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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后的70多年来，全球上百个非发达经济体只有12个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其经验证明，只有同时满足三个条件，才能突破陷阱：支持市场经济发展的政府；高素质的人口；对发达经济体开放。对照来看，中国完全具备跨越陷阱的可能，但必须在三个方面继续努力：调整结构稳定增速，加快改革，开放升级。
在经济增速持续下滑的大背景下，社会各界对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而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表示了各种各样的担忧。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2006年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的水平后，始终难以从中等收入国家毕业，从而迈入发达国家行列，即人均GDP突破12000美元的关口。
当前，中国人均GDP在7500美元左右，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毫无疑问是一个重大课题，也是实现“两个百年”战略部署（2021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49年即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第一步。
哪些国家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
纵观二战后70年的世界经济史，全球上百个非发达经济体中，只有12个经济体实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突破，其中包括5个东亚国家和地区，即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5个欧洲国家，即西班牙、葡萄牙、塞浦路斯、希腊、马尔他；以及中东的以色列和阿曼。
其他国家包括拉丁美洲各国，或者是始终处在贫困国家水平线之下，或者是进入了中等收入水平，如人均GDP达到8000-11000美元之后，始终徘徊，没有突破。
突破陷阱的三个充分必要条件
到底哪些因素导致这12个国家和地区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而剩下来的国家却没有实现跨越？最近，我和以前指导的清华大学博士生、现任中央财经大学助理教授的伏霖进行了合作研究，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梳理。
我们的研究表明，只有当三个条件同时满足时，一个国家才可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相反，只要其中一个条件无法满足，就无法实现突破。那么，这三个条件是什么呢？
其一是稳定的、支持市场经济发展的政府。这首先指的是政府必须要稳定，政府可以换届，如从保守党转变为工党，但是换届不应该带来社会的动荡，一个值得参考的案例是泰国。泰国近年的经济增长之所以出现停滞，就是因为政治内讧，红衫军和黄衫军长期执着于街头政治。显而易见，这样的政府连基本的经济生活都无法维系，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更是无从谈起。
政府不仅要稳定，而且要系统推行能够维系经济增长的政策，其中既包括释放市场经济活力的基本政策，如法治和基本的监管，更包括一系列能够维系经济增长的干预性政策，比如保持社会稳定的基本医疗和住房政策，以及消灭贫困的基本福利性政策。在这方面，印度就是反例。虽然印度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制国家，政治也基本稳定，但长期以来，印度政府的政策是反市场经济的。时至今日，印度仍然有1/3的人口享受粮食补贴，政府也长期对能源价格进行补贴，因此，当下全球原油价格低迷，印度就处于好光景，而这一趋势一旦逆转，印度公共财政乃至宏观经济又将陷入艰难的境地。
其二是高素质的人口。要满足这一条件，首先要保证基本的公共卫生，其次要提供良好的教育环境。公共卫生服务的效用在于，保证常住和流动人口的健康，以便其更多地参与市场经济，使得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以及劳动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劳动参与率是经济发展的重大因素）。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中，大幅度提高了基本健康水平，人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不到40岁上升到了1979年的57岁，这也为此后30年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而没有基本的公共健康保证，劳动效率将会受到明显的影响。在印度等国，基础设施建设缓慢，原因非常之多，其中不可否认的一条就是建筑工人的效率。这种效率低下和他们基本劳动力的健康水平密切相关。我曾经去印度调研，发现中国的建筑公司不愿意雇佣当地劳工，主要原因是其体力明显比不上中国劳工。
