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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丈夫，她成了一个情网中的“幸运鸟”
３７岁的丁宇是上海闵行区人，他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杜樱比他小６岁，是丁宇的邻家小妹。那时候，丁宇总是像个大哥哥一样照顾着杜樱。１９９１年，丁宇毕业于某音乐学院钢琴系，到奥地利读完硕士和博士后，他和一个维也纳女孩有过短暂的婚姻，但终因文化背景和性格差异太大而分手。离婚后，丁宇移民美国匹兹堡，在大学教书，他发誓此后要找个中国女人做太太，最起码也要是华裔。
２００１年春节期间，丁宇回上海探亲，意外得知多年没有联系的杜樱也已经离婚，他们在咖啡馆小聚，都不由感叹世事变幻和情感沧桑。虽然杜樱那时快３０岁了，但依然美丽迷人。遥想起青涩年代的两小无猜，丁宇不由一阵心旌摇荡。３月，丁宇回美国后，总觉得心里少了点什么空落落的，后来接到杜樱打的一个问候电话，他才明白自己的心丢在了哪里，他在电话中深情地对杜樱说：“小杜子）他童年时对杜樱的昵称），来美国吧，我很需要你！”杜樱愣了愣，但很快就答应了。很多年来，丁宇一直是她心中的偶像。
２００１年６月，丁宇和杜樱在美国匹兹堡市登记结婚。结婚后，杜樱发觉想像和现实有不少差距，丁宇忙于钢琴教学和艺术创作，对自己关心甚少，更主要的是英语不怎么精通的她觉得自己很难融入到美国的主流生活中。但丁宇很早就进入西方社会，养成了独立自主的习惯，他希望杜樱也能拥有自己的生活和追求。两人渐渐地有了口角。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初，心情郁闷的杜樱借口母亲患结肠癌需要照顾，决定回上海小住一段时间。丁宇同意了，他认为两人分开一阵子可以更冷静地思考夫妻之间出现的一些矛盾。１２月下旬的一天，回到上海的杜樱去药店里帮母亲抓药时，看见一个外国男人正焦急地跟营业员比画着要配一味中药，因为他吐字不是很清楚，营业员怎么也听不明白。杜樱的英语虽然不是很好，但基本的会话还不是问题。她主动走过去，帮那个外国男人解决了问题。当那个外国男人抬起头，睁着一双蓝幽幽的眼睛微笑着感谢她时，杜樱怦然心动，因为她发现他是如此英俊，有点像歌星费翔。
以后，杜樱又在那家药店里邂逅了那个外国男人好几次，他们由此相识了。她得知他叫格莱特，比她还小１岁，在上海的一家美国矿产品公司做商务代表。他的腿有些风湿，正按照中医的处方抓药治疗。得知杜樱移民到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市，格莱特很高兴，他说自己也是宾州人，他笑着称杜樱是“故乡飞来的幸运鸟”。
格莱特幽默开朗、热情四溢，让杜樱体验到了一种从沉稳的丁宇身上找不到的新鲜感觉。有一次，一个关系非常好的姐妹找杜樱借７万块钱应急，杜樱当时身上没有那么多的现金，格莱特知道后，立即交给她一张１０万元的现金支票，连借条都没让她写一张，这让杜樱十分感动。看到杜樱喜欢收集古钱币，格莱特就特意从上海的一个收藏家朋友那里，花高价买了好几枚很有收藏价值的太平天国时期的钱币作为情人节礼物送给她，并幽默地祝她“钱途广阔”。
２００２年五一节期间，格莱特邀请杜樱去黄山旅游，杜樱欣然答应了。就在那次浪漫的旅行期间，两人跨越了朋友的界线。格莱特总会变着法儿讨杜樱开心，他雇用了一顶轿子，让一个轿夫跟着，自己和另一个轿夫抬着杜樱上山。他还将一把黄山连心锁扔下悬崖，搂着杜樱深情地说：“我们两个的心已经锁在一起了，永远都不会再分开！”杜樱陶醉在格莱特的柔情蜜意中笑靥如花，她开始憧憬着和这个充满生活情趣的美国男人厮守在一起。
