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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汪曾祺创作根植于乡土，与民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从民俗视野解读其小说，挖掘高邮地区留存的中国乡土社会丰富多彩的民俗生活样本，领略博大精深的民俗文化，并从中窥探中国地域民俗心理与民众精神风貌。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 高邮地区 民俗生活 民俗心理
“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1]（P1）它根植于乡土社会，不仅与民间文学息息相关，与作家文学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立足于民俗视野，以作家汪曾祺为切入口，分析其小说创作中体现的高邮民俗生活与文化以及此中透露出的地域民俗心理与民众精神风貌。
一.汪曾祺与高邮
汪曾祺生于高邮旧式家庭，自幼受祖父与父亲两代读书人的耳濡目染；高邮是民风淳朴的文化之乡，里下河的风土给予他潜移默化的滋养。汪曾祺生活于斯至十九岁。抗战年月，他辗转至昆明；文革时期的下放经历，让他在张家口有了短暂的生活体验；新时期，他终在都城安定，于浓郁的京派氛围中度过人生后半段。生长于江南，学成于西南，定居于北京。动荡岁月，汪曾祺小说在流转的乡土与城市之间应运而生，贯穿其一生的创作都有所依托：写昆明，写张家口沙岭子、坝上沽源，写北京。然而，无论何时，作家执着地描述和言说的，是养育他成长的一方沃土，他一生都忠实地描绘至美至善的故乡高邮。“民间风俗对汪曾祺的影响十分深远，他19岁阔别家乡到西南联大读书，直到66岁才回家探亲，而他的绝大部分创作却都与故乡的风俗密切相关。《汪曾祺全集》共收入小说103篇，其中涉及民间风俗的有70余篇，而其代表性作品，则无一例外地与其童年故乡的风俗生活血肉相联。”[2]
高邮因秦王嬴政在此筑高台置邮亭而得名。历史上的高邮，地处交通要道，经济与文化都眷顾着这一方土地。近代以来的高邮，随着运河的落寞褪去昔日的光辉，然而沉淀日久的民俗生活却在水乡顽强地保存下来，并在汪曾祺的时代记忆里熠熠生辉。在高邮风土人文濡染下成长的汪曾祺熟悉这里，喜爱这里，抱着极大的兴趣审视这里，并且怀着毕生的热情记录这里。于是，在汪氏小说中，读者看到以民俗形式鲜活存在的高邮。
二.高邮的民俗生活与民俗文化
汪曾祺关注民间文艺，民俗生活贯穿汪氏小说的整体创作。作家虽也强调：“写风俗是为了写人，不能为了写风俗而写风俗。”[3]（P353）“但是他笔下的人是沉醉在风俗生活中并与之和谐相处的，而不是千方百计地要从风俗中‘挣扎’出来。”[4]即如曹文轩言，民俗成了作品中故事和人物外的另一个维度。这显示了汪笔下的民俗生活有其独立品格，其小说中的民俗表达也正是旧高邮生活方式的具象呈现。从日常生活到特殊节庆，从衣食住行到婚丧嫁娶，构成包罗万象的民俗风情画。下面以汪曾祺多篇叙写高邮往事的文章为例，品味其小说中展现的民俗生活与文化。
《受戒》中明子的家乡出和尚，他们没什么清规戒律，能杀猪吃肉，“跟在家人不同的，是多一道仪式，要给即将升天的猪念一道‘往生咒’。”[5]（P129）还可还俗娶亲，会唱曲调情，一样不耽误。《岁寒三友》中的陶虎臣，是身怀绝技的民间手艺人，做出的花炮、焰火堪称艺术品，尤受孩子的喜爱。节庆日放烟火炮仗是当地民俗生活的重要项目，然而随着蒋介石搞“新生活”，下禁令取缔炮仗，陶的绝技没了用武之地。炮仗的失落也预示着一种民俗生活形态的失落。《大淖记事》中，大淖中轮船公司的东西两边各有一丛住户人家，也各有乡风。西边住瓦屋，做小生意；东边住草房，做挑夫卖力气，“这里人家的婚嫁极少明媒正娶，花轿吹鼓手是挣不着他们的钱的。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他们在男女关系上是比较随便的。姑娘在家生私孩子；一个媳妇，在丈夫之外，再‘靠’一个，不是稀奇事。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情愿。有的姑娘、媳妇相与了一个男人，自然也跟他要钱买花戴，但是有的不但不要他们的钱，反而把钱给他花，叫做‘倒贴’。”