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果敢那天，萨文走得有些仓皇。
　　那是2012年的夏天，老街市在入夜后已经灯火通明，灯光从高耸的双凤塔辐散开来，穿过彻夜不息的赌场和妓院，远处的市镇、山寨与监狱，则陷入黑暗。
　　萨文一人待在房间中，突然遇到不速之客。来人提着一把大刀，逼着萨文交出在果敢拍摄的纪录片素材。
　　“我有通行证，是魏主席叫我拍的！”萨文说。
　　听到“魏主席”的名号，对方一时没了主意，“你不许走，给我等着。”他对萨文呵斥道。
　　萨文知道他去找人了，哪还敢再耽搁，急忙把机器兜起来，罔顾了四散的衣服，外面的狗吠叫起来，一定有人来了。
　　“如果我当时没说是魏主席的朋友，估计已经被就地正法。”萨文心有余悸地想着，一路躲进了后山，在芦苇丛里猫了一夜，四周黑漆漆的都是水。
　　天色渐渐亮起来，那群人终于没能找到他。萨文找到一个背蓝色书包的小孩，他用十块钱收买了他，跟着小孩出了山。一回到大街上，萨文拦下一辆三轮车，赶紧往中国走。
　　蹬三轮车的是个北京人，说自己来果敢赌钱，输光了回不去，就在这待着。“回北京干吗？房价多贵啊，回去也寒碜。”车夫的口气还带着北方人的直爽劲。
　　时至今日，萨文也见惯不怪了。这一百多天的果敢之旅，他遇到多少中国人在这里得享天年、骄奢淫逸，或是钱财散尽、装疯卖傻、毒瘾缠身，大多不想回去。
　　从云南南伞县向南，到果敢只隔一座山，这条路上走过明朝的残军、清朝的追兵，也走过不计其数的毒贩、赌客和华商。这些人想要生存、毒品、金钱和刺激，想要在中国得不到的生活。
　　全世界的政客和新闻记者，都热衷于金三角的毒品问题，却忽略了在毒品王国里普通华人的生活和命运。
　　萨文还记得自己第一次在照片上见到的果敢，那半大的孩子蹲在筐子里，和一群难民挤在云南的中缅边境线上。
　　那一眼，把他带到了果敢。

