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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国共产党的文本与话语中，明确地将革命与生产力与工业化关联起来，主要始于抗日战争后期；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口号起到了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与实践、实现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激励和桥梁作用；邓小平提出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后来明确为“小康社会”；对于小康社会的标准及其实现，邓小平经历了从积极到谨慎再到充满信心的言说历程。
[关键词]工业化；四个现代化；小康社会；三步走
[中图分类号]D232；F09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4）04-0060-08
国家强盛、人民富裕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夙愿。“工业化”、“四个现代化”、“小康社会”与“两步走”、“三步走”等词汇，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不同时期一度是高频率使用的表达强国富民之目标追求及其实现之战略步骤的简洁而形象的概括性用语。它们的出现和变化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经济发展长远目标的思考和战略部署。
一、“工业化”、“四个现代化”与“两步走”
中国共产党早在从事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民主革命过程中，便提出了实现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目标追求。20世纪上半叶，一个国家工业基础的强弱或工业化的实现程度是衡量发达与否的最重要标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便以改造中国社会为己任，其中，包括通过革命为中国由贫困落后行向富强文明开辟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革命事业，目的就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中，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当年的中国生产力水平是否具备了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参加争论的且后来成为早期中共党员的部分知识分子提出，中国的实业或产业水平虽然不高，但是，毕竟有了一定的工业基础，因而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可以更快地促进中国产业发展，实现工业化。例如，李大钊断言：“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1]P618李达亦论证说：“就中国现状而论……在今日而言开发实业，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2]P65其背后的逻辑是，采用社会主义方法可以有效避免资本主义的弊端；而且，旧中国在军阀政治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势面前，欲通过资本主义发展实业亦不可能，因而只有先行社会革命，改造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就革命与生产力的关系而言，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从孕育时期起就有了比较明确的通过革命寻求生产力更快发展的目标追求。当然，中共正式成立后不久，便认识到中国革命需要分两步走，只有在民主革命成功后，才能从事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人是理想主义者，同时，又是脚踏实地的实干家，因而在明确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后，便全身心投入实际的革命斗争中。
在中国共产党的文本与话语中，明确地将革命与生产力、与工业化关联起来，主要始于抗日战争后期。1942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边区的土地革命和减租减息，是为了破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封建剥削制度；边区组织个体农民成立生产合作社也是生产制度的革命，同样是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力。[3]P70-711944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为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举行的招待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工业化。我们共产党人是要努力于工业化的。”“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3]P146，147同年8月31日，在给秦邦宪的信中，毛泽东谈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4]P215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已经表达了革命的目的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观点。到了1945年的中共七大，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报告中更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他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5]P1079七大闭幕后，毛泽东在《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演说》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他说：“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应该发展的，中国应该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国家、丰衣足食的国家、富强的国家。这就要解放生产力，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革命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要……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解放中国人民，使他们得到自由。”[3]P4321949年春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在革命胜利后创造各种条件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
1953年新中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共中央确定用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工业化（同时完成对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那么，工业化的标准是什么？根据苏联的经验，就是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到70%以上。实现工业化之后，中国经济无疑上了一个台阶，但这仅仅是第一步，长远的奋斗目标是在五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即到20世纪下半纪建成一个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毛泽东在1950年代中期的讲话中经常提及这一宏伟目标。高度工业化的强国是个什么样子？1955年10月29日，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座谈会上，毛泽东锁定了美国——世界头号强国，这自然是最具体、最直观也最鼓舞人心的标准。他说：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五十年吧，也许七十五年……就是十五个五年计划。