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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愤怒的青年”婚姻模式多为“富家女爱穷小子”，这类婚姻往往成为阶级斗争的战场。斗争的一方是出身低微的男青年，他们希望凭借婚姻进入中上层社会，但又对妻子所代表的中上层社会满怀敌意。斗争的另一方是受虐的女青年，她们成为“愤怒的男青年”阶级提升的工具、阶级斗争的替罪羊。这些女性之所以选择这种婚姻，承受其带来的痛苦，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其阶级愧疚感。
关键词：愤怒的青年 婚姻 女性受虐 阶级愧疚感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1-0088-02
所谓“愤怒的青年”，“指20世纪50年代英国出现的一些小说、戏剧的作者和主人公”[1]10。他们多出身于下层社会，在二战后福利政策支持下完成高等教育，却无法进入中上层社会。他们在作品中批判英国社会的丑陋与不公，表达愤世嫉俗的情感，因此被称作“愤怒的青年”。“愤怒的青年”流派正式产生是以1957年出版的散文集《宣言》作为标志，其中收录了约翰·奥斯本（John Osborne，1929—1994年）、约翰·韦恩（John Wain，1925—1994年）、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2013年）等八位青年作家的作品，表达了青年一代的愤怒不安，因此被当做“愤怒的青年的宣言书”。
在“愤怒的青年”作品中，常见的婚姻模式是“富家女爱穷小子”。在这类婚姻中，阶级斗争往往成为主旋律，婚姻成为阶级斗争的战场。斗争的一方是“愤怒的男青年”，这些出身低微的“男性灰姑娘”希望凭借婚姻进入梦寐以求的中上层社会，同时又对妻子所代表的中上层社会满怀敌意。与之相对，斗争的另一方则是“受虐的女青年”，她们往往出身于中上层社会，她们的“下嫁”并没换来幸福，却使她们沦为阶级斗争的靶子，沦为阶级斗争的牺牲品。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这些中产阶级女性多是主动选择这类婚姻，甘愿承受其带来的痛苦，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其阶级愧疚感。
一、阶级斗争的战场：“愤怒的青年”婚姻中的女性受虐现象
首先，在“愤怒的青年”婚姻模式中，中产阶级女性往往被出身低微的“愤怒的男青年”当做阶级提升的工具，这在小说《幸运的吉姆》（Lucky Jim， 1954）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小说中，吉姆出身于下层社会，在英国战后福利政策支持下完成大学教育，成为大学历史教师。由于出身卑微，吉姆在工作、生活等各个方面屡遭排斥。对于此时的吉姆来说，缔结一门良好的姻缘对于实现阶级地位提升具有关键作用。关于选择和什么样的女孩结婚，吉姆有两个选择：一是吉姆的同事兼女友，出身平平的玛格丽特，二是克莉斯廷，中产阶级子弟伯特兰德的女友、百万富翁戈尔阿夸特的外甥女。吉姆在心中将两位女孩做了比较，孰轻孰重自不待言。在吉姆看来，克莉斯廷素朴天成，举手投足间流露出天生的高贵。看到克莉斯廷，吉姆感到“自己的生活习惯、标准和抱负受到了一次无法抗衡的袭击，这种袭击似乎将注定他的命运，使他永远不得翻身”[2]46。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吉姆来说，克莉斯廷这样的姑娘“除了被当做伯特兰德之类的私人财产而露露面以外，平时是哪里也看不到的”[2]46。相比之下，吉姆对玛格丽特充满鄙夷，为自己只能找到“成千上万个像玛格丽特那样的人”[2]46而自怨自艾。在吉姆看来，玛格丽特这类姑娘“经常裙子穿得过紧、口红擦错了颜色或是笑得不是时候”[2]46，这些足以让人对她们产生的幻想即刻幻灭。其实，不管是克莉斯廷，还是玛格丽特，对吉姆来说都不过是实现阶级提升的砝码。只不过前者“含金量更高”，更具阶级象征意义，所以是吉姆“需要的东西”[2]337而已。