只求别死在果敢

　　果敢几百年来仍是华人社会，流通人民币，说着西南官话。教材是复印中国的课本，警察也叫公安，电话区号归属云南临沧。
　　2012年4月时，萨文的果敢拍摄之旅即将成行。他在梅河口龙泉寺遇上一场庙会，根据业界的传统，重要片子开拍时需要团队同去烧香，不过那天只萨文一人站在大殿里，说好入伙的朋友全都反了悔，终究是“害怕金三角的毒品名声”。
　　萨文曾是一名记者，从2006年开始，他的镜头长久追随一群“边缘人”：劳改释放人员，精神病人……萨文的纪录片偶在国外的电影节上露脸，用他自己的话说，也不为有人喜欢，“总会作为历史的文本存在吧”。
　　龙泉寺的菩萨灵，萨文家姐曾在这里求到儿子。身边如潮的香客去把“十不全”像摸了个遍，求一身无病无灾。萨文就在一旁拜了拜药师菩萨，“要求个什么，就求不要死在果敢。”
　　之后，他就背着一袋钱和摄像机器上路了。
　　缅北果敢全名是缅甸掸邦第一特区，是缅甸联邦东北边疆的一个自治区。约有人口14万，其中以华人占大多数。
　　果敢与中国的渊源，史书上记载得惊心动魄：吴三桂将明朝末代皇帝绞杀在昆明的“逼死坡”上，流落缅甸边境的南明余党，就是果敢人的先祖。而今名震世界的，是百年的鸦片种植历史，缅北金三角一度经手全球七成毒品。
　　“我开始好奇和想象，这些和中国人有一样血统，相同面貌的汉人，在夹缝中会有怎样的命运？”
　　萨文抵达果敢首府老街市，仿佛来到一座中国南方小城。果敢几百年来仍是华人社会，流通人民币，说着西南官话。教材是复印中国的课本，警察也叫公安，电话区号归属云南临沧。萨文还在街上看到了钱柜KTV和天上人间。
　　大街上，肤色较白的是中国人，蜜色皮肤的是果敢人，缅甸人则有瘦削硬朗的面部线条。而在中国被禁止的赌场和妓院，大方地写在临街的招牌上，一行中文，一行缅文。
　　魏主席是果敢的边防军司令，在果敢的地位举足轻重。萨文初来乍到前去拜访，申请一份拍摄许可。魏主席说自己最近见了很多中国人，有的是为钻石生意，有的是为木材，还有人找他上《世界名人录》。
　　“中国有大国情结，电是他们管的，说断就断，（中国）不运物资，果敢就没法生活。”魏主席谈到，就在聊天时，果敢市长趿拉着人字拖，带着中国警察走了进来，申请逮捕逃犯，给魏主席点上一支烟，批了逮捕令。
　　果敢的水、电、网络，都依赖云南供给，只要发生冲突，断水电是常用手段，所以魏主席对中国人都还算客气。
　　萨文下榻的旅馆很简陋，老板罗家英（化名）是个锱铢必较的湖南人，一百零三块的饭钱，死活不肯抹掉三块零头。
　　罗家英从湖南初到果敢，还是在彭家声主政时期，有朋友告诉他：“云南边境有个地方叫果敢，那儿开旅馆房租便宜，经济也景气，就是……有点乱。”
　　当时彭家声正在寻找替代毒品的经济支柱，对华商相当照顾。中国人到果敢从商或停留，可以随便办身份证，“喜欢把姓名登记成‘刘德华’、‘张惠妹’。”
　　罗家英租下的这栋三层大楼，年租金为五万元，他向萨文收取每日五十元的房费。罗家英的女儿就在隔壁卖麻辣烫，连襟也从湖南老家跟来，在旅馆对面开超市。老街市的店铺大都是中国人在卖食品和物资，本地人则给中国人打工。
　　在果敢的中国人，要是说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都会有一个耐听的故事，“一个来自中国的普通人，在这里都觉得高人一等。”萨文告诉记者。 　　比如过去在中国开影楼的刘陈作彦，因为在果敢旅游的时候巧遇了彭家声，彭家声见他手中端着相机，就让他为自己照两张。
　　刘陈作彦离开果敢时，被军人拿枪给截下了。因为彭家声觉得他拍照不错，留下吧，当作御用摄影师。
　　后来，刘陈作彦就进入了果敢的宣传系统，他依样把中国县城的那套报纸、电视台系统搬到果敢来，竟一手建立起《果敢周报》和唯一的果敢电视台，现在已经成了“新闻局副局长”。
　　正在给交警队长开车的老程，前半生是在重庆卖电脑软件，后来在网上看到支教的信息，就来了果敢当“老师”，一留十几年，从此“乐不思蜀”，再也没回过家。
　　其实老程的境遇并不怎么样，结识萨文后，天天跟着后者蹭吃蹭喝，还羡慕萨文住的十几平的小单间。
　　老程不嫌弃果敢的生活条件，但对中国厌倦不堪，“在中国，总是要混出点样子，在果敢，倒还真不用混成什么，结婚和买房的压力，这里都没有。”和中国日渐明显的社会分层和压力相比，果敢是个能慰藉人心的“世外桃源”。
　　2009年的缅甸8·8事件（缅军以果敢枪械修理厂制毒为由，派出30名警察强搜该厂，导致缅甸政府军与果敢特区爆发激战），曾搅得果敢鸡犬不宁，大批华人逃回云南。不过事件平息后，彭家声撤走，白所成接手政权，老程、罗家英等等中国人还是选择留在了果敢。
　　现在的罗家英偶尔穿着隆基（傣族和景颇族男人的服饰），靠在店门口抽水烟的时候，就像一个地道的果敢人。他的旅馆基本住满了人，客流远较小县城大，赌客与毒贩子来来往往，比家乡能挣到钱。

