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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12日上午，国务院召开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发表讲话时讲了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荒唐事：“你都搞不清楚他要什么证明，比如说让一岁小孩开不犯罪证明。”
听到现场的笑声，总理严肃地指出：“这不是笑话，这是真事！”
然而，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委员会上刚刚痛斥过某些政府机构故意给老百姓设置障碍不久，就又有“奇葩证明”事件发生。
再现“奇葩证明”，简政放权的路还有多远
机关效能建设喊了这么多年，但是到了与老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最后一公里”，还是那么漫长与艰辛。
“证明你女儿是你女儿”“我老伴是我老伴”，这样的“奇葩证明”总是源源不断地出现在民众的视野。出国旅游需“证明你妈是你妈”，单位录取新人需开具“人品证明”，报销住院费要证明“摔倒致伤”，画家卖画要证明“自己的画是自己画的”……一系列“奇葩证明”令办事群众苦不堪言，也令听者无言以对。
在此次国务院常务委员会上，李克强总理就举了一个创业者的例子。这位创业者为了筹集创业资金把房子抵押了出去，自己租房子办公司。结果发现创业最为困难的竟然是如何在当地立足和办证，各种证照让他“头昏脑涨”，最后甚至想放弃。
“这些荒唐的事情，连我们自己听了就觉得很难理解，但是确实存在。”在会上，李克强甚至向在场的部长和省长等领导发问，“你们离开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去试试看，或者说你们的家属、亲人办事看难不难。”
头疼的不只这位创业者，一对1946年结婚的老人最近也很“头疼”。今年4月，这对老人因为要办事，街道办事处要求他们去民政部门办理证明。民政部门无法证明民国时期的婚姻关系具有法律效力，叫他们去公证处。公证处则需要当事人找到结婚证才能公证，随后又建议老人去街道办事处。被当作皮球踢了一圈回来，其家人托熟人“走后门”，半小时搞定。
生活中，除了五花八门的证明外，老百姓还被要求开些令人
5月12日上午，国务院召开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发表讲话时讲了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荒唐事：“你都搞不清楚他要什么证明，比如说让一岁小孩开不犯罪证明。”啼笑皆非的证明。安徽淮北闫女士准备进行教师资格证认证时，被要求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甘肃兰州90后青年用家庭地址注册公司，工商部门要求他去社区开“不扰民证明”；黑龙江哈尔滨市民小威应聘银行押运员岗位，公司要求社区开“人格担保证明”；湖北宜昌林师傅不小心把10元掉进煤炉，烧缺一个角，银行要求社区开具“非人为故意证明”才予以兑换等。
对于老百姓办证问题，广州市政协常委曹志伟曾率团队做过专项调查。据调查统计，人的一生需要办103个证。每逢出生、上学、迁移、退休等人生节点，总免不了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简政放权让百姓尝到了甜头，但仍有太多的繁文缛节让群众不堪其扰、不胜其烦。
“有些服务事项，最好能让群众不出门，通过网上办理、代办服务、上门服务等方式来完成。如果需要群众直接来，要提前告知各种要求，力争跑一两次就能办成。”在会上，李克强强调，“让群众和企业评判简政放权成效。群众企业满不满意，实践效果如何，是检验简政放权最终成效的根本标准。”
应该看到，简政放权已成为深化改革的“马前卒”，各种“奇葩证明”的出现正是简政放权路上遇到的“拦路虎”。种种办事难现象无不折射出办事人员宗旨情怀的缺失。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打破部门之间的“壁垒”，把老百姓日常生活需要的各种信息和数据资源充分共享，涉及国计民生的“最后一公里”。让大数据多跑路，让老百姓少跑腿，让人民群众享受便捷、公平、可及的公共服务。
简政放权回头看，群眾还有哪些不满意
不满一：某些部门“放责不放权”“你放他不放”
简政放权改革推进两年多来，仅仅从数字上看，各类审批权下放已经很充分，但无论是在国家部委层面还是省级层面，动辄上百项的权力下放，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水分”。
