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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寿龙简介
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秘书长,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研究员。
有人说力拓、谷歌事件会损害中国的投资环境,事实上,指责中国商务环境越来越恶化的理由言过其实,中国的商务环境这几年来确实在发生快速而复杂的变化,但这不是针对外企而变,而是因为产业调整、政策规范、消费者维权意识提升、竞争加剧等因素所致。回顾过去30年中国取得的很多成就,无论是在经济方面、民生方面,还是一些政策创新方面,都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可喜的变化,也给外资企业进入中国提供了便利。
从硬件来讲,改革开放初期的基础设施建设很差,经历过90年代的瓶颈状态,现在已经基本满足需要。高速公路、飞机、港口的建设,使企业的物流成本有大幅度改善。尤其是铁路,可以说是全世界发展速度最快的。除此之外通讯、水电、天然气供应等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备,能源、原材料、零部件供应能力和质量明显提高,为外商投资生产经营提供了良好外部条件。 不过总体看我国的基础设施,价格上、成本上,各个地区差距较大,东部和沿海地区的发展明显要快于中西部,吸收外资的规模也更占优势。
从软环境来说,我国的政治稳定性一直都很高。从法律的角度看,现在国有企业自由度明显比80年代、90年代有所提升,针对现在国有企业拥有的诸多特权,90年代显然是国有企业市场比较困难的时期。而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实质上就是个体工商户,直至90年代中期,法律环境、运营成本等才开始大大下降,随着审批制度改革,政府招商引资力度的加大,对民营企业法律环境、政策环境才有了很大改善。
80年代中国的外资企业多数都以港商、日资为主。日资企业是最后一批撤出中国,同时也是第一批返回中国市场的外企,直到90年代,欧美的外企才开始陆续进入中国市场,而近10年,金融服务的数量、质量,以及市场经济体系初步建立,法律法规逐渐完善,为外商投资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2002年4月,政府发布了新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外商投资更多地流向目标行业和产业,例如农业、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出口和高新技术产业。根据中国加入WTO的承诺,产业开放度大幅度扩大。如电信服务业从禁止类成为限制类,金融、保险、商业、外贸等行业的地域和业务领域也进一步扩大。中国投资环境的稳步好转是毋庸置疑的,但就此次谷歌事件而言,退出大陆市场一事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只能说谷歌不太适应中国的立法。抛却政治因素不谈,在法律环境中,外企进入中国市场需要一个法律的确定性,而这也恰恰是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稍有欠缺的地方。1996年我国开始依法治国到2005年,10年期间进步飞快。但在2006年时有些回潮,开始更多的借助行政力量。这点可能使很多外资企业很难适应,对中国法律的复杂性,外企在法律文化方面的冲突开始慢慢体现出来。相对来讲,中国法律还不是很健全,有些问题不是通过司法途径,而是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30年来我国的投资环境,一方面政治环境越来越好,但我国的法律跟政策相比还是很落后的。
在外企刚开始进入中国时,我们给予其很多的优惠政策,通过政策来模糊、降低其法律或行政管理方面的成本。而在当时很多外企实际上都是和领导人挂钩的,以领导人的权威和力量来确保我们一些相对发达国家略显过时的法律对其不构成损害。但当企业越来越多的时候,光靠领导人的力量已很难保证,因此很多外企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觉得很难适应。另外,过去很多外企是通过香港的跳板进入中国的,相对来说更具灵活性,但现在是直接投资,有些外资企业进入中国时,对国内的法律框架各方面有很大的冲突,既有法律冲突,也有文化方面的冲突,包括核心人物的语言问题、生活问题,不过市场乃至政府行为相对不规范才是外资企业在实现本土化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事实上,民企也一样,相对于欧美市场的严谨和缺乏灵活性,我国本土资本在进入欧美市场时也曾遭遇这种不同文化背景的冲突。
