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桥说：“把书当工具的人，家里虽有几架子书，却不算‘藏书家’。”这话说得好。读书的人未必是爱书人。读书是一种境界，爱书又是另一般境界，正像结婚的是多数人，但欲求永远保存一份初恋般的爱情，却是少数人的奢侈了。旧时中国的读书人中，不乏爱书人，即被称作藏书家的一类。于是便有镌刻印章，钤于所爱之上的一番风雅。诸如某某藏书，某某经眼，某某读过，皆属常见；亦有唯恐后人不知不识，而不惮缕述的，如“杨以增字益之又字至堂晚号冬樵行二”之类；又有谆谆切切留言子孙的，如“澹生堂中储经籍主人手校无朝夕读之欣然忘饮食典衣市书恒不给后人但念阿翁癖子孙益之守弗失”等等，此以一个痴字，便可道尽其中情怀。却更有镌了爱妾的名号，钤于珍爱的书册之上，以志佳人才子的一回人生艳遇，如平湖陆子章，归安严元照，都是。倒真是“弄得爱书和爱女人都混起来了”。不过，比起西人的藏书票，这“偷运”爱情的方式，未免过于含蓄，仍是董桥说——西方仕女图藏书票上画的女人，漂亮不必说，大半还带几分媚荡或者幽怨的神情，仕女身边偶有几本书，流露出藏书家心里要的是什么。这当然又是后花园幽会的心态在作祟！伦敦旧书商威尔逊的藏书票藏品又多又精，自己还印制好几款仕女图藏书票，有一次问他为什么一款又一款尽是仕女图？他低声反问：“你不觉得她们迷人吗？”——不待他人作“诛心之论”，藏书家早和盘托出心事。“爱”之为“情”，必也如斯乎？
　　今年《读书》第一期封面的藏书票，选用了波兰T.Szumarski的作品(雕刻铜版)，封底则为日本的关根寿雄(套色木刻版)；第二期的两枚，作者一为日本大内香峰(封面；木刻版，木口木刻套色版)，一为捷克K.Ondreicka(线画凸版)；第三期则是“美而艳”的“西方美人”(封面为日本小林钝所作，封底为日本岩佐直所作，均为蚀刻、干刻版)——方寸之地，“爱”与“情”存焉。不过封面上的这一位，专藏eroticis，不免“左道”。但对此也不必多加非议，因其只是自娱，本与他人无涉。就此图看来，也很平常，且不乏幽默，并无eroticis之可言。何况此间的“百尔所思”，又何烦“郑笺”，若得爱书人与读书人俱“以同怀视之”，不也就是藏书票的无限意趣了么？
　　读书短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