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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上帝分配土地时，吉尔吉斯人正在睡觉。等他们一觉醒来，发现土地已经分完。他们请求上帝多少分给他们一些土地，于是上帝就把自己的后花园给了吉尔吉斯人。
吉尔吉斯人喜欢这个故事，因为这表明他们是上帝（或真主）的宠儿。这个故事也表明，他们对自己的家园非常满意。他们喜欢告诉我这样的外国旅行者，吉尔吉斯是“中亚的瑞士”。这里既有阿尔卑斯般雄伟的天山，也有明净如眼泪的伊塞克湖，还有向远方延展的大草原，上面点缀着枣红色的骏马和白色的蒙古包。
乾隆在位时期，吉尔吉斯人曾经臣服于清朝。当时，清朝军队歼灭了蒙古准噶尔汗国，平定了大小和卓之乱。不过到了19世纪20年代，浩罕汗国的势力开始渗入到楚河河谷和天山地区。游牧的吉尔吉斯人发现，他们被孤立于偏远的天山牧场之间。为了守护通往喀什的商路，浩罕汗国建立起一系列城堡哨所，比什凯克就是边境线上的哨所之一。
在比什凯克这座城市，全球化的冲击或许还没大到成为问题的地步。这里没有遍布世界各地的国际快餐店，商场里也见不到任何耳熟能详的品牌。某种程度上，比什凯克仍然是一座苏俄城市，有着棋盘一样规划整齐的街道、高大的行道树、雕像众多的公园，以及每个俄国城市都有的芭蕾舞剧院和马戏团。走在街上，我有时会产生一种恍惚感，觉得眼前的街景似曾相识。
然而，苏联已经离去，成为历史的弃儿。全球化有意无意地放弃了这里，甚至放弃整个中亚。废墟，只是苏联离去后留下的遗迹。
一天傍晚，我决定步行前往一家远离市中心的餐厅。透过窗玻璃，我看到餐厅里摆着几张大圆桌，桌上堆满干果点心，摆着漂亮的茶具。每张桌子旁都坐着衣着古板的吉尔吉斯人，像是家庭聚餐，只是没人开动。我突然意识到，现在是斋月，他们大概在等待日落时分的降临。
此前，比什凯克并没有给我强烈的宗教感——我没有听到过宣礼声，在市中心也没看到过清真寺。在我所熟悉的楚河大道上，散落著一些追求情调的餐厅，追求时尚的年轻人进进出出。没人在意斋月的问题，随时随地有人进餐。然而，在稍微偏僻的郊区，我却感到迥然不同的气氛：这里有一屋子正在虔诚等待开斋的吉尔吉斯人。
我走进餐厅，里面有些昏暗。我在门口的一张小桌子旁坐下来。一个年轻的吉尔吉斯姑娘走过来，以标准的美式英语问我要吃点什么。我问她有没有菜单，她转身去找。她穿着白棉布衬衫、淡蓝色牛仔裤，非常瘦，但显得活力十足。她拿着一本菜单走过来，抱歉地告诉我，菜单没有英文，但她愿意给我翻译。
我能看懂菜单，但是出于好奇，我让她帮我翻译。她有一张小巧的瓜子脸，小麦色的皮肤，黑色的眼睛，浓密的眉毛，鼻梁坚挺。然而，从她的五官中，我却难以判断她来自何处。她像吉尔吉斯人，也像维吾尔人，甚至有点像墨西哥人。她年纪不大，但威严十足。她用吉尔吉斯语命令服务员拿来餐具，又用俄语命令另一个服务员去厨房看看，然后用英语向我解释，什么是laghman（拉条子），什么是manty（羊肉包子）。
我点了拉条子和烤串——我的标配晚餐。她说烤串要等一段时间，我问她有没有酒。
“没有，”她抱歉地一笑，仿佛感到了我的失望，“我们这里不供应酒水。”
我点了一小瓶可乐。她亲自拿过来，为我倒上。她说她叫佐伊，是这家餐厅的老板。餐厅刚刚开业4天，所以有点混乱。
我一边喝着可乐，一边看着忙前忙后的佐伊。她时而指挥服务员，时而自己上阵。在我看来，她的英语、俄语和吉尔吉斯语全都无懈可击。如果在中国，想必早已成为精英人士。可是，在比什凯克，她却在郊区开着一家刚刚起步的本地餐厅，为我这样偶然进来的外国人讲解什么是拉面，什么是蒸包。
