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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20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前后，文化名城扬州在文艺上既保留着对传统文脉的承续，又呈现出蓬勃发展的新姿。扬州绘画圈见证了在传统文化背景中成长起来的画家进入到新历史环境之中的变迁，但这一段画史因历史缘故中断，此后日渐沉匿不为世人所识。鲍、何、顾3位画家艺术资料的再发掘为我们重新考察这一阶段的区域绘画发展提供了依据，同时能以其发展历程管窥更为宏观的文艺潮流的内在属性，并由此重建对新时期文艺发展势态的认知。
关键词：区域绘画；雅集；习俗；环境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地美术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尤其1957年江苏省国画院的组建，这是江苏乃至全国美术发展中具有标志性的节点。当时以傅抱石为院长的省国画院（筹备中），在全省选聘了21位画家，其中有3位来自扬州：鲍娄先、何其愚、顾伯逵，人数仅次于省会南京。扬州是一个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城市，清中期不仅有“扬州八怪”的炽盛，还有“乾嘉学派”的繁荣，民国有李涵秋、贡少芹、张丹斧等文人学者的涌现。黄宾虹曾6次赴扬州，1954年他在给学生顾飞的信中提到，当时的扬州“闻七百余人以画为业外，文人学士近三千计”。 从区域美术研究的角度来看，20世纪中叶的扬州绘画有着它自身不可磨灭的文化形态与价值，其真实丰富的细节为我们理解文艺的转变提供了依据。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讲艺术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地域性与文化氛围养成了艺术家的审美取向和艺术追求。尤其在传统生活发生变化之际，在中西文化交汇错综之时，区域绘画所呈现出来的面貌与特质是我们以现代的立场去认识传统社会文化形态的桥梁，同时，这样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更为客观与准确地判断传统文化的价值。
一、扬城三画师
在进入江苏省国画院的3位扬州籍画家中，鲍娄先（1874年―1958年，名奎，字星南，50岁后以娄先行）是其中长者，受聘时已83岁。他是徽商后裔[1]114-115，17岁曾获县试第一名，跟随堂叔智臣学习花卉，早年师法汪继声，[2]319毕业于上海龙门师范学校图画手工科，在扬州中小学教国文、图画课。50岁左右赴上海大盐商周扶九家坐馆，1927年吴昌硕、王一亭、陈三立、朱孝臧等还为其订润例。[3]后返扬州，以课徒为业，著有《诗经释义》《学画心得》《选学集锦》等书，惜未刊行。此外，鲍娄先还辑抄了《同光年间扬州名人文稿》[1]116。董玉书认为鲍娄先“博学好古，兼工绘事”。[4]
鲍娄先的画桃作品尤为世人所重，著名报人俞友清由扬州至杭州去丰子恺家探访时就携其作品为礼，“盖子恺今年五十又一，余请鲍娄先丈，画五桃相祝”[5]，足见其画桃已声名在外。鲍娄先用笔凝重浑朴，色彩古雅醇厚，亦能指画。他的绘画语言既有接近于海派绘画明丽鲜亮的一面，同时在用笔上厚沉持重，有金石之味。他在绘画理论上也颇有见地：“对花写照，不仅取形，更要识其花性，赏其华容，风前姿势，雨后精神，日中光彩等，均需观察。”在用墨用色上也提到“作画在磨墨时，要参以少许颜色，则墨有光彩。赋彩时，大红大绿要参以微墨，则色厚矣。”[6]这些画论皆出自于他丰富的绘画实践经验，并与自己作品风格相印证，色调的厚实与饱满正是鲍娄先画风的一个典型特征，他还善于在生活中观察物象细节，“每过鱼菜、水果、篾器市，则驻足不前。不知者疑有选择，其实求画本也。一艺之成，良非易易”[7]。
与鲍娄先同时受聘于江苏省国画院画师的何其愚是一名“书生画家”。何其愚（1891年―1958年），名如，字学衡，号其愚，原籍镇江，自幼受其父熏陶，后又拜陈锡蕃为师，兼擅浅刻，早年在上海、广州、武汉等地从事报业工作。1918年徐枕亚在上海创办《小说季报》，何其愚任校订，主要作者有贡少芹、李涵秋等，此刊风靡一时。后又为《中国侦探谈》《彗星夺婿录》等社会小说做校订工作。弱冠之年他就在上海《黄花》杂志创刊号上发表其画作《黄花长寿》。曾与徐枕亚、屈尚渔多次在《申报》上刊出润例，合作画扇兼刻扇骨（见申报插图，1930年8月4日11版）。小说家郑逸梅多次提到何其愚的书画浅刻：“若瓢和尚为我画兰，即请朱大可书兰赋，复配着刻兰的扇骨，这是三者统为一体的。何其愚画了翎毛，又作行书，更刻竹骨，这是一人而统三体。”[8]