其次，在“愤怒的青年”婚姻模式中，下嫁的女性往往成为男性阶级愤怒的靶子，成为阶级斗争的牺牲品。在戏剧《愤怒的回顾》（Look Back in Anger， 1956）中，女主人公艾丽逊原是高级军官的女儿，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她违背家人意愿嫁给一文不名的吉米。婚后，由于吉米无力养家，二人居无定所，饱尝艰辛。在租住的狭小阁楼上，“大部分家具都很简陋，而且相当破旧”[3]1，他们总是穿着极旧的衣服。更为可悲的是，艾丽逊不但要忍受贫穷，还要承受精神折磨。为了和吉米结婚，艾丽逊破釜沉舟，丢开了家人、朋友以及过去的一切，来到吉米所生活的下层人中间。由于生活突变，她惶恐不安，“觉得自己仿佛是忽然掉在一片大森林里了”[3]57。然而，不管她对吉米付出多少，都无法得到吉米的爱。由于阶级隔阂，吉米把她看做“中产阶级冷酷的心的纪念碑”，和她在一起总是“觉得自己受了欺骗”[3]57，觉得艾丽逊“是在用一种最恶毒的办法要想送掉他的性命”[3]57。在吉米及其周围人看来，艾丽逊不过是送上门来的“中产阶级人质”[3]57，所以，在艾丽逊面前，他们对自己“想进入而不能”的中上层社会极尽抨击之能事，并将满腔阶级怒火都喷射到艾丽逊这一便捷、安全的靶子上。正如文章所说，爱丽逊“不过是这个罪恶的社会制度下一个可怜的牺牲品”[4]106，是“愤怒的青年”婚姻中阶级斗争的替罪羊。
二、阶级愧疚感：“愤怒的青年”婚姻模式中女性选择承受痛苦的原因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英国，“愤怒的青年”作品中所描写的“‘富家女爱穷小子’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4]104。那么中产阶级女性为什么要选择这种婚姻、承受这种痛苦呢？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其阶级愧疚感。有学者认为，中产阶级的“人格构成中充满了对立成分，常常使它处于自卑、内疚以及莫名其妙的不安之中”[5]8。正因中产阶级的强大是建立在对下层阶级的剥削这一基础之上，所以他们对下层阶级的痛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英国二战后工党执政、阶级意识鲜明的五六十年代，中产阶级子女逐渐滋生了对下层阶级的愧疚感，所以纷纷“站在中产阶级父亲的对立面”，“真诚地反叛自己的父辈及其建立的制度”[5]9，“愤怒的青年”婚姻中主动承受痛苦的女性正是这些中产阶级子女中的一部分。 在《愤怒的回顾》中，艾丽逊不惜放弃锦衣玉食的生活，毅然选择与吉米结婚，正是出于对吉米的同情，出于对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反叛。他们是在一次舞会上相识的。当时，吉米身无分文，“他是骑着自行车来参加舞会的，一件晚礼服上到处都是油渍”[3]59。所以，“男人们全好像很信不过他，女人哩，个个都在想对这个多少有些古怪的家伙表示几分厌恶的情绪，可又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3]59。看到吉米“那么年轻，又那么娇弱”，却遭到中产阶级绅士淑女的集体排斥，艾丽逊深感不平。所以，她不顾家人的惊愕和愤怒，坚决要与吉米结婚。婚后，吉米对艾丽逊一家满怀敌意，这看似无理取闹，但实际上也并不完全是吉米的错。正因吉米饱受艾丽逊一家所代表的中产阶级势力的排斥，正因吉米在中产阶级主导的社会中永无出头之日，所以才会滋生对中产阶级的敌意。正因认识到这一点，艾丽逊选择了默默忍受吉米的恶语相加。在戏剧结尾，两人决定忘掉人间的阶级恩怨，“彼此以动物的关系相处”，“你对我，我对你都充满了无言的、不掺任何杂念的热爱”[3]63。这体现了艾丽逊对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背离，对阶级偏见的超越。