那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6]P5001956年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在接见外宾的谈话中又讲到：“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7]P124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在“一天等于二十年”、“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狂热氛围中，赶超美国的时间一度被缩短为十五年、十年甚至四、五年。无限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无视客观经济规律制约的“大跃进”带来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欲速则不达！在“大跃进”的教训面前，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头脑冷静下来，重申五十年甚至一百年才能建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强国的时间表，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更好。”[8]P302类似的话毛泽东在不同场合数次提起，不过讲得频率最高的还是五十年的时间表。1964年底，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即1965年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大约需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即到1980年）；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即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赶上并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9]P483然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极大地干扰了国民经济发展“两步走”的战略实施。
“文革”结束后，“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得到重申和前所未有的强调与宣传。实际上，早在1954年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总理便提出：“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穷，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不过，这种“四个现代化”的说法在周恩来的报告中只是一带而过，当年也没有引起舆论宣传的注意。毛泽东在日后的讲话中不止一次地提到把中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但他只提到三个方面的现代化，而不是四个方面。虽然，毛泽东没有专门谈到为何如此讲，但从相关文献上看，这并非疏忽，而是有所考虑，因为交通运输业是广义上的大工业的组成部分。及至1959年底和1960年初，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过程中，毛泽东才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8]P116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1964年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讲的“四个现代化”便调整为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显然比现代化的科学文化这一提法更严谨）。日后所言的“四个现代化”概念便是特指这四个方面。不过，不论哪种含义的“四个现代化”，在提出之初均未进行集中宣传，起码没有成为宣传中“热词”。“四个现代化”这一用语为中国妇孺皆知，还是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当年，它起到了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与实践、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激励和桥梁作用。
二、“中国式的现代化”与“小康”
按照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设想，“四个现代化”是要在20世纪内实现的，而且标准很清晰——赶上并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文革”期间，一度封闭的国门也曾被打开，尤其是中国政府高级代表团访问欧洲发达国家和邓小平先后访问日本、美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现代化有了清晰而直观的了解（邓小平在参观了日产汽车后感叹：“现在我明白什么叫现代化了。”[10]P51）。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中国能否实现现代化成了需要冷静思考的问题。1978年5月7日，在会见马达加斯加外宾时，邓小平谈四个现代化的口气和提法有了微妙变化，一方面讲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可能的；另一方面讲世界上先进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我们就是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和国民收入按人口平均来算，还是比较低的。[11]P11210月10日，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的谈话中，邓小平就讲得更明确更低调了，他说，这十几年来，世界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到本世纪末还有二十二年，二十二年以后，世界是什么面貌？包括你们在内的发达国家，在七十年代的基础上再向前发展二十二年，将是什么面貌？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要在本世纪末达到你们现在的水平已不容易，要达到你们二十二年后的水平就更难了。[11]P132
1979年3月，邓小平先后在会见外宾的场合和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并在著名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明确宣布“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那么“中国式的现代化”具体内含为何？在同年10月4日与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座谈会上，邓小平作出了解释，他说：“我们开了个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我们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能不能达到人均上千美元？”“等到人均达到一千美元的时候，我们的日子可能就比较好过了。”[11]P194也就是说，中国式的现代化标准大体上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千美元。12月6日，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邓小平再次讲到：我们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小康状态”。比如，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11]P237至此，“中国式的现代化”不但有了具体的量化标准，而且有了一个中国老百姓易于理解也感到亲切的传统词汇——“小康”。此后，邓小平不止一次地提到与大平正芳会见时提出了小康概念即中国式现代化标准这件事，可见他对“小康”提法的重视和满意。
