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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界名宿张友鸾，早在上世纪20年代即蜚声报坛，先后曾在《世界日报》、《民生报》、《新民报》、上海《立报》的创始期任总编辑或经理。他与章回小说大家张恨水、副刊圣手张慧剑并称“新闻界三张”，被誉为“新闻奇才”、“办报全才”。
1936年张友鸾与张恨水合作创办《南京人报》（以下称“人报”）因抗战停刊。抗战胜利后，由张友鸾独自营办，于1946年4月在南京复刊。当时正是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血腥年代。
复刊后的“人报”社址在南京太平路136号。其实，张友鸾是穷报人穷办报，这里实际上是他胞弟张友鹤自办的《南京晚报》社址，张友鸾不仅借此树一块“人报”招牌，就连营业间、编辑部、排字房、印刷间、制版房等一整套用居设备都属借（租）用。又另租文昌里4号一幢三层西式楼房作总管理处，虽是三层楼房，但仅有二楼办公。一楼为报社单身汉宿舍兼饭厅，我当时也住这里；三楼则是张友鸾全家三代九口蜗居的住宅。“人报”虽穷，但办得有声有色。
一、神秘夫妇
1947年，曾经一度见三楼住宅常设麻将牌局，一对男女抱个小孩常到三楼打牌，男的西装革履，不落俗套，但善气迎人，诚恳热情；女的穿着并不时髦，家庭妇女模样，但仪态万方，不失大家闺秀气质。两人都和蔼可亲，眉宇间的笑意闪出神秘的魅力。原来他们是一对夫妇，小孩是他们的千金，名叫容容。后来知道女的叫张友鸠，男的叫李家桢，不是外人，是张友鸾的妹妹、妹夫。又后来的后来才知道这对夫妇皆是中共地下党员，是党组织派他俩以亲属关系掩护，来与张友鸾联系的。
之所以派他俩来联系，因为国民党千方百计破坏与中共代表团的和谈，张友鸾目蒿时艰，办报坚持新闻业道义，敢立真言，不遗余力、旗帜鲜明地呼吁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他不顾当局责令“刊登中央社消息”的威胁，如实报道中共代表团消息，斗胆刊登“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启事（当时仅“人报”、新民报两家刊登）。又因为如实报道特务殴打“上海和平请愿代表团”马叙伦等人的“下关事件”，从而引发与反共老手龚德柏及其《救国日报》的一场笔战；还大力支持“五·二○”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学生运动等等。“人报”这些经历风险的进步表现，在民间（读者）影响很大，口碑哗然而立，故受到中共代表团的关注和周恩来的关怀，也由此受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政治压力和迫害。
二、会见“张先生”
到1947年底，“人报”由于政治上的压力和经济上的穷困，存亡危在旦夕，张友鸾忧心如煎。李家桢了然于心。这天，他约张友鸾到某某酒家一个包间去面见一人，只见此人怀里夹个皮包，商贾模样。李家桢对张友鸾耳语：“此人是中共长江局上海地下党同志。”张友鸾一愣，李家桢紧接着正式介绍（但未说真实姓名，改称“张先生”）道：“‘张先生’对大哥和‘人报’情况很了解，也很信任。”
原来这是中共长江局上海地下党组织特派地下党员唐守愚通过李家桢来和张友鸾见面。这是党对他和“人报”处于困境的关怀和支援，所以“张先生”与张友鸾寒暄之后，就直说正题：“不要被经济困难吓倒。”说着从皮包里取出一张数字可观的支票，递给张友鸾。张友鸾明白这是党伸向他的援手，浑身滚动一股热浪，说道：“地下党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我不该增加党的负担。”