高素质人口更重要的前提条件是要满足一定的受教育水平。中国经过1949年后30年的努力，成人文盲率大幅下降，当前已经降到4%，九年义务教育已经普及，高等教育机构的毛入学率达到25%以上。相比之下，印度仍然有30%的文盲率，这会直接影响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为很多基本的现代工作岗位难以雇佣文盲劳工。
其三是对发达经济体开放。日本的经济学家曾经发现经济发展的雁阵模式，那就是，一群国家中首先有个别国家起飞，然后再带动邻国。我们更加仔细地研究了这一现象，发现这并不完全成立，因为也有例外，比如以色列，其实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突破，但邻国中并没有发达国家。
我们认为，这种雁阵模式背后的机理是，一个经济体要发展，必须要对发达国家开放，而邻国之间一般是经济开放的。具体说来，要实现“中等收入陷阱”的突破，一个国家必须与经济发达国家进行贸易和投资的交往，该国的技术水平、商业理念、社会意识由此会不自觉地向发达国家靠拢，其收入水平和生产效率也会不断提高。以色列的主要贸易投资伙伴是欧洲和美国，日本曾经的主要贸易伙伴是美国，韩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美国和日本；在欧洲，爱尔兰和西班牙的主要贸易伙伴是其他发达的西欧国家，这自然而然就使得这些经济体不断学习发达国家的理念。
中国具备跨越陷阱的条件
对照以上三个充分必要条件，我们发现，中国完全具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当然，在若干方面中国还必须继续努力，才能够满足这三个条件。
首先，着力于经济发展的政府。中国不大可能出现泰国和菲律宾式的街头政治动荡，更重要的是，总体上讲，中国的体制和政策的基本点是推动经济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要精神，通俗化的解释就是让市场干市场的事儿，让政府干政府的活儿。从这一角度看，在包括劳动工资、资本价格、土地价格等绝大部分资源分配领域，市场应当发挥绝对性的领导作用。同时，中国又必须让政府发挥更好的作用来实现现代社会的治理，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更好地发挥监管的作用，让市场经济有序、健康地成长，同时也包括政府必须提供市场发展所必需的公共产品。当前，基础设施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公共产品，它必须由政府来完成。中国政府正在想方设法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这一系列公共产品。 第二，中国人口素质相对是非常高的。成人文盲率降到4%，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人口健康水平在发展中国家也名列前茅，我们的人均寿命已经与发达国家比肩。固然，人口老龄化是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但老龄化当前是否对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还必须要和人口的健康水平、受教育水平挂钩。在收入水平尚未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时候，如果健康水平比较高，则完全可以通过弹性延长退休年龄外加增加退休待遇的改革，让那些身体健康又受过很好教育、同时仍然愿意工作的个人继续工作，从而减少老龄化的冲击。
在公共健康方面，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仍然有改进的空间。全方面的医疗改革必须尽快推出，预防性的社区性医疗网建设的潜力巨大，公立医院通过改革降低医疗费用，政府通过社会保险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同时加强管理，提高公立医院的医疗效率，再加上增进私人医院等多方位的医疗供给，这些都能进一步地提升中国公民的健康水平。
第三，中国是当前世界上最大的贸易体，也是总量与美国不相上下的、最大的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的国家。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是美国和欧盟，因此，中国始终是对发达国家开放的，中国仍然在不断地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在知识和理念上不断地接近发达国家。
综上所述，中国具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三个基本条件。同时，我们发现，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的差距是解释一个正在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最基本因素。当前，中国人均GDP仅达到美国20%的水平，而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历史经验看，中国现阶段至少具备GDP实现7%以上增长的潜力（附表）。 我们预计，如果中国经济继续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前进，到2021年，人均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应该有潜力达到美国的26%，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到2050年，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可达到美国的75%，经济总量为美国的3倍。