1980年初，胡耀邦向邓小平提出：他很赞赏湖北省提出的湖北工农业生产二十年内“翻两番”的设想，能不能设想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把我国的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邓小平表示赞同。当时，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人均约为250美元左右，翻两番恰好是1000美元左右。是年7月，邓小平视察陕西、四川、湖北、河南等地。在武汉停留期间，在听取胡耀邦和国务院负责人汇报制定“六五”计划（1981年-1985年）和长远规划的基本设想时，邓小平谈到，今后十年的发展速度要研究一下，工农业总产值翻一番的时间能不能提前一点，认为这是个鼓舞人心的问题。[12]P657当时，国务院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从经济效益、综合平衡等因素出发，主张第六个五年计划年均增长速度为4%-5%。邓小平问：按这个速度，二十年能不能达到“翻两番”？胡耀邦回答：我计算了一下，要二十年翻两番，每年平均递增应当是7.2%（注：该年谱记录此条目的时间和地点是1980年8月26日在武汉，然而，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的记载，邓小平在武汉的时间是7月17日至20日）。[13]P537-538实际上，邓小平在发展速度问题上倾向于快一些，因为没有一定的速度，目标难以实现。这在他70年代末及以后的讲话与谈话中均可以看到明确或委婉的、但大多是明确的表达。不过，他也充分尊重经济工作领导人的意见。考虑到新中国历史上经济建设急于求成带来的被动和教训，考虑到庞大的人口，考虑到交通、能源和科技等基础的薄弱，考虑到国民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和低效益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的现实，陈云和财经工作领导人在经济发展速度上均取谨慎的态度，主张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六五”和“七五”两个五年计划期间，主要是调整、理顺各方面关系，加强基础建设，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以为后一个十年的发展奠定一个可靠的基础，所以，“六五”期间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只能是4%至5%之间，“七五”期间速度会提高一些但不会很高。正是在上述背景下，1982年4月16日，在会见罗马尼亚客人时，邓小平谈到：我们缺口太多，欠账太多，能源短缺，交通运输紧张，城市建设滞后，这些问题不解决，想把事情办好、想发展快一些都办不到。在整个八十年代，我们要为九十年代做好准备，力争九十年代有一个较好较快的发展速度。[14]P815此后，二十年规划，分为前十年和后十年，前十年为后十年打基础，后十年要实现较快发展，成为邓小平频繁提起的战略部署。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明确宣布了“翻两番”的奋斗目标：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20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实现了这个目标，我国国民收入总额和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将居于世界前列，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不过，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还比较低。这样，“十二大”便讲清楚了“翻两番”的意义：一方面是综合国力（经济总量）和民众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另一方面是按人均计算的经济低水平。这既能鼓舞人心，又避免盲目乐观。党的十二大还阐述了实现“翻两番”的战略部署：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不可能很快。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期，发展速度必将比八十年代高得多。[15]P14，16-17
需要指出的是，十二大讲“翻两番”，是指经济总量，人均则没有讲。这恐怕主要是考虑到人口的不确定因素。十二大提出到20世纪末人口力争控制在12亿以内（当年大约在10亿左右），这一任务是相当艰巨的，特别是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人口控制难度加大。实际上，到2000年中国人口已达126743万人。所以，讲经济总量比较确定，而人均则存在不确定因素。在中共中央文件和政府历年的工作报告中一般都是按总量（工农业总产值或国民生产总值）而不是按人均计算经济增长。
三、人均“翻两番”与“八百美元”
邓小平从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或“小康”或“翻两番”的概念起，一般是用人均数字，且以美元计算。原因何在？首先，他讲这些问题大都是在接见外宾的场合，以美元为标准便于进行国际比较；其次，人均一千美元的概念能使老百姓加以具象化的体认，而庞大的经济总量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太抽象了。也因为此，人均美元数字的小康标准不胫而走，成了社会上最流行的说法，而经济总量的标准反而成了专业人士才提起的数字。
邓小平讲“小康”，最初是人均一千美元的标准。如前所述，中国在1980年前后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250美元左右（实际上，这仅是一个概略数字，所以，邓小平有时讲人均不到三百美元，有时讲只有二三百美元，有时讲二百五十美元左右），用20年的时间提高到1000美元左右，用邓小平的话讲是“雄心壮志”。考虑到我们前面谈到的国民经济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和陈云等领导人对国民经济形势和发展速度的审慎考量，邓小平在1981年后一度降低“小康”标准。1981年4月14日，在会见日本客人的时候，邓小平谈到：我们设想十年翻一番，两个十年翻两番，就是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千美元。经过这一时期的摸索，看来达到一千美元也不容易，比如说八百、九百，就算八百，也算是一个小康生活了。[14]P7321982年8月6日，在会见澳大利亚总理时邓小平就讲得就更明确了：我们经过反复研究之后，觉得可能一千美元还是高了一点，因为必须考虑到人口增长的因素。所以我们把本世纪末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放在争取达到八百美元的水平上。[14]P836-837此后，“翻两番”、“八百美元”几乎成了邓小平的口头禅。
十二大闭幕后，邓小平对于能否在20世纪内实现翻两番十分关心。1983年2月他前往江苏、浙江、上海等地视察。2月7日下午，在同江苏省委和苏州地委负责人座谈时，邓小平问道：到2000年江苏能不能实现翻两番？苏州有没有信心？人均收入八百美元，达到这样的水平社会是一个什么面貌？在听到苏州已有不少农村人均收入超过了八百美元后，又询问采取的方法和路子。2月9日，在杭州同浙江省委负责人的谈话中，邓小平提到：这次在苏州看到的情况很好。现在苏州市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已经到了或者接近八百美元的水平。江苏从1977年到1982年的六年时间里，产值翻了一番，照此下去，到1988年前后可以达到翻两番的目标。浙江能不能实现这个目标？在听到浙江省委负责人表示翻两番不成问题时，邓小平又说：浙江能否多翻一点呢？像宁夏、甘肃翻两番就难了。2月16日在听取浙江省委汇报时又一次详细地谈到翻两番靠得住靠不住的问题，并且讲：到本世纪末，江苏说可以达到每人三千美元。你们少说也应该二千多美元。[14]P886，889-890
邓小平的这次南方视察，无疑增强了他对实现翻两番的信心，回京后他在同胡耀邦等人的谈话中指出：这次我经江苏到浙江，再从浙江到上海，一路上看到情况很好……到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要有全盘的更具体的规划，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也要有自己的具体规划，做到心中有数。现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争取时间，该上的要上。[14]P89212月22日，在听取姚依林、宋平汇报经济情况时，邓小平又一次强调：建设投资，重要的是争取时间，把争取时间放在首位。这方面要勇敢点，太稳了不行。没点闯劲，翻两番翻不起来。[14]P949-9501983年结束之际，“六五”规定的工农业生产指标已经提前两年达到。一方面是东南沿海省份的蓬勃景象，另一方面是八十年代初期整个经济发展速度大大超过预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递增1981年为5.2%，1982年为9.1%，1983年为10.9%，1984年高达15.2%，因而，到1984年，邓小平会见外宾时再谈到翻两番已明显成竹在胸，他不止一次地讲到：中国经济正在稳步发展，比我们预料的好，到本世纪末翻两番看来可以实现、看来是有把握的。10月22日，《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说：我在同外国人谈话时，讲了一句大胆的话：现在看翻两番肯定能够实现。