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贤气象，宋士高洁。
　　宋代的皇帝与士大夫是非常合作的。因为宋代朝廷反思唐末五代藩镇之弊端，采取重文轻武的政治策略，非常怕武官抢走君主的统治地位，所以君主要和士大夫共治天下。天下不是皇帝一个人的，也是全体士大夫的。所以宋代士大夫的社会责任感也非常强，这时候，出现了一种新的士大夫精神，叫作圣贤气象。
　　什么叫圣贤气象？张载有句名言，是我们现在经常引用的，“为天下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就是宋代士大夫精神表现为特别推崇圣贤气象。一方面，他们提出要回到先秦孔子、孟子、荀子“士志于道”“心忧天下”“先天下之忧而忧”，宋代士大夫有一种深切的文化忧患、社会忧患。他们既有很强的忧患意识，又有很博大的社会胸襟。张载提出“民吾同胞，物吾与也”，认为天下老百姓都是我们的同胞，我们和天地万物都是同类。所以，他们有一种很迫切的经世治国的强烈愿望，希望社会和谐、国家富强、天下安泰，使儒家文化、圣贤之道得以传播。所以，两宋时候的士大夫群体就出现了一种心忧天下、名节相高的风气，这个和东汉的名士非常像。东汉士大夫讲风节，与宋代士大夫的追求非常一致。
　　宋代士大夫精神不仅仅是回到汉代或者战国时候，他们除了推崇东汉节义名士和儒家传统的这种救时行道、名节相高之外，还有另外一种追求，就是追求一种洒落、自得、闲适、安乐的精神境界。所以宋明士大夫，既追求“先天下之忧而忧”，有“志于道”的情怀，同时又追求精神逍遥的超脱境界。周敦颐是理学的开山鼻祖，程颢是理学代表人物。周、程皆主张求“孔颜乐处，所乐何事”。程颢常常是“吟风弄月以归”，邵雍高扬“安乐窝中事事无”。这些亦和魏晋名士所追求的任性逍遥十分相似。到了明代，陈献章追求所谓“放浪形骸之外，俯仰宇宙之间”，王阳明提出“乐是心之本体”，强调我们心灵的本体是快乐的。儒家人格追求的快乐、超然，得到了王阳明的高度肯定，他说：“点也虽狂得我情。”曾点是孔子的学生，孔子问学生的志向，别的学生都说要把社会管理好，只有他说要弹琴，去沂水游游泳、唱唱歌。表面上看曾点没有什么大志向，然而大家没想到的是，孔子没有赞扬那些一心追求经世治国的人，而是十分欣赏曾点，发出“吾与点也” 的感叹，强调自己与曾点意见相同。这就说明孔子那个时代，士大夫精神就有另外一个面向，即追求任性逍遥。这一观点也得到王阳明的欣赏，可见宋明理学家都有这种精神追求。
　　宋明士大夫也有社会与文化的双重忧患。如何能够既化解社会与文化的忧患，又解决个体生命的忧患？宋儒对孔颜乐处非常认同，强调安贫乐道的精神超越。宋儒胡瑗曾经以《颜子所好何学论》为题考学生程颐，而周敦颐就是要“二程”找一找孔子和颜回为什么那么快乐。张载原来喜欢研究兵学，范仲淹看到后说，“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这些典型事例表明，宋代士大夫普遍地关注化解忧患而获得的内在愉悦。你把这个问题搞清楚了，就懂得了什么是道学。
　　宋代士大夫的圣贤气象、孔颜乐处实质上包括两个面向，即向外追求圣人之道的弘扬，向内实现自我心灵的完满。如果只片面强调一个面向，都不应该被认为是宋明士大夫的圣贤气象。宋儒认为，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圣人之道包括这两个方面，社会责任与个人自在、忧患意识与闲适心态、道义情怀与洒落胸襟。宋代士大夫既要承担社会责任，同样还要有心灵的自在；既要有忧患意识，同时还追求闲适的心态；既能够坚持道义的情怀，同时也不能放弃洒脱胸襟。这是对宋明士大夫提出来的非常高的要求。宋明的圣贤气象，比东汉名士更难，因为你可以说你做节义名士，你在权力面前可以不怕死，但是你在不怕死的同时又能够保持你的超然心态、洒落胸襟、心灵自在，这是很不太容易做到的。但是理学家、士大夫，就是笃志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