“张先生”安慰说：“今后如有问题，还会帮助解决。”接着鼓励说：“希望一定要把这张报纸办下去。”张友鸾异常感动地说：“我接受这次接济，心下已极是不安，今后必当自行克服困难。”
话题转到如何把报纸办下去，报纸的态度如何？“张先生”说：“只要每天能拆国民党政府的‘墙脚’，促进它的崩溃而又不致使报纸遭到存亡的威胁，就应该这样办下去。”
最后，出乎张友鸾意料之外，“张先生”问他：“你能不能到上海办一份和《南京人报》一样的报纸？”张友鸾眼睛一亮，一提办报，他兴奋不已。他曾在14家报纸工作，经他设计创办不同样式的报纸多种，各具迷人特色。办报，是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兴趣忒浓，甚至有瘾，何况这是党的任务！他当即回答：“我愿接受这样的任务。”
这天，张友鸾心中漾满欢乐。
回家之后，他偷偷（也“在地下”）作了在上海办报的简单计划，除李家桢外谁也不知。
三、上海办报
转眼即1948年，李家桢转移到上海，四五月间，张友鸾带着办报计划去上海李家桢家，一眼就见他家门前已摆着准备出报的印刷机，大喜。他也抓紧筹备。经打听获悉国民党当局当时发布了一项新规定：凡是申请登记出版新报，一律不批准。
好事多磨，再打听，竟冒出一个人来，此人正是上海新闻处处长朱虚白。朱在1925年曾是《世界日报》副刊特约撰稿人，1928年又当过《民生报》记者，张友鸾曾是两报总编，早已认识，一阵惊喜，决定敲他的“后门”。见到朱虚白，多年不见，接待热情。一番寒暄之后，张友鸾开门见山，提出在上海申请办报的事，朱虚白很有把握地满口答应，但却提出“你我合办”的条件。张友鸾一听“合办”，不无疑虑，遂又相机应付：“登记要紧，先把登记办好，再谈合作的具体问题。”朱虚白一想说：“此话在理。”又满口答应了。
几天后，张友鸾再见朱虚白，不料事情变卦。朱虚白说：“已向吴国桢市长请示，不行。以后再说吧。”办报之事，就此夭折，也不知其中内情。张友鸾只得如实向上海党组织回复。不久，李家桢夫妇也回到南京。
四、拆“墙脚”
上海办报未成，张友鸾深深歉疚，也无从修补这已碎的梦，他便更积极地领导“人报”更巧妙地按党的需要和斗争策略宣传报道。
1948年上半年，国民党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洋相百出，丑闻不断。有代表营私舞弊，控诉绝食、上吊投江、抬棺示威，会场上上演争座、抢领“公费”等闹剧，弄得满城风雨，乌烟瘴气。张友鸾指挥“人报”抓住这些层出不穷的劣行丑迹，派记者直接采访，按党的指示尽量揭露，刊载内幕，推动“狗咬狗”把戏，拆国民党政府“墙脚”，促进它的崩溃灭亡。所有新闻、花絮、特写、通讯，皆冠以“本报”字样刊出。又以咏事诗、杂文、短评在副刊版面冷嘲热讽。若遇有大事，也必向“张先生”请示。
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时，《华北日报》社长张明炜介绍黄雪村给张友鸾送来李宗仁的一笔款子，意在图“人报”为李宗仁竞选宣传。张友鸾立即请示上海的“张先生”。“张先生”说：“只要能引起反动派内讧，用他们的钱促使他们的崩溃灭亡，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于是“人报”便以副总统竞选为重点，哄抬渲染，推波助澜，扩大矛盾，促使他们火拼。
1948年这一年，党的支援拨亮了“人报”这盏将要在黑暗中熄灭的“油灯”，维持了生存。也是这一年11月15日，李家桢、张友鸠夫妇于南京大逮捕血腥之夜被捕。后经营救出狱，李家桢住鼓楼医院治疗，张友鸾常带我陪同去病房探视，不久又秘密出院，隐居于白下路354号，我又受命陪同李家桢居住，直到解放前夕，李家桢奉命秘密转移到上海。他原是画家，解放后任浙江美术学院党委书记。