实现突破，仍需推进的若干改革和政策
虽然中国基本具备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条件，但是，只有加快推进若干方面的改革和调整，才能充分挖掘经济发展的潜力。
第一，在当前经济增速下滑的背景下，必须促进结构调整，稳定经济。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情况类似于1997-2001年，即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当时，中国经济同样面临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等一系列问题。由于中国的宏观负债率已经高达200%以上，因此必须充分认识到经济增速下滑所带来的恶性循环的性质以及相关预期的自我实现性，有必要采取一些措施稳定经济增速、逆转国内外市场对增速下滑的预期，从而稳定金融体系。
就目前情况而言，必须尽快打造和巩固若干新增长点，基础设施建设毫无疑问是中国经济所缺、同时短期内可以不断弥补的短板。目前，中国人均基础设施存量仍仅为日本、韩国等经济体的20%左右，而且，中国并不缺储蓄，如果基础设施的融资渠道能够打开，就可以营造出一个既有利于长远经济发展、又能稳定经济的新增长点。启动这一稳增长发动机的根本，就在于融资机制。
对此，我的建议是，由各级政府提供种子基金，由中央或省政府提供担保，面向社会发行基础设施债，其利率低于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可以用这些资金建立基础设施建设基金，直接管理和持有基础设施。这类似于在中国经济内部建立一系列“世界银行”，其运作方式比国家开发银行更加专注，而且能够相对独立于地方政府进行运作，且独立地评估基础设施建设的可行性和实施效果。
第二，必须坚持改革方向。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基本改革方向，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最基本的保证，必须坚定推进，不容动摇。在经济下滑的情况下，必须相应加快面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和打破垄断的各种举措。这些改革如果到位，将极大地激发相关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提升经济的活力。
第三，必须继续坚持对外开放，与发达经济体合作竞争，在这一过程中提升中国经济自身的竞争力。当前全球化出现了新的形势，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针对中国提出了一系列带有贸易保护性质的国际经济新体系，包括TPP。面对这些挑战，中国的应对策略应该是继续坚持改革开放，通过自贸区和一带一路等开放战略提升企业竞争力。当中国企业乃至整个经济的竞争力提高之后，国际上一些歧视性的保护主义政策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将会大大降低，中国企业也才能在国际谈判中轻松应对各种挑战，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综上所述，中国具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条件，经济增长的潜力仍然可观，当前的主要问题是要合理应对经济下行的挑战，加快改革，尽快为新一轮经济增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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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济增速持续下滑的大背景下，社会各界对中国能否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从而进入发达国家行列表示了各种各样的担忧。所谓“中等收入陷阱”是世界银行2006年提出的概念，指的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在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以上的水平后，始终难以从中等收入国家毕业，从而迈入发达国家行列，即人均GDP突破12000美元的关口。
当前，中国人均GDP在7500美元左右，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毫无疑问是一个重大课题，也是实现“两个百年”战略部署（2021年即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2049年即新中国成立100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第一步。