何其愚的书法追“二王”之风，格调清秀，点划秀美，绘画以小写意花鸟为宗，画风清新秀逸，用笔简洁利落。因其早年在新闻报刊工作，还时常发表针砭时弊的文章，他文学素养较高，无论书画还是浅刻作品皆好自作诗词。张宴公评价他：“性孤僻，寡言笑，善刻竹，工书画，秀润清雅，无尘俗气。”[2]310早在1929年何其愚的作品《红梅》还曾入选教育部全国美术展览会，1937年作品《月季芭蕉瓦雀》立轴再次入选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1956年作品入选第二届全国国画展览会。何其愚擅浅刻，与当时浅刻大师黄汉侯同誉，黄汉侯擅刻书法，何其愚偏重绘画，都是扬州浅刻的代表人物。何其愚所刻《明四家山水》《查士标山水》牙牌直拟明清山水画大师笔意，堪称精妙，郑逸梅所言“一人统三体”就是对其书、画、浅刻才艺的称许。
顾伯逵是当时受聘于省国画院扬州籍画师中最年轻，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顾伯逵（1892年―1969年），名鸿书，号九峰居士，晚号片石斋老人，早年随其舅父金山寺画僧竺仙和尚学画，并常随他云游四方。他成年后离开寺庙由友人推荐到上海哈同花园，在园中专设的动物园中，顾伯逵曾专注观察各类动物的特性，热衷于动物题材的表现，画猴成为其专长。在哈同花园时期，海派绘画风格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響，他不仅增长见识，还结交绘画上的友人。1913年前后返扬州定居，顾伯逵以画为业并以“顾鸿书”之名参加上海美专中国画函授学习，1928年到1937年间他多次参与上海赈灾活动组织的书画募捐。
顾伯逵绘画才能全面，山水、人物、花鸟皆工，尤其以画猿猴、松鼠擅名，画风清新活脱，其中能看出他对华嵒画风的学习：一方面以蕴含墨色浓淡变化的写意用笔表现动物的动态，强调“写”的笔墨趣味；另一方面，在写意的基础之上兼以细笔勾染皴擦，表现细节的质感与趣味，刻画动物精细微妙的神情变化。顾伯逵在兰、竹等题材的用笔用墨上与郑板桥的流畅放达也相接近，在简洁轻快的用笔中表达物象的形质，并以题画诗拓展其意蕴。应该说，画家杂以扬州八怪诸家为师承并逐渐形成自我风格，这一路状物象之趣的小写意用笔特质，以及所产生的形神兼备、清新明艳的艺术效果也逐渐成为当时民众审美趣味的代表。 3位扬州画家的家庭背景、成长阅历、从艺道路各不相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大略勾勒出了那一段时期画家的基本构成：鲍娄先由儒而画；何其愚好文善画、刻；顾伯逵以画为业。3位画家皆先后就职于上海，上海是当时的经济中心，加之海派绘画的繁盛，江浙画家多往来其间，视野也较为开阔。3位画家各自带有那一时期传统文人画家、民国文人画家、职业画家的角色特质，一方面有着良好并且连贯的专业训练背景，以画为业；另一方面，崇儒尚文，重视诗文修养，多与文人相结交，20世纪上半叶活跃于地方画坛。
二、以画会友 同人雅集
由晚清至民国年间，皮市街耿家巷的鹤来轩是当时扬州文人画家聚会的场所。耿氏6代行医，不仅医技精湛，医德高尚，对文艺的酷好也一脉相承。扬州城的主要书画家皆是鹤来轩耿蕉麓、耿鉴庭父子的座中常客，供职上海的戈湘岚、林雪岩两位画家回乡探友也常在此与众画友切磋交流。在鹤来轩的收藏中，有两幅完成于上世纪40年代的作品——《松柏贺寿图》与《岁朝佳趣图》，这两幅作品各由15位画家合作完成，其中包括鲍娄先、何其愚、顾伯逵、江轸光、石楚青、何静娱、吴砚耕、徐幹如、金仲鱼、金佩鱼、刘声如、陈子蕃、张迹泠、戈湘岚、林雪岩、赵文蕙等扬州画家，以及当时镇江画坛“四大家”——李善静、赵八雁、霍奉六、田园，前后共计20位画家参与。作品由文坛名人陈含光题跋，在款识中记录了参与的画家。鹤来轩的筆会无疑是当时民间绘画活动的一个真实写照，几乎囊括了当时活跃于扬城的画坛骨干。
江轸光（1900年―1989年）毕业于江苏省第五师范学校，曾两度受业于著名画家吕凤子。1921年以优异成绩插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科二年级就读，受业于刘海粟。1923年任教于镇江师范学校。1934年东渡日本东京美专留学，擅画山水、花卉。回国后他在镇江创办了工艺生活学校，国画作品《岚霭泉声》入选1937年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当时媒体评价为“另辟新境，敢于创作”。[9]抗战胜利后，任南京国立音乐学院教授，1947年返扬执教于扬州中学。
石楚青（1895年―1963年），名淮，字楚青，毕业于江苏省第五师范学校，曾任教于上海务本女中、江苏省立东海师范、镇江师范学校，教授国文，擅长画水仙、紫藤，所画水仙神清骨秀，用笔简洁遒美，故获“石水仙”的雅号。民国初年他曾与吕凤子一起发起以扬州美术教师为主的美术社团“晴社”。
张宴公（1899年―1970年），名家宾，字燕公，宗恽南田笔意，擅花鸟，画格秀逸，用笔爽健，设色清丽，尤好画鱼，鲜活如生。还擅昆曲，工诗词。先后就读江苏省立第五师范、第八师范，1923年考入上海艺术学院，毕业后在上海、南京、扬州、镇江、江阴、太仓等多地任教，后曾开设“文韬书画店”，以书画为生。
吴砚耕（1910年―2006年），名芸，是一位女画家，自幼随其父吴笠仙（曾与缪谷英、谢公展有“海上三菊”之誉）学画，工花鸟，以画菊擅名一时。她不仅对臧谷、顾吉庵、陈锡蕃等前辈文人关于菊花分品鉴赏深有了解，而且她所画的菊花注重写实，对不同品种的分类也谙熟于胸，曾为公园的菊花展览详细描绘菊花各种类瓣图的形色。