[6]（P176）西边的锡匠们因十一子受冤而集体“顶香请愿”。“这是一个古老的风俗：民有沉冤，官不受理，被逼急了的百姓可以用香火把县大堂烧了，据说这不算犯法。”[7]（P186）《晚饭花·珠子灯》则写到，“这里的风俗，有钱人家的小姐出嫁的第二年，娘家要送灯。送灯的用意是祈求多子。”[8]（P255）送灯多在元宵，场面盛大，看客众多，作家津津乐道地叙写元宵期间这一热闹非凡的民俗街景。《鉴赏家》中，叶三提出儿子若有孝心，就给他打一口寿材。“这里有这样一种风俗，早早就把寿材准备下了，为的讨个吉利：添福添寿。”[9]（P294）《故里三陈·陈四》中，迎神赛会被重点介绍，在看“赛城隍”的节庆氛围之中，燃香烛，挂宫灯，放鞭炮，敲锣鼓，舞狮子，跑旱船，站高肩，踩高跷，跳判官……五花八门的民俗活动，民间玩艺汇聚于此，给民众展示了丰富的淮扬民间日常习俗与节庆仪式。陈四是瓦匠，本来兼踩高跷，后来兼卖花灯。元宵点灯也是高邮多彩民俗之一，陈四糊的荷花灯、绣球灯、兔子灯、蛤蟆灯很是精致，展现着高邮民间手艺人的风采。《故人往事·如意楼和得意楼》开篇写到：“扬州人早上皮包水（上茶馆），晚上水包皮（上澡堂）。扬八属（扬州所属八县）莫不如此……”[10]（P439）此风至今犹存，是包括高邮在内的扬州地区一道城市风景，并形成了该地独具特色的早茶文化与沐浴文化。《八千岁》中还记录了当地人，特别是干活人“吃晚茶”的習惯。
丰富多元的民俗活动，密集散落在汪氏小说中，不胜枚举。汪曾祺用文字叙写高邮民俗生活与文化的存在，兴盛与失落。首先，他是一个怀旧的记录者，怀着对故土的深爱，描述高邮风俗的点滴。随着社会发展，这些民俗活动或保留，或变迁，或消逝，而汪曾祺在小说中记录有关高邮民俗的时代记忆，本身就极具意义。其次，必须谈到一个无可回避的话题，即汪氏小说中的民俗可能不是原生态的民俗，而是经艺术家篡改的民俗。笔者在肯定作家忠实记录的同时必须承认这一点，如《故里三陈·陈四》中，“作者在迎神赛会的仪式框架里，通过欢乐气氛的营造，突显戏弄‘贾大老爷’、‘火烧向大人’等艺术建构，改写了原生态的迎神赛会仪式，平民与官员的关系翻转，神圣人物降格，打破了高贵与凡俗、精神与肉体等日常生活中各种等级界限，表达了平等、自由、和谐的现代精神追求。”[11]（P180）出于主题表达需要而为之，无可厚非。此外，汪曾祺在想象空间中表达了民俗存在样式的另一种可能。一方面，这是作家文学对民俗活动的合理改编；另一方面，谁也不能否认，这一篡改不会在某一时空给予后人启示。毕竟时代在变，大众的精神状态也在变，过往生活的记忆随着时间流逝，老一辈人逝去而不再，而小说创作一直真切地存在于此。追求自由，蔑视权威的现代人有可能根据作家的设想创造适应时代的新民俗。汪曾祺从高邮民俗生活中汲取营养写作风俗画小说，后代人于其小说中搜寻民俗记忆，在原有基础上创造属于当下的新民俗，这也是作家文学和民俗生活与文化相互助力之处。 三.民俗生活与文化中的民俗心理与民众精神风貌
民俗生活与文化在汪曾祺高邮小说中有关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的风土人情中体现出来，不仅停留在单纯的物质层面。“汪曾祺尤其重视民俗风情的描写，他认为在风俗自然中流露出一个民族的天性……”[12]作家自己也说：“风俗，不论是自然形成的，还是包含一定的人为成分，都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风俗中保留了一个民族的常绿的童心，并对这种童心加以圣化。风俗使一个民族永不衰老。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的组成部分”。[13]因此，民俗生活与文化的讲述，最终要上升到地域人的心理与精神风貌层面。
（一）婚恋观