赌两把的好地方

　　在果敢要开赌场，“先要找当地领导人申报，让政府入股，然后杀一条蛇完成一套仪式，培训好服务人员，就可以开张了。”
　　在老街市的市中心，耸立着双凤塔，塔底就是一家金店，一名老兵手持AK47端坐在门口，从这里开始，数条商业街伸展开来，随处可见大大小小的赌场。这是中国旅客的第一站，在老兵面前，每天都有延绵不断的三轮车拉着中国赌客，穿过四面八方的街道。
　　朋友曾劝诫萨文，不能去拍赌场，之前凤凰卫视的记者去拍，被打得很惨。萨文还是冒了险，他把胸口处的衣服剪开一个洞，镜头从洞里露出来，平时用外套遮掩，没人注意时就悄悄拉开。
　　眼前的赌场大厅里，排开一张张桌子，绿色的桌面上铺着卡牌和筹码。耳边三教九流的人说着东北话，南方话，连着台湾腔乱糟糟响成一片。
　　赌桌旁的年轻母亲们最为扎眼，留下几个两三岁的孩子在赌场里打闹，胡乱爬过桌椅木腿，揪住赌场门口的挡风帘子扯个没完。
　　果敢的赌场生意从十余年前成为经济命脉，自从官方明令禁毒之后，政府失去了重要的收入来源。“不能毒，只能赌了。”时任最高领导的彭家声认为。
　　在果敢要开赌场，“先要找当地领导人申报，让政府入股，然后杀一条蛇完成一套仪式，培训好服务人员，就可以开张了。”附近寨子里的姑娘小伙子，若是有幸去赌场做工，总会兴高采烈好一阵子。
　　赌场一千五百元的月薪，是果敢最好的一份收入。而普通寨民的收入每月只有一百五到三百之间，得养活一大家子人。
　　这些利润大多来自过境赌博的中国赌客，他们中间运气好的人，赢了钱，意犹未尽地回家去，运气不好的，就把纸醉金迷的幻觉和一掷千金的过去一并断送在监狱高墙里。
　　天津人何海的好运气，就在果敢的赌场里走到了头。何海过去在天津卖皮衣，挣下了几百万家产。他好赌，在牌桌上得知：“云南再过去有个果敢，是个赌两把的好地方。”
　　当时又是遇上拆迁，何海分到了三百万，在果敢，有三十万就活得和富翁一样，何况他有三百万。一到赌场，何海一坐下就迈不动步子，赌得没日没夜。赌到眼红的时候，一个人过来揽住他说，“来来，吸点四号（海洛因）玩玩。”
　　“这种邀请难以拒绝，毒品和赌博在果敢太平凡了。”萨文自己也有过一闪而过的念头，要不要坐到赌桌前试把手气，要不要尝一口毒品？
　　当时何海还不知道是自己露了财，招来祸端。他吸食了毒品之后，随即被当做吸毒犯关入监狱，钱也全被抢走。
　　在杨龙寨监狱里，没有人管他叫何海，这里的人都以地名互相称呼，满头白发的“湖北”，本想合股开赌场，却莫名牵扯进了绑架案；“上海”是珠宝商人，在赌场里因为女人起了争执；其他人的罪名有吸毒、贩毒、抢劫、欠债不还……
　　萨文进杨龙寨监狱拍摄时，被这群中国人团团围住，托他给家人打电话报个平安。何海拖着脚上的铁镣，扒开人群挤了进去，对萨文喊：“你给xxx打个电话！”他还不知道，中国领导人已经在去年进行了改选。
　　何海的腿被打折过，骨节分明凹陷下去。在这里，只有疯子是不用做工和挨打的，萨文第一眼看到“疯子”的时候，他正端着一只手，一字一句念：“我是玉皇大帝，你们这群猪狗，杀掉你们。”
　　萨文拍过精神病院，总觉得“疯子”的演技拙劣，他问监狱组长：“他装的吧？”“是疯子。”组长告诉萨文，“前几天闹得可厉害了，踢床踢被子，后来叫人抬走了。”
　　萨文不置可否，他看着这些天南海北的中国旅客，在监狱里开始新人生。长日坐在牢房外蓝色的塑料雨棚下，互相半真半假地聊着天，热带的雨一时砸在雨棚上，一时停歇，好像在看经典的戏剧《等待戈多》。

　　杨龙寨监狱关着的八九十个犯人中，有四十多个来自中国。他们来果敢的理由，有的说是想赚钱，有的说是想猎奇，还有个重庆妹子说“想来体验一种不同的生活”。
　　但同样的一点是，大家达成共识一般，说出了监，那就卷土重来，还是留在果敢。