外企进入中国30年最大的变化是中国市场的广度深度大大拓展了。如果说80年代纯粹是冒险,90年代开始逐渐规范,现在来说,外企的商业行为已经屡见不鲜。当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中国市场视为战略要地,其行为特点就变得具有十足的中国味道。本土化不仅是商业策略,还包括与人沟通、与社会环境相融合等很多方面。作为外来的经济力量,跨国公司尽管占有资金和技术优势,但在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适应市场环境方面却不占先机。目前,中国市场环境没有完全法治化,跨国公司通常会选择“为获得更多利益而付出较少成本”的策略,最通常的表现就是——贿赂。这种特殊的沟通方式,已经演变成适应本土市场的“异化”策略。处于转轨经济阶段的市场,政府权力与市场原有规则相互交织,再加之政府决策权没有明确的界定,更是扩大了灰色交易的空间。而如果参与政府采购的竞争者普遍实施贿赂,中国市场的竞争规则最终将发生根本改变。
改革开放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中国法制不断健全的过程,所以在改革开放初期,招商引资方面出台一些超越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当时,对于中国好多人不摸底,随着整个法制不断健全,必然有一个规范过程。而且有些地方,甚至是大大超越法律允许,提供一些所谓的优惠政策。外商把这看成是一种投资环境好的表现,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它不能成为常态,如果成为常态,从长远看是对投资环境的一种破坏。
按道理来讲,现在的外企不应该再享受优惠待遇了,但是也要看具体在什么地方。有些外企直接投资于与国内市场比较隔离的领域,比如出口加工业,这种领域给予一定得优惠还是可以的。但是对于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尤其是文化传媒、金融方面的资本,其融入到中国经济体系冲突自然不可避免。这种冲突下,就应该将外企和民企公平对待,同等待遇。而最关键的,还是应该更好改变政府行为,让政府不是依靠更多的优惠政策,而是靠加强政府自身的建设来改善投资环境。
中国投资前景还是很大的,这点从房地产就能看出。虽然普遍认为有泡沫,但是这个泡沫还是很坚强的。比如房价上涨,仍有大把的钱投到房地产,20%、30%都是全款购买的。这就说明去年居民存款还是增长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整个经济的空间、容量还很有潜力。
总之,2009年虽然是最困难的一年,但也是成绩最突出的一年,国际来比较,几个大的经济区像美国、欧洲、日本,经济都处于一个衰退的或者叫深度衰退的状况,只有中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所以我们看到,总的经济规模已经从2008年的全球第三位到了2009年的第二位,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果。
外资企业不单可进入一般商品房的房地产市场,还有服务业、教育业,如果我们开放这样的市场,让外企来中国投资教育等,和教育相关的周边产品对它们来讲,有很大的利诱,另一个是国外的版权市场,国外图书的版权市场在中国有很大的盈利机会。对于外资企业,我国市场的种类过去可能是制造业、管理方面的技术,今后将逐渐演变成金融市场、资本市场、服务性行业。
而中国要改善投资环境,保持经济增长,最根本的就需要从法律方面着手,政策的碎片化会使得市场失去应有的功能,而且权利进去之后政府的负担越来越大,副作用越来越大,从政府的角度讲还是要转变职能。
北京大学政治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中国行政管理学会副秘书长,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政治理论与政策分析研究所研究员。
有人说力拓、谷歌事件会损害中国的投资环境,事实上,指责中国商务环境越来越恶化的理由言过其实,中国的商务环境这几年来确实在发生快速而复杂的变化,但这不是针对外企而变,而是因为产业调整、政策规范、消费者维权意识提升、竞争加剧等因素所致。回顾过去30年中国取得的很多成就,无论是在经济方面、民生方面,还是一些政策创新方面,都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可喜的变化,也给外资企业进入中国提供了便利。
从硬件来讲,改革开放初期的基础设施建设很差,经历过90年代的瓶颈状态,现在已经基本满足需要。高速公路、飞机、港口的建设,使企业的物流成本有大幅度改善。尤其是铁路,可以说是全世界发展速度最快的。除此之外通讯、水电、天然气供应等基础设施建设基本完备,能源、原材料、零部件供应能力和质量明显提高,为外商投资生产经营提供了良好外部条件。 不过总体看我国的基础设施,价格上、成本上,各个地区差距较大,东部和沿海地区的发展明显要快于中西部,吸收外资的规模也更占优势。
从软环境来说,我国的政治稳定性一直都很高。从法律的角度看,现在国有企业自由度明显比80年代、90年代有所提升,针对现在国有企业拥有的诸多特权,90年代显然是国有企业市场比较困难的时期。而民营企业在改革开放初期实质上就是个体工商户,直至90年代中期,法律环境、运营成本等才开始大大下降,随着审批制度改革,政府招商引资力度的加大,对民营企业法律环境、政策环境才有了很大改善。