哪些国家突破了“中等收入陷阱”？
纵观二战后70年的世界经济史，全球上百个非发达经济体中，只有12个经济体实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突破，其中包括5个东亚国家和地区，即日本、韩国、中国香港、中国台湾、新加坡；5个欧洲国家，即西班牙、葡萄牙、塞浦路斯、希腊、马尔他；以及中东的以色列和阿曼。
其他国家包括拉丁美洲各国，或者是始终处在贫困国家水平线之下，或者是进入了中等收入水平，如人均GDP达到8000-11000美元之后，始终徘徊，没有突破。
突破陷阱的三个充分必要条件
到底哪些因素导致这12个国家和地区突破“中等收入陷阱”，而剩下来的国家却没有实现跨越？最近，我和以前指导的清华大学博士生、现任中央财经大学助理教授的伏霖进行了合作研究，试图对这个问题进行系统梳理。
我们的研究表明，只有当三个条件同时满足时，一个国家才可以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相反，只要其中一个条件无法满足，就无法实现突破。那么，这三个条件是什么呢？
其一是稳定的、支持市场经济发展的政府。这首先指的是政府必须要稳定，政府可以换届，如从保守党转变为工党，但是换届不应该带来社会的动荡，一个值得参考的案例是泰国。泰国近年的经济增长之所以出现停滞，就是因为政治内讧，红衫军和黄衫军长期执着于街头政治。显而易见，这样的政府连基本的经济生活都无法维系，提高经济发展水平更是无从谈起。
政府不仅要稳定，而且要系统推行能够维系经济增长的政策，其中既包括释放市场经济活力的基本政策，如法治和基本的监管，更包括一系列能够维系经济增长的干预性政策，比如保持社会稳定的基本医疗和住房政策，以及消灭贫困的基本福利性政策。在这方面，印度就是反例。虽然印度号称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制国家，政治也基本稳定，但长期以来，印度政府的政策是反市场经济的。时至今日，印度仍然有1/3的人口享受粮食补贴，政府也长期对能源价格进行补贴，因此，当下全球原油价格低迷，印度就处于好光景，而这一趋势一旦逆转，印度公共财政乃至宏观经济又将陷入艰难的境地。
其二是高素质的人口。要满足这一条件，首先要保证基本的公共卫生，其次要提供良好的教育环境。公共卫生服务的效用在于，保证常住和流动人口的健康，以便其更多地参与市场经济，使得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以及劳动生产效率不断提高（劳动参与率是经济发展的重大因素）。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中，大幅度提高了基本健康水平，人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不到40岁上升到了1979年的57岁，这也为此后30年的经济增长提供了人口红利。而没有基本的公共健康保证，劳动效率将会受到明显的影响。在印度等国，基础设施建设缓慢，原因非常之多，其中不可否认的一条就是建筑工人的效率。这种效率低下和他们基本劳动力的健康水平密切相关。我曾经去印度调研，发现中国的建筑公司不愿意雇佣当地劳工，主要原因是其体力明显比不上中国劳工。
高素质人口更重要的前提条件是要满足一定的受教育水平。中国经过1949年后30年的努力，成人文盲率大幅下降，当前已经降到4%，九年义务教育已经普及，高等教育机构的毛入学率达到25%以上。相比之下，印度仍然有30%的文盲率，这会直接影响其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因为很多基本的现代工作岗位难以雇佣文盲劳工。
其三是对发达经济体开放。日本的经济学家曾经发现经济发展的雁阵模式，那就是，一群国家中首先有个别国家起飞，然后再带动邻国。我们更加仔细地研究了这一现象，发现这并不完全成立，因为也有例外，比如以色列，其实现了“中等收入陷阱”的突破，但邻国中并没有发达国家。
我们认为，这种雁阵模式背后的机理是，一个经济体要发展，必须要对发达国家开放，而邻国之间一般是经济开放的。具体说来，要实现“中等收入陷阱”的突破，一个国家必须与经济发达国家进行贸易和投资的交往，该国的技术水平、商业理念、社会意识由此会不自觉地向发达国家靠拢，其收入水平和生产效率也会不断提高。以色列的主要贸易投资伙伴是欧洲和美国，日本曾经的主要贸易伙伴是美国，韩国的主要贸易伙伴是美国和日本；在欧洲，爱尔兰和西班牙的主要贸易伙伴是其他发达的西欧国家，这自然而然就使得这些经济体不断学习发达国家的理念。
中国具备跨越陷阱的条件
对照以上三个充分必要条件，我们发现，中国完全具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可能。当然，在若干方面中国还必须继续努力，才能够满足这三个条件。
首先，着力于经济发展的政府。中国不大可能出现泰国和菲律宾式的街头政治动荡，更重要的是，总体上讲，中国的体制和政策的基本点是推动经济发展。十八届三中全会的主要精神，通俗化的解释就是让市场干市场的事儿，让政府干政府的活儿。从这一角度看，在包括劳动工资、资本价格、土地价格等绝大部分资源分配领域，市场应当发挥绝对性的领导作用。同时，中国又必须让政府发挥更好的作用来实现现代社会的治理，为市场经济发展提供坚实的基础。这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要更好地发挥监管的作用，让市场经济有序、健康地成长，同时也包括政府必须提供市场发展所必需的公共产品。当前，基础设施建设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种公共产品，它必须由政府来完成。中国政府正在想方设法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这一系列公共产品。 第二，中国人口素质相对是非常高的。成人文盲率降到4%，教育水平不断提高，人口健康水平在发展中国家也名列前茅，我们的人均寿命已经与发达国家比肩。固然，人口老龄化是中国经济所面临的问题，但老龄化当前是否对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还必须要和人口的健康水平、受教育水平挂钩。在收入水平尚未进入发达国家行列的时候，如果健康水平比较高，则完全可以通过弹性延长退休年龄外加增加退休待遇的改革，让那些身体健康又受过很好教育、同时仍然愿意工作的个人继续工作，从而减少老龄化的冲击。