金仲鱼（1922年―1993年），名燧，别署耕砚斋小主，与金佩鱼为兄妹俩，工画仕女，尤精于花鸟鱼虫。其父为画家金健吾（名纯，一字俭吾），善绘山水、人物、花卉，他的《雪鸡天竹》《赤壁夜游》两幅作品曾入选1929年教育部第一届全国美展。兄妹俩幼承家学，在扬、沪画坛皆有一定声誉，金仲鱼13岁时作《前赤壁》和《后赤壁》入选中国画会在沪举办的展览，轰动一时，被画界称为“十三龄童”。金仲鱼画技全面，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他修复、临摹古画的能力，足以以假乱真。
徐幹如，名桢，以字行，与耿鉴庭年龄相仿，交情深厚。在《松柏贺寿图》中他画的是左侧柏树，笔力雄强，墨韵浓郁，在结构上为整幅作品之支撑，体现出画家用笔用墨的功力。徐幹如早年师吴笠仙，后又拜陈锡蕃，为其入室弟子，兼擅花鸟、人物、山水。用笔既有豪放洒脱一路，也有工谨细腻的一路。
刘声如（1898年―1984年），名镛，号懒道人，室名剑庐，1928年在引市街开办同济医院。擅武术，是武术名家唐殿卿弟子，曾参加过北伐战争；工书画，善山水、人物，“山水有声于时，功力深厚”。[2]3071937年作品《仿沈启南山水》曾入选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
合作绘画的画家中戈湘岚和林雪岩是供职上海的画家，两人交情甚笃，戈湘岚画马、兽，林雪岩为其添人物、山水以补景，被称为“艺林一绝”。抗战期间他俩避居扬州，多与扬州画家交流画艺。1949年上海解放后，郑午昌创建“新国画研究会”，并与戈湘岚、林雪岩合作巨幅中国画《大西南进军图》，刊于《人民画报》。[11]
耿氏所藏的两幅合作作品记载了鹤来轩的家庭聚会竟汇集了扬州、上海、镇江三地的画家，以私人聚会形式的画家之间的交流雅集在民间并不鲜见。扬州城北门正对的一条老街，叫天宁门街，书法篆刻名家桑愉（字宝松）就出生在此，他的祖父桑沛霖、父亲桑绶卿在街东侧开“桑恒顺”香店。因地处扬州城门交通要道，又与古刹天宁寺一河相隔，当时“桑恒顺”也是扬州文人、书画名家经常雅集的场所。桑氏父子为人谦和，鲍娄先、何其愚、顾伯逵、蔡易庵、王启明、江轸光、孙龙父等时常在这谈诗论画，“桑恒顺”香店屋后还有一个小院子称“半亩园”，植有各色芍药、菊花，画家也来此园对花写生。半亩园所藏《神仙祝寿》图就是当时孙龙父、顾伯逵和王启明在桑家合作的一幅作品，这是为桑愉的弟弟桑抱冬20岁生日所作的作品。桑愉从小就目睹这些书画家的清谈雅玩、挥毫泼墨，后来又拜蔡易庵为师，专攻篆刻、印论。上世纪50年代扬州篆刻在全国称誉一时，尤其以蔡易庵、孙龙父、桑愉的成就为著。
无论是耿家鹤来轩还是桑家半亩园，皆见证着几代人对书画的持续雅兴，他们的藏画记录着绘画的日常，尤其从画家的合作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次次书画家雅集的情形，聚会是自发的、轻松的，在很长一段时期这种私人的聚会成为民间绘画活动的主要形式。画友间的聚会与雅集既沿袭了自清中期“八怪”以来扬州书画习俗，又折射出在盐商经济凋落、经济中心转移之后的时期，民间文人、商人对文艺的雅兴延续，这滋养了书画的发展，并为书画社团的形成、展览的举办奠定了基石。 三、书画社团与艺术活动
20世纪40年代中期，往来鹤来轩、半亩园的书画朋友依然络绎不绝，耿鉴庭还曾与诸位画家朋友共同拜陈含光为老师。在扬州城内，陈含光家族被尊称为“维扬世家”，其曾祖父陈嘉树、祖父陈六舟分别是道光、同治年间的殿试第四名，一时间“父子传胪”成为美谈。1935年陈含光受聘于扬州国学专修学校，教授骈体文，他也是晚清民国初期著名文学团体“冶春后社”的骨干，有“扬州名儒”之称。抗战胜利后，陈含光与书画友人倡导成立“涛社”并撰文《涛社记》，“涛社”大约有23位书画家参与。在“涛社”的组织下扬州书画界展开了一系列展览活动，1946年3月，“涛社”举办两次雅集，社内外画家积极参与，鲍娄先、何其愚、顾伯逵、张允和、耿鉴庭、戈湘岚、陈含光、林雪岩、金佩鱼等均参加，同庆抗战胜利。1946年8月，陈含光、鲍娄先、耿鉴庭、张允和发起“尊师”书画义展义卖，有50多位画家，200余件作品参展，规模空前。1947年8月，在圣三一堂举办的旨在为纪念抗战胜利的书画展暨“涛社”成立两周年纪念活动，见诸报纸，影响广泛。涛社的成立对当时扬州绘画圈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促进，各类展览活动打破了自抗战以来画坛的沉寂，也扩展了民众与书画的接触。
