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岁的谭谈没有想到自己的手指竟然还能轻快地落在黑白琴键上。她走到旅社吧台前的电子琴旁，弹出一段旋律，又放声吟唱歌剧……嘈杂的人声顿时静默，所有目光都被这位染着金色短发的少女吸引。
　　过去休学半年间，让家中钢琴再无声响，这是谭谈对母亲最直接的反叛。因为弹钢琴，是她童年时由名校博士毕业的母亲安在她身上的“高尚志趣”。琴声乐声相伴的美好场景背后，其实在场老少有着共同的焦灼。
　　媒体人张进推出“陪伴者计划”，试图从社会支持层面入手，探寻精神疾病疗愈之路。2018 年11月末，“陪伴者计划”征集 20个因中重度抑郁症等精神疾病休学在家的青少年及其父母参与。

“孩子不是叛逆，是病了”

　　共训营第二天，上午的课堂黑压压坐满了家长，却很少见到孩子。孩子在哪儿？父母们平静地解释 ：“还在睡。”晚起之所以被谅解，因为这属于孩子们的病态表征，也是抗抑郁药物的副作用。
　　下午，来听讲座的孩子渐渐多了，可他们听了一会儿就走开了，就像中学课堂里坐在最后一排捣蛋的孩子。但事实恰恰相反，记者发现这些孩子有著惊人的相同点：他们在病前大多是重点中学的优等生，自我要求极高。
　　19岁的韩青在分享环节自称是个“逃兵”—— 来杭州入住后的第一天，一家人打算到浙江大学学生食堂吃饭。距食堂门不到 100米时，她扭头逃走。“我没办法走进去……”原本成绩优秀的她现已休学3年，却始终放不下考个好大学的念头。因为这种灰心，她不久前吞服安眠药试图自杀。
　　袁然然被父亲喊起床后，百无聊赖地坐在青旅客厅最后一排沙发上，用宽大外套罩住双手。“暴食一个月，重了 10公斤。”她语气淡漠，仿佛在说一个与己无关的笑话。这位明艳的女孩患有严重的进食障碍：因为失恋而暴食，又因为暴食后担心发胖而产生抑郁和焦虑情绪。晚餐时间，父亲老袁，总是热情动员女儿陪他去吃饭，一旦女儿拒绝，他就陷入焦虑，因为女儿午夜可能躲在无人角落暴食……
　　训练营的大部分讲座时间，16岁的浙江男孩陈浸都在沙发休息区，和父母若即若离。陈浸人高马大，在所有人中看起来最健谈，似乎总在帮身边的小伙伴答疑解惑。他常常为一位因有认知障碍而觉得自己很丑的女孩拍照，不断告诉她：“看，多好看！”“我觉得我没有问题，但我爸妈觉得我有很大问题。”陈浸耸耸肩，一派轻松模样。成绩优异的陈浸，忽然有一天宣布不再上学，因为“没意思”，之后不仅情绪有异，身体也会疼痛。短短几个月，他学会抽烟喝酒，父母无力阻止：父亲只能在他面部表情痛苦时给他一支烟抽，母亲只能在他需要时和他一起喝酒。在突如其来的心理疾病面前，家庭秩序变得渺小。

　　16岁的万言遭遇过校园暴力，甚至有位男同学曾把她逼到厕所墙角后，伸出小刀对着她的脖子。糟糕的情形持续到万言念初二时，她再也无法走进学校。“我真的很后悔，最初以为她只是青春期厌学情绪……”万言的母亲现在终于摆脱了最初的自责。
　　一位母亲直至女儿休学，都以为是女儿的“青春逆反心理”，直到有一天，她看到女儿手上有拿小刀划过的 10道自残伤疤。“我试着在我手上用小刀划一道，但做不到……我真的意识到孩子不是叛逆，是病了。”这母亲说。
　　认知疾病，对于这群曾经优秀的孩子而言，也和家长一样困难重重：许多孩子在被确诊前拒绝就医，在确诊后也拒绝服药。万言休学后在贴吧上建了一个“我要当大神”的小号，她每日反复关注小号有没有掉粉。获得关注，成了曾经作为学霸的她现在精神世界的寄托。
　　“帮助无法正常上学、社会适应较弱、自救意识不强的初高中学生，正确认识抑郁，改善亲子关系……直至顺利复学。”这是活动初期主办方立下的目标。可记者发现，少有父母将“复学”作为直接诉求。“希望孩子来这里交几个朋友，当个快乐的普通人……”这样的回答，在这群父母中几乎成为标准答案。