戒不掉的毒

　　萨文在拍摄的时候，偶尔哼两句流行歌曲，会有人来阻止，因为“戒毒所要隔绝一切红尘世俗，用信仰把毒瘾压制下去”。
　　小罗的少年时代也是在监狱的铁窗里度过，8·8事件爆发时，国家机器全线瘫痪，小罗跟着其他囚犯一同越狱而出，逃到了中国。
　　或许有那么一个错身的距离，小罗可以摆脱毒品，过上正常人的生活，在云南学一门技术，甚至安顿下来，没有人知道他吸过毒，坐过牢。但他最终还是发现，自己离不开果敢，就像戒不掉的毒瘾。
　　“我无论走到任何地方，都摆脱不了它，都要回到这里。”小罗对着萨文的镜头说，他还是个刚二十出头的小伙子。
　　上了年纪的人都还记得，在十几年前，果敢的经济支柱原本是毒品。
　　“上街称两斤鸦片，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情。”果敢家家种植罂粟，政府管理运输贩卖，从中抽成。当时就连果敢的小孩都笑话港片的桥段，严严实实的黑皮箱子，黑衣墨镜的黑帮保镖，“太傻了，我们都是一卡车一卡车地拉。”
　　在果敢华人社会的价值观里，种植毒品竟是件有关民族大义的事情。一些老百姓看来，大麻和海洛因坑害回了西方，算是抗击侵略者，在道德上没有什么损害。
　　这让萨文想起一部科幻电影：有人向河流排放污水，却不料衍生出怪兽，跳出来反噬那些排污的人。一百多年前，殖民者在这里撒下罂粟种子，把果敢变成罂粟之乡的西方人，也将长久遭受毒品的折磨。
　　小罗出生得晚，他开始吸毒的时候，果敢已经全面禁毒，挥刀砍光了田里的罂粟。现在，漫山的罂粟花已经变成了甘蔗，但果敢这片土地湿热多雨，天然适合种植鸦片，其他作物则是勉为其难地生长，果实也小得可怜。果敢的烟民成了农民，生活大不如前。

　　萨文问过魏主席，果敢能不能办一所大学？主席坐在垫着豹皮的木椅上，摇摇头，“办了大学，缅甸方面会怀疑我们在培养派系势力。”
　　孩子们对身处的环境懵懂不知，很快他们将被推向社会，失去孤儿院这最后一层保护伞。“中国的孤儿，总算是中国人，中国的政府还是会管，慈善机构会照顾。然而果敢的孤儿游荡在大街上，流落在寨子里。”
　　地方政府也不管，彭家声掌权的时候，新闻局局长也曾劝他“去孤儿院看看，慰问慰问孩子们”。彭家声从善如流地去了，结果就是每人发两块钱。
　　萨文有时候想，果敢也是一个孤儿。历史上，中国遗民屡次翻山而来，从明朝灭亡后的朝廷旧部，到国民党的残余部队，再到早年的缅共高层知青，汉人的血脉在此繁衍生息，但如今，他们已经回不去中国人的身份。
　　而在缅甸，果敢人又因为常年坚持汉人的身份而受到歧视，不被看作缅甸人。萨文在街上遇到果敢的军人，都没有缅甸军的肩章，不算是正规军。
　　果敢人的身份认同，随着时势处境而随时变化。“面对缅甸人的歧视，他们强调老祖宗的血统，把自己视为中国人。又对中国所知甚少，极为淡漠，把自己看作是缅甸人。”到了缅甸联邦政府子弹上膛，中国封锁云南边境的时候，自己又的的确确只是一支孤军。
　　萨文拍摄纪录片的事传了出去，有人上门来，拿刀胁迫他删视频，也有同盟军的孩子打来电话，说彭家声主席想出五十万买下影片，做成丑化白所成政权的片子”。
　　仓惶逃离果敢后，萨文抱着两千五百多分钟的视频素材，回到了北京，他联系过很多人，包括崔永元。但是对方却反问他：“为什么要关注他们？”他们都不认为那些长着汉人模样，说着汉语的孩子，是中国人。
　　萨文还带着杨龙寨监狱里的中国犯人的口信，他拿着对不上号的地址，在北京的牛街上一家一家问过去，直到敲开犯人亲戚家的门。
　　萨文说明来意后，亲戚的脸色渐渐沉下去，“早已不联系了。”对方草草地说，并将大门坚决地关上。
　　现在，萨文时常还会想起，在果敢夜色边缘的山峦上，每夜有低回的祈祷声从福音戒毒所传来，飘浮过明明灭灭的灯火，与礼堂中孤儿们稚嫩的嗓音应和，共同吟诵着圣经的祈祷文：“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教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