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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读了《文献通考·兵考四》，对北宋的军队裁汰、骄兵、兵制这三个问题有几点思考。
一、军队裁汰
冗兵是北宋中期财政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裁汰军队的重要不言而喻。事实上，裁军在北宋初即有，而且一直持续到南宋。但是，宋初裁军并不能简单地称作裁汰，而是整顿。“国朝初平伪国，合并所得兵别为军额，其愿归农者解其籍，或给以土田。”这些政策无疑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农业经济的发展。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诏殿前、侍卫二司各阅所掌兵，拣其骁勇升为上军，老弱怯懦置剩圆以处之。剩圆给宫符宫观园苑寺庙，卢廪之役。
太祖时，立剩圆就是精拣军队的一种方式。它的设立有以下几点利处：1、提高军士素质和战斗力。2、“仁赢卒”，减少老弱病残的无谓牺牲。3、“省冗长”，可以省军费。4、看作社会保障的一部分，算是国家出了一个最低保障。5、利于社会稳定。如果把一大群失去战斗力的军士全部推入社会，无疑会产生种种社会问题。
同样支持军队裁汰，士大夫也是各有各的想法。以庞籍和韩琦为例。庞籍议拣汰的主要原因就是经济，“天下患兵冗，币庾不能给”。韩琦则想的更多的是国家安全。
……西北屯边之兵，常若待敌之至……不于此时先虑而速救之，一旦边陲用兵，水旱相继，骇而图之不可及也…--若其数过多，复有尾大不掉之惠。京师之兵虽杂且少精……其数多，乃得强干弱枝之势也。
“仍请合开宝、至道、天禧、庆历中外兵马之数，服四夷也，天禧之兵，真宗所以守成备豫也。庆历之兵，乃西师后增置之数也。以祖宗所养之兵，视今擞之多少，则精冗易判，裁制无疑矣!”
边地屯兵过多担心尾大不掉，京师驻兵数多又担心强干弱枝。韩琦提出了参考前几代帝王的军队数来定今日军士数，这又是否合理呢?宋初的统一战争中，宋的军队总额虽不是太多却能所向披靡，而往后无论是太宗、真宗对契丹之战，还是仁宗对西夏之战，军队总量是逐渐增加可最终的结果又多是令人失望。盲目追求数量上相近是不明智的。“将从中御”是宋朝的祖宗之法，而后代子孙的才能又有谁能及太祖?
二、骄兵
一提到骄兵悍将，往往会让人想起唐末、五代，宋代多让人想到的是文臣执政。宋代的武将、士兵是否真的如众人想象的那样很伏砧呢?
开宝四年，祀南郊，礼毕行赏，上以御马直扈从郊祀，特命增给钱人五千。而川班内殿直不得如例，乃相率击登闻鼓，上诉陈乞。
这是在太祖时发生的一件事，尚可称为五代骄兵悍将之余绪。太祖的做法是“命斩妄诉者四十人，余悉配隶，许州骁捷军，都校皆决杖降职，遂废其班。”这一系列的动作，我们可以看作是在打击武人的嚣张气焰。可以想到宋代重文之风是前代武势猖獗、掌握政局闹的。
宋代的练兵又如何呢?“国初，诸庾分给诸营，营在国城西，多给粮于城东。若南北亦然。相距有四十里者，盖恐士卒习堕，使之负担之勤。”“今卫士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宋初军队中让士兵担粮的政策初衰是练兵，出发点是好的。它的执行情况又是如何呢?“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训练的目的达不到，军队松弛、骄惰。
……今厢、禁之军有司不敢役，必不得已而暂用之，则谓之借倩。……赏者所以酬劳也，今以大礼之故，不劳之赏，三年而一偏，所费八九十万。有司不敢缓月日之期，兵之得赏，不以无功知愧，乃称多量少，比好嫌恶，小不如意则持挺而呼，群聚欲击天子之命。
上面一段文字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思考：一方面，如果实际果真如此，在北宋中期时，仍存在士兵有不如意则持挺而呼的情况。或可说明宋之兵士不是那么弱，还存有唐末、五代武人骄悍之道风，另一方面，它可以瓜兵士的生存状态并不是很好，时时受到压榨和被忽视的地位，在忍无可忽的情况下，他们靠反抗的方式去政变日益窘迫的生活。比如北宋中期的社会危机中就有士兵起义不断，真宗时益州王均、宜州陈进的起义，仁宗时沂州王论起义、保州禁军起义、贝州王则起义，另外，此语出自文臣，宋代一直是抑武崇文的，这句话就不能排除没有主观性、夸大性的嫌疑。