80年代中国的外资企业多数都以港商、日资为主。日资企业是最后一批撤出中国,同时也是第一批返回中国市场的外企,直到90年代,欧美的外企才开始陆续进入中国市场,而近10年,金融服务的数量、质量,以及市场经济体系初步建立,法律法规逐渐完善,为外商投资创造良好的法律环境。2002年4月,政府发布了新修订的《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鼓励外商投资更多地流向目标行业和产业,例如农业、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出口和高新技术产业。根据中国加入WTO的承诺,产业开放度大幅度扩大。如电信服务业从禁止类成为限制类,金融、保险、商业、外贸等行业的地域和业务领域也进一步扩大。中国投资环境的稳步好转是毋庸置疑的,但就此次谷歌事件而言,退出大陆市场一事具有标志性的意义,只能说谷歌不太适应中国的立法。抛却政治因素不谈,在法律环境中,外企进入中国市场需要一个法律的确定性,而这也恰恰是我们与发达国家相比稍有欠缺的地方。1996年我国开始依法治国到2005年,10年期间进步飞快。但在2006年时有些回潮,开始更多的借助行政力量。这点可能使很多外资企业很难适应,对中国法律的复杂性,外企在法律文化方面的冲突开始慢慢体现出来。相对来讲,中国法律还不是很健全,有些问题不是通过司法途径,而是通过政治途径来解决。30年来我国的投资环境,一方面政治环境越来越好,但我国的法律跟政策相比还是很落后的。
在外企刚开始进入中国时,我们给予其很多的优惠政策,通过政策来模糊、降低其法律或行政管理方面的成本。而在当时很多外企实际上都是和领导人挂钩的,以领导人的权威和力量来确保我们一些相对发达国家略显过时的法律对其不构成损害。但当企业越来越多的时候,光靠领导人的力量已很难保证,因此很多外企承受着巨大的压力,觉得很难适应。另外,过去很多外企是通过香港的跳板进入中国的,相对来说更具灵活性,但现在是直接投资,有些外资企业进入中国时,对国内的法律框架各方面有很大的冲突,既有法律冲突,也有文化方面的冲突,包括核心人物的语言问题、生活问题,不过市场乃至政府行为相对不规范才是外资企业在实现本土化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事实上,民企也一样,相对于欧美市场的严谨和缺乏灵活性,我国本土资本在进入欧美市场时也曾遭遇这种不同文化背景的冲突。
外企进入中国30年最大的变化是中国市场的广度深度大大拓展了。如果说80年代纯粹是冒险,90年代开始逐渐规范,现在来说,外企的商业行为已经屡见不鲜。当越来越多的跨国公司把中国市场视为战略要地,其行为特点就变得具有十足的中国味道。本土化不仅是商业策略,还包括与人沟通、与社会环境相融合等很多方面。作为外来的经济力量,跨国公司尽管占有资金和技术优势,但在影响政府决策的能力、适应市场环境方面却不占先机。目前,中国市场环境没有完全法治化,跨国公司通常会选择“为获得更多利益而付出较少成本”的策略,最通常的表现就是——贿赂。这种特殊的沟通方式,已经演变成适应本土市场的“异化”策略。处于转轨经济阶段的市场,政府权力与市场原有规则相互交织,再加之政府决策权没有明确的界定,更是扩大了灰色交易的空间。而如果参与政府采购的竞争者普遍实施贿赂,中国市场的竞争规则最终将发生根本改变。
改革开放的过程实际上也是中国法制不断健全的过程,所以在改革开放初期,招商引资方面出台一些超越国民待遇的优惠政策,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在当时,对于中国好多人不摸底,随着整个法制不断健全,必然有一个规范过程。而且有些地方,甚至是大大超越法律允许,提供一些所谓的优惠政策。外商把这看成是一种投资环境好的表现,也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它不能成为常态,如果成为常态,从长远看是对投资环境的一种破坏。
按道理来讲,现在的外企不应该再享受优惠待遇了,但是也要看具体在什么地方。有些外企直接投资于与国内市场比较隔离的领域,比如出口加工业,这种领域给予一定得优惠还是可以的。但是对于进入中国市场的外资,尤其是文化传媒、金融方面的资本,其融入到中国经济体系冲突自然不可避免。这种冲突下,就应该将外企和民企公平对待,同等待遇。而最关键的,还是应该更好改变政府行为,让政府不是依靠更多的优惠政策,而是靠加强政府自身的建设来改善投资环境。
中国投资前景还是很大的,这点从房地产就能看出。虽然普遍认为有泡沫,但是这个泡沫还是很坚强的。比如房价上涨,仍有大把的钱投到房地产,20%、30%都是全款购买的。这就说明去年居民存款还是增长的,从这个意义上讲,整个经济的空间、容量还很有潜力。
总之,2009年虽然是最困难的一年,但也是成绩最突出的一年,国际来比较,几个大的经济区像美国、欧洲、日本,经济都处于一个衰退的或者叫深度衰退的状况,只有中国取得了引人注目的经济增长。所以我们看到,总的经济规模已经从2008年的全球第三位到了2009年的第二位,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成果。
外资企业不单可进入一般商品房的房地产市场,还有服务业、教育业,如果我们开放这样的市场,让外企来中国投资教育等,和教育相关的周边产品对它们来讲,有很大的利诱,另一个是国外的版权市场,国外图书的版权市场在中国有很大的盈利机会。对于外资企业,我国市场的种类过去可能是制造业、管理方面的技术,今后将逐渐演变成金融市场、资本市场、服务性行业。
而中国要改善投资环境,保持经济增长,最根本的就需要从法律方面着手,政策的碎片化会使得市场失去应有的功能,而且权利进去之后政府的负担越来越大,副作用越来越大,从政府的角度讲还是要转变职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