湖南省一位县委书记说，从目前中央和省级下放权力来看，有的部门下放的仅有受理权或初审权，而终审权没下放到位；有些把决定权下放了，却留下发证环节，出现一半环节在上级办、一半环节在县里办的现象，群众觉得不方便，怨气都撒到了基层政府。
还有基层干部反映，一些部门在下放权力时存在“放责不放权”的现象，复杂的、担责的权力下放了，操作简单的、含金量高的、权力特征明显的、无需承担重大责任的权力还牢牢地“抱”在手中。
还有些地方后置审批事项权限下放了，前置审批部门或相关联部门却没跟进，导致企业办事人员省、市、县跑上跑下，“既耽误了时间，又影响了效率。”中部地区一家大型连锁超市负责人抱怨说，这样的“放权”还不如不放。
不满二：部分审批“由明转暗”
相对于原来的行政审批，“中介”审批“由明转暗”，不仅关卡一个没少，而且更容易出现利益输送和权力寻租。今年海南省两会上，海南现代科技集团董事长邢诒川说：“一个建设项目，从拿地到拿证，要经过24个中介机构的‘关卡’、送审48个评估报告，要想加快审批，就得塞‘加班费’！”原本有章可循的政府审批反而成了无章可循的中介寻租。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胡伟说，靠市场驱动来割政府的肉，该割的差不多都割掉了，剩下的都是割不动、啃不动的硬骨头，需要政府进行自我革命。政府只有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气魄推进自身改革，才能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即要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因此，市场化改革的关键不在于市场本身，而在于政府简政放权，进行自我革命。
不满三：上下衔接不到位.权力下放被“放革”
简政放权的目的在于方便群众办事，激发市场活力。然而，对一些基层部门而言，上面放权力容易，下面“接招”却很难。
山西等地多名基层干部反映，因相应机构设置、人员、资金、硬件设施不到位，下级部门承接力有限，无人接手的权力被“放羊”。某城镇先后有市、县两级10个部门的54项权力下放到该镇，但由于承接不了，其中44项权力被闲置。
权力下放“过猛”，导致的上下衔接不到位，使简政放权出现了不少“真空”地带，不仅没有激发改革活力，反而造成了不少管理“盲区”，导致工作混乱，引发群众不满。老百姓抱怨，权力下放前至少能找到办事部门，权力下放后，连该找谁都不知道。“一些上级部门下放权力只图省事，随意性太强，审批没有了主体责任人，企业办事门都找不到。”甘肃一名企业主李先生说。
简政放权涉及到部门权力的调整，必然会触动某些人的利益，动了部分人的“奶酪”，遭遇阻力也在意料之中。但正如李克强总理强调：“简政放权是政府的自我革命，削权是要触动利益的，它不是剪指甲，是割腕，忍痛也得下刀。”
不得不说，简政放权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总理的话不能止于听听，在简政放权这条必走之路上，政府部门要沿着“删繁就简”这条主线，优化办事流程，取消群众办事障碍。同时，加强公众的监督，让简政放权置于“阳光”下，以此促进简政放权取得更大的实效。
听到现场的笑声，总理严肃地指出：“这不是笑话，这是真事！”
然而，李克强总理在国务院常务委员会上刚刚痛斥过某些政府机构故意给老百姓设置障碍不久，就又有“奇葩证明”事件发生。
再现“奇葩证明”，简政放权的路还有多远
机关效能建设喊了这么多年，但是到了与老百姓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最后一公里”，还是那么漫长与艰辛。
“证明你女儿是你女儿”“我老伴是我老伴”，这样的“奇葩证明”总是源源不断地出现在民众的视野。出国旅游需“证明你妈是你妈”，单位录取新人需开具“人品证明”，报销住院费要证明“摔倒致伤”，画家卖画要证明“自己的画是自己画的”……一系列“奇葩证明”令办事群众苦不堪言，也令听者无言以对。
在此次国务院常务委员会上，李克强总理就举了一个创业者的例子。这位创业者为了筹集创业资金把房子抵押了出去，自己租房子办公司。结果发现创业最为困难的竟然是如何在当地立足和办证，各种证照让他“头昏脑涨”，最后甚至想放弃。
“这些荒唐的事情，连我们自己听了就觉得很难理解，但是确实存在。”在会上，李克强甚至向在场的部长和省长等领导发问，“你们离开自己的那一亩三分地去试试看，或者说你们的家属、亲人办事看难不难。”
头疼的不只这位创业者，一对1946年结婚的老人最近也很“头疼”。今年4月，这对老人因为要办事，街道办事处要求他们去民政部门办理证明。民政部门无法证明民国时期的婚姻关系具有法律效力，叫他们去公证处。公证处则需要当事人找到结婚证才能公证，随后又建议老人去街道办事处。被当作皮球踢了一圈回来，其家人托熟人“走后门”，半小时搞定。
生活中，除了五花八门的证明外，老百姓还被要求开些令人