无独有偶。多丽丝·莱辛的小说《好人恐怖分子》（The Good Terrorist， 1985）也讲述了“富家女爱上穷小子”的故事。小说主人公也叫爱丽丝（在英文为Alice， 与《愤怒的回顾》中的女主人公同名），也出生在“她所鄙夷的‘虚伪的中产阶级’家庭”[6]1。为反抗父母所代表的中产阶级，爱丽丝加入了一个激进组织，每天除了粘贴标语、组织游行，还负责“与官员周旋、通水布电、除脏去污”[6]1，以及买菜做饭等所有琐事。为筹备经费，她屡次回家偷窃，甚至把家里的窗帘都卖掉了。即便如此，她仍因中产阶级出身遭到其他成员排斥，其中就包括她的男友雅斯培。实际上，雅斯培仅仅将爱丽丝当做来自上层社会的可供利用的工具、当做“腐化堕落的”改造对象，对她冷漠无情。对此，爱丽丝毫无怨言，因为她同样痛恨自己的阶级出身，所以将破坏父母的家、支持“组织的家”当做一种赎罪方式。当时，爱丽丝这种阶级愧疚并不是特例。实际上，在20世纪60年代，正是中产阶级子女的阶级愧疚感推动了轰轰烈烈的反文化运动的开展。
总之，在“愤怒的青年”婚姻模式中，婚姻成为阶级斗争的战场，女性成为“愤怒的男青年”阶级提升的工具、阶级斗争的替罪羊。那些中产阶级女性选择这种婚姻，主要是阶级愧疚感使然。然而，正如这类婚姻中的女性受虐形象所表明的：将婚姻缚于阶级斗争的战车，注定永无宁日，这并不是解决阶级问题的理想途径。
参考文献：
[1]Chris Baldick. Oxford Concise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0.
[2]金斯莱·艾米斯.幸运的吉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3]约翰·奥斯本.愤怒的回顾[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62.
[4]朱叶.失却了事业的人——《愤怒的回顾》中的“愤怒的青年”[J].外国文学研究，1982，02.
[5]程巍.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M].北京：三联书店，2006.
[6]多丽丝·莱辛.好人恐怖分子[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孙瑶
关键词：愤怒的青年 婚姻 女性受虐 阶级愧疚感
中图分类号：I106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5349（2016）11-0088-02
所谓“愤怒的青年”，“指20世纪50年代英国出现的一些小说、戏剧的作者和主人公”[1]10。他们多出身于下层社会，在二战后福利政策支持下完成高等教育，却无法进入中上层社会。他们在作品中批判英国社会的丑陋与不公，表达愤世嫉俗的情感，因此被称作“愤怒的青年”。“愤怒的青年”流派正式产生是以1957年出版的散文集《宣言》作为标志，其中收录了约翰·奥斯本（John Osborne，1929—1994年）、约翰·韦恩（John Wain，1925—1994年）、多丽丝·莱辛（Doris Lessing，1919—2013年）等八位青年作家的作品，表达了青年一代的愤怒不安，因此被当做“愤怒的青年的宣言书”。
在“愤怒的青年”作品中，常见的婚姻模式是“富家女爱穷小子”。在这类婚姻中，阶级斗争往往成为主旋律，婚姻成为阶级斗争的战场。斗争的一方是“愤怒的男青年”，这些出身低微的“男性灰姑娘”希望凭借婚姻进入梦寐以求的中上层社会，同时又对妻子所代表的中上层社会满怀敌意。与之相对，斗争的另一方则是“受虐的女青年”，她们往往出身于中上层社会，她们的“下嫁”并没换来幸福，却使她们沦为阶级斗争的靶子，沦为阶级斗争的牺牲品。值得注意的是，当时这些中产阶级女性多是主动选择这类婚姻，甘愿承受其带来的痛苦，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其阶级愧疚感。