首先从高邮民俗生活与文化中窥探当地人的婚恋观。高邮地处水乡，从其民俗生活与文化看来，水乡人生活自然灵动，带着悠游浪漫的气质。《大淖记事》中说到：“这里的颜色、声音、气味和街里不一样。这里的人也不一样。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14]（P170）在下文中读者确实看到了，轮船公司东头的人家质朴而野性。姑娘做了媳妇后野得没了边，小媳妇竟把老没正经的叔公的裤子脱下挂在树上。可想见大淖的妇女们自由乃至放荡的作风。地域的民俗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生活于斯的人，决定着其行为的面貌，无关乎道德、法律。汪曾祺1995年写高邮小说《薛大娘》，薛大娘喜欢吕先生，觉得他一年打十一个月光棍很可怜，就把自己给了他，不图什么，让他快活，自己也快活。作家最后写到：“薛大娘不爱穿鞋袜，除了下雪天，她都是赤脚穿草鞋，十个脚趾舒舒展展，无拘无束。她的脚总是洗得很干净。这是一双健康的，因而是很美的脚。薛大娘身心都很健康。她的性格没有被扭曲、被压抑。舒舒展展，无拘无束。这是一个彻底解放的，自由的人。”[15]在世俗眼光看来如此离经叛道之事，却又让人无法批判，若谈对人性的终极关怀，读者确乎看到真正的人道主义的存在。人的心理是放松的，这种人性的尊重及天性的释放，不论在大众试图冲破藩篱却始终迈不过一道坎的八十年代，作家写作的九十年代，甚至当今社会，都极为可贵。这是高邮水乡清贫却不失惬意的生活中滋生出的本真的浪漫主义情感，它在高邮特有的民俗生活与文化中自然生发，潜藏在那一方沃土之上的人们心中，孕育着爱情可贵，自由至上的地域精神。
除了浪漫奔放，人们也会走向截然不同的一面。《晚饭花·珠子灯》中，大家闺秀孙淑芸嫁给进步青年王常生，后者英年早逝，死前留话给太太：“不要守节。”孙淑芸虽是个才女，虽放了脚，能背全本《西厢记》，也经常看丈夫从南京带回的思想先进的书……可仍然守了寡，一躺就是十年，天上风筝的响声和远处斑鸠的鸣叫都没能让她站起来，最终抑郁而亡。“‘好女不嫁二男’的民间俗信窒息了‘改嫁’的愿望，封建思想观念造成了一个无声的悲剧。根深蒂固的民间俗信与‘改嫁’愿望构成了孙小姐内心的纠结……”[16]（P177）此观念造成传统女性摆脱不掉的宿命悲剧，这是高邮传统保守的民俗生活与文化积淀下形成的民俗心理的强大所在，最终腐蚀了一代一代人的精神，引发了悲剧。
薛大娘和孙小姐，同时出现在汪氏小说中，同时生活于高邮故土，都是真实而鲜活的存在，这并不矛盾，都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民俗生活与文化本就因时因地发生巨变，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民俗心理与地域精神也往往复杂与多变。
（二）生死观
除了婚恋观，可从高邮民俗生活与文化中窥见的民俗心理与精神风貌非常多样化。比如人们对生死的看法。《鉴赏家》中，高邮风俗是，人到了一定年纪，即使身体健康，也会要求早添寿材。不仅像文中所言要讨个吉利，也反映出人们看淡生死的心态，他们认为死亡是一件终将到来的事情，无需隐晦，坦然面对即可。当然，高邮人绝非对生缺乏热情，相反，他们不仅珍视生命，而且活得漂亮。且看《晚饭花·珠子灯》中，嫁女的第二年娘家送灯求子，正体现出民众对生的向往。人们不仅爱生，更爱生活。《岁寒三友》中陶虎臣擅制各式精美的炮仗和焰火，为生存的同时又满足生活的乐趣。《故里三陈·陈四》中，迎神赛会上舞狮子，跑旱船，站高肩，跳判官……五花八门的民俗活动，总引得万人空巷。就连受戒的出家人也从来无视清规戒律，杀猪吃肉，唱曲逗乐，还俗娶亲。早茶与沐浴之风更体现水乡人的心境，此淡然之风在扬州尚存，说明这里长久保留一种知足常乐，乐得悠闲的地域性格。
由此可看出，高邮人乐生安死，当生命终结之日来临，不沮丧，够坦荡。但他们对生命绝不懈怠，对生活也不消极，活于世上，操心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同时也追求点琴棋书画诗酒茶，不是附庸风雅，只是享受生命。
四.结语
从汪曾祺小说中反映的高邮民俗生活与文化及透露出的民俗心理与民众精神风貌丰富而蕴藉，笔者在此不再一一例举。作为“人民大众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17]（P4），民俗不仅从传统走来，而且和现世生活息息相关，是最接地气的生活，最亲近民众的文化。汪曾祺小说记录高邮民俗，不论生活历经多少沧桑巨变，旧日记忆终究以文字的形式永恒，这一笔珍贵的遗产保留下来，后人于此中找寻逝去的文化与文明，解锁地域民众乃至华夏子孙灵魂深处遗存的精神密码，这本身就独具价值，这是民俗与小说家存在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恒久意义。
参考文献
[1]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1-4.