这个话，我们过去是不敢讲的，只是讲翻两番有可能实现，但是要花很大的力气。接着，他通过列举数字说明翻两番的把握性。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还说：翻两番的意义很大。这意味着到本世纪末，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从总量上说，就居于世界前列了。这一万亿美元，反映到人民生活上，我们就叫小康水平。[16]P8811月1日，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再次充满信心地讲到，我们党十二大确定的翻两番的目标现在看来肯定能够实现。翌年6月4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更提出：“我看，到本世纪末我们肯定会超过翻两番的目标。”[16]P128 1989年，中国经济进入治理整顿阶段，发展速度放慢。期间，邓小平一度担心翻两番目标能否实现的问题。1990年3月3日，在同中央几位负责人的谈话中，他提醒道：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速度，一两年没问题，如果长期这样，在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也叫滑坡。什么叫适度？适度的要求就是确实保证这十年能够再翻一番。[14]P1310当然，随着治理整顿的结束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发表后，随着中国经济的新一轮高速增长，翻两番的目标不仅不用再担心，而且，在1998年提前实现了经济总量的翻两番，2000年实现了人均800美元的目标。
四、“三步走”与“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国家”
“翻两番”只是中国在20世纪的经济发展目标，此外，还有一个长远战略，即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981年9月9日，在会见日本公明党访华代表团时，邓小平谈到：本世纪末也只能搞一个小康社会，要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至少还要再加上三十到五十年的时间，恐怕要到二十一世纪末。[14]P769翌年5月2日，在会见卢森堡客人时，邓小平谈到：我们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达到一个小康水平。要接近而不是达到你们西方的水平，恐怕还要花三十年的时间，即从现在起要艰苦奋斗五十年。[14]P820-821此后，邓小平在接见外宾的场合经常谈起中国的长远规划，且说法逐渐固定，即在进入21世纪后用三十到五十年的时间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有时还特别说明不是赶上，也不是超过，而是接近。1984年10月6日，在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的中外代表时，邓小平用更简明的“两步走”来概括中国的中长期发展战略，他说：我们第一步是实现翻两番，需要二十年，还有第二步，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恐怕是要五十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16]P791986年6月18日，在会见海内外荣氏家族成员时，邓小平用了更具体的数字谈论第二步目标，即在小康社会实现后“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16]P162此后，他不断谈到第二个“翻两番”，有时候还很具体，即到下世纪中叶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四千美元，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国家。1987年8月29日，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时明确阐述了“三步走”战略：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三十到五十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这就是我们的雄心壮志。[16]P251党的十三大明确而系统地阐述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十三大闭幕后，“三步走”战略通过舆论宣传家喻户晓。
邓小平去世后，他主导制定的“三步走”战略得到继续贯彻、实施，且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发展。1997年，中共十五大把“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具体化为三个阶段性目标：21世纪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100周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21世纪中叶建国100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世纪之交，中国总体上进入小康社会。从新世纪开始，中国迈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在重申十五大关于第三步三个阶段性战略目标的同时，着重阐述了前两个阶段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明确了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的计划。值得注意的是，十五大在讲第二阶段的战略目标时没有提再翻一番，而十六大明确了，这表明中国在成功克服亚洲经济危机带来的困难、国有企业改革攻坚初见成效以及其他方面的改革与发展形势良好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信心倍增。十六大以后中国经济依然持续快速增长，因而，2007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不仅用经济总量，而且用具体的“人均”指标来言说翻两番，这在党的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还是第一次，它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上的信心和决心。而中共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其中的“翻番”内涵发生了巨大变化，因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截止2010年底，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4382美元，这意味着，如果不考虑价格和汇率因素，新世纪翻两番的任务已经实现。所以，十八大提出的翻番目标，既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出乎意料的成功，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发展的更高要求，更反映了执政党对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改善民生的空前重视——因而，十八大报告中加进“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自十五大以来，邓小平提出的第三步目标实现的时间表没有变，但是目标内涵有了微妙的变化。邓小平明确讲的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其中一个量化标准是在新世纪的三十或五十年里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而按照这一标准，如前所述，中国早已实现了。那么，到21世纪中叶，中国的发达程度肯定超过邓小平的预期。所以，自十五大以来，中共中央再讲到第三步目标时，基本上用的是“富强民主文明（后又加上）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总之，从“工业化”到“现代化”，从“四个现代化”到“小康社会”，从“两步走”到“三步走”，这些战略目标和部署的设定、实现及其调整，既反映着毛泽东、邓小平与中共中央在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上的探索历程，也反映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变迁和发展，是历史上的重要一页。
[参考文献]