新中国成立后，扬州文艺界倍受鼓舞、蓄势待发，画家在这一段时期身份、地位也逐渐发生了转换。1949年10月鮑娄先、何其愚、顾伯逵、何瑞生等人参加庆祝新中国诞生的扬州国画展览。1952年何其愚任江苏省文史馆馆员。1956年鲍娄先、顾伯逵、何瑞生合作《松鹤》《猫蝶》参加扬州第一届国画展览会，鲍娄先创作的《荷花》获江苏省文学艺术创作奖，《凌霄花》入选第二届全国国画展。同年鲍娄先、顾伯逵加入农工民主党，鲍娄先被聘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值得重视的是，鲍娄先还将祖辈珍藏的175方具有较高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安素轩石刻”捐赠给扬州博物馆，又将7800多册古籍图书捐赠给扬州图书馆。1957年7月，文化部派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来扬州拍摄了鲍娄先的纪录片。顾伯逵担任扬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花鸟画作品《鹰》入选1954-1956江苏美术作品选集。1957年鲍娄先、何其愚、顾伯逵受聘进入江苏省国画院，这对3位画家来说无疑是历史性的转变：由旧社会以画为业的画师转化为政府特聘的画家。进入省国画院后，顾伯逵笔耕不辍，又被聘为南京艺术学院名誉教授，创作出了大量富有时代意趣的花鸟作品，《三唱雄鸡东方红》曾经获华东美展创作奖，并被北京人民大会堂选用。
在3位画家进入省国画院后，扬州也开始筹备国画院，1960年江轸光参与组建扬州国画院并任第一任院长。第一批进入扬州国画院的有李圣和、吴研耕两位女画家，李圣和擅书画、能诗文，书画风格柔中寓刚；吴研耕的作品曾在解放后参加全国第一届花鸟画展，并被郭沫若题赞[12]。先后进入画院的画家还有王板哉、宗静风、董庆生、何庵之等。当时扬州国画院在个园旁边的逸圃，省国画院画家傅抱石、亚明、宋文治、张晋、喻继高也曾来扬州交流指导。
新中国成立后，扬州绘画世家的后人金仲鱼、郑竹友被调入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成为专业古书画修复师。徐幹如在解放后不久由戈湘岚推荐到西安工作，去西安农业学院画教学标本，后任西安国画院院长。[13]石楚青解放后任教于扬州中学，著有《扬州八家题记》发表于1961年的《文汇报》。张宴公晚年开始撰写《扬州画苑续录》，续接清中期文人汪研山的《扬州画苑录》，记录由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扬州画家，为研究扬州本土绘画史提供了资料。
结语
20世纪中叶的扬州画坛是活跃的，以鲍娄先、何其愚、顾伯逵为代表的扬州画家，留有“八怪”时期的特殊印记，在绘画形态、生活习惯上是与传统精神相续接的。首先，“扬城三画师”各有其专擅，艺术水准在扬州甚至整个江浙区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其次，3位画家各有角色特质，从创作内容来看，3位画家在新中国成立期间皆有积极向上、反映时代气息的作品出现；最后，扬州作为传统文化城市的典型，民间文艺风气昌炽，为书画创作在社会转型期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分。这种延续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更具有传统文化背景下绘画的存在状态，折射出来的是这个文化群落独有的精神趣味，犹如绘画史的细胞切片，以它的存在而使我们更加具体而微地感知这个特殊的时期扬州区域在传统文化价值立场上的取向。
注释：
[1]卢桂平编.扬州历代名人传[M].扬州：广陵书社，2015.
[2]张宴公.扬州画苑续录[M]//扬州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扬州文史资料：第二十三辑，2003.
[3]薛锋.寓扬徽商“扬州八怪”[J].中国画研究，1990（6）：79.
[4]董玉书，徐谦芳.芜城怀旧录扬州风土记略[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116.
[5]俞友清.春游琐记·选自东京花见[M].上海：上海书店出社，2015：273.
[6]薛锋.一代画师鲍娄先[M].扬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扬州文史资料：第七辑，1988：141.
[7]杜召棠.惜馀春轶事扬州访旧录 [M].扬州：广陵书社，2015：23.
[8]郑逸梅.纸账铜瓶[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144.
[9]简又文.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下[J].逸经，1937（29）：58.
[10]尹文，薛锋.笔墨写新异——扬州绘画艺术[M].扬州：广陵书社，2009：119.
[11]贾关法.会稽读画纪历[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5：276.
[12]吴砚耕.吴砚耕画集[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1.
[13]顾一平.著名书画团体涛社[M]//宗金林.民国扬州旧事.扬州：广陵书社，2010：211.