佐伊为我端上拉条子时，我问她是不是吉尔吉斯人。她告诉我，她出生在吉尔吉斯，但在沙特长大，又在美国佛罗里达读了两年大学。她的母亲是吉尔吉斯人，后来嫁给了一个荷兰男人。
“他是我的继父，在石油公司工作。”佐伊说，“我从小跟着他一起在世界各地生活。”
几年前，佐伊的父母离婚。佐伊带着母亲和未成年的妹妹离开美国，回到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她开了这家面向穆斯林家庭、不卖酒精饮料的餐厅——没去争抢楚河大道上的繁华地带——是因为她注意到整个国家渐趋保守的氛围。她的思路看起来颇为正确。刚刚开业不久，餐厅已经口耳相传，涌进大批以家庭为单位的顾客。
这时，餐厅内突然出现一阵骚动。我看到围坐在桌边的人们，纷纷举起双手，开始喃喃祈祷。窗外，太阳已经落山，天色黯淡下来，远处的棚户区露出歪歪扭扭的剪影。祈祷结束后，盛大的晚餐开始了。服务员手忙脚乱地穿梭在大厅里，把一盘盘烤肉和面条端上桌来。
佐伊说，她要去厨房监工。不过，等送走这些客人后，她想请我去楚河大道上的酒吧喝一杯——如果我愿意的话。
“这么说，你自己喝酒？”
“不喝一杯的话，我就没办法把身体的零件装回去。”佐伊说。
我们去了一家有户外座位的酒吧，就在楚河大道南侧。有人在我们旁边抽着水烟，一副醉生梦死的样子。佐伊点了一杯格鲁吉亚白葡萄酒，轻轻晃着杯子，然后啜饮一小口，脸上露出放松下来的表情。
我问佐伊：“每天都这么神经紧绷？”
她说：“这些天就像打仗一样。”
这是她第一次开餐馆，从里到外都要亲力亲为，还要不断面对“突发事件”。前一天，后厨的食材竟然全都用完了，佐伊不得不向那些已经点菜的顾客道歉。第二天一早，她和厨师一起去市场，买了多一倍的食材回来。这天，餐厅一共招待了250多位客人。如果照这样下去，一个月大概会有6000美元的流水。
我向她祝贺，说这是很好的起步。
“我需要照顾母亲，需要交房租，需要给妹妹交学费。她今年14岁，在比什凯克念国际学校。她和我同母异父，是我母亲和荷兰继父生的。不过，对我来说，她就像个小天使。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会对她说，你知道我爱你，对不对？她以前会说，姐姐，我也爱你。现在，她只是看我一眼，带着无可奈何的神态——她正在叛逆期。”佐伊笑起来。 我问佐伊，她的生父在哪儿。
佐伊说：“他住在托克马克附近的村子里。我母亲也是那里的人。那时，母亲家里很穷，而父亲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母亲18岁时怀上了我，但父亲一家不想让儿子娶一个穷人家的女儿。后来，母亲的家人就找到父亲家里，说这里是伊斯兰国家，他们的女儿已经怀孕，男方不能不负责任。”
佐伊喝了一口葡萄酒：“他们结了婚，不过关系很不好。尤其是父亲得知母亲怀的是女孩后，他坚决要求打胎。母亲不同意，她不顾反对，生下了我。”
3岁那年，佐伊的父母离了婚。母亲带着她来到比什凯克，从此佐伊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生父。佐伊10岁时，母亲认识了一个荷兰裔的印尼人，他在中亚的石油公司工作。母亲和他结了婚，成为家庭主妇。一家人先是搬去荷兰，后来又因工作需要搬去沙特。
在沙特的美国军队学校里，佐伊读完了中学，学会一口流利的英语。假期时，一家人会去欧洲度假。她最喜欢西班牙，希望有一天能去那里生活。她也喜欢旅行，去过很多地方，但还没有去过中国。她觉得中国太过神秘，而中国人都是那么努力。