[1]李大钊全集：第3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2]李达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3]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4]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5]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7]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9]中国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10]〔英〕罗纳德·哈里·科斯著，王宁翻译.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M].北京：中信出版社，2103.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2]中国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3]盛平.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上卷[M].香港：香港泰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7.
[14]中国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5]中国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胡硕兵）
[关键词]工业化；四个现代化；小康社会；三步走
[中图分类号]D232；F091.9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0599（2014）04-0060-08
国家强盛、人民富裕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夙愿。“工业化”、“四个现代化”、“小康社会”与“两步走”、“三步走”等词汇，在中国共产党历史的不同时期一度是高频率使用的表达强国富民之目标追求及其实现之战略步骤的简洁而形象的概括性用语。它们的出现和变化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经济发展长远目标的思考和战略部署。
一、“工业化”、“四个现代化”与“两步走”
中国共产党早在从事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的民主革命过程中，便提出了实现中国由落后的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的目标追求。20世纪上半叶，一个国家工业基础的强弱或工业化的实现程度是衡量发达与否的最重要标准。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便以改造中国社会为己任，其中，包括通过革命为中国由贫困落后行向富强文明开辟道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共产党所从事的革命事业，目的就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早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前夕，在关于社会主义的论战中，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当年的中国生产力水平是否具备了实行社会主义的物质条件。参加争论的且后来成为早期中共党员的部分知识分子提出，中国的实业或产业水平虽然不高，但是，毕竟有了一定的工业基础，因而可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可以更快地促进中国产业发展，实现工业化。例如，李大钊断言：“中国实业之振兴，必在社会主义之实行。”[1]P618李达亦论证说：“就中国现状而论……在今日而言开发实业，最好莫如采用社会主义。”[2]P65其背后的逻辑是，采用社会主义方法可以有效避免资本主义的弊端；而且，旧中国在军阀政治与西方资本主义的强势面前，欲通过资本主义发展实业亦不可能，因而只有先行社会革命，改造国家，实现社会主义，才能使中国富强起来。就革命与生产力的关系而言，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从孕育时期起就有了比较明确的通过革命寻求生产力更快发展的目标追求。当然，中共正式成立后不久，便认识到中国革命需要分两步走，只有在民主革命成功后，才能从事社会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人是理想主义者，同时，又是脚踏实地的实干家，因而在明确了民主革命的任务后，便全身心投入实际的革命斗争中。
在中国共产党的文本与话语中，明确地将革命与生产力、与工业化关联起来，主要始于抗日战争后期。1942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谈到：边区的土地革命和减租减息，是为了破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封建剥削制度；边区组织个体农民成立生产合作社也是生产制度的革命，同样是为了进一步发展生产力。[3]P70-711944年5月，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办公厅为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举行的招待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必须有工业；要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必须工业化。我们共产党人是要努力于工业化的。”“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3]P146，147同年8月31日，在给秦邦宪的信中，毛泽东谈到：“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基础是机器，不是手工。我们现在还没有获得机器，所以我们还没有胜利。如果我们永远不能获得机器，我们就永远不能胜利，我们就要灭亡。……由农业基础到工业基础，正是我们革命的任务。”[4]P215在这里，毛泽东实际上已经表达了革命的目的在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观点。到了1945年的中共七大，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的书面报告中更明确地表达了这一观点，他指出：“中国一切政党的政策及其实践在中国人民中所表现的作用的好坏、大小，归根到底，看它对于中国人民的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帮助及其帮助之大小，看它是束缚生产力的，还是解放生产力的。”[5]P1079七大闭幕后，毛泽东在《在中国革命死难烈士追悼大会上的演说》中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他说：“中国人民的生产力是应该发展的，中国应该发展成为近代化的国家、丰衣足食的国家、富强的国家。这就要解放生产力，破坏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革命是干什么的呢？就是要……解放中国人民的生产力，解放中国人民，使他们得到自由。”[3]P4321949年春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明确提出在革命胜利后创造各种条件使中国稳步地由农业国转变为工业国、把中国建设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任务。