敌意和爱意

　　亲子共训营的第二天晚间，家长们被活动志愿者要求“全部退场”：工作人员为孩子们设计了专场座谈。孩子们围坐在一起，被鼓励挨个发言，主题围绕“你期望爸爸妈妈在接下来的日子里帮你做些什么？”“我真的不怪他们了，就像是我养的猫，它饿了我拿质量不好的火腿肠喂它，但不知道这会让它丧命，我只是不想让它饿……”
　　一位女孩在座位上泣不成声。她说起自己曾经在小学三四年级时患过肿瘤，病痛来袭时，她勉强支撑着到母亲教书的教室门口求救。但不知情的母亲搬了一把小板凳到教室外，命令她：“你就坐在这儿。”
　　陈浸回忆时带着平静的笑意，“我妈妈头脑精明，她把我看成了最大的一笔投资。我上初中时，她反复比较了两所中学的收益回报，然后，哈哈……”“我和我妈妈关系一直不好。”韩青低垂着头，停顿了一会儿。她曾经劝父亲离开母亲，“我一直觉得我爸爸是我最好的陪伴者，但是他拒绝了我这个想法……”
　　患有双相情感障碍的韩青正在调整药物，母亲一直陪伴在侧。她对母亲的负面情绪正在消退，因为她看到了强势的母亲逐渐变得柔软。“我想或许我自己很难一下子变好，我只希望我的家庭关系能够变好。”韩青说。指导老师梁辉把这句话带给了韩青的父母，那位强势的母亲落泪了，“女儿病后，我常常对她冷暴力，或者以出差工作忙的名义当逃兵，其实是我不敢面对她，即使知道她需要我……”有时，敌意和爱意，或许本就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我知道我应该恨我妈妈，但恨不起来。我变成现在的样子，无论是好的还是坏的，都因为她。”从小跟着母亲在美国长大的谭谈，回国后就读于北京最好的中学之一，成绩保持在年级前 20名。她擅长钢琴、歌剧，有上千本的图书阅读量，在同学们眼里是“完美人设”。
　　她却说，因为母亲，她没有童年。“她是名校的博士后，踌躇满志却有很多遗憾，我就是她消除遗憾的工具。而且在我病后，我妈妈无坚不摧的权威形象被她自己亲手毁掉了。”母亲变得无所适从，这使谭谈更加恐惧。
　　记者原本以为，这次“控诉大会”会以冷场告终。“报名表上，我看到父母为孩子写下性格内向的占了大部分，事实却相反。”指导老师梁辉亦有同感。在大多数家长看来，梁辉“说话很直，有时让人消化不了”。而在身为一线教育工作者的梁辉看来：善待学生，敲打鞭策家长，才是家庭教育中普遍缺失的“救赎”方法。梁辉的话让家长们沉默了：你们所感受到我刻意释放的攻击性，或许仅是你孩子曾经承受的你的攻击性的十分之一。

纠正的道路

　　课程进展不错，几位家长倡议孩子们建一个没有家长参与的交流群。但之后的补充倡议坏了事：有家长建议邀请一两位在场老师参与其中。
　　“他们还是不相信我们，这不就是监视吗？”一位女孩生气地说。“接纳”和“改变”已经成为这些家长的高频词汇，毕竟家庭环境“出错了”，孩子病了。然而，纠正的道路，并非尽能如愿。
　　共训营进行了一半，一位母亲依旧无法把女儿请出房间——孩子们都相约去逛街了，女儿还在房里昏睡。像往常一样，她遛弯、跑步、深呼吸调节情绪，再度请孩子起床，女儿的拒绝将她又打回谷底。学国学、健身……她几乎遍尝，依旧陷入死循环——她和颜悦色，女儿愤怒反抗，她强行调节焦虑……这位母亲找志愿者邹峰聊天，陪伴经验丰富的邹峰提出了她意想不到的观点：你的和颜悦色，其实并不是放下，而是焦虑。
　　邹峰找了这位母亲的孩子聊天，发现孩子表达活跃，却在母亲介入聊天时，迅速萎蔫，一言不发。邹峰给出的建议是：在孩子的成长上，母亲需要进一步撤退。当晚，这位母亲主动告诉女儿：从今天开始你服药，我不再递给你。女儿欣然接受，并在当晚弄清了药物资料。服药自主权下放后，她发现女儿变了。女儿不慎崴了脚，却还是要和小伙伴参加次日的集体活动。尽管第二天女儿没有兑现承诺，这位母亲依然觉得：这是好的开头。
　　陈浸的母亲方捷也自称不焦虑了，因为“孩子已经好转”。
　　陈浸情况最糟时，曾在一次母子争吵后，大声喊出：“我要杀了你！”一家人在无可奈何之际铤而走险：顺应陈浸心愿，让他搬出去独自居住。父亲在获得他允许的前提下去照顾起居，母亲偶尔探望，夫妻俩从不在那里过夜。陈浸外出独自居住的4个月里，方捷报名学习心理学课程。终于有一天，陈浸开口说想搬回家里住。方捷记得一个儿子归家后的画面——母子俩平静地并排坐着喝酒，儿子突然说：“妈妈，不知道为什么，我极度缺乏安全感。”方捷心痛而欣慰，起码她重新成为了儿子情绪的出口。然而，方捷的内心或许没有自己所想的那样无懈可击。共训营最后一天下午，陈浸消失了。方捷打不通孩子的电话。好不容易接通，孩子懒懒地说：在吃饭，希望一个人安静。方捷说：早点回来。电话挂断后，方捷询问下得知，昨晚交流会，陈浸或许是因为某个孩子的发言引起共鸣而情绪波动，上半身不住战栗……听罢，方捷和爱人决定去找孩子，确认孩子无恙后，悄悄折回。
　　为人父母的尺度，对于这 20个家庭而言，是需要精准拿捏的话题。答案，或许就在每一位孩子心中。每次万言的母亲问她需要什么帮助，万言总说：希望你做自己。什么是“自己”？万言给出的答案是：不要再做那个高高在上的家长权威，也不要再做那个因为孩子病了就唯唯诺诺的老好人，做一个最真实的成年人。