“比什凯克有很多中国人，做生意，承包工程。”佐伊对我说，“但你看上去和他们不太一样。”
“是吗？”
“他们都很实际，很有目标，但你似乎无所事事……你是来寻找什么的吗？还是逃避什么？在餐厅里，我看到你一直在记笔记。或许你是作家？这让我觉得，可以对你说很多话。”
我告诉佐伊，我的确是作家，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写作上。这些年来，我用自己的方式旅行、写作。
佐伊微微一笑。“我也想过当作家。直到有一天，我和母亲失去了经济来源。”
高中毕业后，佐伊去了佛罗里达大学。大二那年，母亲的第二次婚姻到了无法维系的地步。她和荷兰人离了婚，然后发现她们连房租都交不起，更别提在美国立足。
佐伊退了学，带着母亲和妹妹回到比什凯克。这里的物价水平很低，她们的积蓄还可以维持。那是2011年，革命的狂热还未退卻。南部的奥什地区又刚刚发生了吉尔吉斯人与乌兹别克人的族群冲突，造成数百人死亡。一天，佐伊在比什凯克的出租车上被人拦住。一个吉尔吉斯青年拉开车门，愤怒地质问她：“是不是乌兹别克人？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来？”
“因为我的眉毛很浓，像乌兹别克人。”佐伊微微侧过脸，给我看她的眉毛，“实际上，我有吉尔吉斯、维吾尔、塔吉克和土库曼血统。”
借着酒吧外昏暗的灯火，我看着佐伊的脸，寻找着突厥、蒙古和波斯的痕迹。那是一张中亚的民族熔炉塑造出来的面孔，但眼神不是。佐伊眼神中波动的光以及随之细微变化的神态，完全是美国式的。
回到比什凯克后，佐伊在这里继续上学，仍然是英语文学系，可她的英语比学校里的任何一位老师都好。学校让佐伊给其他同学补课，她坚持了一个学期。有一天，上完补习课，天已经黑了。她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想到：不对，我是来花钱上课的，不是来免费教课的！
佐伊说，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有恍然大悟的时刻。她恍然大悟时，家里的积蓄刚好捉襟见肘。于是，她决定退学。她先是和一个女朋友合伙，开了一家翻译公司。然而，因为钱的问题，两人发生矛盾，最终分道扬镳。这让佐伊认识到，尽量不要与好朋友做生意，因为那迟早会消耗掉双方的友谊。
回顾过去几年的生活，佐伊发现自己交往的都是年纪大于自己的人。比如，现在餐厅的合伙人是一个哈萨克中年商人。他们至今都算不上朋友，只是看重对方的才能。在阿拉木图，哈萨克商人开了几家成功的餐厅。他想进军吉尔吉斯市场，因而选择佐伊作为合作伙伴。
我问佐伊，是否想过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体制，比如政府。
佐伊说，她的确认识很多吉尔吉斯官员。其中一位高官想让她进入外交部工作，负责与那些让人头痛的美国人打交道，但她拒绝了。
“我始终觉得政治太过肮脏。”佐伊说，“我也不想属于任何体制或派系。在这里，你要么属于北方势力，要么属于南方势力，但我不属于任何地方。”
我问佐伊，在比什凯克是否容易找到倾心交谈的朋友。
她摇摇头。
“更多的情况是，在我说完一句话，表达完一个想法后，对方会怀疑地盯着我问，这话是谁说的？因为他们从没这么想过，也不相信有人会这么想。他们总是需要一个权威来佐证。于是，我经常对他们开玩笑说，这话不是任何人说的，这话是佐伊说的。”