1953年新中国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中共中央确定用三个五年计划即十五年左右的时间完成工业化（同时完成对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那么，工业化的标准是什么？根据苏联的经验，就是工业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占到70%以上。实现工业化之后，中国经济无疑上了一个台阶，但这仅仅是第一步，长远的奋斗目标是在五十年左右的时间内，即到20世纪下半纪建成一个高度工业化的社会主义强国。毛泽东在1950年代中期的讲话中经常提及这一宏伟目标。高度工业化的强国是个什么样子？1955年10月29日，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问题的座谈会上，毛泽东锁定了美国——世界头号强国，这自然是最具体、最直观也最鼓舞人心的标准。他说：我们的目标是要赶上美国，并且要超过美国。“究竟要几十年，看大家努力，至少五十年吧，也许七十五年……就是十五个五年计划。那一天赶上美国，超过美国，我们才吐一口气。”[6]P5001956年中共八大期间，毛泽东在接见外宾的谈话中又讲到：“要使中国变成富强的国家，需要五十到一百年的时光。”[7]P124 1958年开始的“大跃进”，在“一天等于二十年”、“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的狂热氛围中，赶超美国的时间一度被缩短为十五年、十年甚至四、五年。无限夸大人的主观能动性、无视客观经济规律制约的“大跃进”带来国民经济的严重困难。欲速则不达！在“大跃进”的教训面前，毛泽东等领导人的头脑冷静下来，重申五十年甚至一百年才能建成社会主义工业化强国的时间表，指出：“中国的人口多、底子薄，经济落后，要使生产力很大地发展起来，要赶上和超过世界上最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没有一百多年的时间，我看是不行的。也许只要几十年，例如有些人所设想的五十年，就能做到。果然这样，谢天谢地，岂不更好。”[8]P302类似的话毛泽东在不同场合数次提起，不过讲得频率最高的还是五十年的时间表。1964年底，周恩来总理在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宣布：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即1965年开始）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可以按两步来考虑：第一步，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这大约需要用三个五年计划的时间（即到1980年）；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即20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赶上并超过世界先进水平，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前列。[9]P483然而，1966年开始的“文化大革命”极大地干扰了国民经济发展“两步走”的战略实施。
“文革”结束后，“四个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得到重申和前所未有的强调与宣传。实际上，早在1954年一届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周恩来总理便提出：“我国的经济原来是很落后的；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穷，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不过，这种“四个现代化”的说法在周恩来的报告中只是一带而过，当年也没有引起舆论宣传的注意。毛泽东在日后的讲话中不止一次地提到把中国建成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但他只提到三个方面的现代化，而不是四个方面。虽然，毛泽东没有专门谈到为何如此讲，但从相关文献上看，这并非疏忽，而是有所考虑，因为交通运输业是广义上的大工业的组成部分。及至1959年底和1960年初，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过程中，毛泽东才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8]P116根据毛泽东的这一思想，1964年的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讲的“四个现代化”便调整为现代化的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的科学技术显然比现代化的科学文化这一提法更严谨）。日后所言的“四个现代化”概念便是特指这四个方面。不过，不论哪种含义的“四个现代化”，在提出之初均未进行集中宣传，起码没有成为宣传中“热词”。“四个现代化”这一用语为中国妇孺皆知，还是在1970年代末和1980年代初，当年，它起到了使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摆脱“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理论与实践、实现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激励和桥梁作用。
二、“中国式的现代化”与“小康”
按照三届人大一次会议的设想，“四个现代化”是要在20世纪内实现的，而且标准很清晰——赶上并超过世界先进水平。“文革”期间，一度封闭的国门也曾被打开，尤其是中国政府高级代表团访问欧洲发达国家和邓小平先后访问日本、美国，党和国家领导人对现代化有了清晰而直观的了解（邓小平在参观了日产汽车后感叹：“现在我明白什么叫现代化了。”[10]P51）。在20世纪的最后20年里，中国能否实现现代化成了需要冷静思考的问题。1978年5月7日，在会见马达加斯加外宾时，邓小平谈四个现代化的口气和提法有了微妙变化，一方面讲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是有可能的；另一方面讲世界上先进技术发展日新月异，我们就是实现了四个现代化，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和国民收入按人口平均来算，还是比较低的。[11]P11210月10日，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的谈话中，邓小平就讲得更明确更低调了，他说，这十几年来，世界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中国同发达国家相比较经济上的差距可能是二十年、三十年，有的方面甚至可能是五十年。到本世纪末还有二十二年，二十二年以后，世界是什么面貌？包括你们在内的发达国家，在七十年代的基础上再向前发展二十二年，将是什么面貌？我们的四个现代化，要在本世纪末达到你们现在的水平已不容易，要达到你们二十二年后的水平就更难了。[11]P132
1979年3月，邓小平先后在会见外宾的场合和政治局会议上提出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中国式的现代化”概念，并在著名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中明确宣布“实现中国式的现代化”。那么“中国式的现代化”具体内含为何？在同年10月4日与省、市、自治区党委第一书记的座谈会上，邓小平作出了解释，他说：“我们开了个大口，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后来改了个口，叫中国式的现代化，就是把标准放低一点。特别是国民生产总值，按人口平均来说不会很高。……我们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能不能达到人均上千美元？”“等到人均达到一千美元的时候，我们的日子可能就比较好过了。”[11]P194也就是说，中国式的现代化标准大体上是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千美元。12月6日，在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邓小平再次讲到：我们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小康状态”。比如，到本世纪末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就算达到那样的水平，同西方来比，也还是落后的。[11]P237至此，“中国式的现代化”不但有了具体的量化标准，而且有了一个中国老百姓易于理解也感到亲切的传统词汇——“小康”。此后，邓小平不止一次地提到与大平正芳会见时提出了小康概念即中国式现代化标准这件事，可见他对“小康”提法的重视和满意。
