哥伦比亚大学的两位教授——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和布鲁斯格林沃尔德的新作《通往货币经济学的新范式》彰显了他们一贯的另辟蹊径、特立独行的研究方法。无疑，研究基础的改变和方法论的突破对于整个货币经济学王国是一个革命。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尔德所代表的货币经济学派的创新意义，即在于其对传统微观经济学体系的突破。这一突破把货币经济学置于银行信用关系的基础上，使得在传统意义上属于微观经济学的银行行为理论与在传统上属于宏观经济学的货币理论与政策通过金融市场渠道结合在一起。
　　1981年，斯蒂格利茨和魏斯（Weiss）发表的《不完备市场上的信用配给》是本书的基本理论基础。这篇文章提出了信用市场的不完备性问题、信息在信用合约中的重要性及其银行的最优选择。但是，作者对传统货币经济学的质疑至少可以再往前推10年。
　　早在1969年，斯蒂格利茨26岁之时，先后推出的三篇论文——《两部门经济中的异质性资本品配置》、《风险条件下的收入、财富和资本利得税效应》和《对莫迪利亚尼－米勒定理的审视》已经敏感地意识到产品的“非同质性”（heterogeneous）、风险和信息不对称对经典理论诸多假设前提的挑战。此后，作者的一系列文献都集中于信息不对称、风险和激励在金融体系中的角色问题。
　　贾菲和斯蒂格利茨于1990年合著了《信用配给》，作为第16章刊登于弗里德曼和哈恩主编的《货币经济学手册第二卷》，其中以专门章节阐述了信用配给在宏观经济学以及货币经济学中的重要性。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这篇文献中，作者归纳了自1919年以来霍特里（Hawtrey）的观点，明确提出了货币经济学的两大对立学派——货币（或货币主义）学派（money or monetarist school）和信用学派（credit school），认为两者的基本差别在于货币政策出发点的不同，前者以货币供应量为基础；后者以信用可得性（availability of credit）为基础；这一差别导致了两大学派在货币政策衡量、货币工具运用和货币政策职能定位上的根本区别。
　　事实胜于雄辩，思想历程的逐步成熟必须立足于实践检验。这是中外皆然的基本准则。如果说，自20世纪60－70年代以来贾菲、斯蒂格利茨和格林沃德等人的学术思想是建立在天才般的直觉基础上的话，那么本书一方面是对其30年学术思想的延续和拓展，另一方面则更注重实证依据和政策运用。在全部16章中，本书一半的篇幅讨论了基于信贷可得性的货币经济学所引申出的货币政策、监管政策含义，以及金融市场自由化、银行部门风险与重组等政策问题；并以美国经济周期和亚洲金融危机论证微观面因素对货币和商业周期的影响。而这些恰恰是货币学派的软肋。
　　更为有趣的是，作者专门研究了其“新范式”下的货币理论两大应用问题。
　　一是货币政策对区域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的含义。这启发我们认识到，当前中国所面临的货币政策能否考虑区域经济结构，以及货币稳定与金融稳定的关系等重大货币理论课题或许不仅是中国特有的难题，也是美国、欧元区等所有存在地区差异、存在信用方面的信息不对称现象的经济体所共同面对的问题。
　　二是货币理论与银行监管的关系。在此，作者提出了一个兼具思辩性和现实性的观点：反对过高估计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监管的作用。其基本观点是：由于资本充足率标准关注的只是信贷风险，而不是市场风险，则这一监管安排实际上对银行构成了负面激励：出于满足资本充足率标准需要，银行会减少贷款，增持长期政府债券，这导致信用可得性下降，贷款市场逆向选择的倾向加大，因而银行资产组合的风险上升。这一点对刚刚开始全面实行资本充足率要求的中国很有启示意义。
　　根据其基本观点，作者提出了银行监管的资产组合方法（portfolio approach to bank regulation），特别强调两点：一是承认任何银行监管理论必须以银行的行为模型（或理论）为基础；二是承认当局只能不完美地控制银行活动。本书的意义也许并不完全在于其观点的完备性与正确性，而在于其不懈的努力，这是一种把微观信贷市场与宏观货币运行相对接的努力，也是一种把货币政策、金融稳定和银行监管统一到一致性框架内以建立一般均衡的努力。这是作为经济学家的光荣与梦想，也是所有思想家的终极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