一、阶级斗争的战场：“愤怒的青年”婚姻中的女性受虐现象
首先，在“愤怒的青年”婚姻模式中，中产阶级女性往往被出身低微的“愤怒的男青年”当做阶级提升的工具，这在小说《幸运的吉姆》（Lucky Jim， 1954）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在小说中，吉姆出身于下层社会，在英国战后福利政策支持下完成大学教育，成为大学历史教师。由于出身卑微，吉姆在工作、生活等各个方面屡遭排斥。对于此时的吉姆来说，缔结一门良好的姻缘对于实现阶级地位提升具有关键作用。关于选择和什么样的女孩结婚，吉姆有两个选择：一是吉姆的同事兼女友，出身平平的玛格丽特，二是克莉斯廷，中产阶级子弟伯特兰德的女友、百万富翁戈尔阿夸特的外甥女。吉姆在心中将两位女孩做了比较，孰轻孰重自不待言。在吉姆看来，克莉斯廷素朴天成，举手投足间流露出天生的高贵。看到克莉斯廷，吉姆感到“自己的生活习惯、标准和抱负受到了一次无法抗衡的袭击，这种袭击似乎将注定他的命运，使他永远不得翻身”[2]46。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对吉姆来说，克莉斯廷这样的姑娘“除了被当做伯特兰德之类的私人财产而露露面以外，平时是哪里也看不到的”[2]46。相比之下，吉姆对玛格丽特充满鄙夷，为自己只能找到“成千上万个像玛格丽特那样的人”[2]46而自怨自艾。在吉姆看来，玛格丽特这类姑娘“经常裙子穿得过紧、口红擦错了颜色或是笑得不是时候”[2]46，这些足以让人对她们产生的幻想即刻幻灭。其实，不管是克莉斯廷，还是玛格丽特，对吉姆来说都不过是实现阶级提升的砝码。只不过前者“含金量更高”，更具阶级象征意义，所以是吉姆“需要的东西”[2]337而已。
其次，在“愤怒的青年”婚姻模式中，下嫁的女性往往成为男性阶级愤怒的靶子，成为阶级斗争的牺牲品。在戏剧《愤怒的回顾》（Look Back in Anger， 1956）中，女主人公艾丽逊原是高级军官的女儿，过着衣食无忧的生活。她违背家人意愿嫁给一文不名的吉米。婚后，由于吉米无力养家，二人居无定所，饱尝艰辛。在租住的狭小阁楼上，“大部分家具都很简陋，而且相当破旧”[3]1，他们总是穿着极旧的衣服。更为可悲的是，艾丽逊不但要忍受贫穷，还要承受精神折磨。为了和吉米结婚，艾丽逊破釜沉舟，丢开了家人、朋友以及过去的一切，来到吉米所生活的下层人中间。由于生活突变，她惶恐不安，“觉得自己仿佛是忽然掉在一片大森林里了”[3]57。然而，不管她对吉米付出多少，都无法得到吉米的爱。由于阶级隔阂，吉米把她看做“中产阶级冷酷的心的纪念碑”，和她在一起总是“觉得自己受了欺骗”[3]57，觉得艾丽逊“是在用一种最恶毒的办法要想送掉他的性命”[3]57。在吉米及其周围人看来，艾丽逊不过是送上门来的“中产阶级人质”[3]57，所以，在艾丽逊面前，他们对自己“想进入而不能”的中上层社会极尽抨击之能事，并将满腔阶级怒火都喷射到艾丽逊这一便捷、安全的靶子上。正如文章所说，爱丽逊“不过是这个罪恶的社会制度下一个可怜的牺牲品”[4]106，是“愤怒的青年”婚姻中阶级斗争的替罪羊。
二、阶级愧疚感：“愤怒的青年”婚姻模式中女性选择承受痛苦的原因
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英国，“愤怒的青年”作品中所描写的“‘富家女爱穷小子’的现象已经屡见不鲜”[4]104。那么中产阶级女性为什么要选择这种婚姻、承受这种痛苦呢？其实，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因于其阶级愧疚感。有学者认为，中产阶级的“人格构成中充满了对立成分，常常使它处于自卑、内疚以及莫名其妙的不安之中”[5]8。