宋力 扬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获博士学位。获2019江苏省艺术基金美术创作资助项目。在各类学术期刊发表绘画作品、专业论文数十篇次，出版《中山出游——中国人物画通鉴》《霜前雁后——中国花鸟画通鉴》《钟山烟云——中国山水画通鉴》《江苏省国画院名家系列顾伯逵卷》等。
关键词：区域绘画；雅集；习俗；环境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各地美术发展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尤其1957年江苏省国画院的组建，这是江苏乃至全国美术发展中具有标志性的节点。当时以傅抱石为院长的省国画院（筹备中），在全省选聘了21位画家，其中有3位来自扬州：鲍娄先、何其愚、顾伯逵，人数仅次于省会南京。扬州是一个传统文化积淀深厚的城市，清中期不仅有“扬州八怪”的炽盛，还有“乾嘉学派”的繁荣，民国有李涵秋、贡少芹、张丹斧等文人学者的涌现。黄宾虹曾6次赴扬州，1954年他在给学生顾飞的信中提到，当时的扬州“闻七百余人以画为业外，文人学士近三千计”。 从区域美术研究的角度来看，20世纪中叶的扬州绘画有着它自身不可磨灭的文化形态与价值，其真实丰富的细节为我们理解文艺的转变提供了依据。丹纳在《艺术哲学》中讲艺术作品的产生“取决于时代精神和周围的风俗”，地域性与文化氛围养成了艺术家的审美取向和艺术追求。尤其在传统生活发生变化之际，在中西文化交汇错综之时，区域绘画所呈现出来的面貌与特质是我们以现代的立场去认识传统社会文化形态的桥梁，同时，这样的认识也有助于我们更为客观与准确地判断传统文化的价值。
一、扬城三画师
在进入江苏省国画院的3位扬州籍画家中，鲍娄先（1874年―1958年，名奎，字星南，50岁后以娄先行）是其中长者，受聘时已83岁。他是徽商后裔[1]114-115，17岁曾获县试第一名，跟随堂叔智臣学习花卉，早年师法汪继声，[2]319毕业于上海龙门师范学校图画手工科，在扬州中小学教国文、图画课。50岁左右赴上海大盐商周扶九家坐馆，1927年吴昌硕、王一亭、陈三立、朱孝臧等还为其订润例。[3]后返扬州，以课徒为业，著有《诗经释义》《学画心得》《选学集锦》等书，惜未刊行。此外，鲍娄先还辑抄了《同光年间扬州名人文稿》[1]116。董玉书认为鲍娄先“博学好古，兼工绘事”。[4]
鲍娄先的画桃作品尤为世人所重，著名报人俞友清由扬州至杭州去丰子恺家探访时就携其作品为礼，“盖子恺今年五十又一，余请鲍娄先丈，画五桃相祝”[5]，足见其画桃已声名在外。鲍娄先用笔凝重浑朴，色彩古雅醇厚，亦能指画。他的绘画语言既有接近于海派绘画明丽鲜亮的一面，同时在用笔上厚沉持重，有金石之味。他在绘画理论上也颇有见地：“对花写照，不仅取形，更要识其花性，赏其华容，风前姿势，雨后精神，日中光彩等，均需观察。”在用墨用色上也提到“作画在磨墨时，要参以少许颜色，则墨有光彩。赋彩时，大红大绿要参以微墨，则色厚矣。”[6]这些画论皆出自于他丰富的绘画实践经验，并与自己作品风格相印证，色调的厚实与饱满正是鲍娄先画风的一个典型特征，他还善于在生活中观察物象细节，“每过鱼菜、水果、篾器市，则驻足不前。不知者疑有选择，其实求画本也。一艺之成，良非易易”[7]。
与鲍娄先同时受聘于江苏省国画院画师的何其愚是一名“书生画家”。何其愚（1891年―1958年），名如，字学衡，号其愚，原籍镇江，自幼受其父熏陶，后又拜陈锡蕃为师，兼擅浅刻，早年在上海、广州、武汉等地从事报业工作。1918年徐枕亚在上海创办《小说季报》，何其愚任校订，主要作者有贡少芹、李涵秋等，此刊风靡一时。后又为《中国侦探谈》《彗星夺婿录》等社会小说做校订工作。弱冠之年他就在上海《黄花》杂志创刊号上发表其画作《黄花长寿》。曾与徐枕亚、屈尚渔多次在《申报》上刊出润例，合作画扇兼刻扇骨（见申报插图，1930年8月4日11版）。小说家郑逸梅多次提到何其愚的书画浅刻：“若瓢和尚为我画兰，即请朱大可书兰赋，复配着刻兰的扇骨，这是三者统为一体的。何其愚画了翎毛，又作行书，更刻竹骨，这是一人而统三体。”[8]
何其愚的书法追“二王”之风，格调清秀，点划秀美，绘画以小写意花鸟为宗，画风清新秀逸，用笔简洁利落。因其早年在新闻报刊工作，还时常发表针砭时弊的文章，他文学素养较高，无论书画还是浅刻作品皆好自作诗词。张宴公评价他：“性孤僻，寡言笑，善刻竹，工书画，秀润清雅，无尘俗气。”[2]310早在1929年何其愚的作品《红梅》还曾入选教育部全国美术展览会，1937年作品《月季芭蕉瓦雀》立轴再次入选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1956年作品入选第二届全国国画展览会。何其愚擅浅刻，与当时浅刻大师黄汉侯同誉，黄汉侯擅刻书法，何其愚偏重绘画，都是扬州浅刻的代表人物。何其愚所刻《明四家山水》《查士标山水》牙牌直拟明清山水画大师笔意，堪称精妙，郑逸梅所言“一人统三体”就是对其书、画、浅刻才艺的称许。
