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以教忠教孝为主，一个朝代亡了，那个朝代留下来的人就被称为“遗民”，在感情和道德上，都要求“遗民”要忠于前朝，读书致仕者如果在两个朝代流转，就会被说是“贰臣”。古代在唐朝之后至五代十国，政治变乱最多，所以有名的诗词作家如冯延巳、牛希济、和凝这些人，都是著名的“贰臣”。
　　“遗民”问题在明亡了之后更加表面化。明代读书人强调气节，明朝亡了当然不能去做清朝的官。问题是，他们是读书世家，读书之后就要去应科举，找个出身，他们自己可以忠于前朝，但他们的子侄辈要怎么办？因此明末清初之际，许多大学问家都在道德上受到极大考验，例如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他们自己可以不仕清，但他们的子侄却都去应科举，他们的小侄辈就否定了他们所说的气节。那么，人们应该如何去面对这个难题？
　　早年我在读书时，读到《清儒学案》卷17的《潜齐学案》时，在谈到徐介先生那一段，就忽然拍案而起。
　　徐介号狷石，他在明朝亡了后就徜徉山水，不再介入官事，人称他为当时的“三高士”之一。但徐狷石虽然坚持气节，却也思虑周详，懂得人情世故。他的老师应撝谦乃是当时重要的学者，他就鼓励自己的儿子去参加科举。这件事被徐狷石知道了，他就告诉应撝谦：“吾辈不能锢其子弟，以世袭遗民也，然听之则可，从而为之谋，则失贞！”
　　他的这段话说成白话，就是，“自视为遗民，只能止于自己，遗民不能世袭，那是子孙辈的自由选择。子孙要怎么做，那是他们的自由，大人听听就可以，但如果帮子孙出主意，鼓励他们去科举，就会显露出自己人格矛盾，那就不对了！”当年我读了徐狷石这一段，实在非常佩服。一个人对“遗民”问题，就应有这样的态度，既要懂得人情世故，但也要重视自己人格的完整，那才算是完整的人。
　　不过清朝的徐狷石都懂的这种道理，现代人却不懂。就以台湾为例，它原是清朝中国的一省，1895年清朝甲午战败，而后乙未《马关条约》割给日本，台湾的宗主清朝等于已亡，台湾人成了“遗民”，日本统治台湾50年，历时两三代。中国已不能要求台人心里继续效忠清朝，但自从1945年日本兵败，归还台湾，国民党政府接收台湾后，就想当然地认为台湾人民都有“遗民”情绪，应该特别爱国，因而回顾日本统治台湾50年的事实，1946年当时的台湾省教育处处长范寿康在一场演讲会上，就数落台湾人不爱国，不服管教，奴性太深重云云。
　　他的演讲当时引发了轩然大波，官歧视民，官民对立因而形成。范寿康当年的演讲，乃是台湾官民对立的起点。纵使到了今日，台湾还是有许多官僚，一谈到日本时代，就说当时台湾人在日本治下当个小官或有点地位的人是“皇民”，是“汉奸”。中国人以前盲目地相信“遗民”这种价值，反而疏忽了借着理性的互动去凝聚共识，这乃是愈到现在，台湾的纷扰反而更大的原因。
　　古代中国，战乱频仍，朝代经常变动，在忠孝节义的价值观主导下，遂有了“遗民”应忠于前朝的说法；到了近代，中国的内忧外患不绝，割让租借之事更多，许多地方的旧宗主等于消失，人民也成了新“遗民”。当一个国家发生了“遗民”问题和“遗民”现象，它就有认同飘零和文化隔阂等严重分歧散乱的问题，对于这些“遗民”问题，人们在认知上必须了解到，那是过去的历史失败所致，它和人民无关。因此除了赶快弥补历史的缺憾外，对人民更需要慷慨大度，不能在人民沦为“遗民”上大做不需要的文章。
　　国民党政府在1945年之后相当长一段时期，一直在意识形态上对“遗民”问题大做文章，这是在历史的伤口上不断抹盐，也加剧了官民对立的矛盾。台湾的经验已使人们必须深入对待“遗民”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