[2]刘明.民间审美的衍生及其现代主义选择——汪曾祺1940年代的小说创作[J].中国比较文学，2013，（2）：41.
[3]汪曾祺.谈谈风俗画.汪曾祺全集（第3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348-355.
[4]王菲.论汪曾祺小说的民间情结[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4）：144.
[5]汪曾祺.汪曾祺小说自选集[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129-439.
[6]汪曾祺.汪曾祺小說自选集[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129-439.
[7]汪曾祺.汪曾祺小说自选集[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129-439.
[8]汪曾祺.汪曾祺小说自选集[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129-439.
[9]汪曾祺.汪曾祺小说自选集[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129-439.
[10]汪曾祺.汪曾祺小说自选集[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129-439.
[11]杨学民.里下河作家群小说的民俗建构机制和途径[J].文艺争鸣，（3）：177-180.
[12]吕汉东.俗、雅两种不同韵味——赵树理与汪曾祺作品审美特色[J].海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3）：83.
[13]汪曾祺.谈谈风俗画.汪曾祺全集（第3卷）[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348-355.
[14]汪曾祺.汪曾祺小说自选集[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4，129-439.
[15]汪曾祺.汪曾祺小说全编·下（全3册）[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4，971.
[16]杨学民.里下河作家群小说的民俗建构机制和途径[J].文艺争鸣，（3）：177-180.
[17]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1-4.
（作者介绍：朱毓瑶，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民间文学专业2016级硕士研究生）
关键词：汪曾祺小说 高邮地区 民俗生活 民俗心理
“民俗，即民间风俗，指一个国家或民族中广大民众所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1]（P1）它根植于乡土社会，不仅与民间文学息息相关，与作家文学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本文立足于民俗视野，以作家汪曾祺为切入口，分析其小说创作中体现的高邮民俗生活与文化以及此中透露出的地域民俗心理与民众精神风貌。
一.汪曾祺与高邮