顾伯逵是当时受聘于省国画院扬州籍画师中最年轻，也是任职时间最长的一位。顾伯逵（1892年―1969年），名鸿书，号九峰居士，晚号片石斋老人，早年随其舅父金山寺画僧竺仙和尚学画，并常随他云游四方。他成年后离开寺庙由友人推荐到上海哈同花园，在园中专设的动物园中，顾伯逵曾专注观察各类动物的特性，热衷于动物题材的表现，画猴成为其专长。在哈同花园时期，海派绘画风格对他产生了很大的影響，他不仅增长见识，还结交绘画上的友人。1913年前后返扬州定居，顾伯逵以画为业并以“顾鸿书”之名参加上海美专中国画函授学习，1928年到1937年间他多次参与上海赈灾活动组织的书画募捐。
顾伯逵绘画才能全面，山水、人物、花鸟皆工，尤其以画猿猴、松鼠擅名，画风清新活脱，其中能看出他对华嵒画风的学习：一方面以蕴含墨色浓淡变化的写意用笔表现动物的动态，强调“写”的笔墨趣味；另一方面，在写意的基础之上兼以细笔勾染皴擦，表现细节的质感与趣味，刻画动物精细微妙的神情变化。顾伯逵在兰、竹等题材的用笔用墨上与郑板桥的流畅放达也相接近，在简洁轻快的用笔中表达物象的形质，并以题画诗拓展其意蕴。应该说，画家杂以扬州八怪诸家为师承并逐渐形成自我风格，这一路状物象之趣的小写意用笔特质，以及所产生的形神兼备、清新明艳的艺术效果也逐渐成为当时民众审美趣味的代表。 3位扬州画家的家庭背景、成长阅历、从艺道路各不相同，在一定程度上也大略勾勒出了那一段时期画家的基本构成：鲍娄先由儒而画；何其愚好文善画、刻；顾伯逵以画为业。3位画家皆先后就职于上海，上海是当时的经济中心，加之海派绘画的繁盛，江浙画家多往来其间，视野也较为开阔。3位画家各自带有那一时期传统文人画家、民国文人画家、职业画家的角色特质，一方面有着良好并且连贯的专业训练背景，以画为业；另一方面，崇儒尚文，重视诗文修养，多与文人相结交，20世纪上半叶活跃于地方画坛。
二、以画会友 同人雅集
由晚清至民国年间，皮市街耿家巷的鹤来轩是当时扬州文人画家聚会的场所。耿氏6代行医，不仅医技精湛，医德高尚，对文艺的酷好也一脉相承。扬州城的主要书画家皆是鹤来轩耿蕉麓、耿鉴庭父子的座中常客，供职上海的戈湘岚、林雪岩两位画家回乡探友也常在此与众画友切磋交流。在鹤来轩的收藏中，有两幅完成于上世纪40年代的作品——《松柏贺寿图》与《岁朝佳趣图》，这两幅作品各由15位画家合作完成，其中包括鲍娄先、何其愚、顾伯逵、江轸光、石楚青、何静娱、吴砚耕、徐幹如、金仲鱼、金佩鱼、刘声如、陈子蕃、张迹泠、戈湘岚、林雪岩、赵文蕙等扬州画家，以及当时镇江画坛“四大家”——李善静、赵八雁、霍奉六、田园，前后共计20位画家参与。作品由文坛名人陈含光题跋，在款识中记录了参与的画家。鹤来轩的筆会无疑是当时民间绘画活动的一个真实写照，几乎囊括了当时活跃于扬城的画坛骨干。
江轸光（1900年―1989年）毕业于江苏省第五师范学校，曾两度受业于著名画家吕凤子。1921年以优异成绩插入上海美术专科学校西洋画科二年级就读，受业于刘海粟。1923年任教于镇江师范学校。1934年东渡日本东京美专留学，擅画山水、花卉。回国后他在镇江创办了工艺生活学校，国画作品《岚霭泉声》入选1937年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当时媒体评价为“另辟新境，敢于创作”。[9]抗战胜利后，任南京国立音乐学院教授，1947年返扬执教于扬州中学。
石楚青（1895年―1963年），名淮，字楚青，毕业于江苏省第五师范学校，曾任教于上海务本女中、江苏省立东海师范、镇江师范学校，教授国文，擅长画水仙、紫藤，所画水仙神清骨秀，用笔简洁遒美，故获“石水仙”的雅号。民国初年他曾与吕凤子一起发起以扬州美术教师为主的美术社团“晴社”。
张宴公（1899年―1970年），名家宾，字燕公，宗恽南田笔意，擅花鸟，画格秀逸，用笔爽健，设色清丽，尤好画鱼，鲜活如生。还擅昆曲，工诗词。先后就读江苏省立第五师范、第八师范，1923年考入上海艺术学院，毕业后在上海、南京、扬州、镇江、江阴、太仓等多地任教，后曾开设“文韬书画店”，以书画为生。
吴砚耕（1910年―2006年），名芸，是一位女画家，自幼随其父吴笠仙（曾与缪谷英、谢公展有“海上三菊”之誉）学画，工花鸟，以画菊擅名一时。她不仅对臧谷、顾吉庵、陈锡蕃等前辈文人关于菊花分品鉴赏深有了解，而且她所画的菊花注重写实，对不同品种的分类也谙熟于胸，曾为公园的菊花展览详细描绘菊花各种类瓣图的形色。
