乱象”。
参考文献：
[1]阎云翔.礼物的流动[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
[2]全国妇联联合调查组.农村婚姻彩礼上升的社会成因——福建省清流县婚姻彩礼情况调查分析[J].福建论坛（经济社会版），1987.
[3]杨善华.家庭社会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4]黄荣.我国农村地区彩礼的社会学分析[J].法制与社会，2010（3）：199-200.
[5]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6]张艳娥.高额彩礼背后的逻辑[D].兰州大学，2018.
[7]吴艳笑.何以为继：农村彩礼现象研究[D].山东大学，2018.
[8]李永萍.联合家庭再生产模式：理解低额彩礼的一种视角——基于粤北宗族性村庄的考察[J].当代青年研究，2018（3）：96-102.
[9]陈翠霞.“彩礼”：三代人家庭代际关系探究[D].哈尔滨工程大学，2017.
责任编辑：刘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