1980年初，胡耀邦向邓小平提出：他很赞赏湖北省提出的湖北工农业生产二十年内“翻两番”的设想，能不能设想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二十年，把我国的工农业总产值翻两番。邓小平表示赞同。当时，中国国民生产总值人均约为250美元左右，翻两番恰好是1000美元左右。是年7月，邓小平视察陕西、四川、湖北、河南等地。在武汉停留期间，在听取胡耀邦和国务院负责人汇报制定“六五”计划（1981年-1985年）和长远规划的基本设想时，邓小平谈到，今后十年的发展速度要研究一下，工农业总产值翻一番的时间能不能提前一点，认为这是个鼓舞人心的问题。[12]P657当时，国务院和中央财经领导小组从经济效益、综合平衡等因素出发，主张第六个五年计划年均增长速度为4%-5%。邓小平问：按这个速度，二十年能不能达到“翻两番”？胡耀邦回答：我计算了一下，要二十年翻两番，每年平均递增应当是7.2%（注：该年谱记录此条目的时间和地点是1980年8月26日在武汉，然而，根据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的记载，邓小平在武汉的时间是7月17日至20日）。[13]P537-538实际上，邓小平在发展速度问题上倾向于快一些，因为没有一定的速度，目标难以实现。这在他70年代末及以后的讲话与谈话中均可以看到明确或委婉的、但大多是明确的表达。不过，他也充分尊重经济工作领导人的意见。考虑到新中国历史上经济建设急于求成带来的被动和教训，考虑到庞大的人口，考虑到交通、能源和科技等基础的薄弱，考虑到国民经济结构的不合理和低效益以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的现实，陈云和财经工作领导人在经济发展速度上均取谨慎的态度，主张以提高经济效益为核心制定国民经济发展计划。“六五”和“七五”两个五年计划期间，主要是调整、理顺各方面关系，加强基础建设，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以为后一个十年的发展奠定一个可靠的基础，所以，“六五”期间国民经济发展速度只能是4%至5%之间，“七五”期间速度会提高一些但不会很高。正是在上述背景下，1982年4月16日，在会见罗马尼亚客人时，邓小平谈到：我们缺口太多，欠账太多，能源短缺，交通运输紧张，城市建设滞后，这些问题不解决，想把事情办好、想发展快一些都办不到。在整个八十年代，我们要为九十年代做好准备，力争九十年代有一个较好较快的发展速度。[14]P815此后，二十年规划，分为前十年和后十年，前十年为后十年打基础，后十年要实现较快发展，成为邓小平频繁提起的战略部署。 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明确宣布了“翻两番”的奋斗目标：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的20年，我国经济建设总的奋斗目标是，在不断提高经济效益的前提下，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即由1980年的7100亿元增加到2000年的28000亿元左右。实现了这个目标，我国国民收入总额和主要工农业产品的产量将居于世界前列，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不过，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还比较低。这样，“十二大”便讲清楚了“翻两番”的意义：一方面是综合国力（经济总量）和民众生活水平的大幅提升，另一方面是按人均计算的经济低水平。这既能鼓舞人心，又避免盲目乐观。党的十二大还阐述了实现“翻两番”的战略部署：前十年主要是打好基础，积蓄力量，创造条件，国民经济发展速度不可能很快。后十年要进入一个新的经济振兴期，发展速度必将比八十年代高得多。[15]P14，16-17
需要指出的是，十二大讲“翻两番”，是指经济总量，人均则没有讲。这恐怕主要是考虑到人口的不确定因素。十二大提出到20世纪末人口力争控制在12亿以内（当年大约在10亿左右），这一任务是相当艰巨的，特别是农村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后，人口控制难度加大。实际上，到2000年中国人口已达126743万人。所以，讲经济总量比较确定，而人均则存在不确定因素。在中共中央文件和政府历年的工作报告中一般都是按总量（工农业总产值或国民生产总值）而不是按人均计算经济增长。
三、人均“翻两番”与“八百美元”
邓小平从提出“中国式的现代化”或“小康”或“翻两番”的概念起，一般是用人均数字，且以美元计算。原因何在？首先，他讲这些问题大都是在接见外宾的场合，以美元为标准便于进行国际比较；其次，人均一千美元的概念能使老百姓加以具象化的体认，而庞大的经济总量对于普通老百姓而言太抽象了。也因为此，人均美元数字的小康标准不胫而走，成了社会上最流行的说法，而经济总量的标准反而成了专业人士才提起的数字。
邓小平讲“小康”，最初是人均一千美元的标准。如前所述，中国在1980年前后国民生产总值人均只有250美元左右（实际上，这仅是一个概略数字，所以，邓小平有时讲人均不到三百美元，有时讲只有二三百美元，有时讲二百五十美元左右），用20年的时间提高到1000美元左右，用邓小平的话讲是“雄心壮志”。考虑到我们前面谈到的国民经济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和陈云等领导人对国民经济形势和发展速度的审慎考量，邓小平在1981年后一度降低“小康”标准。1981年4月14日，在会见日本客人的时候，邓小平谈到：我们设想十年翻一番，两个十年翻两番，就是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千美元。经过这一时期的摸索，看来达到一千美元也不容易，比如说八百、九百，就算八百，也算是一个小康生活了。[14]P7321982年8月6日，在会见澳大利亚总理时邓小平就讲得就更明确了：我们经过反复研究之后，觉得可能一千美元还是高了一点，因为必须考虑到人口增长的因素。所以我们把本世纪末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放在争取达到八百美元的水平上。[14]P836-837此后，“翻两番”、“八百美元”几乎成了邓小平的口头禅。
十二大闭幕后，邓小平对于能否在20世纪内实现翻两番十分关心。1983年2月他前往江苏、浙江、上海等地视察。2月7日下午，在同江苏省委和苏州地委负责人座谈时，邓小平问道：到2000年江苏能不能实现翻两番？苏州有没有信心？人均收入八百美元，达到这样的水平社会是一个什么面貌？在听到苏州已有不少农村人均收入超过了八百美元后，又询问采取的方法和路子。2月9日，在杭州同浙江省委负责人的谈话中，邓小平提到：这次在苏州看到的情况很好。现在苏州市人均工农业总产值已经到了或者接近八百美元的水平。江苏从1977年到1982年的六年时间里，产值翻了一番，照此下去，到1988年前后可以达到翻两番的目标。浙江能不能实现这个目标？在听到浙江省委负责人表示翻两番不成问题时，邓小平又说：浙江能否多翻一点呢？像宁夏、甘肃翻两番就难了。2月16日在听取浙江省委汇报时又一次详细地谈到翻两番靠得住靠不住的问题，并且讲：到本世纪末，江苏说可以达到每人三千美元。你们少说也应该二千多美元。[14]P886，889-890
邓小平的这次南方视察，无疑增强了他对实现翻两番的信心，回京后他在同胡耀邦等人的谈话中指出：这次我经江苏到浙江，再从浙江到上海，一路上看到情况很好……到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要有全盘的更具体的规划，各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也要有自己的具体规划，做到心中有数。现在的问题是要注意争取时间，该上的要上。[14]P89212月22日，在听取姚依林、宋平汇报经济情况时，邓小平又一次强调：建设投资，重要的是争取时间，把争取时间放在首位。这方面要勇敢点，太稳了不行。没点闯劲，翻两番翻不起来。[14]P949-9501983年结束之际，“六五”规定的工农业生产指标已经提前两年达到。一方面是东南沿海省份的蓬勃景象，另一方面是八十年代初期整个经济发展速度大大超过预期——国内生产总值年均递增1981年为5.2%，1982年为9.1%，1983年为10.9%，1984年高达15.2%，因而，到1984年，邓小平会见外宾时再谈到翻两番已明显成竹在胸，他不止一次地讲到：中国经济正在稳步发展，比我们预料的好，到本世纪末翻两番看来可以实现、看来是有把握的。10月22日，《在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中，邓小平说：我在同外国人谈话时，讲了一句大胆的话：现在看翻两番肯定能够实现。这个话，我们过去是不敢讲的，只是讲翻两番有可能实现，但是要花很大的力气。接着，他通过列举数字说明翻两番的把握性。兴奋之情溢于言表。他还说：翻两番的意义很大。这意味着到本世纪末，年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一万亿美元。从总量上说，就居于世界前列了。这一万亿美元，反映到人民生活上，我们就叫小康水平。[16]P8811月1日，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邓小平再次充满信心地讲到，我们党十二大确定的翻两番的目标现在看来肯定能够实现。翌年6月4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邓小平更提出：“我看，到本世纪末我们肯定会超过翻两番的目标。”[16]P128 1989年，中国经济进入治理整顿阶段，发展速度放慢。期间，邓小平一度担心翻两番目标能否实现的问题。1990年3月3日，在同中央几位负责人的谈话中，他提醒道：现在特别要注意经济发展速度滑坡的问题，我担心滑坡。百分之四、百分之五的速度，一两年没问题，如果长期这样，在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也叫滑坡。什么叫适度？适度的要求就是确实保证这十年能够再翻一番。[14]P1310当然，随着治理整顿的结束尤其是1992年邓小平视察南方谈话发表后，随着中国经济的新一轮高速增长，翻两番的目标不仅不用再担心，而且，在1998年提前实现了经济总量的翻两番，2000年实现了人均800美元的目标。
四、“三步走”与“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国家”