汪曾祺生于高邮旧式家庭，自幼受祖父与父亲两代读书人的耳濡目染；高邮是民风淳朴的文化之乡，里下河的风土给予他潜移默化的滋养。汪曾祺生活于斯至十九岁。抗战年月，他辗转至昆明；文革时期的下放经历，让他在张家口有了短暂的生活体验；新时期，他终在都城安定，于浓郁的京派氛围中度过人生后半段。生长于江南，学成于西南，定居于北京。动荡岁月，汪曾祺小说在流转的乡土与城市之间应运而生，贯穿其一生的创作都有所依托：写昆明，写张家口沙岭子、坝上沽源，写北京。然而，无论何时，作家执着地描述和言说的，是养育他成长的一方沃土，他一生都忠实地描绘至美至善的故乡高邮。“民间风俗对汪曾祺的影响十分深远，他19岁阔别家乡到西南联大读书，直到66岁才回家探亲，而他的绝大部分创作却都与故乡的风俗密切相关。《汪曾祺全集》共收入小说103篇，其中涉及民间风俗的有70余篇，而其代表性作品，则无一例外地与其童年故乡的风俗生活血肉相联。”[2]
高邮因秦王嬴政在此筑高台置邮亭而得名。历史上的高邮，地处交通要道，经济与文化都眷顾着这一方土地。近代以来的高邮，随着运河的落寞褪去昔日的光辉，然而沉淀日久的民俗生活却在水乡顽强地保存下来，并在汪曾祺的时代记忆里熠熠生辉。在高邮风土人文濡染下成长的汪曾祺熟悉这里，喜爱这里，抱着极大的兴趣审视这里，并且怀着毕生的热情记录这里。于是，在汪氏小说中，读者看到以民俗形式鲜活存在的高邮。
二.高邮的民俗生活与民俗文化
汪曾祺关注民间文艺，民俗生活贯穿汪氏小说的整体创作。作家虽也强调：“写风俗是为了写人，不能为了写风俗而写风俗。”[3]（P353）“但是他笔下的人是沉醉在风俗生活中并与之和谐相处的，而不是千方百计地要从风俗中‘挣扎’出来。”[4]即如曹文轩言，民俗成了作品中故事和人物外的另一个维度。这显示了汪笔下的民俗生活有其独立品格，其小说中的民俗表达也正是旧高邮生活方式的具象呈现。从日常生活到特殊节庆，从衣食住行到婚丧嫁娶，构成包罗万象的民俗风情画。下面以汪曾祺多篇叙写高邮往事的文章为例，品味其小说中展现的民俗生活与文化。
《受戒》中明子的家乡出和尚，他们没什么清规戒律，能杀猪吃肉，“跟在家人不同的，是多一道仪式，要给即将升天的猪念一道‘往生咒’。”[5]（P129）还可还俗娶亲，会唱曲调情，一样不耽误。《岁寒三友》中的陶虎臣，是身怀绝技的民间手艺人，做出的花炮、焰火堪称艺术品，尤受孩子的喜爱。节庆日放烟火炮仗是当地民俗生活的重要项目，然而随着蒋介石搞“新生活”，下禁令取缔炮仗，陶的绝技没了用武之地。炮仗的失落也预示着一种民俗生活形态的失落。《大淖记事》中，大淖中轮船公司的东西两边各有一丛住户人家，也各有乡风。西边住瓦屋，做小生意；东边住草房，做挑夫卖力气，“这里人家的婚嫁极少明媒正娶，花轿吹鼓手是挣不着他们的钱的。媳妇，多是自己跑来的；姑娘，一般是自己找人。他们在男女关系上是比较随便的。姑娘在家生私孩子；一个媳妇，在丈夫之外，再‘靠’一个，不是稀奇事。这里的女人和男人好，还是恼，只有一个标准：情愿。有的姑娘、媳妇相与了一个男人，自然也跟他要钱买花戴，但是有的不但不要他们的钱，反而把钱给他花，叫做‘倒贴’。”[6]（P176）西边的锡匠们因十一子受冤而集体“顶香请愿”。“这是一个古老的风俗：民有沉冤，官不受理，被逼急了的百姓可以用香火把县大堂烧了，据说这不算犯法。”[7]（P186）《晚饭花·珠子灯》则写到，“这里的风俗，有钱人家的小姐出嫁的第二年，娘家要送灯。送灯的用意是祈求多子。”[8]（P255）送灯多在元宵，场面盛大，看客众多，作家津津乐道地叙写元宵期间这一热闹非凡的民俗街景。《鉴赏家》中，叶三提出儿子若有孝心，就给他打一口寿材。“这里有这样一种风俗，早早就把寿材准备下了，为的讨个吉利：添福添寿。”[9]（P294）《故里三陈·陈四》中，迎神赛会被重点介绍，在看“赛城隍”的节庆氛围之中，燃香烛，挂宫灯，放鞭炮，敲锣鼓，舞狮子，跑旱船，站高肩，踩高跷，跳判官……五花八门的民俗活动，民间玩艺汇聚于此，给民众展示了丰富的淮扬民间日常习俗与节庆仪式。陈四是瓦匠，本来兼踩高跷，后来兼卖花灯。元宵点灯也是高邮多彩民俗之一，陈四糊的荷花灯、绣球灯、兔子灯、蛤蟆灯很是精致，展现着高邮民间手艺人的风采。《故人往事·如意楼和得意楼》开篇写到：“扬州人早上皮包水（上茶馆），晚上水包皮（上澡堂）。扬八属（扬州所属八县）莫不如此……”[10]（P439）此风至今犹存，是包括高邮在内的扬州地区一道城市风景，并形成了该地独具特色的早茶文化与沐浴文化。《八千岁》中还记录了当地人，特别是干活人“吃晚茶”的習惯。