我笑着点点头，但没说话。
“10岁之前，我一直是一个不爱开口说话的孩子。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无法和任何人交流。母亲把我抱到亲戚朋友面前时，我总是转身就跑，一句话也不想说。后来，我去了沙特，在那样的环境里长大。军队学校就像沙漠里的绿洲。我在那里学会阅读，从此就像发现了不停冒出的泉水。我喜欢阅读，有时候也把自己的想法写到纸上。”
佐伊喝了一口葡萄酒，拂了一下眼角边被风吹乱的头发：“我在很多地方生活过，可到哪里都没有归属感。美国不是我的家，沙特不是，吉尔吉斯斯坦也不是。我不属于任何地方。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可能不属于这个星球……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我告诉她，我一直有这样的感觉。在内心深处，我始终觉得自己流淌着游牧民族的血液——不是草原游牧民族，而是当代游牧民族。这样的人总是不停移动，从世界的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缺乏归属感，家只不过是当下的落脚之处。对他们来说，旅行不是为了去任何地方，只是为了旅行。最重要的事情是移动。
“当代游牧民族。”佐伊深吸了一口气，“我大概就是这样的人。”
我们喝完酒，晚风正吹着路边的杨树叶，发出哗哗的海浪声。我们离开酒吧，穿过阿拉套广场。路边有很多做生意的小贩，也有很多无所事事的青年。
走过射气球的摊位时，一个胖嘟嘟的小男孩冲我喊道：“叔叔，你要是能打爆6只气球，我就送你一只泰迪熊！”佐伊把男孩的话翻译给我，然后笑起来。
另一个摊位上，一群吉尔吉斯年轻人正围着一只沙袋拳打脚踢，与沙袋连通的音箱，随之发出人的哀嚎。
在沙袋的砰砰声和哀嚎声中，佐伊挑起眉毛：“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跟这里的年轻人一起玩了吧？”
我发现那种略带讥讽的笑容，完全是美国式的。在比什凯克，这让她与众不同，也令她倍感孤独。
（摘自文汇出版社《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 作者：刘子超 ）
吉尔吉斯人喜欢这个故事，因为这表明他们是上帝（或真主）的宠儿。这个故事也表明，他们对自己的家园非常满意。他们喜欢告诉我这样的外国旅行者，吉尔吉斯是“中亚的瑞士”。这里既有阿尔卑斯般雄伟的天山，也有明净如眼泪的伊塞克湖，还有向远方延展的大草原，上面点缀着枣红色的骏马和白色的蒙古包。
乾隆在位时期，吉尔吉斯人曾经臣服于清朝。当时，清朝军队歼灭了蒙古准噶尔汗国，平定了大小和卓之乱。不过到了19世纪20年代，浩罕汗国的势力开始渗入到楚河河谷和天山地区。游牧的吉尔吉斯人发现，他们被孤立于偏远的天山牧场之间。为了守护通往喀什的商路，浩罕汗国建立起一系列城堡哨所，比什凯克就是边境线上的哨所之一。
在比什凯克这座城市，全球化的冲击或许还没大到成为问题的地步。这里没有遍布世界各地的国际快餐店，商场里也见不到任何耳熟能详的品牌。某种程度上，比什凯克仍然是一座苏俄城市，有着棋盘一样规划整齐的街道、高大的行道树、雕像众多的公园，以及每个俄国城市都有的芭蕾舞剧院和马戏团。走在街上，我有时会产生一种恍惚感，觉得眼前的街景似曾相识。
然而，苏联已经离去，成为历史的弃儿。全球化有意无意地放弃了这里，甚至放弃整个中亚。废墟，只是苏联离去后留下的遗迹。