三、兵制
对募兵和寓兵于民的利弊，北宋士大夫们有不同的看法。
韩琦是赞成募兵制的。“昔者发百姓戍边者，无需岁，父子兄弟尝有生离死别之苦……后世即取强健无赖者，养以为兵，兵行虽民间税敛良后，而终身保骨肉相聚之乐，此岂小事?又其习练战阵，而豪勇可使，安得与农夫同日道也。”他认为发兵于百姓对父子、亲人很残忍，而募兵可以避免。募兵可以使兵士精于战阵，又可以提高军队素质。
范镇和欧阳修对募兵持反对的态度。范镇认为“寓兵于民则民稠，民稠则辟，田辟则赋役轻，赋役轻则民心固，与其离民之心以备契丹，契丹未至而民力先已匮，孰若固民之心以备契丹，契丹虽至而民力有余，国用有备……”即寓兵于民保证了经济，国家经济好百姓赋役就轻，这样民心就稳固。欧阳修认为“古之长大壮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长大壮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邪?……”过去健壮的人从事劳动，而今健壮的人都被招去当兵了，把老弱病残留下来从事农业生产，这不太不正常了吗?
苏轼对所行的募兵制并不是否定，而是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其弊皆起于分民而为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臣以为谓五十以上愿复而为民者，宜听。自令以往，民之愿为兵者，皆三十以下则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为兵，十年而复归……”他认为所募兵士自二十岁以上至于衰老四十年间，勇貌活力的仅二十年左右。现今是一募终身，那么就是说有一半的年岁是空食于官，最大的弊还在于老弱时仍上战场，虚了士兵数目不说，白白牺牲了生命。所以，苏轼建议五十岁以上，愿意离开军营的可以离开，再往后收年轻力壮的来当兵(三十以下)，十年为限。
综上所述，对募兵制，赞成者认为它可以保亲情、提高战斗力，不赞成者认为生产劳动受到了影响。对寓兵于民，赞成者认为它可以保证赋税，不赞成者则认为给百姓增加了负担。
一、军队裁汰
冗兵是北宋中期财政危机的主要原因之一，裁汰军队的重要不言而喻。事实上，裁军在北宋初即有，而且一直持续到南宋。但是，宋初裁军并不能简单地称作裁汰，而是整顿。“国朝初平伪国，合并所得兵别为军额，其愿归农者解其籍，或给以土田。”这些政策无疑有利于社会的安定和农业经济的发展。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诏殿前、侍卫二司各阅所掌兵，拣其骁勇升为上军，老弱怯懦置剩圆以处之。剩圆给宫符宫观园苑寺庙，卢廪之役。
太祖时，立剩圆就是精拣军队的一种方式。它的设立有以下几点利处：1、提高军士素质和战斗力。2、“仁赢卒”，减少老弱病残的无谓牺牲。3、“省冗长”，可以省军费。4、看作社会保障的一部分，算是国家出了一个最低保障。5、利于社会稳定。如果把一大群失去战斗力的军士全部推入社会，无疑会产生种种社会问题。
同样支持军队裁汰，士大夫也是各有各的想法。以庞籍和韩琦为例。庞籍议拣汰的主要原因就是经济，“天下患兵冗，币庾不能给”。韩琦则想的更多的是国家安全。
……西北屯边之兵，常若待敌之至……不于此时先虑而速救之，一旦边陲用兵，水旱相继，骇而图之不可及也…--若其数过多，复有尾大不掉之惠。京师之兵虽杂且少精……其数多，乃得强干弱枝之势也。
“仍请合开宝、至道、天禧、庆历中外兵马之数，服四夷也，天禧之兵，真宗所以守成备豫也。庆历之兵，乃西师后增置之数也。以祖宗所养之兵，视今擞之多少，则精冗易判，裁制无疑矣!”
边地屯兵过多担心尾大不掉，京师驻兵数多又担心强干弱枝。韩琦提出了参考前几代帝王的军队数来定今日军士数，这又是否合理呢?宋初的统一战争中，宋的军队总额虽不是太多却能所向披靡，而往后无论是太宗、真宗对契丹之战，还是仁宗对西夏之战，军队总量是逐渐增加可最终的结果又多是令人失望。盲目追求数量上相近是不明智的。“将从中御”是宋朝的祖宗之法，而后代子孙的才能又有谁能及太祖?