金仲鱼（1922年―1993年），名燧，别署耕砚斋小主，与金佩鱼为兄妹俩，工画仕女，尤精于花鸟鱼虫。其父为画家金健吾（名纯，一字俭吾），善绘山水、人物、花卉，他的《雪鸡天竹》《赤壁夜游》两幅作品曾入选1929年教育部第一届全国美展。兄妹俩幼承家学，在扬、沪画坛皆有一定声誉，金仲鱼13岁时作《前赤壁》和《后赤壁》入选中国画会在沪举办的展览，轰动一时，被画界称为“十三龄童”。金仲鱼画技全面，最为人所称道的是他修复、临摹古画的能力，足以以假乱真。
徐幹如，名桢，以字行，与耿鉴庭年龄相仿，交情深厚。在《松柏贺寿图》中他画的是左侧柏树，笔力雄强，墨韵浓郁，在结构上为整幅作品之支撑，体现出画家用笔用墨的功力。徐幹如早年师吴笠仙，后又拜陈锡蕃，为其入室弟子，兼擅花鸟、人物、山水。用笔既有豪放洒脱一路，也有工谨细腻的一路。
刘声如（1898年―1984年），名镛，号懒道人，室名剑庐，1928年在引市街开办同济医院。擅武术，是武术名家唐殿卿弟子，曾参加过北伐战争；工书画，善山水、人物，“山水有声于时，功力深厚”。[2]3071937年作品《仿沈启南山水》曾入选教育部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
合作绘画的画家中戈湘岚和林雪岩是供职上海的画家，两人交情甚笃，戈湘岚画马、兽，林雪岩为其添人物、山水以补景，被称为“艺林一绝”。抗战期间他俩避居扬州，多与扬州画家交流画艺。1949年上海解放后，郑午昌创建“新国画研究会”，并与戈湘岚、林雪岩合作巨幅中国画《大西南进军图》，刊于《人民画报》。[11]
耿氏所藏的两幅合作作品记载了鹤来轩的家庭聚会竟汇集了扬州、上海、镇江三地的画家，以私人聚会形式的画家之间的交流雅集在民间并不鲜见。扬州城北门正对的一条老街，叫天宁门街，书法篆刻名家桑愉（字宝松）就出生在此，他的祖父桑沛霖、父亲桑绶卿在街东侧开“桑恒顺”香店。因地处扬州城门交通要道，又与古刹天宁寺一河相隔，当时“桑恒顺”也是扬州文人、书画名家经常雅集的场所。桑氏父子为人谦和，鲍娄先、何其愚、顾伯逵、蔡易庵、王启明、江轸光、孙龙父等时常在这谈诗论画，“桑恒顺”香店屋后还有一个小院子称“半亩园”，植有各色芍药、菊花，画家也来此园对花写生。半亩园所藏《神仙祝寿》图就是当时孙龙父、顾伯逵和王启明在桑家合作的一幅作品，这是为桑愉的弟弟桑抱冬20岁生日所作的作品。桑愉从小就目睹这些书画家的清谈雅玩、挥毫泼墨，后来又拜蔡易庵为师，专攻篆刻、印论。上世纪50年代扬州篆刻在全国称誉一时，尤其以蔡易庵、孙龙父、桑愉的成就为著。
无论是耿家鹤来轩还是桑家半亩园，皆见证着几代人对书画的持续雅兴，他们的藏画记录着绘画的日常，尤其从画家的合作作品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一次次书画家雅集的情形，聚会是自发的、轻松的，在很长一段时期这种私人的聚会成为民间绘画活动的主要形式。画友间的聚会与雅集既沿袭了自清中期“八怪”以来扬州书画习俗，又折射出在盐商经济凋落、经济中心转移之后的时期，民间文人、商人对文艺的雅兴延续，这滋养了书画的发展，并为书画社团的形成、展览的举办奠定了基石。 三、书画社团与艺术活动
20世纪40年代中期，往来鹤来轩、半亩园的书画朋友依然络绎不绝，耿鉴庭还曾与诸位画家朋友共同拜陈含光为老师。在扬州城内，陈含光家族被尊称为“维扬世家”，其曾祖父陈嘉树、祖父陈六舟分别是道光、同治年间的殿试第四名，一时间“父子传胪”成为美谈。1935年陈含光受聘于扬州国学专修学校，教授骈体文，他也是晚清民国初期著名文学团体“冶春后社”的骨干，有“扬州名儒”之称。抗战胜利后，陈含光与书画友人倡导成立“涛社”并撰文《涛社记》，“涛社”大约有23位书画家参与。在“涛社”的组织下扬州书画界展开了一系列展览活动，1946年3月，“涛社”举办两次雅集，社内外画家积极参与，鲍娄先、何其愚、顾伯逵、张允和、耿鉴庭、戈湘岚、陈含光、林雪岩、金佩鱼等均参加，同庆抗战胜利。1946年8月，陈含光、鲍娄先、耿鉴庭、张允和发起“尊师”书画义展义卖，有50多位画家，200余件作品参展，规模空前。1947年8月，在圣三一堂举办的旨在为纪念抗战胜利的书画展暨“涛社”成立两周年纪念活动，见诸报纸，影响广泛。涛社的成立对当时扬州绘画圈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促进，各类展览活动打破了自抗战以来画坛的沉寂，也扩展了民众与书画的接触。