一天傍晚，我决定步行前往一家远离市中心的餐厅。透过窗玻璃，我看到餐厅里摆着几张大圆桌，桌上堆满干果点心，摆着漂亮的茶具。每张桌子旁都坐着衣着古板的吉尔吉斯人，像是家庭聚餐，只是没人开动。我突然意识到，现在是斋月，他们大概在等待日落时分的降临。
此前，比什凯克并没有给我强烈的宗教感——我没有听到过宣礼声，在市中心也没看到过清真寺。在我所熟悉的楚河大道上，散落著一些追求情调的餐厅，追求时尚的年轻人进进出出。没人在意斋月的问题，随时随地有人进餐。然而，在稍微偏僻的郊区，我却感到迥然不同的气氛：这里有一屋子正在虔诚等待开斋的吉尔吉斯人。
我走进餐厅，里面有些昏暗。我在门口的一张小桌子旁坐下来。一个年轻的吉尔吉斯姑娘走过来，以标准的美式英语问我要吃点什么。我问她有没有菜单，她转身去找。她穿着白棉布衬衫、淡蓝色牛仔裤，非常瘦，但显得活力十足。她拿着一本菜单走过来，抱歉地告诉我，菜单没有英文，但她愿意给我翻译。
我能看懂菜单，但是出于好奇，我让她帮我翻译。她有一张小巧的瓜子脸，小麦色的皮肤，黑色的眼睛，浓密的眉毛，鼻梁坚挺。然而，从她的五官中，我却难以判断她来自何处。她像吉尔吉斯人，也像维吾尔人，甚至有点像墨西哥人。她年纪不大，但威严十足。她用吉尔吉斯语命令服务员拿来餐具，又用俄语命令另一个服务员去厨房看看，然后用英语向我解释，什么是laghman（拉条子），什么是manty（羊肉包子）。
我点了拉条子和烤串——我的标配晚餐。她说烤串要等一段时间，我问她有没有酒。
“没有，”她抱歉地一笑，仿佛感到了我的失望，“我们这里不供应酒水。”
我点了一小瓶可乐。她亲自拿过来，为我倒上。她说她叫佐伊，是这家餐厅的老板。餐厅刚刚开业4天，所以有点混乱。
我一边喝着可乐，一边看着忙前忙后的佐伊。她时而指挥服务员，时而自己上阵。在我看来，她的英语、俄语和吉尔吉斯语全都无懈可击。如果在中国，想必早已成为精英人士。可是，在比什凯克，她却在郊区开着一家刚刚起步的本地餐厅，为我这样偶然进来的外国人讲解什么是拉面，什么是蒸包。
佐伊为我端上拉条子时，我问她是不是吉尔吉斯人。她告诉我，她出生在吉尔吉斯，但在沙特长大，又在美国佛罗里达读了两年大学。她的母亲是吉尔吉斯人，后来嫁给了一个荷兰男人。
“他是我的继父，在石油公司工作。”佐伊说，“我从小跟着他一起在世界各地生活。”
几年前，佐伊的父母离婚。佐伊带着母亲和未成年的妹妹离开美国，回到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她开了这家面向穆斯林家庭、不卖酒精饮料的餐厅——没去争抢楚河大道上的繁华地带——是因为她注意到整个国家渐趋保守的氛围。她的思路看起来颇为正确。刚刚开业不久，餐厅已经口耳相传，涌进大批以家庭为单位的顾客。
这时，餐厅内突然出现一阵骚动。我看到围坐在桌边的人们，纷纷举起双手，开始喃喃祈祷。窗外，太阳已经落山，天色黯淡下来，远处的棚户区露出歪歪扭扭的剪影。祈祷结束后，盛大的晚餐开始了。服务员手忙脚乱地穿梭在大厅里，把一盘盘烤肉和面条端上桌来。
佐伊说，她要去厨房监工。不过，等送走这些客人后，她想请我去楚河大道上的酒吧喝一杯——如果我愿意的话。
“这么说，你自己喝酒？”
“不喝一杯的话，我就没办法把身体的零件装回去。”佐伊说。
我们去了一家有户外座位的酒吧，就在楚河大道南侧。有人在我们旁边抽着水烟，一副醉生梦死的样子。佐伊点了一杯格鲁吉亚白葡萄酒，轻轻晃着杯子，然后啜饮一小口，脸上露出放松下来的表情。
我问佐伊：“每天都这么神经紧绷？”
她说：“这些天就像打仗一样。”