为甩“包袱”，第三者诈称患了艾滋病
为了更好地和格莱特约会，杜樱索性以请英语家教为名将他带到家里，有时还留他过夜。有一天晚上，杜樱的母亲起来上卫生间，发现杜樱的房间里传来一阵暧昧的声音，她当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第二天早晨，杜母正告女儿，不要做出伤风败俗的事情，给杜家丢脸。但杜樱我行我素，没把母亲的劝告放在心上，依然和格莱特暗度陈仓。
２００２年７月，杜樱的探亲签证到期，必须返回美国匹兹堡市，临别时，她和格莱特依依不舍。回到丈夫身边后，杜樱整天心神不宁，总是怀念和格莱特在一起的激情时光。两个多月后，她又借口母亲病情加重，重新回到了上海。当丁宇通过电话得知岳母的身体并不像妻子所说的那样糟糕时，他很生气，他当即回到上海，劝杜樱跟他一起回去，或者将她母亲带到美国去治疗。但杜樱以不习惯美国的生活和两人性格不合为由拒绝了，两人为此大吵起来，最后丁宇只得独自黯然回到美国。
丁宇走后，杜樱对格莱特说，自己和丈夫没有共同语言，缘分已尽，她打算离婚后和他结婚。但格莱特劝她不要着急，说自己正处在事业开创阶段，在上海立足未稳，如果公司里的中方雇员知道他插足别人的婚姻，当了“第三者”，势必会在公司造成不良影响，他不能因为感情问题影响了日后的发展。他说等以后他回到美国后再跟杜樱商谈结婚的问题。单纯的杜樱相信了他的话，也就不再催促。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圣诞节前夕，在格莱特住的公寓里，杜樱无意中听到他在用暧昧的语气接听电话。杜樱悄悄地到另外一个房间拿起分机偷听，竟然发现他是在和一个美国女人通电话，里面还有小孩叫他“爸爸”。杜樱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原来格莱特已有家室。面对她的质问，格莱特恼羞成怒，他大骂她不该偷听自己的电话，侵犯他的隐私权，然后狡辩说，那个女人只是他的前妻，他圣诞节跟她通电话合情合理。但杜樱只是半信半疑。
有了这次“事故”，杜樱开始对格莱特疑心起来，经常查看他的通话记录和电子邮件，有时还暗暗盯梢他，看他是否跟别的女人有染。格莱特本来就是个花花公子，在美国已有妻子和三个孩子，他跟杜樱交往只是为了丰富独居上海的单调生活。当杜樱提出要跟他结婚时，他感到该是摆脱这个“麻烦”女人的时候了。现在看见杜樱竟然盯梢他，他立即找到机会，借口她干涉他的私人生活，提出了分手。杜樱哭着不肯答应，她说：“如果你觉得我限制了你的自由，我可以从此保证不再犯类似的错误，我背叛丈夫不顾一切地跟着你，是因为我爱你，我求你千万不要离开我，否则，我的心会死的！”
但格莱特下定了摆脱她“纠缠”的决心，看见杜樱执意不肯分手，而且经常主动去公司找他，搞得公司里议论纷纷，他于是托美国的朋友伪造了一份艾滋病检查报告书，上面有匹兹堡医学院的医生签名，证明格莱特“患”上了艾滋病。２００３年４月的一天，格莱特将这份报告书放在杜樱的面前，说自己在一次输血中不慎感染了艾滋病，叫她不要再找他了，否则容易传染上这种疾病。他想以此吓阻杜樱跟他来往，但他又保证说，他每次跟她做爱都戴了安全套，叫她不要担心。