丰富多元的民俗活动，密集散落在汪氏小说中，不胜枚举。汪曾祺用文字叙写高邮民俗生活与文化的存在，兴盛与失落。首先，他是一个怀旧的记录者，怀着对故土的深爱，描述高邮风俗的点滴。随着社会发展，这些民俗活动或保留，或变迁，或消逝，而汪曾祺在小说中记录有关高邮民俗的时代记忆，本身就极具意义。其次，必须谈到一个无可回避的话题，即汪氏小说中的民俗可能不是原生态的民俗，而是经艺术家篡改的民俗。笔者在肯定作家忠实记录的同时必须承认这一点，如《故里三陈·陈四》中，“作者在迎神赛会的仪式框架里，通过欢乐气氛的营造，突显戏弄‘贾大老爷’、‘火烧向大人’等艺术建构，改写了原生态的迎神赛会仪式，平民与官员的关系翻转，神圣人物降格，打破了高贵与凡俗、精神与肉体等日常生活中各种等级界限，表达了平等、自由、和谐的现代精神追求。”[11]（P180）出于主题表达需要而为之，无可厚非。此外，汪曾祺在想象空间中表达了民俗存在样式的另一种可能。一方面，这是作家文学对民俗活动的合理改编；另一方面，谁也不能否认，这一篡改不会在某一时空给予后人启示。毕竟时代在变，大众的精神状态也在变，过往生活的记忆随着时间流逝，老一辈人逝去而不再，而小说创作一直真切地存在于此。追求自由，蔑视权威的现代人有可能根据作家的设想创造适应时代的新民俗。汪曾祺从高邮民俗生活中汲取营养写作风俗画小说，后代人于其小说中搜寻民俗记忆，在原有基础上创造属于当下的新民俗，这也是作家文学和民俗生活与文化相互助力之处。 三.民俗生活与文化中的民俗心理与民众精神风貌
民俗生活与文化在汪曾祺高邮小说中有关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的风土人情中体现出来，不仅停留在单纯的物质层面。“汪曾祺尤其重视民俗风情的描写，他认为在风俗自然中流露出一个民族的天性……”[12]作家自己也说：“风俗，不论是自然形成的，还是包含一定的人为成分，都反映了一个民族对生活的挚爱……风俗中保留了一个民族的常绿的童心，并对这种童心加以圣化。风俗使一个民族永不衰老。风俗是民族感情的重要的组成部分”。[13]因此，民俗生活与文化的讲述，最终要上升到地域人的心理与精神风貌层面。
（一）婚恋观
首先从高邮民俗生活与文化中窥探当地人的婚恋观。高邮地处水乡，从其民俗生活与文化看来，水乡人生活自然灵动，带着悠游浪漫的气质。《大淖记事》中说到：“这里的颜色、声音、气味和街里不一样。这里的人也不一样。他们的生活，他们的风俗，他们的是非标准、伦理道德观念和街里的穿长衣念过‘子曰’的人完全不同。”[14]（P170）在下文中读者确实看到了，轮船公司东头的人家质朴而野性。姑娘做了媳妇后野得没了边，小媳妇竟把老没正经的叔公的裤子脱下挂在树上。可想见大淖的妇女们自由乃至放荡的作风。地域的民俗潜移默化地影响着生活于斯的人，决定着其行为的面貌，无关乎道德、法律。汪曾祺1995年写高邮小说《薛大娘》，薛大娘喜欢吕先生，觉得他一年打十一个月光棍很可怜，就把自己给了他，不图什么，让他快活，自己也快活。作家最后写到：“薛大娘不爱穿鞋袜，除了下雪天，她都是赤脚穿草鞋，十个脚趾舒舒展展，无拘无束。她的脚总是洗得很干净。这是一双健康的，因而是很美的脚。薛大娘身心都很健康。她的性格没有被扭曲、被压抑。舒舒展展，无拘无束。这是一个彻底解放的，自由的人。”[15]在世俗眼光看来如此离经叛道之事，却又让人无法批判，若谈对人性的终极关怀，读者确乎看到真正的人道主义的存在。人的心理是放松的，这种人性的尊重及天性的释放，不论在大众试图冲破藩篱却始终迈不过一道坎的八十年代，作家写作的九十年代，甚至当今社会，都极为可贵。这是高邮水乡清贫却不失惬意的生活中滋生出的本真的浪漫主义情感，它在高邮特有的民俗生活与文化中自然生发，潜藏在那一方沃土之上的人们心中，孕育着爱情可贵，自由至上的地域精神。