5月12日上午，国务院召开推进简政放权放管结合职能转变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发表讲话时讲了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荒唐事：“你都搞不清楚他要什么证明，比如说让一岁小孩开不犯罪证明。”啼笑皆非的证明。安徽淮北闫女士准备进行教师资格证认证时，被要求开具“无犯罪记录证明”；甘肃兰州90后青年用家庭地址注册公司，工商部门要求他去社区开“不扰民证明”；黑龙江哈尔滨市民小威应聘银行押运员岗位，公司要求社区开“人格担保证明”；湖北宜昌林师傅不小心把10元掉进煤炉，烧缺一个角，银行要求社区开具“非人为故意证明”才予以兑换等。
对于老百姓办证问题，广州市政协常委曹志伟曾率团队做过专项调查。据调查统计，人的一生需要办103个证。每逢出生、上学、迁移、退休等人生节点，总免不了与政府部门打交道。简政放权让百姓尝到了甜头，但仍有太多的繁文缛节让群众不堪其扰、不胜其烦。
“有些服务事项，最好能让群众不出门，通过网上办理、代办服务、上门服务等方式来完成。如果需要群众直接来，要提前告知各种要求，力争跑一两次就能办成。”在会上，李克强强调，“让群众和企业评判简政放权成效。群众企业满不满意，实践效果如何，是检验简政放权最终成效的根本标准。”
应该看到，简政放权已成为深化改革的“马前卒”，各种“奇葩证明”的出现正是简政放权路上遇到的“拦路虎”。种种办事难现象无不折射出办事人员宗旨情怀的缺失。在移动互联网时代，打破部门之间的“壁垒”，把老百姓日常生活需要的各种信息和数据资源充分共享，涉及国计民生的“最后一公里”。让大数据多跑路，让老百姓少跑腿，让人民群众享受便捷、公平、可及的公共服务。
简政放权回头看，群眾还有哪些不满意
不满一：某些部门“放责不放权”“你放他不放”
简政放权改革推进两年多来，仅仅从数字上看，各类审批权下放已经很充分，但无论是在国家部委层面还是省级层面，动辄上百项的权力下放，仍在一定程度上存在“水分”。
湖南省一位县委书记说，从目前中央和省级下放权力来看，有的部门下放的仅有受理权或初审权，而终审权没下放到位；有些把决定权下放了，却留下发证环节，出现一半环节在上级办、一半环节在县里办的现象，群众觉得不方便，怨气都撒到了基层政府。
还有基层干部反映，一些部门在下放权力时存在“放责不放权”的现象，复杂的、担责的权力下放了，操作简单的、含金量高的、权力特征明显的、无需承担重大责任的权力还牢牢地“抱”在手中。
还有些地方后置审批事项权限下放了，前置审批部门或相关联部门却没跟进，导致企业办事人员省、市、县跑上跑下，“既耽误了时间，又影响了效率。”中部地区一家大型连锁超市负责人抱怨说，这样的“放权”还不如不放。
不满二：部分审批“由明转暗”
相对于原来的行政审批，“中介”审批“由明转暗”，不仅关卡一个没少，而且更容易出现利益输送和权力寻租。今年海南省两会上，海南现代科技集团董事长邢诒川说：“一个建设项目，从拿地到拿证，要经过24个中介机构的‘关卡’、送审48个评估报告，要想加快审批，就得塞‘加班费’！”原本有章可循的政府审批反而成了无章可循的中介寻租。
中共上海市委党校教授胡伟说，靠市场驱动来割政府的肉，该割的差不多都割掉了，剩下的都是割不动、啃不动的硬骨头，需要政府进行自我革命。政府只有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气魄推进自身改革，才能进一步释放市场活力，即要用政府权力的“减法”换取市场活力的“乘法”。因此，市场化改革的关键不在于市场本身，而在于政府简政放权，进行自我革命。
不满三：上下衔接不到位.权力下放被“放革”
简政放权的目的在于方便群众办事，激发市场活力。然而，对一些基层部门而言，上面放权力容易，下面“接招”却很难。
山西等地多名基层干部反映，因相应机构设置、人员、资金、硬件设施不到位，下级部门承接力有限，无人接手的权力被“放羊”。某城镇先后有市、县两级10个部门的54项权力下放到该镇，但由于承接不了，其中44项权力被闲置。
权力下放“过猛”，导致的上下衔接不到位，使简政放权出现了不少“真空”地带，不仅没有激发改革活力，反而造成了不少管理“盲区”，导致工作混乱，引发群众不满。老百姓抱怨，权力下放前至少能找到办事部门，权力下放后，连该找谁都不知道。“一些上级部门下放权力只图省事，随意性太强，审批没有了主体责任人，企业办事门都找不到。”甘肃一名企业主李先生说。
简政放权涉及到部门权力的调整，必然会触动某些人的利益，动了部分人的“奶酪”，遭遇阻力也在意料之中。但正如李克强总理强调：“简政放权是政府的自我革命，削权是要触动利益的，它不是剪指甲，是割腕，忍痛也得下刀。”
不得不说，简政放权还有很远的路要走。“大道至简，有权不可任性”，总理的话不能止于听听，在简政放权这条必走之路上，政府部门要沿着“删繁就简”这条主线，优化办事流程，取消群众办事障碍。同时，加强公众的监督，让简政放权置于“阳光”下，以此促进简政放权取得更大的实效。