格莱特的这份报告确实吓了杜樱一大跳，她好像被兜头泼了一瓢冷水，一直冷到心里。接着，她又在格莱特的公寓里发现了好几种抗艾滋病的药物，她确信无疑了。对死亡的强烈恐惧超越了她对婚外情的渴望，而且她不相信风流的格莱特是因为输血感染上艾滋病的，她坚信他是因为性生活不检点而感染上的，她对他的人格和品行顿时产生了深深的厌恶，她立即逃也似的离开了他。为了知道自己有没有被传染上艾滋病，杜樱赶紧到上海的一家医院去做了检查，医生说她的ＨＩＶ抗体呈阴性，没有被感染。
但杜樱总觉得医生看她的眼神怪怪的，她觉得医生是在骗她。于是，杜樱神经质地反复问医生：“你们没搞错吧？我跟一个艾滋病患者亲密接触了那么久，怎么可能没有被传染上？你不要骗我！”医生被她问得烦了，就生气地说了一句：“你说有就有吧！”
天啊！连医生都说我患上了艾滋病！杜樱简直觉得世界末日来临了，她踉踉跄跄地从医院回到家，坐在电脑前开始在网上搜索艾滋病的资料，一条条跟自己对比，结果她发现自己几乎符合所有的艾滋病的症状。她瘫软在椅子上，浑身冷汗直冒、瑟瑟发抖。现在杜樱对格莱特不要说爱了，完全是充满了深深的仇恨，她恨那个剥夺了她健康和快乐的美国花心男人，恨自己一时意乱情迷而走上不归路，她觉得在死亡面前，所谓的爱情是多么脆弱。
过了一周后，怀疑医生鉴定结果的杜樱又跑到上海另外一家医院去做了检查，但她的ＨＩＶ抗体仍然是呈阴性。接下来的几天，杜樱几乎跑遍了上海所有能做艾滋病检测的医院，她甚至到北京和杭州去做了检查，虽然每一份检查报告都清楚无误地写着ＨＩＶ抗体呈阴性，但她就是不肯相信，她以为是她母亲串通了医生来安慰她。回家后，她一个劲儿地缠着问母亲，要母亲把实情告诉她。母亲被她弄得忍无可忍，觉得杜樱有些精神不正常，于是打电话把丁宇从美国叫回。
忍辱含垢，钢琴博士助妻走出“恐艾”阴影
丁宇回到上海后，发现杜樱像变了个人似的，每天茶饭不思、憔悴不堪，体重日渐下降，常常面对着电脑屏幕上有关艾滋病的资料自言自语，而且坚决不肯跟他同房。有一天，杜樱突然搂着丁宇大哭：“我就要离开人世了，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你答应不要抛弃我不管好吗？我好后悔啊！”通过耐心地询问，丁宇这才明白妻子跟格莱特的暧昧关系和她恐惧的由来。听完后，一向宽厚沉稳的他暴怒得像头狮子，他觉得一个男人最耻辱的事情就是妻子给他戴“绿帽子”。可是冷静下来后，看到妻子愧疚的泪眼和惶恐不安的表情，他又不由得心疼起她来。他觉得杜樱像个做错了事的小孩子，正需要人来关爱她，帮助她走出迷途。
患上了“恐艾症”的杜樱每天寝食难安，经常失眠，即使睡着了，也常常被噩梦惊醒。丁宇带她到美国，找了一家非常权威的医院做了ＨＩＶ抗体检查，结果仍然是呈阴性。医生告诉丁宇，来做ＨＩＶ检测的人或多或少都患有“恐艾症”，只是他妻子的病更加严重，已经达到了精神分裂的程度。医生建议丁宇赶紧将杜樱送到精神病医院去做治疗。
看到昔日容光焕发、俏丽动人的妻子如今被“恐艾症”折磨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丁宇非常愤怒，他认为这都是那个不道德的“第三者”格莱特害的。他给格莱特所在矿产公司的美国总部和上海分部分别发了一个传真，详述了身“患”艾滋病的格莱特勾引有夫之妇、“传播”危险疾病的种种不道德行径，对格莱特表示了严厉的谴责。
收到传真后，那家美国矿产公司的负责人极为重视，立即着手展开了调查。结果，调查表明，格莱特并没有患艾滋病，他向杜樱出具的那份检测报告是伪造的。２００３年９月，格莱特因为给公司造成不良影响，被迫引咎辞职，灰溜溜地回到了宾夕法尼亚州的老家。