新中国成立后，扬州文艺界倍受鼓舞、蓄势待发，画家在这一段时期身份、地位也逐渐发生了转换。1949年10月鮑娄先、何其愚、顾伯逵、何瑞生等人参加庆祝新中国诞生的扬州国画展览。1952年何其愚任江苏省文史馆馆员。1956年鲍娄先、顾伯逵、何瑞生合作《松鹤》《猫蝶》参加扬州第一届国画展览会，鲍娄先创作的《荷花》获江苏省文学艺术创作奖，《凌霄花》入选第二届全国国画展。同年鲍娄先、顾伯逵加入农工民主党，鲍娄先被聘为江苏省文史馆馆员。值得重视的是，鲍娄先还将祖辈珍藏的175方具有较高文物价值和艺术价值的“安素轩石刻”捐赠给扬州博物馆，又将7800多册古籍图书捐赠给扬州图书馆。1957年7月，文化部派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来扬州拍摄了鲍娄先的纪录片。顾伯逵担任扬州市文物管理委员会委员，花鸟画作品《鹰》入选1954-1956江苏美术作品选集。1957年鲍娄先、何其愚、顾伯逵受聘进入江苏省国画院，这对3位画家来说无疑是历史性的转变：由旧社会以画为业的画师转化为政府特聘的画家。进入省国画院后，顾伯逵笔耕不辍，又被聘为南京艺术学院名誉教授，创作出了大量富有时代意趣的花鸟作品，《三唱雄鸡东方红》曾经获华东美展创作奖，并被北京人民大会堂选用。
在3位画家进入省国画院后，扬州也开始筹备国画院，1960年江轸光参与组建扬州国画院并任第一任院长。第一批进入扬州国画院的有李圣和、吴研耕两位女画家，李圣和擅书画、能诗文，书画风格柔中寓刚；吴研耕的作品曾在解放后参加全国第一届花鸟画展，并被郭沫若题赞[12]。先后进入画院的画家还有王板哉、宗静风、董庆生、何庵之等。当时扬州国画院在个园旁边的逸圃，省国画院画家傅抱石、亚明、宋文治、张晋、喻继高也曾来扬州交流指导。
新中国成立后，扬州绘画世家的后人金仲鱼、郑竹友被调入到北京故宫博物院，成为专业古书画修复师。徐幹如在解放后不久由戈湘岚推荐到西安工作，去西安农业学院画教学标本，后任西安国画院院长。[13]石楚青解放后任教于扬州中学，著有《扬州八家题记》发表于1961年的《文汇报》。张宴公晚年开始撰写《扬州画苑续录》，续接清中期文人汪研山的《扬州画苑录》，记录由晚清至民国时期的扬州画家，为研究扬州本土绘画史提供了资料。
结语
20世纪中叶的扬州画坛是活跃的，以鲍娄先、何其愚、顾伯逵为代表的扬州画家，留有“八怪”时期的特殊印记，在绘画形态、生活习惯上是与传统精神相续接的。首先，“扬城三画师”各有其专擅，艺术水准在扬州甚至整个江浙区域具有一定的典型性；其次，3位画家各有角色特质，从创作内容来看，3位画家在新中国成立期间皆有积极向上、反映时代气息的作品出现；最后，扬州作为传统文化城市的典型，民间文艺风气昌炽，为书画创作在社会转型期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养分。这种延续所体现出来的是一种更具有传统文化背景下绘画的存在状态，折射出来的是这个文化群落独有的精神趣味，犹如绘画史的细胞切片，以它的存在而使我们更加具体而微地感知这个特殊的时期扬州区域在传统文化价值立场上的取向。
注释：
[1]卢桂平编.扬州历代名人传[M].扬州：广陵书社，2015.
[2]张宴公.扬州画苑续录[M]//扬州市政协文史和学习委员会编.扬州文史资料：第二十三辑，2003.
[3]薛锋.寓扬徽商“扬州八怪”[J].中国画研究，1990（6）：79.
[4]董玉书，徐谦芳.芜城怀旧录扬州风土记略[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2002： 116.
[5]俞友清.春游琐记·选自东京花见[M].上海：上海书店出社，2015：273.
[6]薛锋.一代画师鲍娄先[M].扬州市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扬州文史资料：第七辑，1988：141.
[7]杜召棠.惜馀春轶事扬州访旧录 [M].扬州：广陵书社，2015：23.
[8]郑逸梅.纸账铜瓶[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6：144.
[9]简又文.第二次全国美术展览会：下[J].逸经，1937（29）：58.
[10]尹文，薛锋.笔墨写新异——扬州绘画艺术[M].扬州：广陵书社，2009：119.
[11]贾关法.会稽读画纪历[M].杭州：西泠印社出版社，2015：276.
[12]吴砚耕.吴砚耕画集[M].南京：江苏美术出版社，1991.
[13]顾一平.著名书画团体涛社[M]//宗金林.民国扬州旧事.扬州：广陵书社，2010：211.
宋力 扬州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毕业于南京艺术学院，获博士学位。获2019江苏省艺术基金美术创作资助项目。在各类学术期刊发表绘画作品、专业论文数十篇次，出版《中山出游——中国人物画通鉴》《霜前雁后——中国花鸟画通鉴》《钟山烟云——中国山水画通鉴》《江苏省国画院名家系列顾伯逵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