这是她第一次开餐馆，从里到外都要亲力亲为，还要不断面对“突发事件”。前一天，后厨的食材竟然全都用完了，佐伊不得不向那些已经点菜的顾客道歉。第二天一早，她和厨师一起去市场，买了多一倍的食材回来。这天，餐厅一共招待了250多位客人。如果照这样下去，一个月大概会有6000美元的流水。
我向她祝贺，说这是很好的起步。
“我需要照顾母亲，需要交房租，需要给妹妹交学费。她今年14岁，在比什凯克念国际学校。她和我同母异父，是我母亲和荷兰继父生的。不过，对我来说，她就像个小天使。每天晚上睡觉前，我都会对她说，你知道我爱你，对不对？她以前会说，姐姐，我也爱你。现在，她只是看我一眼，带着无可奈何的神态——她正在叛逆期。”佐伊笑起来。 我问佐伊，她的生父在哪儿。
佐伊说：“他住在托克马克附近的村子里。我母亲也是那里的人。那时，母亲家里很穷，而父亲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母亲18岁时怀上了我，但父亲一家不想让儿子娶一个穷人家的女儿。后来，母亲的家人就找到父亲家里，说这里是伊斯兰国家，他们的女儿已经怀孕，男方不能不负责任。”
佐伊喝了一口葡萄酒：“他们结了婚，不过关系很不好。尤其是父亲得知母亲怀的是女孩后，他坚决要求打胎。母亲不同意，她不顾反对，生下了我。”
3岁那年，佐伊的父母离了婚。母亲带着她来到比什凯克，从此佐伊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生父。佐伊10岁时，母亲认识了一个荷兰裔的印尼人，他在中亚的石油公司工作。母亲和他结了婚，成为家庭主妇。一家人先是搬去荷兰，后来又因工作需要搬去沙特。
在沙特的美国军队学校里，佐伊读完了中学，学会一口流利的英语。假期时，一家人会去欧洲度假。她最喜欢西班牙，希望有一天能去那里生活。她也喜欢旅行，去过很多地方，但还没有去过中国。她觉得中国太过神秘，而中国人都是那么努力。
“比什凯克有很多中国人，做生意，承包工程。”佐伊对我说，“但你看上去和他们不太一样。”
“是吗？”
“他们都很实际，很有目标，但你似乎无所事事……你是来寻找什么的吗？还是逃避什么？在餐厅里，我看到你一直在记笔记。或许你是作家？这让我觉得，可以对你说很多话。”
我告诉佐伊，我的确是作家，我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了写作上。这些年来，我用自己的方式旅行、写作。
佐伊微微一笑。“我也想过当作家。直到有一天，我和母亲失去了经济来源。”
高中毕业后，佐伊去了佛罗里达大学。大二那年，母亲的第二次婚姻到了无法维系的地步。她和荷兰人离了婚，然后发现她们连房租都交不起，更别提在美国立足。
佐伊退了学，带着母亲和妹妹回到比什凯克。这里的物价水平很低，她们的积蓄还可以维持。那是2011年，革命的狂热还未退卻。南部的奥什地区又刚刚发生了吉尔吉斯人与乌兹别克人的族群冲突，造成数百人死亡。一天，佐伊在比什凯克的出租车上被人拦住。一个吉尔吉斯青年拉开车门，愤怒地质问她：“是不是乌兹别克人？为什么要跑到这里来？”
“因为我的眉毛很浓，像乌兹别克人。”佐伊微微侧过脸，给我看她的眉毛，“实际上，我有吉尔吉斯、维吾尔、塔吉克和土库曼血统。”
借着酒吧外昏暗的灯火，我看着佐伊的脸，寻找着突厥、蒙古和波斯的痕迹。那是一张中亚的民族熔炉塑造出来的面孔，但眼神不是。佐伊眼神中波动的光以及随之细微变化的神态，完全是美国式的。