得知格莱特伪造艾滋病检测报告书后，丁宇更加义愤填膺，他认为妻子现在的精神病完全是格莱特不负责任的“诈病”行为所造成的。他回到上海，顶着别人异样的眼光，忍辱含垢，找格莱特曾在上海工作的同事以及杜樱一些关系密切的朋友，甚至是杜樱家的邻居收集证据，证明格莱特确实跟杜樱有暧昧关系，然后他又从杜樱在上海家中的电脑里调出了格莱特写给她的大量情书，以及一些声称自己患上艾滋病的电子邮件，连同那份伪造的艾滋病检测报告书一起递交给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法院，状告格莱特散布不实的危险信息，给当事人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索赔３５万美元的巨额医疗费和精神损害费。
格莱特起初极力抵赖，他没想到丁宇会不顾男人的脸面去收集各种证据，他认为仅有一纸报告书说明不了他和杜樱的密切关系，但在大量的证据面前，他傻眼了，只好承认事实。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初，因为考虑到当事人的隐私，匹兹堡法院对此案进行了调解，最后原、被告双方达成协议：格莱特赔偿杜樱２３．７５万美元的治疗费用。
帮妻子讨回公道后，丁宇四处打听治疗“恐艾症”这种心理疾病的方法。美国纽约的一个心理学博士建议丁宇采取音乐疗法来帮助妻子。丁宇在那位心理学博士的帮助下制订了一套以西方现代钢琴奏鸣曲和乡村风格的小提琴曲为主的治疗方案，每天放给杜樱听，有时他还亲自坐到钢琴前弹上几曲。
为了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丁宇索性辞职专门陪伴妻子。２００４年春节前夕，他们回到了上海。每天，他都不厌其烦地在家里为杜樱弹上几个小时的钢琴曲，对于自己不太擅长的小提琴和中国民族乐器，他则特意请了家教来演奏。渐渐地，杜樱的情绪稳定下来，不再歇斯底里，对死亡的恐惧感越来越小，脸上也开始有了浅浅的笑容。
２００４年３月初，丁宇带杜樱去看了一次有关艾滋病知识的图片展览。杜樱仔细地看着那些宣传资料，脸上不再写满惶恐不安的神情，偶尔还会认真地向讲解员询问几句。
走出展览大厅，琥珀色的阳光像一层釉彩镀满杜樱的全身，她看起来像个天使。丁宇凝视着依然美丽动人的妻子，如释重负，他知道在音乐和爱情的疗救下，她终于走出了“恐艾症”的阴影，可以坦然地面对身心的巨大创伤了，他们的生活必将再度美好起来！
３７岁的丁宇是上海闵行区人，他出身于高级知识分子家庭。杜樱比他小６岁，是丁宇的邻家小妹。那时候，丁宇总是像个大哥哥一样照顾着杜樱。１９９１年，丁宇毕业于某音乐学院钢琴系，到奥地利读完硕士和博士后，他和一个维也纳女孩有过短暂的婚姻，但终因文化背景和性格差异太大而分手。离婚后，丁宇移民美国匹兹堡，在大学教书，他发誓此后要找个中国女人做太太，最起码也要是华裔。
２００１年春节期间，丁宇回上海探亲，意外得知多年没有联系的杜樱也已经离婚，他们在咖啡馆小聚，都不由感叹世事变幻和情感沧桑。虽然杜樱那时快３０岁了，但依然美丽迷人。遥想起青涩年代的两小无猜，丁宇不由一阵心旌摇荡。３月，丁宇回美国后，总觉得心里少了点什么空落落的，后来接到杜樱打的一个问候电话，他才明白自己的心丢在了哪里，他在电话中深情地对杜樱说：“小杜子）他童年时对杜樱的昵称），来美国吧，我很需要你！”杜樱愣了愣，但很快就答应了。很多年来，丁宇一直是她心中的偶像。
２００１年６月，丁宇和杜樱在美国匹兹堡市登记结婚。结婚后，杜樱发觉想像和现实有不少差距，丁宇忙于钢琴教学和艺术创作，对自己关心甚少，更主要的是英语不怎么精通的她觉得自己很难融入到美国的主流生活中。但丁宇很早就进入西方社会，养成了独立自主的习惯，他希望杜樱也能拥有自己的生活和追求。两人渐渐地有了口角。