在公共健康方面，中国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但是仍然有改进的空间。全方面的医疗改革必须尽快推出，预防性的社区性医疗网建设的潜力巨大，公立医院通过改革降低医疗费用，政府通过社会保险提供更多的财政支持，同时加强管理，提高公立医院的医疗效率，再加上增进私人医院等多方位的医疗供给，这些都能进一步地提升中国公民的健康水平。
第三，中国是当前世界上最大的贸易体，也是总量与美国不相上下的、最大的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的国家。中国最主要的贸易伙伴是美国和欧盟，因此，中国始终是对发达国家开放的，中国仍然在不断地学习发达国家的经验，在知识和理念上不断地接近发达国家。
综上所述，中国具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三个基本条件。同时，我们发现，与世界发达国家水平的差距是解释一个正在突破“中等收入陷阱”国家的最基本因素。当前，中国人均GDP仅达到美国20%的水平，而从日本、韩国和台湾地区的历史经验看，中国现阶段至少具备GDP实现7%以上增长的潜力（附表）。 我们预计，如果中国经济继续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前进，到2021年，人均GDP按照购买力平价计算，应该有潜力达到美国的26%，经济总量超过美国；到2050年，人均GDP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可达到美国的75%，经济总量为美国的3倍。
实现突破，仍需推进的若干改革和政策
虽然中国基本具备突破“中等收入陷阱”的条件，但是，只有加快推进若干方面的改革和调整，才能充分挖掘经济发展的潜力。
第一，在当前经济增速下滑的背景下，必须促进结构调整，稳定经济。当前中国经济面临的情况类似于1997-2001年，即应对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当时，中国经济同样面临产能过剩、需求不足等一系列问题。由于中国的宏观负债率已经高达200%以上，因此必须充分认识到经济增速下滑所带来的恶性循环的性质以及相关预期的自我实现性，有必要采取一些措施稳定经济增速、逆转国内外市场对增速下滑的预期，从而稳定金融体系。
就目前情况而言，必须尽快打造和巩固若干新增长点，基础设施建设毫无疑问是中国经济所缺、同时短期内可以不断弥补的短板。目前，中国人均基础设施存量仍仅为日本、韩国等经济体的20%左右，而且，中国并不缺储蓄，如果基础设施的融资渠道能够打开，就可以营造出一个既有利于长远经济发展、又能稳定经济的新增长点。启动这一稳增长发动机的根本，就在于融资机制。
对此，我的建议是，由各级政府提供种子基金，由中央或省政府提供担保，面向社会发行基础设施债，其利率低于商业银行贷款利率。可以用这些资金建立基础设施建设基金，直接管理和持有基础设施。这类似于在中国经济内部建立一系列“世界银行”，其运作方式比国家开发银行更加专注，而且能够相对独立于地方政府进行运作，且独立地评估基础设施建设的可行性和实施效果。
第二，必须坚持改革方向。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基本改革方向，是突破“中等收入陷阱”最重要、最基本的保证，必须坚定推进，不容动摇。在经济下滑的情况下，必须相应加快面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尤其是国有企业的改革和打破垄断的各种举措。这些改革如果到位，将极大地激发相关市场主体的积极性，提升经济的活力。
第三，必须继续坚持对外开放，与发达经济体合作竞争，在这一过程中提升中国经济自身的竞争力。当前全球化出现了新的形势，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针对中国提出了一系列带有贸易保护性质的国际经济新体系，包括TPP。面对这些挑战，中国的应对策略应该是继续坚持改革开放，通过自贸区和一带一路等开放战略提升企业竞争力。当中国企业乃至整个经济的竞争力提高之后，国际上一些歧视性的保护主义政策对于中国经济的影响将会大大降低，中国企业也才能在国际谈判中轻松应对各种挑战，在国际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综上所述，中国具备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基本条件，经济增长的潜力仍然可观，当前的主要问题是要合理应对经济下行的挑战，加快改革，尽快为新一轮经济增长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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