除了浪漫奔放，人们也会走向截然不同的一面。《晚饭花·珠子灯》中，大家闺秀孙淑芸嫁给进步青年王常生，后者英年早逝，死前留话给太太：“不要守节。”孙淑芸虽是个才女，虽放了脚，能背全本《西厢记》，也经常看丈夫从南京带回的思想先进的书……可仍然守了寡，一躺就是十年，天上风筝的响声和远处斑鸠的鸣叫都没能让她站起来，最终抑郁而亡。“‘好女不嫁二男’的民间俗信窒息了‘改嫁’的愿望，封建思想观念造成了一个无声的悲剧。根深蒂固的民间俗信与‘改嫁’愿望构成了孙小姐内心的纠结……”[16]（P177）此观念造成传统女性摆脱不掉的宿命悲剧，这是高邮传统保守的民俗生活与文化积淀下形成的民俗心理的强大所在，最终腐蚀了一代一代人的精神，引发了悲剧。
薛大娘和孙小姐，同时出现在汪氏小说中，同时生活于高邮故土，都是真实而鲜活的存在，这并不矛盾，都说“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民俗生活与文化本就因时因地发生巨变，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民俗心理与地域精神也往往复杂与多变。
（二）生死观
除了婚恋观，可从高邮民俗生活与文化中窥见的民俗心理与精神风貌非常多样化。比如人们对生死的看法。《鉴赏家》中，高邮风俗是，人到了一定年纪，即使身体健康，也会要求早添寿材。不仅像文中所言要讨个吉利，也反映出人们看淡生死的心态，他们认为死亡是一件终将到来的事情，无需隐晦，坦然面对即可。当然，高邮人绝非对生缺乏热情，相反，他们不仅珍视生命，而且活得漂亮。且看《晚饭花·珠子灯》中，嫁女的第二年娘家送灯求子，正体现出民众对生的向往。人们不仅爱生，更爱生活。《岁寒三友》中陶虎臣擅制各式精美的炮仗和焰火，为生存的同时又满足生活的乐趣。《故里三陈·陈四》中，迎神赛会上舞狮子，跑旱船，站高肩，跳判官……五花八门的民俗活动，总引得万人空巷。就连受戒的出家人也从来无视清规戒律，杀猪吃肉，唱曲逗乐，还俗娶亲。早茶与沐浴之风更体现水乡人的心境，此淡然之风在扬州尚存，说明这里长久保留一种知足常乐，乐得悠闲的地域性格。
由此可看出，高邮人乐生安死，当生命终结之日来临，不沮丧，够坦荡。但他们对生命绝不懈怠，对生活也不消极，活于世上，操心柴米油盐酱醋茶的同时也追求点琴棋书画诗酒茶，不是附庸风雅，只是享受生命。
四.结语
从汪曾祺小说中反映的高邮民俗生活与文化及透露出的民俗心理与民众精神风貌丰富而蕴藉，笔者在此不再一一例举。作为“人民大众创造、享用和传承的生活文化”[17]（P4），民俗不仅从传统走来，而且和现世生活息息相关，是最接地气的生活，最亲近民众的文化。汪曾祺小说记录高邮民俗，不论生活历经多少沧桑巨变，旧日记忆终究以文字的形式永恒，这一笔珍贵的遗产保留下来，后人于此中找寻逝去的文化与文明，解锁地域民众乃至华夏子孙灵魂深处遗存的精神密码，这本身就独具价值，这是民俗与小说家存在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恒久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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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钟敬文主编.民俗学概论[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1-4.
（作者介绍：朱毓瑶，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中国民间文学专业2016级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