２００１年１２月初，心情郁闷的杜樱借口母亲患结肠癌需要照顾，决定回上海小住一段时间。丁宇同意了，他认为两人分开一阵子可以更冷静地思考夫妻之间出现的一些矛盾。１２月下旬的一天，回到上海的杜樱去药店里帮母亲抓药时，看见一个外国男人正焦急地跟营业员比画着要配一味中药，因为他吐字不是很清楚，营业员怎么也听不明白。杜樱的英语虽然不是很好，但基本的会话还不是问题。她主动走过去，帮那个外国男人解决了问题。当那个外国男人抬起头，睁着一双蓝幽幽的眼睛微笑着感谢她时，杜樱怦然心动，因为她发现他是如此英俊，有点像歌星费翔。
以后，杜樱又在那家药店里邂逅了那个外国男人好几次，他们由此相识了。她得知他叫格莱特，比她还小１岁，在上海的一家美国矿产品公司做商务代表。他的腿有些风湿，正按照中医的处方抓药治疗。得知杜樱移民到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市，格莱特很高兴，他说自己也是宾州人，他笑着称杜樱是“故乡飞来的幸运鸟”。
格莱特幽默开朗、热情四溢，让杜樱体验到了一种从沉稳的丁宇身上找不到的新鲜感觉。有一次，一个关系非常好的姐妹找杜樱借７万块钱应急，杜樱当时身上没有那么多的现金，格莱特知道后，立即交给她一张１０万元的现金支票，连借条都没让她写一张，这让杜樱十分感动。看到杜樱喜欢收集古钱币，格莱特就特意从上海的一个收藏家朋友那里，花高价买了好几枚很有收藏价值的太平天国时期的钱币作为情人节礼物送给她，并幽默地祝她“钱途广阔”。
２００２年五一节期间，格莱特邀请杜樱去黄山旅游，杜樱欣然答应了。就在那次浪漫的旅行期间，两人跨越了朋友的界线。格莱特总会变着法儿讨杜樱开心，他雇用了一顶轿子，让一个轿夫跟着，自己和另一个轿夫抬着杜樱上山。他还将一把黄山连心锁扔下悬崖，搂着杜樱深情地说：“我们两个的心已经锁在一起了，永远都不会再分开！”杜樱陶醉在格莱特的柔情蜜意中笑靥如花，她开始憧憬着和这个充满生活情趣的美国男人厮守在一起。
为甩“包袱”，第三者诈称患了艾滋病
为了更好地和格莱特约会，杜樱索性以请英语家教为名将他带到家里，有时还留他过夜。有一天晚上，杜樱的母亲起来上卫生间，发现杜樱的房间里传来一阵暧昧的声音，她当即明白了是怎么回事。第二天早晨，杜母正告女儿，不要做出伤风败俗的事情，给杜家丢脸。但杜樱我行我素，没把母亲的劝告放在心上，依然和格莱特暗度陈仓。
２００２年７月，杜樱的探亲签证到期，必须返回美国匹兹堡市，临别时，她和格莱特依依不舍。回到丈夫身边后，杜樱整天心神不宁，总是怀念和格莱特在一起的激情时光。两个多月后，她又借口母亲病情加重，重新回到了上海。当丁宇通过电话得知岳母的身体并不像妻子所说的那样糟糕时，他很生气，他当即回到上海，劝杜樱跟他一起回去，或者将她母亲带到美国去治疗。但杜樱以不习惯美国的生活和两人性格不合为由拒绝了，两人为此大吵起来，最后丁宇只得独自黯然回到美国。
丁宇走后，杜樱对格莱特说，自己和丈夫没有共同语言，缘分已尽，她打算离婚后和他结婚。但格莱特劝她不要着急，说自己正处在事业开创阶段，在上海立足未稳，如果公司里的中方雇员知道他插足别人的婚姻，当了“第三者”，势必会在公司造成不良影响，他不能因为感情问题影响了日后的发展。他说等以后他回到美国后再跟杜樱商谈结婚的问题。单纯的杜樱相信了他的话，也就不再催促。
２００２年１２月圣诞节前夕，在格莱特住的公寓里，杜樱无意中听到他在用暧昧的语气接听电话。杜樱悄悄地到另外一个房间拿起分机偷听，竟然发现他是在和一个美国女人通电话，里面还有小孩叫他“爸爸”。杜樱发现自己上当受骗了，原来格莱特已有家室。面对她的质问，格莱特恼羞成怒，他大骂她不该偷听自己的电话，侵犯他的隐私权，然后狡辩说，那个女人只是他的前妻，他圣诞节跟她通电话合情合理。但杜樱只是半信半疑。