“翻两番”只是中国在20世纪的经济发展目标，此外，还有一个长远战略，即建成一个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1981年9月9日，在会见日本公明党访华代表团时，邓小平谈到：本世纪末也只能搞一个小康社会，要达到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至少还要再加上三十到五十年的时间，恐怕要到二十一世纪末。[14]P769翌年5月2日，在会见卢森堡客人时，邓小平谈到：我们的目标是在本世纪末达到一个小康水平。要接近而不是达到你们西方的水平，恐怕还要花三十年的时间，即从现在起要艰苦奋斗五十年。[14]P820-821此后，邓小平在接见外宾的场合经常谈起中国的长远规划，且说法逐渐固定，即在进入21世纪后用三十到五十年的时间接近发达国家水平，有时还特别说明不是赶上，也不是超过，而是接近。1984年10月6日，在会见参加中外经济合作问题讨论会的中外代表时，邓小平用更简明的“两步走”来概括中国的中长期发展战略，他说：我们第一步是实现翻两番，需要二十年，还有第二步，需要三十年到五十年，恐怕是要五十年，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16]P791986年6月18日，在会见海内外荣氏家族成员时，邓小平用了更具体的数字谈论第二步目标，即在小康社会实现后“再花三十年到五十年时间，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16]P162此后，他不断谈到第二个“翻两番”，有时候还很具体，即到下世纪中叶达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四千美元，建成中等发达水平的国家。1987年8月29日，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领导人时明确阐述了“三步走”战略：我国经济发展分三步走，本世纪走两步，达到温饱和小康，下个世纪用三十到五十年时间再走一步，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这就是我们的战略目标，这就是我们的雄心壮志。[16]P251党的十三大明确而系统地阐述了“三步走”的发展战略：第一步，从1981年到199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1年到20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21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人民生活比较富裕，基本实现现代化。十三大闭幕后，“三步走”战略通过舆论宣传家喻户晓。
邓小平去世后，他主导制定的“三步走”战略得到继续贯彻、实施，且在实践中得到进一步发展。1997年，中共十五大把“三步走”战略的第三步具体化为三个阶段性目标：21世纪第一个十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2000年翻一番，使人民的小康生活更加宽裕，形成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再经过十年的努力，到建党100周年时，使国民经济更加发展，各项制度更加完善；到21世纪中叶建国100周年时，基本实现现代化，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世纪之交，中国总体上进入小康社会。从新世纪开始，中国迈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阶段。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在重申十五大关于第三步三个阶段性战略目标的同时，着重阐述了前两个阶段即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明确了国内生产总值到2020年力争比2000年翻两番的计划。值得注意的是，十五大在讲第二阶段的战略目标时没有提再翻一番，而十六大明确了，这表明中国在成功克服亚洲经济危机带来的困难、国有企业改革攻坚初见成效以及其他方面的改革与发展形势良好的情况下，中共中央信心倍增。十六大以后中国经济依然持续快速增长，因而，2007年召开的中共十七大进一步提出“实现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到2020年比2000年翻两番”的目标。不仅用经济总量，而且用具体的“人均”指标来言说翻两番，这在党的代表大会的政治报告中还是第一次，它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经济发展前景上的信心和决心。而中共十八大提出，到2020年，实现国民生产总值和城乡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这其中的“翻番”内涵发生了巨大变化，因为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公布的数据，截止2010年底，中国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达到4382美元，这意味着，如果不考虑价格和汇率因素，新世纪翻两番的任务已经实现。所以，十八大提出的翻番目标，既反映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出乎意料的成功，也反映了中国共产党对经济发展的更高要求，更反映了执政党对经济发展的同时不断改善民生的空前重视——因而，十八大报告中加进“城乡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的目标。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自十五大以来，邓小平提出的第三步目标实现的时间表没有变，但是目标内涵有了微妙的变化。邓小平明确讲的是达到“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其中一个量化标准是在新世纪的三十或五十年里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而按照这一标准，如前所述，中国早已实现了。那么，到21世纪中叶，中国的发达程度肯定超过邓小平的预期。所以，自十五大以来，中共中央再讲到第三步目标时，基本上用的是“富强民主文明（后又加上）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总之，从“工业化”到“现代化”，从“四个现代化”到“小康社会”，从“两步走”到“三步走”，这些战略目标和部署的设定、实现及其调整，既反映着毛泽东、邓小平与中共中央在中国经济发展战略问题上的探索历程，也反映着中国经济与社会的变迁和发展，是历史上的重要一页。
[参考文献]
[1]李大钊全集：第3卷[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
[2]李达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3]毛泽东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
[4]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
[5]毛泽东选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6]毛泽东文集：第6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7]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8]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9]中国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9册[Z].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10]〔英〕罗纳德·哈里·科斯著，王宁翻译.变革中国——市场经济的中国之路[M].北京：中信出版社，2103.
[11]邓小平文选：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
[12]中国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3]盛平.胡耀邦思想年谱（1975-1989）：上卷[M].香港：香港泰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7.
[14]中国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
[15]中国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二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Z].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
[16]邓小平文选：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责任编辑：胡硕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