“人报”于1949年2月，被国民党反动当局砸封。解放后于1949年7月7日奉命复刊，1952年奉命休刊。
张友鸾先生是我的恩师，今年恰逢他诞辰110周年，我撰写这段纪念文字，以表对他的无限怀念之情。
（作者为原《南京人报》记者）
责任编辑 沈飞德 章 洁
1936年张友鸾与张恨水合作创办《南京人报》（以下称“人报”）因抗战停刊。抗战胜利后，由张友鸾独自营办，于1946年4月在南京复刊。当时正是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血腥年代。
复刊后的“人报”社址在南京太平路136号。其实，张友鸾是穷报人穷办报，这里实际上是他胞弟张友鹤自办的《南京晚报》社址，张友鸾不仅借此树一块“人报”招牌，就连营业间、编辑部、排字房、印刷间、制版房等一整套用居设备都属借（租）用。又另租文昌里4号一幢三层西式楼房作总管理处，虽是三层楼房，但仅有二楼办公。一楼为报社单身汉宿舍兼饭厅，我当时也住这里；三楼则是张友鸾全家三代九口蜗居的住宅。“人报”虽穷，但办得有声有色。
一、神秘夫妇
1947年，曾经一度见三楼住宅常设麻将牌局，一对男女抱个小孩常到三楼打牌，男的西装革履，不落俗套，但善气迎人，诚恳热情；女的穿着并不时髦，家庭妇女模样，但仪态万方，不失大家闺秀气质。两人都和蔼可亲，眉宇间的笑意闪出神秘的魅力。原来他们是一对夫妇，小孩是他们的千金，名叫容容。后来知道女的叫张友鸠，男的叫李家桢，不是外人，是张友鸾的妹妹、妹夫。又后来的后来才知道这对夫妇皆是中共地下党员，是党组织派他俩以亲属关系掩护，来与张友鸾联系的。
之所以派他俩来联系，因为国民党千方百计破坏与中共代表团的和谈，张友鸾目蒿时艰，办报坚持新闻业道义，敢立真言，不遗余力、旗帜鲜明地呼吁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他不顾当局责令“刊登中央社消息”的威胁，如实报道中共代表团消息，斗胆刊登“中共代表团撤离南京”启事（当时仅“人报”、新民报两家刊登）。又因为如实报道特务殴打“上海和平请愿代表团”马叙伦等人的“下关事件”，从而引发与反共老手龚德柏及其《救国日报》的一场笔战；还大力支持“五·二○”反饥饿反迫害反内战学生运动等等。“人报”这些经历风险的进步表现，在民间（读者）影响很大，口碑哗然而立，故受到中共代表团的关注和周恩来的关怀，也由此受到国民党反动当局的政治压力和迫害。
二、会见“张先生”
到1947年底，“人报”由于政治上的压力和经济上的穷困，存亡危在旦夕，张友鸾忧心如煎。李家桢了然于心。这天，他约张友鸾到某某酒家一个包间去面见一人，只见此人怀里夹个皮包，商贾模样。李家桢对张友鸾耳语：“此人是中共长江局上海地下党同志。”张友鸾一愣，李家桢紧接着正式介绍（但未说真实姓名，改称“张先生”）道：“‘张先生’对大哥和‘人报’情况很了解，也很信任。”
原来这是中共长江局上海地下党组织特派地下党员唐守愚通过李家桢来和张友鸾见面。这是党对他和“人报”处于困境的关怀和支援，所以“张先生”与张友鸾寒暄之后，就直说正题：“不要被经济困难吓倒。”说着从皮包里取出一张数字可观的支票，递给张友鸾。张友鸾明白这是党伸向他的援手，浑身滚动一股热浪，说道：“地下党需要用钱的地方很多，我不该增加党的负担。”
“张先生”安慰说：“今后如有问题，还会帮助解决。”接着鼓励说：“希望一定要把这张报纸办下去。”张友鸾异常感动地说：“我接受这次接济，心下已极是不安，今后必当自行克服困难。”