推倒后重建

　　今年，韩青独自去成都参与“复学计划”。复学，难以坚持，调整再复学……她勇敢地在这个困顿的循环中不断尝试恢复社会功能。但在父母面前，她轻描淡写，举重若轻。就像一位主讲人秋月在讲座上所說的，“这个战场血流成河，但除了我没有人能看到”。秋月曾是重度的双相情感障碍患者。而转头看看家长们的推断——“孩子认知疾病能力不足，自救意识不足。”这是父母们提及最多的。
　　真实情况恰是反面。记者留意到一位女孩向主讲人提了一个专业问题：青少年单相抑郁症转化为双相情感障碍的概率是否真的很高？显然，女孩在思索自己疾病的未来。记者与陈浸沟通时得知，得病后的几个月，他偷偷阅读《变态心理学》《犯罪心理学》。他想知道对人友好的他对待生活的恶意究竟从何而来。韩青和万言也在尝试着寻求认知行为疗法等自我解救的道路。在某种意义上，家庭所给予的最好帮助，或许仅仅是“陪伴者”的本来含义。
　　袁然然又“失踪”了，回青旅时带着好几件新衣服。她和老袁解释：这件是给老妈的，那件是给外婆的……老袁看着女儿，这次没有责备——虽然这又是一次女儿释放压力的疯狂购物，但这是她很难得的一次为家人采购衣物。距共训营结束还有 1 天时，袁然然打算提前撤退，这次她没有不辞而别。她告诉了老袁，希望父亲和她一起回家。老袁尊重了女儿的想法。临走前，老袁摸着女儿的头，玩笑似地说：“早知道女儿会因为失恋发展出心理问题，就应该教教她怎么谈恋爱，而不是一直补文化课。”

　　20个家庭之中，另一对父女组合是谭谈父女。有人问起她母亲为什么没有同来，她的答案都是：妈妈工作太忙，她也很难因为参与这些活动被改变。实际上，就在共训营结束前那晚，从未在群里发言的谭谈母亲写下一段长长的话：“我很高兴孩子能利用这个机会有个情绪的出口，有个公共场合释放自己的攻击性……我愿意成为我女儿攻击和推倒的目标。只有推倒，才能重建。”这位未曾露面的母亲道出了缺席的真实原因，她觉得自己仍有控制孩子的心理，因此自发离孩子远一些。
　　彼此多一些信任，究竟会怎样？万言的妈妈在女儿病后开始“追星”，追的是年逾五十的郑伊健。她带着女儿一边四处求医，一边在各个城市机场体验粉丝接机;女儿也常常帮母亲所在的粉丝团发布推文。母女俩把看病过程视作“游历”。
　　课程最后一天，陈浸破天荒早起。他见到记者，欢喜地伸出手，想要击掌。课程结束后，陈浸对父母提出：想在杭州再逛逛。等父母回家一天后，他也顺利归家。母亲方捷在群里留言：返程时其实已经没票了，我们在家坐立难安，但陈浸顺利说服了火车站层层关卡的检票人员，上车补票。看来他比我们想象中强大很多！3 天后，陈浸又独自出发去湖南听张嘉佳的讲座了。孩子告诉母亲，自己喜欢像他一样的丰富人生。那一刻，方捷坚信：“我的孩子不是病人，只是需要更多时间探寻生命的意义。我要慢慢走，陪他看看风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