回到比什凯克后，佐伊在这里继续上学，仍然是英语文学系，可她的英语比学校里的任何一位老师都好。学校让佐伊给其他同学补课，她坚持了一个学期。有一天，上完补习课，天已经黑了。她走在回家的路上，突然想到：不对，我是来花钱上课的，不是来免费教课的！
佐伊说，每个人的一生中都会有恍然大悟的时刻。她恍然大悟时，家里的积蓄刚好捉襟见肘。于是，她决定退学。她先是和一个女朋友合伙，开了一家翻译公司。然而，因为钱的问题，两人发生矛盾，最终分道扬镳。这让佐伊认识到，尽量不要与好朋友做生意，因为那迟早会消耗掉双方的友谊。
回顾过去几年的生活，佐伊发现自己交往的都是年纪大于自己的人。比如，现在餐厅的合伙人是一个哈萨克中年商人。他们至今都算不上朋友，只是看重对方的才能。在阿拉木图，哈萨克商人开了几家成功的餐厅。他想进军吉尔吉斯市场，因而选择佐伊作为合作伙伴。
我问佐伊，是否想过进入一个相对稳定的体制，比如政府。
佐伊说，她的确认识很多吉尔吉斯官员。其中一位高官想让她进入外交部工作，负责与那些让人头痛的美国人打交道，但她拒绝了。
“我始终觉得政治太过肮脏。”佐伊说，“我也不想属于任何体制或派系。在这里，你要么属于北方势力，要么属于南方势力，但我不属于任何地方。”
我问佐伊，在比什凯克是否容易找到倾心交谈的朋友。
她摇摇头。
“更多的情况是，在我说完一句话，表达完一个想法后，对方会怀疑地盯着我问，这话是谁说的？因为他们从没这么想过，也不相信有人会这么想。他们总是需要一个权威来佐证。于是，我经常对他们开玩笑说，这话不是任何人说的，这话是佐伊说的。”
我笑着点点头，但没说话。
“10岁之前，我一直是一个不爱开口说话的孩子。我记得，有一段时间，我无法和任何人交流。母亲把我抱到亲戚朋友面前时，我总是转身就跑，一句话也不想说。后来，我去了沙特，在那样的环境里长大。军队学校就像沙漠里的绿洲。我在那里学会阅读，从此就像发现了不停冒出的泉水。我喜欢阅读，有时候也把自己的想法写到纸上。”
佐伊喝了一口葡萄酒，拂了一下眼角边被风吹乱的头发：“我在很多地方生活过，可到哪里都没有归属感。美国不是我的家，沙特不是，吉尔吉斯斯坦也不是。我不属于任何地方。有时候，我甚至觉得自己可能不属于这个星球……你会有这样的感觉吗？”
我告诉她，我一直有这样的感觉。在内心深处，我始终觉得自己流淌着游牧民族的血液——不是草原游牧民族，而是当代游牧民族。这样的人总是不停移动，从世界的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缺乏归属感，家只不过是当下的落脚之处。对他们来说，旅行不是为了去任何地方，只是为了旅行。最重要的事情是移动。
“当代游牧民族。”佐伊深吸了一口气，“我大概就是这样的人。”
我们喝完酒，晚风正吹着路边的杨树叶，发出哗哗的海浪声。我们离开酒吧，穿过阿拉套广场。路边有很多做生意的小贩，也有很多无所事事的青年。
走过射气球的摊位时，一个胖嘟嘟的小男孩冲我喊道：“叔叔，你要是能打爆6只气球，我就送你一只泰迪熊！”佐伊把男孩的话翻译给我，然后笑起来。
另一个摊位上，一群吉尔吉斯年轻人正围着一只沙袋拳打脚踢，与沙袋连通的音箱，随之发出人的哀嚎。
在沙袋的砰砰声和哀嚎声中，佐伊挑起眉毛：“现在你知道我为什么不喜欢跟这里的年轻人一起玩了吧？”
我发现那种略带讥讽的笑容，完全是美国式的。在比什凯克，这让她与众不同，也令她倍感孤独。
（摘自文汇出版社《失落的卫星：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 作者：刘子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