话题转到如何把报纸办下去，报纸的态度如何？“张先生”说：“只要每天能拆国民党政府的‘墙脚’，促进它的崩溃而又不致使报纸遭到存亡的威胁，就应该这样办下去。”
最后，出乎张友鸾意料之外，“张先生”问他：“你能不能到上海办一份和《南京人报》一样的报纸？”张友鸾眼睛一亮，一提办报，他兴奋不已。他曾在14家报纸工作，经他设计创办不同样式的报纸多种，各具迷人特色。办报，是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兴趣忒浓，甚至有瘾，何况这是党的任务！他当即回答：“我愿接受这样的任务。”
这天，张友鸾心中漾满欢乐。
回家之后，他偷偷（也“在地下”）作了在上海办报的简单计划，除李家桢外谁也不知。
三、上海办报
转眼即1948年，李家桢转移到上海，四五月间，张友鸾带着办报计划去上海李家桢家，一眼就见他家门前已摆着准备出报的印刷机，大喜。他也抓紧筹备。经打听获悉国民党当局当时发布了一项新规定：凡是申请登记出版新报，一律不批准。
好事多磨，再打听，竟冒出一个人来，此人正是上海新闻处处长朱虚白。朱在1925年曾是《世界日报》副刊特约撰稿人，1928年又当过《民生报》记者，张友鸾曾是两报总编，早已认识，一阵惊喜，决定敲他的“后门”。见到朱虚白，多年不见，接待热情。一番寒暄之后，张友鸾开门见山，提出在上海申请办报的事，朱虚白很有把握地满口答应，但却提出“你我合办”的条件。张友鸾一听“合办”，不无疑虑，遂又相机应付：“登记要紧，先把登记办好，再谈合作的具体问题。”朱虚白一想说：“此话在理。”又满口答应了。
几天后，张友鸾再见朱虚白，不料事情变卦。朱虚白说：“已向吴国桢市长请示，不行。以后再说吧。”办报之事，就此夭折，也不知其中内情。张友鸾只得如实向上海党组织回复。不久，李家桢夫妇也回到南京。
四、拆“墙脚”
上海办报未成，张友鸾深深歉疚，也无从修补这已碎的梦，他便更积极地领导“人报”更巧妙地按党的需要和斗争策略宣传报道。
1948年上半年，国民党召开国民代表大会，洋相百出，丑闻不断。有代表营私舞弊，控诉绝食、上吊投江、抬棺示威，会场上上演争座、抢领“公费”等闹剧，弄得满城风雨，乌烟瘴气。张友鸾指挥“人报”抓住这些层出不穷的劣行丑迹，派记者直接采访，按党的指示尽量揭露，刊载内幕，推动“狗咬狗”把戏，拆国民党政府“墙脚”，促进它的崩溃灭亡。所有新闻、花絮、特写、通讯，皆冠以“本报”字样刊出。又以咏事诗、杂文、短评在副刊版面冷嘲热讽。若遇有大事，也必向“张先生”请示。
李宗仁竞选副总统时，《华北日报》社长张明炜介绍黄雪村给张友鸾送来李宗仁的一笔款子，意在图“人报”为李宗仁竞选宣传。张友鸾立即请示上海的“张先生”。“张先生”说：“只要能引起反动派内讧，用他们的钱促使他们的崩溃灭亡，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于是“人报”便以副总统竞选为重点，哄抬渲染，推波助澜，扩大矛盾，促使他们火拼。
1948年这一年，党的支援拨亮了“人报”这盏将要在黑暗中熄灭的“油灯”，维持了生存。也是这一年11月15日，李家桢、张友鸠夫妇于南京大逮捕血腥之夜被捕。后经营救出狱，李家桢住鼓楼医院治疗，张友鸾常带我陪同去病房探视，不久又秘密出院，隐居于白下路354号，我又受命陪同李家桢居住，直到解放前夕，李家桢奉命秘密转移到上海。他原是画家，解放后任浙江美术学院党委书记。
“人报”于1949年2月，被国民党反动当局砸封。解放后于1949年7月7日奉命复刊，1952年奉命休刊。
张友鸾先生是我的恩师，今年恰逢他诞辰110周年，我撰写这段纪念文字，以表对他的无限怀念之情。
（作者为原《南京人报》记者）
责任编辑 沈飞德 章 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