正因中产阶级的强大是建立在对下层阶级的剥削这一基础之上，所以他们对下层阶级的痛苦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在英国二战后工党执政、阶级意识鲜明的五六十年代，中产阶级子女逐渐滋生了对下层阶级的愧疚感，所以纷纷“站在中产阶级父亲的对立面”，“真诚地反叛自己的父辈及其建立的制度”[5]9，“愤怒的青年”婚姻中主动承受痛苦的女性正是这些中产阶级子女中的一部分。 在《愤怒的回顾》中，艾丽逊不惜放弃锦衣玉食的生活，毅然选择与吉米结婚，正是出于对吉米的同情，出于对中产阶级价值观的反叛。他们是在一次舞会上相识的。当时，吉米身无分文，“他是骑着自行车来参加舞会的，一件晚礼服上到处都是油渍”[3]59。所以，“男人们全好像很信不过他，女人哩，个个都在想对这个多少有些古怪的家伙表示几分厌恶的情绪，可又谁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3]59。看到吉米“那么年轻，又那么娇弱”，却遭到中产阶级绅士淑女的集体排斥，艾丽逊深感不平。所以，她不顾家人的惊愕和愤怒，坚决要与吉米结婚。婚后，吉米对艾丽逊一家满怀敌意，这看似无理取闹，但实际上也并不完全是吉米的错。正因吉米饱受艾丽逊一家所代表的中产阶级势力的排斥，正因吉米在中产阶级主导的社会中永无出头之日，所以才会滋生对中产阶级的敌意。正因认识到这一点，艾丽逊选择了默默忍受吉米的恶语相加。在戏剧结尾，两人决定忘掉人间的阶级恩怨，“彼此以动物的关系相处”，“你对我，我对你都充满了无言的、不掺任何杂念的热爱”[3]63。这体现了艾丽逊对中产阶级价值观的背离，对阶级偏见的超越。
无独有偶。多丽丝·莱辛的小说《好人恐怖分子》（The Good Terrorist， 1985）也讲述了“富家女爱上穷小子”的故事。小说主人公也叫爱丽丝（在英文为Alice， 与《愤怒的回顾》中的女主人公同名），也出生在“她所鄙夷的‘虚伪的中产阶级’家庭”[6]1。为反抗父母所代表的中产阶级，爱丽丝加入了一个激进组织，每天除了粘贴标语、组织游行，还负责“与官员周旋、通水布电、除脏去污”[6]1，以及买菜做饭等所有琐事。为筹备经费，她屡次回家偷窃，甚至把家里的窗帘都卖掉了。即便如此，她仍因中产阶级出身遭到其他成员排斥，其中就包括她的男友雅斯培。实际上，雅斯培仅仅将爱丽丝当做来自上层社会的可供利用的工具、当做“腐化堕落的”改造对象，对她冷漠无情。对此，爱丽丝毫无怨言，因为她同样痛恨自己的阶级出身，所以将破坏父母的家、支持“组织的家”当做一种赎罪方式。当时，爱丽丝这种阶级愧疚并不是特例。实际上，在20世纪60年代，正是中产阶级子女的阶级愧疚感推动了轰轰烈烈的反文化运动的开展。
总之，在“愤怒的青年”婚姻模式中，婚姻成为阶级斗争的战场，女性成为“愤怒的男青年”阶级提升的工具、阶级斗争的替罪羊。那些中产阶级女性选择这种婚姻，主要是阶级愧疚感使然。然而，正如这类婚姻中的女性受虐形象所表明的：将婚姻缚于阶级斗争的战车，注定永无宁日，这并不是解决阶级问题的理想途径。
参考文献：
[1]Chris Baldick. Oxford Concise Dictionary of Literary Terms[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 2000.
[2]金斯莱·艾米斯.幸运的吉姆[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3]约翰·奥斯本.愤怒的回顾[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1962.
[4]朱叶.失却了事业的人——《愤怒的回顾》中的“愤怒的青年”[J].外国文学研究，1982，02.
[5]程巍.中产阶级的孩子们——60年代与文化领导权[M].北京：三联书店，2006.
[6]多丽丝·莱辛.好人恐怖分子[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0.
责任编辑：孙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