二、骄兵
一提到骄兵悍将，往往会让人想起唐末、五代，宋代多让人想到的是文臣执政。宋代的武将、士兵是否真的如众人想象的那样很伏砧呢?
开宝四年，祀南郊，礼毕行赏，上以御马直扈从郊祀，特命增给钱人五千。而川班内殿直不得如例，乃相率击登闻鼓，上诉陈乞。
这是在太祖时发生的一件事，尚可称为五代骄兵悍将之余绪。太祖的做法是“命斩妄诉者四十人，余悉配隶，许州骁捷军，都校皆决杖降职，遂废其班。”这一系列的动作，我们可以看作是在打击武人的嚣张气焰。可以想到宋代重文之风是前代武势猖獗、掌握政局闹的。
宋代的练兵又如何呢?“国初，诸庾分给诸营，营在国城西，多给粮于城东。若南北亦然。相距有四十里者，盖恐士卒习堕，使之负担之勤。”“今卫士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宋初军队中让士兵担粮的政策初衰是练兵，出发点是好的。它的执行情况又是如何呢?“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训练的目的达不到，军队松弛、骄惰。
……今厢、禁之军有司不敢役，必不得已而暂用之，则谓之借倩。……赏者所以酬劳也，今以大礼之故，不劳之赏，三年而一偏，所费八九十万。有司不敢缓月日之期，兵之得赏，不以无功知愧，乃称多量少，比好嫌恶，小不如意则持挺而呼，群聚欲击天子之命。
上面一段文字我们要从两个方面思考：一方面，如果实际果真如此，在北宋中期时，仍存在士兵有不如意则持挺而呼的情况。或可说明宋之兵士不是那么弱，还存有唐末、五代武人骄悍之道风，另一方面，它可以瓜兵士的生存状态并不是很好，时时受到压榨和被忽视的地位，在忍无可忽的情况下，他们靠反抗的方式去政变日益窘迫的生活。比如北宋中期的社会危机中就有士兵起义不断，真宗时益州王均、宜州陈进的起义，仁宗时沂州王论起义、保州禁军起义、贝州王则起义，另外，此语出自文臣，宋代一直是抑武崇文的，这句话就不能排除没有主观性、夸大性的嫌疑。
三、兵制
对募兵和寓兵于民的利弊，北宋士大夫们有不同的看法。
韩琦是赞成募兵制的。“昔者发百姓戍边者，无需岁，父子兄弟尝有生离死别之苦……后世即取强健无赖者，养以为兵，兵行虽民间税敛良后，而终身保骨肉相聚之乐，此岂小事?又其习练战阵，而豪勇可使，安得与农夫同日道也。”他认为发兵于百姓对父子、亲人很残忍，而募兵可以避免。募兵可以使兵士精于战阵，又可以提高军队素质。
范镇和欧阳修对募兵持反对的态度。范镇认为“寓兵于民则民稠，民稠则辟，田辟则赋役轻，赋役轻则民心固，与其离民之心以备契丹，契丹未至而民力先已匮，孰若固民之心以备契丹，契丹虽至而民力有余，国用有备……”即寓兵于民保证了经济，国家经济好百姓赋役就轻，这样民心就稳固。欧阳修认为“古之长大壮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长大壮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邪?……”过去健壮的人从事劳动，而今健壮的人都被招去当兵了，把老弱病残留下来从事农业生产，这不太不正常了吗?
苏轼对所行的募兵制并不是否定，而是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其弊皆起于分民而为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臣以为谓五十以上愿复而为民者，宜听。自令以往，民之愿为兵者，皆三十以下则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为兵，十年而复归……”他认为所募兵士自二十岁以上至于衰老四十年间，勇貌活力的仅二十年左右。现今是一募终身，那么就是说有一半的年岁是空食于官，最大的弊还在于老弱时仍上战场，虚了士兵数目不说，白白牺牲了生命。所以，苏轼建议五十岁以上，愿意离开军营的可以离开，再往后收年轻力壮的来当兵(三十以下)，十年为限。
综上所述，对募兵制，赞成者认为它可以保亲情、提高战斗力，不赞成者认为生产劳动受到了影响。对寓兵于民，赞成者认为它可以保证赋税，不赞成者则认为给百姓增加了负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