有了这次“事故”，杜樱开始对格莱特疑心起来，经常查看他的通话记录和电子邮件，有时还暗暗盯梢他，看他是否跟别的女人有染。格莱特本来就是个花花公子，在美国已有妻子和三个孩子，他跟杜樱交往只是为了丰富独居上海的单调生活。当杜樱提出要跟他结婚时，他感到该是摆脱这个“麻烦”女人的时候了。现在看见杜樱竟然盯梢他，他立即找到机会，借口她干涉他的私人生活，提出了分手。杜樱哭着不肯答应，她说：“如果你觉得我限制了你的自由，我可以从此保证不再犯类似的错误，我背叛丈夫不顾一切地跟着你，是因为我爱你，我求你千万不要离开我，否则，我的心会死的！”
但格莱特下定了摆脱她“纠缠”的决心，看见杜樱执意不肯分手，而且经常主动去公司找他，搞得公司里议论纷纷，他于是托美国的朋友伪造了一份艾滋病检查报告书，上面有匹兹堡医学院的医生签名，证明格莱特“患”上了艾滋病。２００３年４月的一天，格莱特将这份报告书放在杜樱的面前，说自己在一次输血中不慎感染了艾滋病，叫她不要再找他了，否则容易传染上这种疾病。他想以此吓阻杜樱跟他来往，但他又保证说，他每次跟她做爱都戴了安全套，叫她不要担心。
格莱特的这份报告确实吓了杜樱一大跳，她好像被兜头泼了一瓢冷水，一直冷到心里。接着，她又在格莱特的公寓里发现了好几种抗艾滋病的药物，她确信无疑了。对死亡的强烈恐惧超越了她对婚外情的渴望，而且她不相信风流的格莱特是因为输血感染上艾滋病的，她坚信他是因为性生活不检点而感染上的，她对他的人格和品行顿时产生了深深的厌恶，她立即逃也似的离开了他。为了知道自己有没有被传染上艾滋病，杜樱赶紧到上海的一家医院去做了检查，医生说她的ＨＩＶ抗体呈阴性，没有被感染。
但杜樱总觉得医生看她的眼神怪怪的，她觉得医生是在骗她。于是，杜樱神经质地反复问医生：“你们没搞错吧？我跟一个艾滋病患者亲密接触了那么久，怎么可能没有被传染上？你不要骗我！”医生被她问得烦了，就生气地说了一句：“你说有就有吧！”
天啊！连医生都说我患上了艾滋病！杜樱简直觉得世界末日来临了，她踉踉跄跄地从医院回到家，坐在电脑前开始在网上搜索艾滋病的资料，一条条跟自己对比，结果她发现自己几乎符合所有的艾滋病的症状。她瘫软在椅子上，浑身冷汗直冒、瑟瑟发抖。现在杜樱对格莱特不要说爱了，完全是充满了深深的仇恨，她恨那个剥夺了她健康和快乐的美国花心男人，恨自己一时意乱情迷而走上不归路，她觉得在死亡面前，所谓的爱情是多么脆弱。
过了一周后，怀疑医生鉴定结果的杜樱又跑到上海另外一家医院去做了检查，但她的ＨＩＶ抗体仍然是呈阴性。接下来的几天，杜樱几乎跑遍了上海所有能做艾滋病检测的医院，她甚至到北京和杭州去做了检查，虽然每一份检查报告都清楚无误地写着ＨＩＶ抗体呈阴性，但她就是不肯相信，她以为是她母亲串通了医生来安慰她。回家后，她一个劲儿地缠着问母亲，要母亲把实情告诉她。母亲被她弄得忍无可忍，觉得杜樱有些精神不正常，于是打电话把丁宇从美国叫回。
忍辱含垢，钢琴博士助妻走出“恐艾”阴影
丁宇回到上海后，发现杜樱像变了个人似的，每天茶饭不思、憔悴不堪，体重日渐下降，常常面对着电脑屏幕上有关艾滋病的资料自言自语，而且坚决不肯跟他同房。有一天，杜樱突然搂着丁宇大哭：“我就要离开人世了，我做了对不起你的事情，你答应不要抛弃我不管好吗？我好后悔啊！”通过耐心地询问，丁宇这才明白妻子跟格莱特的暧昧关系和她恐惧的由来。听完后，一向宽厚沉稳的他暴怒得像头狮子，他觉得一个男人最耻辱的事情就是妻子给他戴“绿帽子”。可是冷静下来后，看到妻子愧疚的泪眼和惶恐不安的表情，他又不由得心疼起她来。他觉得杜樱像个做错了事的小孩子，正需要人来关爱她，帮助她走出迷途。
患上了“恐艾症”的杜樱每天寝食难安，经常失眠，即使睡着了，也常常被噩梦惊醒。丁宇带她到美国，找了一家非常权威的医院做了ＨＩＶ抗体检查，结果仍然是呈阴性。医生告诉丁宇，来做ＨＩＶ检测的人或多或少都患有“恐艾症”，只是他妻子的病更加严重，已经达到了精神分裂的程度。医生建议丁宇赶紧将杜樱送到精神病医院去做治疗。
看到昔日容光焕发、俏丽动人的妻子如今被“恐艾症”折磨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丁宇非常愤怒，他认为这都是那个不道德的“第三者”格莱特害的。他给格莱特所在矿产公司的美国总部和上海分部分别发了一个传真，详述了身“患”艾滋病的格莱特勾引有夫之妇、“传播”危险疾病的种种不道德行径，对格莱特表示了严厉的谴责。
收到传真后，那家美国矿产公司的负责人极为重视，立即着手展开了调查。结果，调查表明，格莱特并没有患艾滋病，他向杜樱出具的那份检测报告是伪造的。２００３年９月，格莱特因为给公司造成不良影响，被迫引咎辞职，灰溜溜地回到了宾夕法尼亚州的老家。
得知格莱特伪造艾滋病检测报告书后，丁宇更加义愤填膺，他认为妻子现在的精神病完全是格莱特不负责任的“诈病”行为所造成的。他回到上海，顶着别人异样的眼光，忍辱含垢，找格莱特曾在上海工作的同事以及杜樱一些关系密切的朋友，甚至是杜樱家的邻居收集证据，证明格莱特确实跟杜樱有暧昧关系，然后他又从杜樱在上海家中的电脑里调出了格莱特写给她的大量情书，以及一些声称自己患上艾滋病的电子邮件，连同那份伪造的艾滋病检测报告书一起递交给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法院，状告格莱特散布不实的危险信息，给当事人造成严重的精神损害，索赔３５万美元的巨额医疗费和精神损害费。
格莱特起初极力抵赖，他没想到丁宇会不顾男人的脸面去收集各种证据，他认为仅有一纸报告书说明不了他和杜樱的密切关系，但在大量的证据面前，他傻眼了，只好承认事实。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初，因为考虑到当事人的隐私，匹兹堡法院对此案进行了调解，最后原、被告双方达成协议：格莱特赔偿杜樱２３．７５万美元的治疗费用。
帮妻子讨回公道后，丁宇四处打听治疗“恐艾症”这种心理疾病的方法。美国纽约的一个心理学博士建议丁宇采取音乐疗法来帮助妻子。丁宇在那位心理学博士的帮助下制订了一套以西方现代钢琴奏鸣曲和乡村风格的小提琴曲为主的治疗方案，每天放给杜樱听，有时他还亲自坐到钢琴前弹上几曲。
为了达到最佳的治疗效果，丁宇索性辞职专门陪伴妻子。２００４年春节前夕，他们回到了上海。每天，他都不厌其烦地在家里为杜樱弹上几个小时的钢琴曲，对于自己不太擅长的小提琴和中国民族乐器，他则特意请了家教来演奏。渐渐地，杜樱的情绪稳定下来，不再歇斯底里，对死亡的恐惧感越来越小，脸上也开始有了浅浅的笑容。
２００４年３月初，丁宇带杜樱去看了一次有关艾滋病知识的图片展览。杜樱仔细地看着那些宣传资料，脸上不再写满惶恐不安的神情，偶尔还会认真地向讲解员询问几句。
走出展览大厅，琥珀色的阳光像一层釉彩镀满杜樱的全身，她看起来像个天使。丁宇凝视着依然美丽动人的妻子，如释重负，他知道在音乐和爱情的疗救下，她终于走出了“恐艾症”的阴影，可以坦然地面对身心的巨大创伤了，他们的生活必将再度美好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